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青年论坛（第七期）|“讲述乡村的方式——从付秀莹的《陌上》谈起”发言摘编：刘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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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青年批评家，《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导言：《陌上》发表于《十月.长篇小说》2016年第2期，是付秀莹文学版图中“芳村”的整体亮相，也绘制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斑驳面影。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自觉体认，对中国女性的经验与情感的敏锐捕捉，对传统中国美学的全新探索，小说不仅藉此展露出了独特生动的个体生命的体验，而且揭示出我们这代人的精神密码。小说甫一问世，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反响热烈。有评论家称《陌上》是“中国当下乡村世界的精神列传”。

4月26日，十月青年论坛第七期在北京大学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十月杂志主编陈东捷、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孟繁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邵燕君、《文艺报》新闻部主任李云雷等批评家、作家、编辑与作者付秀莹共同探讨《陌上》的价值与影响。

乡村的精神变迁与讲述的价值维度

刘大先

刘大先：《陌上》这部小说我至少读了一个星期，因为付秀莹的文字绵密匝实，写得特别细，无法一目十行。另外，从我个人趣味而言，这种文风我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跟之前有些老师的感受一样，我在字里行间也感受到一种浓浓的《金瓶梅》风。这个小说是用一种类似传统世情书的笔法写乡土中国的当下变迁，作者采用了女性早更式的中年危机故事呈现出来，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发现小说中涉及到的人物年龄大约都是40岁左右，这个年龄本来正当壮年，但他们普遍都有一种危机感和焦虑感，充满躁动与抑郁，在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的落差中，转型中国的城乡变迁给人们的情感结构所带来冲击幽微地呈现出来。

付秀莹的文本有种强烈的性别色彩，主要人物是女性，当然也涉及为数不多的男性。无论男女角色，都有着共通或者说较为同质化的情绪和行为模式，小说对男性的塑造基本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类是所谓的失败者，老实厚道但无能——至少在他们的妻子那里是无能的弱者；另一类是强者，在经济形态变革中如鱼得水的弄潮儿。而女性，则是类型化的同类，不管现实中经济条件如何，都有着欲求不满的焦灼和躁动，从而也成为造成日常生活中龃龉的动因。她们的情感结构可以归纳为两个核心的关键词，一个是金钱，一个是欲望，前者是物欲，后者是情欲。失败者沉默无语，而主宰乡村变革权力一方的强势男性，要把自己在变革契机中获得的社会资本变现，追求享受肉体享受与欲望的释放，而一些想得到这种权力的或者是金钱的弱势和少数强势女性，则要把自己的肉体商品化。

读完《陌上》之后，我也被文本所弥漫的焦灼感所感染，我想这可能是一种我们时代的普遍性情绪，即充满变动的风险社会所带来的不安感。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付秀莹的把握是精准的。但另一方面，《陌上》里的乡村跟我所亲身体验与感受过的乡村不一样，因为我本人老家是安徽农村，自己少年时代也干过农活，那种辛苦劳作一天后的疲劳真的会让人产生如同闰土般的麻木，很难产生如同小说中人物那样细腻曲折的心理活动。当然，这里面有由于生产方式变化带来的劳动力解放所产生的闲暇的因素，人们得以有时间延展和彰显内心的复杂性，毕竟我们看到，芳村的农民事实上很少务农，基本上半工业化了。除了这种生产与生活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农民心理与情感变化之外，差异性的原因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性别的，付秀莹是女性，我是男性，聚焦点和关注的侧重点不一样，对于乡村变化的认知可能会产生差别；另一方面是华东和华北的地理、文化与习俗不太一样，她写的基本上是平原上的乡村，旱地农活和小工厂作业要轻省一点，人物胸中有丘壑；而丘陵地带尤其是水田稻作的活计特别繁重，人物反倒没有精力顾及到更为细致的情感。当然，这些都是主观上的想象。

我从事工作田野调查比较多，基本上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乡土风物都观察过，平原、草原、山区、林地、渔场，农民、牧民、渔民甚至捕猎方式的生产生活，都算是广义上的乡村和乡民。中国地理幅员极其辽阔，人口构成和文化传统的地区差异性非常大，《陌上》里那种特别幽深、委婉、充满着爆发性的行为和心理形态只是众多乡土类型中的一种。因而，我们今天来谈“讲述乡村的方式”，就必须将中国乡村的多元化与多样性作为一个前提。敬泽老师刚才说到“具体化”，我特别认同，就是我们不同笼统地讲述一个乡村中国，而是必须在一个个在地的、切实可感的故事中讲述某一种、某一个乡村。乡村的普遍性必须建立在其具体性的基础之上。虽然就我的个人趣味而言，并不是很喜欢《金瓶梅》和《红楼梦》之类的笔调，并且对采用它们的笔调来讲述当下乡村的有效性保持犹疑的态度，但我依然认为付秀莹提供了一种此前较少出现的乡村形象。

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她没有将农民刻板化，而是将农民和农村的内在丰富性和心理复杂性呈现出来。《陌上》提供的外部社会内容是很少的，土地流转、经济转型、政策走向之类宏观的东西只是从侧面点到即止，而着力于人物情绪和心理，是一种内心中的风暴和细碎的日常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陌上》给出了个体处于大时代当中变迁的一个细部。它显示了我们时代的表述限度，乡村无疑不是孤立的存在，但面对磅礴的、已经碎片化的生活当中，讲述者只能把握了一部分内容，而很难像19世纪作家一样有信心去把握全局。我们看到，中年男女之外，芳村的其他部分人物是缺失的，整个小说里面基本上没有写到儿童的视角，没有儿童视角实际上是放逐了本然的观察视角，而将目光集中在世故的成人视角里。小说中写到了唯一一个老人老莲婶子的生活，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老人孤独，缺乏经济来源，没有人照顾，最终在子女的不孝中绝望自杀了。我们当然可以从所谓的伦理秩序的崩解来对这个形象进行解读，但如果放在历史纵深的过程中考察，我们会发现在传统的社会，所谓的父慈子孝、温情脉脉也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建构，其实世界各个地方都有杀老的习俗，最初可能源自生产力低下造成的远古孑遗。比如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里面就有把老母亲背到山里让她自生自灭的情节。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如果做原型考察，实际上也是一个杀老原型故事的变体。生产力发达后，人类文明化了，那种特别粗暴的、直接、野蛮的东西逐渐退隐了，杀老的习俗后来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变成了不孝，而潜藏在文化的底部。但是到了这个时代，由于工业和商业资本的推进，可能一种新的粗鄙化、野蛮化又形成了，老莲婶子的自杀就是变相杀老的结果。这个情节提供了开阔的分析阐释空间，让人意识到城镇化变革中野蛮思维和恶劣人性的复活，而这种思维背后联结着更为广阔的社会与精神转型。

还有一点，我认为现在很多小说家写乡村、乡土、乡民，只是塑造出一种自然的世界，一个或然的世界，却没有应然的世界，缺少乌托邦的维度，未来向度和理想图景消失了。我们看20世纪初期的新文学中的乡土书写，有着批判和期望；“十七年”的乡村有着建设“新社会”、塑造“新人”的乐观想象；但在晚近二三十年的乡村基本沦为两种形态，或者是充满怀旧温情的原乡，或者是窳败堕落的恶土。那么，我不禁要想，我们能否在当下这样一个被经济逻辑统摄而表面多元化的社会语境中，从乡村社会当中寻找到一种有别于金钱与欲望逻辑的替代性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与发展至上、消费娱乐、拜金主义不同，还有没有可能在自然、本然的叙述中塑造出一种理想化的乡村图景？是否有可能在描述现实中超越现实，在刻画日常中超越日常，在纷纭变动的焦虑中打造让人身心安妥的栖息之所？即我们意识到也感知到了乡村的“变”已经轰然而至，并且“再也回不去了”，那么该往何处走？作家和个人当然无法勾勒出一种蓝图式的走向，但至少有义务去思考变化了的乡村和乡民在精神与情感上的欲求，并且努力去形塑一种可能性的美好愿景。从这点来说，乡村启蒙和乡土重建其实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推进的议题。

我们在讲述乡村的时候，应该意识到一点，语言并不是透明的，任何一种讲述方式其实是在一定的叙事常规和话语传统当中讲述，所有呈现出的乡村都是“过滤”了的结果。有了这种自觉之后，我们有没有可能突破常规和传统，摸索出一种新的讲述方式，在变动不居的乡村中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向导？因为《陌上》里面的人物，很少有人有精神生活，他们似乎沉溺在鸡零狗碎和勾心斗角之中，所有的心理动机和行动指向除了追求欲望与满足欲望，就不再考虑其他的了。连小梨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走出芳村、在北京工作定居的人，在返乡过程中也显示出与其他芳村女人相似的情感结构。这一方面可能暗示了如今“城”与“乡”之间分享了共同的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也不免让人失望，看不到人物精神维度上的伸展。我觉得一个有追求写作者在呈现出这种现状的同时，可能需要将写作者的角色和叙述人角色分开。作者应该意识到一点，他（她）有道德义务和伦理担当，在认同角色与疏离角色的不同倾向中去表达和寻找一种价值立场。

这本书我昨天晚上才读完，思考的不太成熟，以上只是我想到的几个点，将来如果有时间，会把这些思路细细地捋一捋，因为我们书写乡村、讲述乡民，不仅是为了立此存照，缅怀逝去，最终指向的还是乡村价值的可能性，乡村的存在显然不是为了将其作为对抗城市的二元对立项，也不是退缩式的抱残守缺、恪守不变，前者是虚拟建构，后者根本不可能。那么，在关于乡村的讲述中，深挖出能够抵御金钱与欲望的主导性价值观，补充启蒙现代性逻辑的不一样的故事，就需要我们持续不断的共同努力。我暂时就讲这么多，谢谢！

嘉宾合影，于北大静园二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