十月青年论坛(第五期)|河北青年作家创作座谈会发言摘编（一）

(胡学文，作家，河北省作协副主席）

胡学文：在通往诗意的路上

我阅读的是唐慧琴的小说。她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日头日头照着我》《牵牛花》，在《十月》《收获》《长城》等杂志发表中短篇小说《青花小袄》《拴马草》《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等作品。唐慧琴的小说聚焦乡村现实，透视乡民人生，扎实而不失灵动。与其他写乡村的作家不同，唐慧琴有长期的乡村生活经历，她不是为了写作而体验，她对乡村的感情尤如植物与土地，是血液里的，因而她的写作资源与众不同。她站在乡村内部打量世界，写作视角浸着乡村的文化、哲学、伦理，这种没有隔膜的态度使她的目光始终与乡村人物保持着平行，不掩饰不挑剔，甚至有些陶醉于俗世生活。人情世态、家长里短，唐慧琴醉心于此，却没被日子的艰难、破碎、凄冷击垮。相反，她的小说多数是暖的，有温度的。我认为，唐慧琴是一个有诗意情结的作家，诗意情结也影响了她的写作。她的小说，始终游移着诗意的影子，尽管有些模糊有些朦胧。我并不是说她写的是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相反，她笔下的乡村永远遍布泥泞和矛盾。我是指她的心理、情绪，以及影响小说基调的愿望是诗意化的。

自然的诗意。唐慧琴贴近泥土，亲近自然，这从小说题目也可以看出来，如《牵牛花》《拴马草》《日头日头照着我》。植物与人一样，生长与脾性深受环境影响。花花草草象征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如拴马草，生于路旁道边，根部发达，很难拔除，耐踩踏，生命力强。小说主人公银平娘就像一株拴马草。再如牵牛花，俗名喇叭花，其生性强健，喜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对土壤适应性强耐干旱盐碱，不怕高温酷暑。而小说的主人公珍珍，敢于逃婚和私奔，为了爱情，可以在地窖里生活整整三年，她就是一株牵牛花。用花花草草取名或不鲜见，但很少有作家像唐慧琴这般专注，甚至固执。沉重的生活因这些花朵，有了轻盈和生机。此外，自然也是唐慧琴向往的写作态度，她在创作谈中说想在乡下造一间小屋，避开城市的繁华和喧嚣，处于自然流淌的原始状态。且不论她能不能造出自己的小屋，能在小屋中构筑出什么样的文学世界，就这种向往，绝对是诗情画意的。

和解的诗意。对立和矛盾是唐慧琴小说的常见入口，小说的人物开始就被置于风口浪尖，如《日头日头照着我》，既有权力角斗，又有家族纷争，还有情感的纠葛，所有这一切摆在一个叫任文秀的包村女干部面前。《拴马草》写银平娘的葬礼，不是写葬礼过程，而是埋葬方法。作为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她有两种选择，排葬和夹葬。排葬和夹葬背后是伦理之争、感情之争、颜面之争，还是乡村地位之争。矛盾如巨石，在每个相关的人面前横亘，不能无视，难以跨越。但随着小说故事的发展，所有的矛盾都会化解，方式也多是出人意料。《日头日头照着我》是任文秀凭着善良凭着以心交心来融化的，而《拴马草》的矛盾，是死去的银平娘化解的，这个离世还在替他人考虑的女人，早在生前就安排好了后事。她选择的既非排葬也非夹葬而是合葬——她和丈夫的牌位和衣服埋在一起，另立坟头。和解不等于妥协，后者出于无奈，前者却能让人心生赞叹。这种智慧和用心是小说人物的，当然更是唐慧琴的。但生活真的能和解吗？如果说《拴马草》的矛盾是自然的没有痕迹的，任文秀所用的方式难免让人捏一把汗。以她的身份和地位，一个包村干部，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她就是一点点一步步将纷争消解于无形，某种程度上是作者唐慧琴帮她做到的。唐慧琴和任文秀都秉持善良的本真，她们相信善良能感化一切。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解让小说弥漫着诗意的气息。《青花小袄》在小说的最后，“失望”至极的我接到大领导的电话，心便雀跃一下，郁闷随风而去，一个电话化解了一切。也许有人会说这失之简单，但我认为和解的诗意或者说诗意的和解恰恰呈现了生活的多种可能。

远方的诗意。《千里迢迢》最能体现这一点。夫妻双方为孩子寻找一所学校，既是寻找也是夫妻的精神跋涉。可以相见，那个过程是艰难的，但夫妻始终相信愿望肯定会实现。再如《牵牛花》，在珍珍那里，远方则是为爱而生的状态，是爱可以寄存的地方。作为木庄村的普通女子，她敢为爱逃婚，敢违背乡村伦理与人私奔，为了爱可以放弃做母亲的权利，即便生活在地窖，仍对爱充满向往，或者说，正是远方的爱支撑着她，让她甘于没有天日的生活。清苦一生，换来的不过是二指宽的孝条，究竟值不值？以常人的观感，多半不值，不过是一出悲剧。但在珍珍心中，那是爱的一种方式，是遥远的召唤在她心底的感应，当然值得。

唐慧琴能写出这样的小说，我认为，根源在于她内心充盈的诗意情结。如果说《日头日头照着我》还稍嫌拙重，那么在《牵牛花》《拴马草》《青花小袄》中，已有轻盈和飞扬之气，作品质地也跃升了一个层次。

最后我觉得她需要注意两点，诗意一方面成就了她，另一方面也对她的小说造成了伤害，在小说中她要学会平衡诗意和庞杂现实的关系。第二点是唐慧琴善于也特别喜欢站在乡土的内部打量乡村，以后如果学会站在乡土的外部打量乡村，她的写作会开阔许多。

（行超，青年评论家，《文艺报》编辑）

行超：用小说的方式写小说

我主要是从《化妆师》和《田园将芜》两个小说展开，主要谈谈夜子的创作。《化妆师》这个小说，我在读的时候想起了前几年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日本电影《入殓师》，同样讲的是为刚刚去世的人化妆的人这一特殊职业。这也充分说明，因为这个题材够特别，所以给读者或观众留下的记忆点也足够深刻。因此如果写得很普通的话，实际上是很容易被遮蔽的。

《入殓师》作为一个日本电影，有非常明显的日本文化的影子，它的整体色调、氛围包括它的镜头语言，都是很典型的日式的清冷、极简，平淡而绵长，非常契合它想要表达的关于生死这样一个比较严肃、沉重的话题。但是与之相比，夜子的《化妆师》这个小说，从整体上看还是偏于暖色调的，这种“暖”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叙事节奏、语言特点，基本上还属于明快、轻松的，这样的语言和风格与小说的题材本身会构成了一种冲突和矛盾，这也并非不合适。比如，我们都知道，河北的前辈作家孙犁先生，还有沈从文、汪曾祺这些大家，他们都非常重视语言之美，在他们的创作中，常常是用一种干净、冲淡、平和并且充满诗意的语言，去写悲剧、写苦难，在语言之“轻”与内容之“重”的反差中，让读者感受到一种云淡风轻中蕴含的难以超越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往往比直陈苦难更动人。我个人觉得，你的语言特色可能比较接近这样一种文脉。

第二，不管是《化妆师》还是《入殓师》，都是东方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创作。我们知道，西方世界因为有信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对彼岸世界的想象与建构，他们对于死亡/生死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于彼岸世界的一种憧憬和解读。但是东方文化则不同，不管是《化妆师》还是《入殓师》，创作者都是通过死者的化妆师这样一个特殊的职业去表达自己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这种思考并非为了抵达彼岸世界，而是最终着眼于进一步反观现实，考量自己或现实中的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处境。比如在《化妆师》这个小说当中，主人公溪溪和师傅这两个人，其实是通过化妆师这个工作，近距离、高频率地对死亡进行观察，通过这种观察，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包括自己与身边的人的关系，还有如何与自己的内心相处的问题。比如溪溪，在她此前的生活中，可能与男友、与母亲、与大多数身边的朋友之间都处于一种相对平静的关系中，但是当他们知道溪溪这个特殊的工作之后，很多人对她敬而远之，此前那种表面上的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就像她和男友之间，通过这个事情让她很明确地意识到，所谓的亲密原来如此脆弱。所以说，对死亡的观察让她真正面对的，恰恰是在现实中该如何与他人、与自己相处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夜子通过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很好地表现了作家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是小说写作应该追求的方向。但是我个人认为，具体到如何表达，应该用什么样的写作方法和叙事方法时，可能还需要作家再斟酌一下。我们现在看到，在《化妆师》这个小说中，尤其是在后半部分，常常出现大段大段的人物对话，还有师傅写给溪溪的信，基本上作者就是通过这样一种简单直接的方式借人物之口直陈自己的观点。实际上这是一种有点偷懒的做法，有点像电影电视剧里面的画外音，永远高高在上，永远全知全能，事实上是剥夺了读者通过阅读去深入思考和理解的权利。刚才听几位老师提到，夜子原来是写诗的，我觉得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目前她的小说叙事还是偏向于诗歌的直抒胸臆的方式，而不是小说写故事、写人物，通过人物关系、情节冲突来展现作家想法的方式。你现在小说当中作者的声音太强势了，所有的想法都是作者直接告诉读者，人物被架空了，变得很弱，有些人物甚至可有可无，这个可能是由诗歌创作转向小说创作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田园将芜》和《化妆师》这两个小说，基本上都是2万字左右的容量，因为容量比较有限，所以作者在选择小说素材的时候要更注意取舍。现在这两篇小说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我感觉作者想表达的内容很多，两个小说当中都是线索非常多，但是走着走着就断了,缺乏对一个具体线索的深挖。比如《田园将芜》这个小说，整体上看它在文学表达和构思的方面比《化妆师》要更成熟，表达了作家对乡土文明的思考，尤其是对于当中男女关系、婚恋文化的一种反思。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设置了很多细节，人物也不少，但好像都是蜻蜓点水地写，没有对具体的某个人、某件事持续追问，深入挖掘，这让我觉得挺遗憾的。实际上对于一个中篇小说来说，能真正讲清楚、想明白一个问题已经很好了，作家在写作中应该有意识地做选择和取舍，有些人物或情节如果跟主题没有太大关系，那么就勇敢地舍弃它。比如《田园将芜》这个小说，实际上是通过外来者“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的，这个视角本来是挺独特的，但是在写作中并没有真正地与小说当中的人物发生关系，小说写到后来，这个“我”真的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讲述者，那么这个人物存在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最后一点是我阅读之后的猜想。这两篇小说看起来都像是作者的二手经验，多半是讲述他人或他人口中的故事，缺乏真正属于作者自己的个体经验，这样的写作难以让人信服，更难以打动读者。比如《田园将芜》这个小说，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农村生活经验，我很怀疑，现实的乡村中真的存在像王水或者春荣这么理想主义的人物吗？事实上，经验匮乏的问题也是目前很多青年作家共同面临的写作困境。我还是倾向于那种紧贴着自己的生活来写，有自己切身的温度，连血带肉地把真实的自己和盘托出的作品。

（桫椤，青年批评家，河北省作协特约研究员）

桫椤：观念要从经验中生发出来

按照之前的分工，我主要针对夜子的作品，发给了我三个小说。我曾经写了一个文本细读的稿子，也跟夜子沟通过，有些她赞同，有些她不赞同。关于她的创作，自然可圈可点之处不少，但是仍然存在问题。优点不必强调，我还是持批评的调子。夜子的小说不是读起来非常顺畅的写作，我觉得原因在于，她写的人和事并不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而是生活当中非常少见的一种人，一些理想主义者，《田园将芜》里面的王水，还有用字母做标题的《R》里面的R。还有《化妆师》里面的溪溪，他们不是我们当下生活中大多数人的典型的代表。我说没有典型性，是说这些人物不是生活中来的，他们生存或者面对的环境也很怪异，不是被大多数人熟悉的那种熟悉的环境，王水的农村非常怪诞，而且非常凶险；R干脆就出现在了一个虚构的城堡当中，提到城堡我们很容易想到卡夫卡；溪溪直面的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但背景却像是刻意塑造出来的，这样人物的真实性就很令人生疑。

像这种人物不常见、而环境又缺乏真实性的作品，尽管深刻到了写人性的程度，但作品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试图通过像诗歌那样的方式，通过一滴水反映大海的光辉，偶尔说说还可以，很文艺范儿，但是作为小说叙事，这种方法用多了就很假，写的是一种虚无的故事。当这样的写法面对普通人身上的人性时，我觉得它的表现是无力的，就是刚才李建军老师和贺绍俊老师谈到的问题，普遍性的经验的狭隘，还有题材的“怪”。写少数人的这种方法并非不可用，但是这种人物一定来自于一个日常的环境里。我们看西方的小说，一些著名的人物形象，我觉得他们也是来自于生活中常见的人，不是跟我们隔的很远的，《变形记》里的萨姆沙是一个小推销员，《树上的男爵》里面的柯西莫生活在典型的老式的家庭，他们不是凭空从天下掉下来的，不是离我们很远的。而在夜子的小说中，《R》是一个拯救湖泊的人；王水的身世更怪，因为写诗当了编辑，又因为帮助别人打官司犯了错误后被开除了，很蹊跷；溪溪为了给母亲挣药费去当殡仪馆的化妆师，理由是化妆师薪水高，这个理由本身就很牵强，不足以导致对化妆师这个职业的必然选择。

夜子是由诗歌“起家”的，她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是一个小说家，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就是决定了她对待日常生活的方式，不是小说式的，而是诗歌式的，使用陌生化的、寓言式的方式，是一种放大生活中某点感觉的价值和意义的方式。这也是我们很多小说家的创作中面临的问题，写生活当中很怪的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东西，用猎奇的故事，赋予其中的人物过多的意义和价值。这就牵涉出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对夜子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小说中充斥过多的观念，观念绑架了人物。一方面每个人物都像哲学家，在讲自己的人生道理；另一方面，存在观念先行的问题，小说在书写之前已经有一个观念，人物和故事的设置被当做证据证明和图解这种观点，因为小说里面那些人物不是我们常见的，不是日常经验当中有的，那么可能客观经验就不适用，小说通过什么推进下去？只能靠观念。为了圆这个观念，就要设置一些人物，当溪溪在化妆师的职业上开始做的时候，慢慢开始跟师傅进入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们认定了社会对这个职业是有偏见的，于是就要设置这样有偏见的人出来，刘阿姨和母亲的角色就出现了，以此来证明她自己理想的坚守和现实的矛盾的存在。

王水也是这样，他从城里因为犯了错又返回到乡下，怎么证明现实的无情？就要有一些人来对照。王水就假想他在城里的同事要来乡下看他，这种假想真的存在吗？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在逻辑上是不存在的。好的小说应当是自然生长的，不是拔苗助长，或者是作者观念的干预。小说主题的丰富性要有，而不是一种很简单的“观念+技术+证明过程”的方式就产生一部小说，我觉得这样会导致人物成为定制的和推导出来的人，真实性很可疑。甚至这样下来就会使人物的命运发生同质化的“撞车”，作品集里面提供的这两个作品，《化妆师》和《田园将芜》，这里面的这两个人物几乎是一样的，王水和溪溪，王水的老婆死了，他娶了小舅子的媳妇做妻子；溪溪的女友死了，然后她嫁给了她女友的丈夫。这两个人虽然性别不同，但是他们的命运有区别吗？性格有区别吗？几乎是一样的。

我觉得小说不是图解观念的一个工具，经验和材料才是小说的工具，观念要从经验中生发出来，而不是先有观念再去寻找经验。我不知道这样说夜子是不是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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