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广场|诗坛：一个特殊的中国社会（荣光启）
荣光启/教授
诗坛：一个特殊的中国社会
文/荣光启
（本文为王光明主编的《2009中国诗歌年选》代序，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 一、引子
从事当代诗歌批评，纯粹是个人爱好，但这一爱好，在高校尤其是自称为科研单位的高校混，代价很大。诗歌批评有很强的当下性，文本被认为不够有经典性，写出来的文章再怎么着，也不够学术性，总之，这东西往往不算科研成果。时至今日，我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做当代诗歌批评，从我谋生的体制和单位来说，其实是耽误了“正事”。当我看到武大的黎衡、李浩、董金超这帮本科生写诗写得漂亮，我就忍不住为他们写文章，当这些诗评连续地刊发于《武汉大学报》，很多老师与长辈非常惊讶，从来没有见过：还有老师给学生写评论的，而且还一篇一篇地写……
但我也不必矫情地说我为当代诗歌牺牲了什么，之所以与之无法割舍，恐怕还是得了不少诗坛的好处。很多时候，我感觉在中国，诗坛是个独特的社会，有它独特的风气和体制，这个社会与普遍的中国社会息息相关，但又有些不同，在同与不同之间，我们可以在诗坛获得我们所需要的慰藉。这是一个令人沉浸的世界，这个世界里有让你喜悦、爱戴或憎恶的人，它让你温暖，这个社会有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个体情感和群体认同；许多人在这个世界寄托了他的人生梦想、他的怨恨、他的欢爱，它让你感受到自己多少还有一点存在的价值，这个社会为个体存在之意义给予了特殊的确认。
二、兄弟情谊
诗可以换酒
2007年1月底，在广州文学创作研究所参加由《诗歌与人》编辑部、广州文学创作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研讨会暨第十五届柔刚诗歌奖颁奖典礼”，当晚饭后乘车回住处，车上有柔刚先生、诗人黄礼孩兄长、“80后”诗人骨干唐不遇、美女诗人杜绿绿等，不知何故，途中唐不遇问到我“为何写诗歌批评”，一时不知如何回答的我信口说道：“……可以换酒喝。”
当时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柔刚先生回过头来，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是一个失望的眼神。我也要为我的直言负责，因为我的潜意识就是在感叹：诗（评）可以换酒，在今天。我混入诗坛无任何伟大目标，只是因为诗人是一帮可爱的兄弟，诗坛是个非常Happy的地方。
回想2005年3月3日赴武汉大学面试，5日经余怒介绍初见武汉诗人、诗坛小柴进小引，5日中午我、小引、“或者”诗人骨干艾先，三人几乎早有默契，直接钻进武大附近一酒馆，几句客套，每人便饮啤酒数瓶。因此番见面我毫无怯意，后来武汉诗人对我印象颇佳，似乎这样我便很顺利地进入了武汉诗人圈。
出武大正门西南方向经劝业场继续前行一里，是一座历史久远的上书“国立武汉大学”的牌坊，此地每至夜间，煞是热闹，无数食客酒徒在此聚集宵夜，我们常常来到此地，一般可能已是当晚活动的第三场。但第三场的集会仍然气氛活跃，推杯换盏、在激动中各人偶尔会坦率地捉对交换对诗歌与人生之所见，尽管这些所见往往极为不同，但因着彼此是兄弟，最后各干一杯没有下文。那地方一边是都市夜晚的车水马龙，一边是古老牌坊的默默看顾，在现场就有一种虚幻感。那热闹的席间往往有我，许多个夜晚，我旧习不改，像小说家孙甘露所写的：我是少年酒坛子，今夜我诗情洋溢，这不好，这我知道，毫无办法，诗情洋溢。
因为诗歌，于是兄弟
在这个人际关系相对冷漠的时代，诗往往可以使我们朋友遍天下，顿感世界如此温暖，写诗使我们在自己的商业圈子、学术圈子、亲友圈子等小圈子之外，还多了一个诗人的小圈子。这可不是一般的兄弟，虽不说为个个是为朋友两肋插刀，但倒也大都心思纯粹、真心实意、酒后抱着就想哭。“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塔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许多诗人觉得这首诗就是为他们的兄弟情长所作，一想起就激动得不行。许多诗人都有自己的“汪伦”式的兄弟，一想起就激动，一相聚就醉好几回。诗可以交友。
诗人于坚在回忆他的八十年代时也说到当时诗人间那种兄弟情谊：
86年，那个年代似乎像一个诗歌起义的年份。不单是我，比如老木从北京南下跑到云南找我，然后我们一起北上。各地的诗人互相来往，有点像凯鲁亚克《在路上》所表达的那个时期。中国的诗人就像兄弟一样，我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但是见面就像兄弟，就像姐妹一样。你是诗人，这个就是介绍信，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如果你是诗人，你来找我，那么吃喝都由我负责，不单是韩东、丁当这样的大家彼此比较心仪的诗人，就是你的诗我不喜欢，但是我们谈这个，见了面就是兄弟，吃饭喝酒都在一起。那时候就是这样的。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大家面对的东西是共同（的），大家都是社会的眼中钉，“危险人物”，在这种时代的压力下面，这种友谊是有一种激情在的，这种友谊本身就是一种反抗。（1）
于坚所说的当时中国诗人所面对的政治压力，可能现在我们要少得多，但那种莫名其妙的友谊我们今天却丝毫也不逊色。时至今日，诗人已是社会的边缘人，或曰每一个人可能都是诗人，大家视诗人为“眼中钉”倒也不会，倒有一些诗人仍把自己视为世界的敌人。不知是否有意，小引为首的几位武汉诗人，在接待外地诗人之时，每次K歌结尾，都是《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他们还保留着一种传统的诗人想象和历史情怀，似乎要团结远方的客人、号召亲爱的兄弟，潜意识里把写诗当作某某阶级的继续革命。
诗可以交友，说虽这样说，但毕竟是“诗”人，似乎“诗”应放第一位，“交友”是其附带效应。写诗的人任何时候似乎都应该不能颠倒主次。但也有勇士就敢说：“友谊第一，比赛第二”——2009年初途经深圳，蒙诗人一回（2）兄长接待，我们在聊起他们办的《白》诗刊和他组织的诗歌网站“广东诗人俱乐部”时，我第一次听到有人明目张胆地说：“我们主要就是为了交朋友”。相对于江湖上很多人的遮遮掩掩，我很佩服一回大哥的坦然。其实，一回虽近年来才涉足诗坛，但有些抒情诗写得还不错，他也许只是谦恭之辞。
2008年11月1日晚，第四届或者诗会已进行到晚上，在朗诵会已过一半之时，我们才见一回和花间的身影，事后一回说，那几日他忙得要死，但最终还是飞来武汉，就是为了见见兄弟。次日晚上大家在街道口宵夜摊上鏖战，愈战愈清醒的诗人们互吐衷肠，夜阑人静，我们像一群在电影里喝酒的人，席间我发现，一回看着小引的神情只能用“深情”来形容——他大约真的就是为了见见（小引）兄弟。
三、漫游作风
当代诗人的漫游作风
2009年3月26日晚在海子故乡怀宁再次见魔头贝贝，他此次来安庆当然不是冲着海子，而是冲着另外一件事，我听他嘟嘟囔囔：这一次我一定要拜上，这一次我一定要拜上。后来明白：原来是他最近听说安庆浦源寺肉身菩萨再现奇迹，他正是为朝拜而来。魔头贝贝当然是个奇人，诗作在江湖上广为人称道，曾有传言说此君是“宇宙第一诗人”，此次魔头贝贝澄清说：那是酒后失言酒后失言，且我指的对象不是我自己，而是那谁谁谁。坦白的说，我也承认他写过不少好诗。《汉诗》以前发过魔头贝贝不少诗，2009年第一季开卷诗人仍然是“魔头贝贝”（另一位是“吕约”）。首先奇特的是他的诗名，诗人西川也对他素有耳闻，他当日与我开玩笑说，这个名字咋办？假如我要请他参加诗朗诵，我总不能说：魔头先生请，也不能说：贝贝先生请，怎么着也不严肃呀。当晚在与魔头贝贝共享宵夜的时刻，魔头贝贝说起他接下来的行程，他已从河南来到安徽，接下来可能会去安徽老家枞阳、可能去巢湖、可能去南京、可能去南昌，在他描述他的行程时，我发现他不是一般人畅想旅程时的那种兴致勃勃，而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忧心忡忡。我的疑惑终于在谈话的后半段得到解答。
当诗人魔头贝贝出门远行时，你不要以为他已准备好充足的盘缠，他可能只是背上了一个小小的黄书包而已，他的盘缠就是他的诗歌名声。某年，他似乎一次性游历了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当我问那次行程他准备了多少银两时，他轻描淡写地说：100元。这便是诗人魔头贝贝100元走了四个省的传说。但你不要以为这是传说，这是真的。魔头贝贝虽无俊美潇洒的形象，也缺乏一定的人格魅力。但作为一个诗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的诗是他的名片。诗写好了，你可以远游。
魔头贝贝诚实地告诉我，请他吃饭，最好不要吃鸡，因为他的家就在河南南阳市的一家菜市之中，他有一间屋子，就是租给了某人作菜市杀鸡的摊位，现在，他每每看见鸡都想吐。这是魔头贝贝的日常生活，但似乎也是一种象征，正是污秽、恶劣的生存环境催生了一个诗人逃离、行吟的梦想，那不知所终的旅程才是诗人们想要的生活。
古代诗人的漫游传统
从“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细雨骑驴入剑门”的陆游、到八十年代海子短短一生的两次川藏之行、到今日中国诗人的进藏风潮，远游（漫游）似乎也是中国诗人的悠久传统。唐诗宋词的繁盛就与文人之间的大串联、整天喝酒写诗酬唱分不开。有学者谈到“漫游”是唐代（山水田园）诗的社会生活基础：“唐代的物质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南北统一、版图辽阔，给文人的大规模漫游创造了条件。唐代许多诗人都有漫游的经历。‘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漫游是他们多方面地、大范围地接触山水、酝酿诗情的一种理想途径。”（3）而词作为一种音乐性的文学，则来源于“燕乐”，也称“宴乐”，说白了来源于唐宋之际文人之间的聚会、喝酒、行令，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与歌妓的玩耍，——相当于今日高级娱乐场所的“小姐”。我们不要以为这些“歌妓”就是娼妇，正如你不要以为今天的“小姐”就缺乏文化。你去武大附近的娱乐场所，领班会叫来一帮年轻女孩，来，给客人们介绍一下自己。接下来你会听到：我是武大的、我是华师的、我是理工大的……你仿佛是在主持人才招聘会，女孩们的声音清脆得如同金币的撞击。
唐代诗人的远游、交友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佳话，李杜之间的关系几乎是那个诗的年代的一个神话。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杜甫33岁，李白44岁，其时杜甫第一次科举落第，心情郁闷，周游各地，在洛阳遇见李白。而李白当时心情则要愉快得多，他刚刚脱离宫廷仕宦生涯，正准备超越尘世，寻仙问道，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李白看着杜甫，惺惺相惜中不免戏谑：“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亭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那是长安城外的一个驿站，热闹之所，正午的日头强烈，带着破斗笠的杜甫在人群中看起来更加消瘦、寒酸，李白心里说：兄弟啊，你这是多年写诗的劳苦所致吧。
现代诗人、大学者闻一多曾对历史上的李杜相遇非常激动：“我们当对此大书特书。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和老子（假如他们真是见过面的话），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大，更可纪念的。那就像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后李杜共游，新的生活使杜甫写下：“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似乎是两个出世的愤青。（4）
当代中国诗人的远游也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海子就是一个例子，他本是安庆人，但许多佳作却是写中国北方、青藏等地的。我不敢说远游、交友、宴乐对当代中国诗歌有多大影响，但这个局面恐怕已经形成了。今天，许多诗人也富裕了，许多诗评家也把握某些学术机构、手头有经费了，当代诗坛的诗会也频繁了，官方的、民间的，各样的诗会层出不穷。有一次某诗人作品研讨会，同一城市一诗人问另一诗人，好久不见你了，你干嘛去了？那人回答：操！去年一年都在外面开会。这种频繁的诗会也是诗人远游习气的一种形式和可靠保障。相对于古代，今天中国诗人的远游、宴乐档次更高了，像杜甫和魔头贝贝那样穷游的人恐怕很少了。不过，我觉得内容不一定比古人丰富，真正谈诗、谈诗歌问题的人就更少，更多是气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吃喝玩乐。总之一句话，诗人需要这样的生活。
四、“诗人”情结
“还乡团诗人”
诗坛近年来有些人对曾经（譬如八十年代）写诗、后（下海或赴某地候补矣）消失不见、在新世纪又重新杀出诗坛的诗人大为不满，讥讽这些诗人为“还乡团”。 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知道，“还乡团”是个多么令人恐怖、令人生厌的概念，把一群诗人称之为“还乡团”，这也忒难听了吧。但是奇怪的是，当事人却觉得没什么。诗人潘洗尘在接受诗人古筝的访谈中，被后者称之为“还乡团首领”，他似乎并不介意。（见《陌生诗刊》“归来者诗群专刊”）潘洗尘、默默等诗人在2007年初公布出一个诗歌公约，弄得“下半身写作”代表人物沈浩波很生气，他大骂其中几人为“还乡团诗人”，说：“一个八十年代的官方小诗人，下海做生意赚了点钱，想重新杀回来冒充诗人，要搞出点动静来，于是裹挟了一批写东西写得不好的人，来帮他摇旗呐喊，这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质”。（5）
这样对待“还乡团”我觉得也不对，写诗的事情还是拿作品说话，至于这作品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大约并不大重要。现代诗的核心概念应该是“经验”，它对应于浪漫主义的“情感”，从现代诗学上讲，写诗中间停顿几年、几十年，其实是很合理的。再通俗地说，如果把写诗比喻为一场做爱，为了更持久、更满足，你为什么就不能允许人家中间歇口气呢？
文学作为一种感觉自我、想象世界、虚构现实的艺术活动，是一个人基本的梦想和能力，基本的人性自由，只要有时机，大家就会想玩，这也是文学本身的魅力，从这个角度，文学不可能消失，你也不能指责谁不该玩不能玩。我们应当允许更多的同志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我觉得武汉的诗人张执浩态度就很好，他总是笑看这个时代无数的人弄文学、写诗。尽管同志们写得不见得有多好，但老张还是很高兴，他说：这是个附庸风雅的时代，但我们需要这个“附庸风雅”，这个全民皆诗的土壤，有利于培育更好的诗歌。
“下半月刊”现象
除了“还乡团”现象之外，当代诗坛还有一些现象也让激进者很不满，譬如许多诗刊都增设了“下半月刊”。2002～2005那几年读博士期间，因着老乡余怒的缘故，我一直享受到合肥的《诗歌月刊》的赠阅，印象中此刊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余怒主持的“先锋时刻”栏目。而每一期封面上那个类似帕斯捷尔纳克这样的伟大诗人的黑白照，更是叫人肃然起敬。印象中是到了2006什么时候，突然开始收到一种新鲜的、也叫《诗歌月刊》的刊物，开始狐疑《诗歌月刊》怎么由合肥搬到北京了？后来发现不是，是一个变成了两个，这个好像页码多一些、照片多一些、印得好一些的《诗歌月刊》，是另一班人马在编。又过了一段时间，似乎是两个变成了三个，在北京，又出现了一个叫《诗歌报月刊》的杂志，这让我一阵糊涂，不明白一个刊物有上半月、下半月也还罢了，怎么又回到了以前的名目？让我莫名想起老聃的话：“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007年10月某次会议上，终于有幸碰到了《诗歌月刊》总部合肥来的人，我问总部来人：“你们和北京的《诗歌月刊》什么关系呀？”合肥来人简明扼要地回答我说：
“我们是金钱关系。”
这不是什么玩笑话，真实的情形确是这样：北京的《诗歌月刊》每年给合肥的《诗歌月刊》每年××万元，其他你们自己想怎么玩怎么玩。
从曾经在青年诗人中深有影响的《诗歌报》月刊（该刊创刊之初便因为与《深圳青年报》合作举行的“现代诗大展”，对很多1960、1970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影响深远）到后来的《诗歌月刊》、到后来从合肥裂变到北京、武汉的《诗歌月刊》，此刊的蜕变我们有目共睹。另外一个我们常常见到的下半月刊是《诗选刊》下半月刊。一般人认为这些下半月刊是因为正刊/母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存困难而不得不走的一条路。不过我倒觉得未必，我觉得这些刊物主编很聪明，他们看到了当代中国有一个巨大的诗歌市场：既然无数人的人想当诗人，过文学瘾，我们就当为他们提供便利，多出几分诗刊有什么不可呢？你出钱，我给你办刊的权利，大家都当当诗人，满足精神需求，正刊/母刊主编、编辑弄点钱花，下半月刊/子刊主编、编辑享受点广大诗人的爱戴，——一件多方面都各得所需的大好事，有何不可呢？一些诗刊下半月刊，版面极为出色，诗人大多数都配发玉照一张，英姿飒爽，妩媚动人，再加上一份自己提供的简介，估计很少有作者不满意的，那照片、那简历、那分行的文字，怎么看怎么是诗人。
写诗是文化身份的最高象征
“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在中国古代，“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诗之透入人生机构”深矣，（6）尽管很多人对此并不自觉。
“还乡团”、下半月刊……一些曾经的诗人在“归来”，一些文学爱好者、官员、商人、政治家正不动声色地挤入诗人的行列，这是当代诗坛有目共睹的现象。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不满，有钱、有地位对许多中国人还不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人的虚荣心还要别人承认他有文化；会写诗，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里，是一个人有文化有涵养最有力的表征，会不会写诗、有没有出诗集是一个人文化身份的重要标识；一个人还是个诗人，至少可以说明此人有情有义、有血有肉、还像个人，值得信赖，可以有点小自负。
其实胖胖的商人诗人、政治家诗人也是当代中国诗歌肥沃的土壤啊，也是诗歌的重要性的有力证明啊。况且，人家也并不一定写得不好，写诗与一个人的身份大约无直接关系。捷克著名作家、剧作家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在1993年到2002年间，还干过捷克共和国总统呢。
疑问
我的疑问是，“归来”的那些诗人，时隔多年之后，能否适应这个时代的诗歌意识？他“人”通过诗作和事件回到诗歌现场，他的“诗”能否立足于当代诗坛？一些“新归来者”我觉得他们对诗歌（写作）很热心当然是对的，但问题是：我觉得他们的诗歌意识落伍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诗歌意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诗学观念的或现代浪漫主义式的诗歌认知和写作期许也许不再适宜当代中国。一些“新归来者”由于不能更深地理解这个时代的诗歌演进，对这个时代怀抱偏见，不先修正自己、给自己补课，而是试图以过去年代的诗歌理想来“纠正”当下诗坛。这样的意识和意愿来做大量的与诗歌有关的工作，其效果最终是什么？
谁都是诗人，也就带来了这个时代诗歌鉴赏尺度的消失，带来人们对好诗的认识的迟钝与麻木。大量的下半月刊带来的负面效应也是明显的。对于有的下半月刊我的疑问是：由生存带来的大量的利益诱惑面前，我们如何保证刊物的选稿标准？而有的下半月刊明显呈现出办刊者、投资者自娱自乐的倾向，大量地刊发自己的作品，在自己编辑的刊物上过诗人瘾。有的下半月刊则是另一种“还乡团”，——一群怀抱过去年代诗歌理想的文学爱好者，带着对这个时代的偏见，试图以办刊的方式来彰显自己。但事实上，这些刊物最终在选稿上呈现出的落后的诗歌意识、在诗歌批评上的理论形态，非常陈腐，一涉及诗歌之外的重要的哲学、宗教命题，就更笑话百出。有一次我拿到一本这样的诗刊下半月刊，稍稍翻阅之后我就感叹：此刊办得太有风格了。因为该刊那种整体的趣味、风格和我的诗歌观念相差太大。我心里想，如果不是我的诗歌观念错了，那就是这本诗刊的旨趣是当代诗坛的逆流。
五、“诗歌崇拜”
当代中国诗人对诗歌的寄望
2009年初读沈浩波一篇雄文——《中国诗歌的残忍与光荣：目睹近几年来的中国诗歌现状》（7），文中有这些段落：
“……我的愤怒来源于我心中正在激荡的对当下中国诗歌种种复古主义和乡村抒情主义泛滥的现状的愤怒。在中国诗界，一些当年的先锋，正在忙不迭的为自己穿上褂子，装上辫子，沦为冯骥才式的为已死的、散发着霉味的旧文化的招魂者和代言人。这种具体某人的堕落不至于令我心痛，令我心痛的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复古主义与在中国诗歌界一直存在的乡村知识分子式的抒情主义的合流，竟一举暴露了整整一代人内心的腐朽和破败，我说的就是曾经代表着中国诗歌先锋精神一面的所谓的‘第三代诗人’。”
“杨键的诗歌，说穿了就是一种掺杂了虚伪的东方宗教意识的乡村抒情诗，乡村抒情意识的陈旧和腐朽其实早已是中国诗歌界的共识，但是一旦给这种东西披上某些圣洁的外衣，那些骨子里从无坚硬精神和现代意识的文人们就立刻不能自持的匍匐在地了，海子的麦地和杨键的柳树莫不如此，只不过前者披的是西方殉道士式的外衣，而后者披的是东方清教徒的外衣而已。”
“从于坚、雷平阳、杨键、陈先发到韩东、柏桦、王寅们，中国诗歌版图的大片领域终于成了东方式的、乡村式的、抒情式的、才子式的存在，一些人在拼命的从坟墓里出土的金缕玉衣上重温东方文明的荣光，并用这已死的文明，作为自己写作的合法性依据，生硬的用以填充自己虚弱的内心，使自己的看上去有一个充满了气的皮球式的灵魂，哪怕皮球里填充的全部是尸气……”
“整个第三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全面跨塌或者回归保守，都再次告诫我们，在中国这片土壤里，想要冒出现代性的花朵是多么艰难，一代人被打回原形，农业文明之强大足我们每个人警惕自己的内心。唯一的一个异类是当年非非主义的主将杨黎……”
“2007年，我写下了长诗《西安为证》，在诗中，我为包括中国诗歌在内的中国文化界对于五四先贤所树立的自由、独立、质疑、反抗、追寻现代意识、摈弃农业文明的种种精神的全面抛弃而深感痛心，昔日五四之精神，现在不是说要延续，而是需要有人重新唤醒啊！在西安，我亲眼目睹了诗人伊沙作为一个先锋派的孤独，此城所有的诗人和文人，莫不深陷体制化写作之中……”
“即使在这样的现状面前，我依然觉得无比光荣。为我自己，也为中国诗歌最健康最现代的血脉。因为这一血脉始终绵延向前，杰出的诗人坚守着自我的心灵，创造出了一首又一首非凡的诗篇。在我写出《西安为证》的2007年，诗人伊沙写作了他的《灵魂出窍》，这位有着中国最坚硬的语言质地和内心质地的诗人在这首长诗中试图将自己置身于命运的悬崖去进行拷问；诗人徐江将他的《杂事诗》写至巅峰，完全树立了简约、冷凝、即兴而又随时拷问和批判的新的诗歌文体，徐江诗歌写作的意义可能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在所有人所能给出的最高评价；诗人侯马左手《他手记》，右手《进藏手记》，将其理性、质疑和思辩融为一体，前者几乎构成了一部追问不休的个人心灵史……”
沈浩波这篇文章内容很丰富，几乎要把第三代诗人赶尽杀绝，不过我读这段文字时倒不是讶异于其中的偏执，而是感到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诗人心态背后的焦虑。近日还收到一位诗人兄长馈赠的诗集，这当然是令我荣幸和高兴的事，诗也确实不错，但诗集目录前的红黑色彩页上一行大字吓了我一跳：
“我一写诗就要死人”。（8）
我想这个时代我们的诗人对诗歌寄托了太多。
沈浩波看似恶狠狠的语气其实和前面一回看着小引的那温柔的、深情的眼光在我看来是一样的：这些我们时代的白领阶层，他们在这个商业化的社会中感受到的孤独可能比别人更多，他们是诗人，他们在诗歌中寻求慰籍，他们在诗歌中想象自我。特定的诗歌出身，使沈浩波的写作道路不得不与大多数为敌，最终自视为时代英雄、文化骑士，他写作愈久，估计其孤独感、先锋感、英雄感就愈甚，他是一个极端，他愤懑于广大诗人践踏了他心目中的诗歌，于是干脆弃绝大多数、只团结他喜欢的一小撮；而一回这样的诗人则是另一端，谦和、低调的他因着诗歌而认识许多兄弟，在诗歌圈子里广交朋友，为广大朋友中的少数好兄弟而感动。
在未来，中国商业化的社会机制越发达，人们对诗歌的寄望可能就会越大，这种寄望一方面会改善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慢慢发展出一个特殊的诗人社会；另一方面这种寄望也会加剧诗人自我期许的变异，最终可能使诗人成为一个极端化的文化异类。
诗：“中国人的宗教”
诗对中国人的影响，可谓是多方面的。想做一个诗人，对于中国人而言，应当是再正常不过了。诗歌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其重要性直逼宗教/信仰。
从传统的角度，“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人最推崇的文艺形式始终是诗。在一个儒家社会里，诗具有多重作用，其中最高的是作为个人道德修养的基石。这一作用在《论语》中被经典化了；在传统政治领域里，诗有进身的实际意义。文采本是通过科举考试的必要条件；而自7世纪以来，两种形式的韵文——赋与诗——一直是科举的科目。天赋高妙的诗人常常得到权贵的垂青，甚至皇帝本人的恩赐。最后，在较为平实的层面上，诗作为一种读书人人际交往的普遍形式，被用来联系家人、朋友、同僚、长辈等；那些为了各种场合所写、不可胜数的古典诗，就是最好的例证。”（9）
从文化的角度，林语堂的话也许能帮助我们认识诗与国人心灵之深层关系：
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诗又曾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有时它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有时它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感,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种易动怜惜的情感,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爱人,对于亲子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灾难。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很可称为中国人的宗教。（10）
从当代中国政治的角度，建国后，新的国家体制对宗教的政策大家是心知肚明的，改革开放加上经济上的“白猫黑猫”观念的引导，如果说国人今天还崇拜什么的话，那恐怕就是：钱。而钱是不能完全、深层地给人以安慰的，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信仰是不可能的，人的心灵不可能不追求超越性，这也是当代知识分子在宗教/信仰上追求“诗教”（以诗歌为宗教/信仰）的原因。林语堂是从基督教文化的立场试图客观地呈现中国人的心灵状况的，他并不是说诗歌真的可以代替宗教，他也没有继续阐述中国人这样一种心灵状况在神学上意味着什么（11）。但性急的中国诗人，已开始宣布当代中国诗坛这些年的“大热”，是“‘诗教’传统的复兴……唯有诗歌能使我们超尘脱俗，境界高远。”（12）
诗坛：一个准宗教社会
多数当代诗人向来不承认中国有什么宗教/信仰可以让他认同，上帝不过是一种理想话语的最高形态，或者说上帝存在、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上帝。在这种信仰真空中，诗歌成为最大的信仰。“诗歌是什么，是语言通往生命的直通车。诗歌的内心一定是自由。”（13）这恐怕是大多数人对诗歌的期许，这一期限其实明显是带有宗教性的，它涉及到人生在世的根本命题：“生命”为何和如何“自由”（14），宗教/信仰的目标是永恒的生命，当代诗人更愿意在诗歌写作中追求这一目标。有诗人热忱倡导“诗教”，真把诗歌当作宗教鼓励大家积极写诗。亦有诗人根本否认中国没有宗教的说法，谁说没有宗教？在中国，诗歌就是宗教、诗人就相当于“牧师”！
……实际上中国不是没有宗教，它的宗教是通过文化来引导的，它的精神和心灵生活是通过文学来引导的。那么文化的金字塔尖就是诗，所以中国诗人自古以来就像教会的牧师一样，非常被人所关注。（15）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诗坛”，这个特殊的中国社会其实就是一种准宗教社会：
这个社会崇拜对象的不是上帝，而是“诗歌”；
杰出的诗人在这个社会体制中相当于“教会的牧师”，以其特定的诗歌写作为布道方式；
一般诗人自然是信徒。诗人们和其他宗教徒一样，目标在于寻找生命的真理、追求心灵的自由；
这个社会的“宗教”活动主要也同样是“聚会”，不过这个“聚会”并非是礼拜天，它随时可以，不过多数时候是夜幕降临，“在黑暗里”（16）、“那时候是夜间”更合适；
这一“聚会”有多种方式，有作品研讨、漫游（相聚）等，但主要方式还是喝酒。不过这酒当然不是圣餐礼中的葡萄汁；
这一社会体制中人们特别讲究兄弟情谊、也喜欢以兄弟姊妹相互指认，在一种人与人的情感联结中确认生命的现场感、生存的真实和虚幻。诗人更愿意把在地上这样一种在肉身感觉上无拘无束的状态称之为自由和永恒；
……
当代中国的新的“诗歌崇拜”
当诗歌被提升为一种允诺永恒的宗教时，惟有为诗（不管是字面或象征意义上的诗）献身的诗人才配作诗的祭司、殉道者。……诗人是“永恒的诗人：寻找天堂的圣徒。
……
美的存在使我们日益远离美
美所带来的是毁灭，是种种的不可能
是苦难，是天才的短命，是一个人
以其有限对无涯的抗争。
毁灭、夭折、永无止境的磨难与挣孔——这些勘定了诗人作为英雄／烈士的主要特征。面对意识形态和商业社会的双重疏离，中国先锋诗人便转向别处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和契合。（17）
在这个“别处”，诞生了中国从古至今许多诗歌“烈士”与诗歌“英雄”：屈原、李白、朱湘、海子、骆一禾、戈麦等，食指、黑大春等。当代中国诗坛的准宗教特性、中国的“诗歌崇拜”现象其实上世纪末已有学者指出，上面这段文字即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诗歌学者奚密（Michelle Yeh）教授一部著作：“‘诗歌崇拜’意指发生在八九十年代期间诗歌被赋予以宗教的意蕴、诗人被赋予以诗歌的崇高信徒之形象的文学现象，以及这个现象背后的文化因素。‘崇拜’在这里相当于英文中的‘Cult’，具有强烈的宗教狂热的意涵。‘诗歌崇拜’表达一种基于对诗歌的狂热崇拜、激发诗人宗教般献身热情的诗学。”（18）
这种“诗歌崇拜”从何而来？来自于先锋诗人在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商业化的社会结构）、文化（“一种高度商品化的通俗文化”）三个层面上的不适及与社会的疏离感、生命的危机感。“当诗人一方面面对压抑的文化建制，另一方面又面对使他们退到边缘的消费社会时，危机意识便激发了一种潜存于‘诗歌崇拜’核心的英雄主义。我以为疏离和危机的另一面便是英雄主义的殉道精神。”（19）
这种“诗歌崇拜”在文化传统上对应的是国人对诗的形而上追求，在当下现实中是对国家政治、商业社会、大众文化有意识的疏离与反抗，另外，除了传统的自杀、受难的诗人（屈原、朱湘等）谱系之外，八十年代以来通过翻译进入中国的外国诗人形象也为中国诗人提供了更亲近的效仿榜样，那些一生痛苦的、命运多舛的、流亡的、自杀的、发疯的、早逝的、患病的、身体有缺陷的外国诗人，他们的杰出才华与悲剧命运、与社会疏离的心灵及丰富的受难经验，都是中国诗人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和精神上的血亲。“几股力量的汇合共同促生了‘诗歌崇拜’，它们包括先锋诗人对自我认同和艺术实验的追求；当代社会中诗和诗人日益边缘的处境；诗人的政治经济双重疏离感；导源于本土与外国传统的诗人‘系谱’的感召。当然，‘诗歌崇拜’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远比这种纲目式的描绘要错综复杂得多”（20）。
“不见诗歌但见人”
不过，新世纪诗歌的“大热”中，自杀、殉诗、流浪、隐居的诗人大约很少很少（21），新世纪的“诗歌崇拜”现象从表面上看，特别是近年，不见得没有八九十年代那么火热，但实质上我觉得有差异。我并不主张当代诗人个个要为诗歌献身、做英雄或烈士。我想说的是，同样是“诗歌崇拜”，今天的诗人心态已和那时大不相同，今天许多诗人对诗歌的“崇拜”恐怕并不真的像宗教那么认真（尽管他们的姿态、声音很认真）。过去大家基本上以“反抗”的姿态写诗（无论在语言、形式的实验上还是意识形态上的直接对抗上）、内心崇拜的是与真理同构的“诗”；今天，许多人更是一种消费诗歌的心态（不就是诗嘛，有人一天可以写N首），是在一种“和谐”、好玩的氛围中高举诗歌，其实他们高举的一种把诗歌作为个人情感的宣泄便捷渠道、自我形象的放大镜、现代社会人际关系之间的润滑剂的消费观，真正受崇拜的其实已不是诗，更不是真理，而是肉身生存的舒适感、孤单个体在现代社会体制中难得的荣耀感，是“人”自身。“诗”在这种崇拜中，早已被放逐了。
当代诗坛，诗人众多，兄弟情谊，帮派林立，坛子里内容虽然复杂，但大多数诗人在这个坛子里还是能活得如鱼得水，各取所需。本年一次关于当代诗歌的学术研讨会上，我突然听到著名的诗歌研究专家吴思敬先生向会众强调：学术会议还是要坚持己见、独立思考，我们不能谁给钱就研讨谁，不能谁投资就给谁的人发奖。当时我心里说：敬爱的吴老师，这话您说得可太好啦。
如今世代，还有多少诗人有在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商业化的社会结构）、文化（与主流文化合谋的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等方面有强烈的疏离感、危机意识与反抗意识？诗人同样是知识分子，没有这种疏离感、危机和反抗意识，我们还算知识分子？还算诗人？
回到文章的开头，“诗坛”，这个特殊的中国社会，现在沉浸在一个让人很舒服的空气中。我也是这舒服空气中的一个分子。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听到过一个关于如何当批评家当得舒服的人生指南：“我们批判我们所享受的，我们享受我们所批判的”，当时很以这样的指南为耻，现在想想，我也如是了。
不过，在享受诗歌之余，我还是不免生疑：我感到这个社会的人们虽然看起来崇拜诗歌，但背后似乎常常有更实在的利益，或者说，他们虽然高举诗歌，但目标并不是诗歌，而是写诗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当中许多人熟知国家意识形态的流向、商业社会的规则、流行文化的特征和喜好，他们知道结交什么样的诗人兄弟、他们能够制造出广受欢迎的诗歌及诗歌产品（包括诗刊）。“诗歌崇拜”，这种“崇拜”对于生命、人性的救赎，其真实性和有效性我暂且不提，就是当前被有人视为“大热”的“‘诗教’传统的复兴”、很多人对诗歌的热爱和投入，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出于为着诗歌本身的真诚和努力？另外，长期的“人”浮于“诗”，我们以后还有认识诗歌、建设诗歌的能力吗？
1917年初，尚在美国留学的胡适有首诗：“三百篇诗字字奇，能欢能怨更能思。颇怜诗史开元日，不见诗人但见诗”（22）。后面两句叫人感喟，一个伟大的诗歌时代，一定是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好“诗”，而不是无数“有名”的“诗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珍藏着一些金子般的诗句，其中许多我们已忘记作者，尽管心怀敬意，但他们到底是谁、有过怎样的疯癫或业绩，我们并不追究。但今天这个时代恰恰相反，有无数很有名声的“诗人”，写过什么诗众人却不得而知。世易时移，今时代诗歌界热闹归热闹，但好像不再是“不见诗人但见诗”，而是“不见诗歌但见人”。
2009-5-17清晨·初稿
2009-5-17午后·二稿
（1）：《我的八十年代——于坚访谈录》，虞金星访谈，《星星》半月刊，2008年07期。
（2）：一回，本名刘美松，著有诗集《2007琐碎》，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
（3）：余恕诚：《唐诗风貌》，第176页，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7。
（4）：李杜之间的佳话本文参阅了[日]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章培恒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5）：《坏蛋写不出好诗？ 沈浩波大骂"诗歌公约"》，2007年03月02日 08:31:07，来源：青年周末，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7-03/02/content_5790580.htm。
（6）：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221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7）：文载《诗歌现场》，广州，2008年12月号，冬季号，总第五期。
（8）：见王琪博：《大係语》，海口：海南出版社，2006。
（9）：[美]奚密（Mechelle Yeh）：《中国当代的“诗歌崇拜”》，《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64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10）：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222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
（11）：林语堂当然有这个能力，《吾国与吾民》作于1934年，熟知林语堂的人应该知道，正是因着对中国人、对儒释道经典的深入阅读，林语堂后来有了一部自传——《从异教徒到基督徒》（中文也有译为《信仰之旅》）。
（12）：李少君：《新诗需要树立标准》，曹成杰、李少君：《九十年代以后——当代汉语诗歌论丛》，第235~236页，海口：南方出版社，2006。
（13）：沈浩波：《一群丧家之犬
在给诗歌定公约》，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b6ff2b010007tz.html。
（14）：《圣经》上的启示当然与当代诗人在这些问题的观念不同：“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八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八章32节）。
（15）：《我的八十年代——于坚访谈录》，虞金星访谈，《星星》半月刊，2008年07期。
（16）：参阅《约翰福音》一章5节、《约翰福音》十三章30节。
（17）：参阅（美）奚密（Mechelle Yeh）：《中国当代的“诗歌崇拜”》，《从边缘出发——现代汉诗的另类传统》，第228~22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18）：同上，第207页。
（19）：同上，第220~221页。
（20）：同上，第237页。
（21）：2007年10月4日、刚刚30岁的云南诗人余地自杀；这一年12月5日，著名学者、50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余虹教授自杀。不过，二人的自杀似乎很难说是殉诗。江湖上“流浪”、耍泼、发颠的诗人还是大有人在，但不再具有昔日的诗歌“英雄”形象。
（22）：胡适：《论诗杂诗（一月二十夜）》，《胡适留学日记（下）》，第45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荣光启，男，农历1973年12月20日生于安徽省枞阳县。1995年7月本科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97年9月始任教于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1999-2000学年，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乐江中学支教一年。2002年9月-2005年7月，就读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调入武汉大学文学院，2007年被聘为副教授。中国现代文学学会会员。研究方向为：基督教文学、新诗研究。
著有《“自由”的年代与困难的诗歌——六十、七十年代出生的中国诗人论》（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现代汉诗”的发生：晚清至五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现代汉诗”的眼光——谈论新诗的一种方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诗集《噢恰当》（上海三联书店，2014）等。
主编有《动感校园丛书·快乐的卧谈会》（桂林：漓江出版社，2001）、《〈小站〉：海子第一本诗集》（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9）、《“那幸福的闪电”——海子经典短诗精选（附：海子佚诗五首）》（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等。
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04ACW001）《中国诗歌通史》现代卷部分；主持并已完成的项目有武汉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项目《新诗的发生、发展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70后”诗歌研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中国的基督徒文学”研究》（14BZW145）、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15ZDB069）子课题《现当代基督教文学史》、武汉市社科基金项目《诗歌之城——新世纪武汉诗人群体研究》（编号：15008）等。
2009年6-9月，为北美华人基督教学会（Chinese Christian Scholars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该年度访问学者。2010-2011学年，为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大学香槟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费曼项目（Freeman Fellowship Program）学者。2008年3月，获“中国十大新锐诗评家”提名。2015年7月，获首届“安徽诗歌奖·优秀评论家”奖。2015年8月，入选湖北省作协首届湖北文学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