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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青年论坛(第七期)|“讲述乡村的方式——从付秀莹的《陌上》谈起”发言摘编:文珍

文珍 十月杂志 2020-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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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珍,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芳村”的女魂灵

文珍

文珍:我觉得我坐在这里特别孤单,是作为唯一一个写小说的而不是做批评的出版社的编辑,来和大家聊一聊《陌上》。今天这个标题,特别让我想起一年以前关于黄灯《一个乡村儿媳的农村图景》的研讨会,那次的名字叫《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我想,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写非虚构文学也好,或者虚构文学也好,我们都是非常困惑地想从自己的角度,试图从一个局部去把握整体的中国故事。我依然坚持去年的看法,中国到现在可能都还没有脱离费孝通最初命名的“乡土中国”,我们现在所讲述的城市,无论是北上广,还是二三线城市乃至于更小的城镇,城里的流动人口都由无数进城务工者来构成,所有的中国故事,最后都可以归根结底归为一个大的乡土叙事——没办法,根在那儿。三代以前,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来自农村。咱们刚才一直在纠缠的《陌上》究竟反应了女权思想还是直男癌的问题,也许作家的创作,仅仅只是映照出乡土社会从古到今的某种真实。

既然自己也写小说,那么我也许可以写作的角度来探讨这个文本。付秀莹关于此书的后记里说,自己离开乡村已久,年纪越大,仿佛觉得故乡和自己越亲近起来。而她所有对芳村现状的了解,则是通过跟自己父亲每天通一个小时以上的电话得知的,因此我想是不是正因为此,小说里每个家庭的故事,所有村庄一点一滴的变化,包括对人和事的褒贬态度,其实都是通过一个一辈子待在乡村的男性老人来间接得到的,然后再经由一个已经进城多年的女作家来消化、构思,一点点地把这些二手经验构造编织成现在的样子。这一层,是付秀莹去处理她的中国故事的绕不过去的路径,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其父视角的影响。

此外,刚才大家反复提及了《陌上》的语言,甚至开始争论这到底是《金瓶梅》风,还是《红楼梦》风。我想这大概是一个比较偏古典叙事又以乡土社会为书写对象的当代长篇小说逃不掉的两座大山。而事实上,《红楼梦》本身就是《金瓶梅》之后的产物,可以说没有《金瓶梅》,《红楼梦》绝对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古典叙事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一个最基础的讨论背景。而我更好奇的,也许是付秀莹到底在这样一个古典的传统上自己往前走了多远。我刚才坐在这里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把她每一章后面的小字部分都折出来,我觉得这个文本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可能是在这里。明清话本或者长篇小说一开始经常会有一个叙事者的声音,但是说着说着就不见了,可能到最后又会突然跳出来一下,做一个总结。但就算是红楼梦金瓶梅,也不可能每一章最后都提醒你:这是在编故事呢。但是付秀莹的这个文本却做到了每一章后面都有这样一个声音,而且如此别致,既不是直接的说书人口吻,也不是和文本直接相关的某个人物的声音,就好像是另一个天外来客,一个真正的上帝视角,由上而下俯视整个芳村的变迁,但同时又是细不可闻地轻声感叹,并不涉及价值判断。就是这一点不同,这个外在声音的加入,让这个文本不单单继承了某种古典传统,而且更具有了现代小说的气质,乃至于让芳村这样一个村庄,在一个更庞大外在的注视下,真正成了一个活物,有了灵魂,发出微微起伏的呼吸,乃至于具备了细到纤毫的痛感。这个声音大多数时候讲述的都是村庄的变化,有时候说村庄一直在变,有的时候是在说,什么东西在发生,鸟飞过去了,一个东西死了,但是其他人都不知道。也就是说,这是一些过去未来的秘密,只有这个视角知道。这个视角类似上帝视角,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每一个读者可以看到的全知视角。她这种处理方法,特别让我想起现代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的某种高科技展示装置,看上去纯然是一幅静态的清明上河图,但是只要我们开始点开这幅画卷,选择任何一个局部的点,都可以立刻放大,展示这一处的细部,放大到一个地步,甚至一些人物还开始活动起来,似模似样演示他们的生活。

而《陌上》如果是这样一幅动态的全景画卷,里面无数局部的主角一定是女人。

在我们湖南,女人叫堂客,堂就是房子,意思就是女人好比一个房子的灵魂,而男人就是风,是水,是任何流动的东西,而看似只在床前灶上打转的女人,才是需要真正去主管操持整个家族的盛衰的。我觉得这件事根本不能用简单的男权或女权来定义,这是一个笼统的伪命题。表面看去,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它一定是男尊女卑的,一定是不够现代的。但事实上,在大多数中国故事里面——就像昨天大家在刷屏的范雨素,无论这篇爆款文章引发了多少圈内圈外的争议,但里面的主角其实也是一个女人,就是范雨素的母亲,一辈子照顾范的父亲、大哥哥、小哥哥,把里里外外都安排好,照顾好,最后代表村民去抗强拆也是这样一个80多岁的老母亲。从文本的质地和书写方式来看,《我是范雨素》和《陌上》绝对是迥然有别的。但如此截然的两个乡村文本,主角都是女性。而书写者也都是女性。大家此前会用女权的标准去套《极花》是不是直男癌,《乘风破浪》是不是非常糟糕。但是我觉得这是贾平凹或者韩寒作为男性写作者也许很难摆脱的局限,尤其是在书写者对此也许并不足够自觉的情况下。比如说贾平凹老师大概真的就是这样去理解乡村的,去看待西北农民娶不上媳妇的悲剧的;但是像付秀莹这样的女性写作者,哪怕她得到的原材料来自于在乡村的老父亲,但经过她个人的理解和处理之后,仍然给我们提供了完全两样的东西,甚至因为她本人的不在场和精神的反复盘旋,得以从更高更远的地方,招魂一般唤出故乡的精神,透过芳村所有的房屋的墙壁,一一重现那些她不可能亲眼目睹的故事,让那些看上去静态的画卷、巨大残酷的变迁,真正落到想象力最细碎的实处,让某一类由女性主导的中国故事真正有了体温和灵魂。我大概就说这些,谢谢。

嘉宾合影,于北大静园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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