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专稿|《胭脂》：谎言难言，传奇不奇（宋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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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嵩，1985年4月生于山东济南，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部。文章散见于《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等报刊。

《胭脂》：谎言难言，传奇不奇

宋嵩

世上最容易说的话是什么？也许是谎言。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下到黄口小儿，上至乱世枭雄，往往是谎话张口就来。想当初西楚霸王垓下突围，迷途之际向一田父问路，“田父绐曰‘左’”，一个“左”字就把英雄误导进了沼泽之中，酿成一曲自刎乌江的千古悲歌，中国历史也因此被改写（事出《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微言大义，用字精妙，小小一“绐”，褒贬自现。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说、后果更严重的话吗？

世上最难说的话是什么？大概也是谎言。一个人说谎，总要以不被对方戳穿为目的，因此说谎者不但要苦心积虑地谋划，开列出谎言说出后的种种可能并加以推演，还不能在对方面前自乱阵脚。“面不改色心不跳”只是说谎者的基本素质，可惜大多数人连这一基本素质都不具备，往往在谎话说出之时，语气、眼神甚至脸色就已经出卖了你，“自圆其说”这个说谎的最低要求也就无从谈起了。

人这一生中，多多少少都会说谎。说一次谎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在说谎，更难的是一辈子都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谎言中，或者是用一辈子去守护一个谎言。那样的人生，必定是痛苦的煎熬，永远活在被揭穿的恐惧里，夜夜在惊悸中醒来，或者，像张翎笔下的“胭脂”（吴若雅），在弥留之际孤独地躺在养老院的床上，“看着暮色的阴影渐渐涂上墙壁，并从中间隐隐认出了死神的翅膀时，我依旧还在回忆一生中撒过的所有谎言。……我看见我的谎言排列整齐，一个一个地从我面前走过，一次又一次地接受着它们的创造者的检阅。”我无从体会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想必不会像元帅检阅士兵那样志得意满，意气风发，因为她用一生去谋划并维护的那些谎言瞒过了天地，却也瞒过了她最不想瞒的人。“胭脂”和穷画家错过了一班船，也就错过了一生；而当浅浅的海峡不再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多年之后那个坐船离去的人终于归来，却因为谎言的浓雾重重而迷失了应该停靠的港口。

在《胭脂》中，祖孙三代（“胭脂”吴若雅、小抗、“神推”扣扣）似乎都是说谎的高手：吴若雅二十二岁之前是淑女，二十二岁之后是骗子，“一夜之间学会了用谎言骗取各种东西”，“不仅善于编织谎言，也精于讲述谎言”；女儿小抗说谎无师自通，眼睛、面色都安宁自然，谎言“在长久仔细的研制过程中磨平了所有的瑕疵”；“神推”更是被公认为配得起和诚实擦得上边的所有形容词，低调、内敛、缄默、谦和是她最好的伪装，“宫廷御医”和“祖传秘方”的光鲜之下，无言涌动的是浸透了血泪和心酸的家族史。令人惊讶的是，她们生命中遇到的最重要的、那些跟她们唱对手戏的男人们，似乎也深谙说谎之道——尽管他们的谎言也是各有原因。小说的主旨，是写祖孙三代女性不甘于命运的摆布而在夹缝中的挣扎与抗争。她们的一生因为与“负心汉”的遭遇而跌宕起伏，但翻检中国文学的历史，从小说雏形的唐宋传奇，到已经成为一种戏剧样式的明清传奇，千百年来反复述说的无非是似曾相识的情节。或者书生落难、私定终身，或者始乱终弃、遗恨三生……张翎纵有生花妙手，对于听惯了人间悲欢离合的当代人来说，也只是“传奇不奇”；但她显然不是像茅盾评价“鸳鸯蝴蝶派”那样“言爱情不出才子佳人偷香窃玉的旧套，言政治言社会不外慨叹人心日非世道沦夷的老调”。《胭脂》堂堂七万言，的确可以、但绝不仅仅是为了“博人一泪”。

在“穷画家和阔小姐”的故事里，才子佳人的故事背景被搬到弥漫着抗日烽烟的上海滩，以及新旧时代交替的历史关头。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这对痴男怨女虽未阴阳两隔，却如分飞劳燕。黄仁宽拥有一双“为画而生”的眼睛和远远超出常人的临摹能力，如果能够得到父亲的支持，以他宽裕的家境和不世出的天才，也许会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他有对自己能力的自得和自信，也有对艺术的追求和“念想”，但父子反目、旧式家庭中亲人间的倾轧，以及战争和疾病的合力，让他最终沦落为靠伪造宫廷古画为生的穷画家。绘制赝品，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谎言，尽管他也为此在自己最爱的人面前感到难堪，但是在一个风刀霜剑严加相逼的时代里，也只能是一个走投无路的穷画家的唯一选择。至于他一度向“胭脂”隐瞒的自己曾有过一段被包办的婚姻，在那个年代太过平常，可能在“胭脂”这样的时代女性看来，他们冲破封建伦理束缚的结合还带有可歌可泣的“先锋”意味。她从未对此有过怨言，反倒是当黄仁宽萌生出“反正都一样是死，不如两个人一起死”这种不无迂腐色彩的殉情念头时，她以“谁要死呢？我不死”来断然拒绝。尽管她将“命运”视作“负心汉”，却从未因此自怨自艾，反倒是在谎言的掩护下与命运抗争，活过了“所有的乱世”。

但凡读过《胭脂》的读者，都会对作者频繁的第一、三人称转换印象深刻。但值得注意的是，“胭脂”吴若雅、穷画家黄仁宽、“神推”扣扣、古董商“土豪”都曾用“我”的口吻诉说过自己的故事，唯独在少女时代就因难产而离世的女儿小抗，以及她的“冤家”、美术老师崔建国的故事，是通过“外婆”吴若雅来讲述的，祖孙三代中第二代的故事，也因为不存在一个“全知”的上帝而处处留白。小抗和崔建国都用自己的谎言向一切人掩盖着一场荒唐、惨痛的师生恋，谎言又和生活携起手来迅速抚平那个“深渊一样的伤口”。在看到崔建国家饭桌上也有江南人家司空见惯的“竹罩子”、目睹了崔家夫妇对待肥皂的不同态度（女人狠狠地磕肥皂、男人却“包肥皂像在包一件精美昂贵的礼物”），特别是看到男人“用下颌轻轻地摩擦着女孩的头”的亲昵场景之后，“外婆”吴若雅放弃了上门为小抗讨说法的打算，她选择用一个自欺亦欺人的弥天大谎来把另一个和美幸福的家庭从崩溃的边缘拉回。“外婆傻，这辈子净干傻事，总是为好心吃苦头”，这样艰难的抉择、这样锥心的谎言，或许只有“胭脂”这样的“傻人”才能做得出、说得出。如果说小抗身上所具有的那种为了爱人而飞蛾扑火、奋不顾身的精神既是拜爱情所赐也是来自血脉的遗传，那么，一种超越了自身的、更具牺牲意味的博爱胸怀，则在她的母亲身上体现得更为鲜明。

相较于上、中两个篇章故事的似曾相识，《胭脂》的下篇“土豪和神推的故事”似乎传奇意味更浓些。一对各自怀揣隐秘、被辉煌的谎言装潢起来的男女在异域萍水相逢，围绕锦盒中的“真绢假画”上演了一出情欲与策略纠缠的“智斗”。然而，再香艳、再扣人心弦的情节，都抵不过风住雨霁后“神推”扣扣痛彻心扉的感悟：“一切都是假的。……可是，那么多的假轰然相撞时，会不会撞出一星半点的真呢？”换句话说，当五行缺“火”的扣扣遇到“土豪”的热量和体温，冰封于心灵之上五十多年的霜雪会否就此消融？更进一步讲，在这个人人都需要用谎言和假面来伪装自己的社会，究竟能否“多一些真诚，少一些套路”——看似无厘头的网络笑谈，其实深藏着时代的无奈，而言情传奇的表象之下，也蕴含、延续着张翎对人性与人情的一贯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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