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4《十月》·中篇小说（选读②）︱宋尾：从歌乐山上下来
宋尾，诗人，小说家。1973年12月生于湖北天门，现居重庆。在《人民文学》《收获》《红岩》等刊发表小说，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著有诗集《给过去的信》、小说集《到世界里去》、长篇小说《完美的七天》。曾获第三届巴蜀青年文学奖、第七届重庆文学奖。鲁院第36届高研班学员。
从歌乐山上下来
宋尾
下 部
5.重逢
“还记得歌乐山上的杨青吗？”
我坐在溪水边，反复查看这则手机短信。当然，我当然记得。
我不光记得，我还见过他。那是两年前，在市新闻发布中心。
那天早上，我蜷在发布厅下面靠后排的记者席当中假寐。我很少早起，有点昏昏沉沉。当新闻发言人登场后，我睁开眼皮就清醒了。即使多年未见，体型和脸颊比以前圆润了一些，我也一眼就认出他——站在主席台上准备发言的官员，就是我所认识的杨青。
我当时的惊愕难以形容。
首先，是我这位朋友的新身份：新区发改委主任。
其次，是我这位朋友的新名字：高鸣。
有那么一会儿我以为我弄错了，把人给混淆了。但是，一个人的嗓音是不可能变化的，尤其是那种舒缓的，优雅磁性的声调，这是不可能变的。
确确实实，这位站在台上的高主任，就是我在歌乐山上的那位朋友——杨青。
但我根本来不及惊诧于他的种种角色反转，他的发言又让我感到讶异——与我见过的大多数的官员完全不同，他不拿稿纸，也不是背诵，甚至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叙述”，那可是真正地叙述，有观点，有延伸，有理据，尤其是数据，那些经济、金融、地块、企业方面的数字，仿佛一大堆积木碎片，而他信口就来却又严丝合缝，全无差错。可那时，我从未见过他谈论过任何与经济、金融方面相关的话题。一丝一毫都没有。
事实上，即便是再资深的财经记者也会为之震惊，他对于经济的观点和认识，不像是从哪抄来或整理的，而是根本就长在那个脑子里。所以，他可以随心所欲，自然流畅。老实说，我从未见过这么专业的财经演说。
“天才啊！”身旁几位同行在窃窃私语。
而我坐立不安。我努力克制自己。不知为何，我突然担心他看见我在下面，我刻意把自己的身体隐藏起来。但也许，他仍然发现我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的。我坐在倒数第二排靠走廊的座位上，很容易被看到。而且我总觉得他在演讲间隙朝我凝视了几眼。记者提问环节时，我趁他接受采访之时仓皇撤离，佯装去厕所，佝着背，匆匆走出发布中心大厅。
如果不是当天记者全部都派遣出去，没有人手可用，我也不会亲自去跑这么一趟。如果那次我没去，跟杨青——哦，是高鸣——的见面就会推迟到两年之后。众所周知，新闻发布会一般是一线记者的福利，签名，领取信封（车马费、新闻通稿）。作为一个刊物的执行主编，亲自去领信封是很丢人的。
我惶惶地回到办公室，但很难真正平静下来。
我想到自己在山上的不寻常的经历，那个奇怪的像谜一样的人，以及我们每天一两个小时的闲聊时光。那时我一直以为他是人文方面的学者，因为他是如此渊博，谈吐不凡——对于文学、人文有着深刻的洞察。没想到，他的本业竟是经济和金融，显然，在这一行他也是高手中的高手。但这种反差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实际上，仔细想想，像他这么聪明的人，不管做哪一行，都会是佼佼者。尤其所谓大数据时代，这样的记忆力、理性思辨力、洞察力超群的人才是绝对的稀缺品。
回想起来，正如“杨青”曾经评价的，我全部的焦虑只是混淆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把工作当成了事业。而我在工作中获得的快感和焦虑完全抑制了情感的敏感，那是一种钝感力。所以我在失去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情感。说起来我对朋友也过于挑剔了，如同爱情一样，对友情过于理想化。理想化的东西都是脆弱的。我还记得他的忠告。我变成了一个如他一样理性的人，那些焦虑，抑郁的症状就这么消失了。现在我把工作与生活分得很清楚。我职业地面对自己的工作，但下班之后，我全心地扑向生活。这种分裂反而让我彻底放松了。说起来，这应该感谢他。
只不过，当我得到了内心的宁静之后，他却反而变成了像我以前那样的人。这样看来，在山上的“治疗”经历看起来对他也是“有效”的了。他终于成了他父亲期望的那种人——不单是“正常”的，而且是正常人之中的翘楚。他将会不断升迁，恐怕是意料之事。这也意味着他终于放弃了自己的执念，他那我并不知道的坚守的东西。
现在的他还有那些爱好吗？他还与人谈论鬼从哪里来，长什么模样，如何摄取食物，以及鬼的生死问题吗？他对人生又有什么新的看法？
自那天见到他开始，有些疑问就随之蔓延在我的脑海里了。但无论怎样，我从未想过要去联络他。
只是我也从未想过，有天他会主动联系我。
我犹豫了一会儿（其实我也不清楚自己在犹豫什么），给他拨打过去——接通前，我甚至纠结于——不知道该称呼他为“高主任”？或是像以前那样，叫他“杨青”？
好在接通后他很主动地问候，就像我们不久前才从山上分别一样。
我问他从哪里找到我号码的？
他笑说：“找你这个大主编还不容易吗？”
我也笑了，看来他对我的状况也相当了解。
我问：“是不是有啥事儿？”
他说，没什么，只是最近有些无聊，突然想到老朋友了。随后问我有没有空闲，去他那坐坐。
周一，午饭后，我按照高鸣给的地址去找他。从校场口我的办公室步行到观音岩，二十分钟就到了。一路走一路想，不知这位老朋友——如果他也这样认为的话——找我到底有什么事。要说，攀龙附凤这种“好事”我确乎没想过。然而我隐隐觉得，找我来必定没甚好事，毕竟这些年从不联系。到了观音岩车站，我站在抗建堂楼下的阴凉坝拨打电话。日光刺眼，我只有背身在阴影里才看得清手机屏幕上的阿拉伯数字。
不过，接电话的并不是他，而是一个女人。她让我在公交站牌处等等，说马上就来。几分钟后，我看见一个妇女——约莫五六十岁，体型微胖，穿着花点连衣裙——在街对面喊我，一边挥着手里的电话。
我走过去，妇女说：“我姓吴，口天吴，你叫我吴妈就行。”
吴妈领着我走入中山医院，经过门诊，住院部，进到一栋单体楼。我们乘电梯到达十一楼，她指着“11-6”，示意高鸣就在里面等我。这时我大概意识到高鸣说的“无聊”是指的什么。
我轻轻推开房间，看见高鸣斜靠在被摇得倾斜的床上，垂着头，在看着一张报纸。
听到动静，他抬起头，很快就认出我，露出微笑。
可是，我却不大认识他了。
此刻的他，头发剃光了，脸庞白皙，与我记忆里的他有点脱离。
我环顾房间，指着自己头部，问道：“怎么头发也剃了？”
“哦，没什么，手术需要，一个小手术。你坐呀！”他在床上坐直了身躯。
我坐在那个单人沙发上，那位妇女轻轻带上门，离开了。
“你能来，我很高兴。我们有多久没见了啊？”
“九年多吧。”
“呃，不是，”他说，“我们碰到过一次的。一个新闻发布会，我看见你坐在下面，发言结束后，我下来找你。显然，你不大愿意跟老朋友见面，悄悄溜了。”
我略微有些尴尬。
“找你来，”他继续说，“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是最近老是念旧，而且，”他往窗子那边望了一眼，“当我又重新失去了自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我也经常想到你。”
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我说的也是。在精神病院遇到一个合拍的同伴那可不是一般的经历。
“那就好，”他笑了笑，“前不久，我在报纸上看了你的几篇专栏——《说神论鬼》，没想到，你竟然开始写起这种文章了。”
我感到一种窘迫，犹如窃贼被抓到现行一般。毕竟，不管我怎么改头换面，文章里一些核心的观点，其实还是高鸣——当时的杨青——所提供的。这么说吧，至少是源于他的启发。
“只是胡说八道混点烟酒钱而已。”我故意把话题引到他身上，“你才是真专家，现在还鼓捣这些吗？”
他摇摇头。
“从山上下来后，我就没再碰这些东西了。”
“你是什么时候下山的？”我问。
他却反问道：“那把钥匙，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这毕竟是我造的第一把钥匙。当时我还是费了一番周折的，还算成功。我笑了起来，“但你根本就没用嘛。”
“你怎么知道我没用呢？”他盯着我。
我有意避开他的眼神。
“我用了，”他叹道，“你下山后，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反正不到一周，晚上十点，也就是熄灯后不久，四川那边地震，歌乐山也有明显震感，我听到病区乱哄哄的。趁机用那把钥匙开了门，从后院——你晓得的，不是大门，是我们那栋楼后边那个小门，用一根铁棍把插栓抽开，我从那里出去了。”
“咦？可是后来我遇见飞花，没听她提到过呀。我以为那把钥匙没派上用场呢。”我忍不住说道。
“她不知道，因为第二天一早我就回院里了。”
“为什么呀？”我很吃惊。
“害怕吧，或者，不习惯吧。”
他突然就有点不自然了。
“那倒是，我觉得从山上下来后，整个人都不适应了。”
“是吗？我也一样，”他笑了，表情苦涩，“我甚至跟人说话都不适应了。”
其实我也跟他一样。我想起了那群可爱的病人，在丧失逻辑的空间和人们当中，你确实有一种不知来由的轻松，不用费心，不用考究自己的每一句话，不用害怕说错而承担什么后果。
“你这些年，看起来还行。”他的眼睛审视着我。
“还好，终于知道自己要什么了。下山后不久，单位领导特意来找过我，希望我还是回去，我没有推辞，回去后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所以，”他若有所思，“如果不去刻意追求什么成就，什么位置，人就是自由的。”
“自由倒是谈不上。”我告诉他，像你这种领导同志是不大能理解我们这些升斗小民的。哪怕全国人民都管不了你，至少还有中国人民银行管着你呢。再说，也有了家，就是给自己套了另一根项圈。
“是这么个理！”他笑起来，“刚刚，你来之前，我睡了一会儿，猜我梦见谁了？‘找伯伯’！”
高鸣这么一说，我记起来了。那是一个老年痴呆患者，才叫一个惨——什么都不记得。有一天路过老年病区，看见他找东找西，问他什么不见了？他说，我的房间呢？可是他明明刚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护士们都叫他“找伯伯”，这个人当过知青，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机械厂，好不容易熬到了高级工程师的职称退休，就发病了。比他发病更悲剧的是，他老伴瘫痪，他儿子重度抑郁。全家没一个是好的。
“我曾经可怜他，可是现在，我突然觉得，他是幸运的，因为根本记不住这些悲剧，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住。”他绽开脸，挤了一个笑，“你是不是还调查过我？”
我没想到他来这么一出，又这样直接，一时怔住了。
6.隐身
高鸣提到的“调查”，我觉得，可能用“探寻”这个词更为适合。话说回来，你很难不对这样一个“朋友”产生疑问——两年前意外地与他重逢，我便对“高鸣”产生了一些兴趣。
当然，仅仅是兴趣。
例如：他是谁？为什么要化名？他怎么就喜欢上神鬼之说？如果说，他仅仅是钟情于神秘文化，那似乎也不足以解释他为什么出现在精神病院。还有，他是怎么下山的？为什么变成了另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此外，一个疑问也一直萦绕着我，即下山前他与我交谈时泄露的一点点隐私。他说，“TA跟我在一起”。但又接着说过，“我不想失去TA”。——那个TA是谁？怎么跟他在一起？男人，还是女人？完全不清楚。
有人说，媒体人的天性就是强烈的好奇心。这大致不差，我们这种人最喜欢干的就是“解绷带”。当然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职业本能。但是，我不可能也不大会去充当一个“侦探”。如果不是后来与飞花相遇，也许就没有“探寻”的实质了。
那一次，沙坪坝区组织了一场文化活动，邀请一些媒体到青木关镇采风，我也去了。没想到飞花也在——她和另外一些当地的文学作者协助接待。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对当年在她的庇护下受到的待遇，我再次表示了感谢。接着，我们几乎是极其自然地聊到了“杨青”。
我原以为，“杨青”会利用我给的那把钥匙逃离禁闭区。要知道，自从冲动地把钥匙递给他之后，我也曾为此惴惴不安过。毕竟，如果他真逃离的话，也许就要牵扯到飞花。而飞花是帮助我的人。我不愿发生这样的后果。
可是看飞花轻松的表情，似乎那个事情并没发生。
我问她，我离开后，杨青有没什么异常？
“他会有什么异常？没有，完全没有。”飞花说，“倒是那段，院区闹了一点风波。”
“出什么事了？”
“就是有天晚上旁边璧山县突发地震，歌乐山也有强烈震感，我们有一栋老房子还坍塌了——就是住院部大楼旁边那栋危房——院区简直闹翻了，病人都跑了出来，院子里乌喧喧的！还有病人把后门撬开，往山上蹿。好在都没跑脱，第二天最后清点，一个不少。”
“噫，杨青也没趁乱偷跑啊？”
“好端端的，他为什么要跑呀？倒是老张，第二天我们才发现他那晚居然没在院里，后来他家属说也没在家。有人说他肯定是酒喝多了，摔到崖下了。幸好，跟院里无关……”
“哪个老张？”毕竟时间久远，我有点迷糊。
“哎，不提这事，都过去啦！”飞花挥了挥手，转而用欢快的语气说道，“还要感谢你呀！”
“感谢我？”我一头雾水。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你走了，杨青乖多了，治疗突然很顺利，很配合。没多久就正常出院了。”
“呃，治疗？”我迷惑不解，“我记得，他没有精神病呀。”
“你听哪个说的？”
“他自己呀！”我说，“当时你不也在场吗？”
“你听他说？！”她乐不可支，“他是由于剧烈震荡原因引发的典型的精神分裂症，不过只是初期阶段，通过适当的治疗和疏导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天哪！我被一个精神病人骗了？可是，我想起来，“你不也说他只是在那修养吗？”
“我哪里好泄露嘛！也不想想？不过，”她似乎在安慰我，“你不必觉得丢脸。他那种病人没有丝毫的危险性，事实上绝大多数时候他就是正常人。只是在某些时刻会产生一种妄想，还有妄听。他的脑子里存在着另一个人，有时那个人就会说话。只是在他看来，两个自己都是正常的。”
“两个自己？”
“兴许不止两个呢！你跟他相处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多少有所察觉。”
“没有，根本没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我感觉很迷惘。
“这就对啦。他那种人脑力特别发达，脑洞很大。”她笑道，“说起来，介绍你认识他，还是他个人的主意。”
“他的主意？”
“你住进去之后，有天他来找我，问楼下是不是新来了一个住客。我就说是一个作家来体验生活。然后他提出，能不能请作家上来坐坐，认识一下。”飞花说，“他呀，其实问题不大。但一直不肯配合治疗，所以始终不能得到改善。为他这事，我们领导被批惨了！医院压力特别大，又不能声张。不过呢，我们通过在饮食里偷偷加入药物，再加上他那段时间突然变得很配合，所以很快就恢复了。呃……你知道‘杨青’是假名噻？”
我告诉飞花，前不久我才知道化名的事。
“当然了，他是谁啊？我们提供的治疗手段都是最好的，只要他配合就没多大问题。”
我问飞花，精神分裂和妄想会不会完全消除。
“医学上没有这个说法，一般来说，这需要依靠控制。最好的控制其实就是一种平衡，比如你身体里的细胞，有一种叫巨细胞，如果数量多，它会吞噬其他所有的细胞，但是没有它也不行。”
就是那一刻我蓦然想起杨青曾经提到的一句话：“TA跟我在一起。”
那个TA是谁？我意识到，杨青曾经不肯接受治疗，恐怕只有一个原因才说得通。
——他不愿那个人离开。换句话说，他不愿丧失他脑子里的另一个人。
原以为像高鸣这样的人，他的故事很容易获知。可结果并非如此。关于高鸣的信息如同雪泥鸿爪，支离破碎。
譬如，他的履历中写到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而他所在的财政学专业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应该说，不乏了解的渠道，可是我四处打听，根本得不到什么有效消息。有一次，杂志社组织了一个财经学者的论坛活动，会议结束后，我陪席，其中一个学者恰好是人大财政学专业的，又正好是低高鸣一届的学弟，但他也仅仅只是“知道一点”。据他说，高鸣在学校并不是那种备受瞩目的学生，只能称为“正常”。他甚至不知道高鸣在学校里有什么情感故事，也不记得他有何特长和兴趣，这也太诡异了，要知道，在我所认识的“杨青”看来，正常世界里所有正常人都是极其无趣的。这位校友说，高鸣不爱交际，也不热衷于老乡聚会，从不饮酒，所以，日久就成了独狼。这倒像他。
可是我好奇的是TA。一个曾经长在他脑子里的人。我敢肯定，那必定是他曾经的恋人。然而渠道有限，信息阙如，我也几乎放弃了这种探求——要知道，我还有我自己麻烦缠身的生活。
就在我差点忘记这事时，却有了新的发现：一张照片。
有一天，杂志做了一期支教者的新闻专题，在后期编辑时，我搜索资料和图片，无意中钻进一个网站，看见一些人大校友在祭奠一位逝者，顺手点击进去。根据记述，逝者是一位独具个性的女孩，崇尚自由，酷爱公益，大学毕业后，应学校号召去了香格里拉大山深处支教，一年后，也就是二○○四年十一月不慎在崖边失足堕江，至今无踪。后面还附着她的一篇支教手记，读完她的手记我回头查看照片，结果在一张合影里，我看见了他——高鸣。
那是一群支教者拥在一起，她居中，她身边的高鸣与她亲密地抱拥并对视。
我一眼就能分辨出，那种在抱拥中对视的情感意味着什么。
有了那张照片，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了。
——因为，那位落水的女孩，名叫杨青。
根据已知的资料、BBS上的记述文章，以及杨青留存下来公布于世的支教者手记，虽然并没直接提到高鸣与她的关系，但几乎可以判断，她当时正在爱恋当中，而高鸣与杨青不仅是校友，支教的地方也是相距最近的，应该可以猜测到，这是一对恋人。考虑到他们的亲密程度和这个悲剧的结果，答案就趋于清晰了。
这么联系起来，住进精神病医院的化名为“杨青”的高鸣，实际上很多时候他就是“杨青”。他不愿出院，不愿成为一个正常人，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怯懦，当然也许是不愿脑子里的她离开而丧失那种深刻的记忆与切身的联系。
我记得他说过：某个你爱的人死了，那个死亡就像一把匕首刺进了你的头脑。过去与未来被分开了：死亡变成了一把匕首一样在你里面。在你的深深的痛苦中，整个的过去都被切断了，那儿没有未来，每一件事情都停止了。
如果让我试着解释，也许杨青的死是高鸣走向分裂的关键原因——他深爱的女人落水离世，他的意识在悲痛中渐渐变得模糊，然而，不知何时，在这种混乱中她来到了他的脑子里并且存活起来。他不愿接受治疗，只是为了让自己的意识更加顽固，努力让她“活”下来：
我靠我体内一个看不见的太阳活着。
“你怎么知道我‘调查’你？”
我按捺不住问道。
“像我们这样的人，多少有点特殊渠道吧。消息总归还是有的。但是——”高鸣制止了我的辩解，“我知道你并无恶意，你只是好奇。其实，你知道吗？我就欣赏你身上这种热气腾腾的好奇心。我还好奇的是，你究竟打听到了多少？”
“老实说，没什么收获。”我告诉他。
“但是，这一点想必你应该知道了，杨青是我的恋人。”他说道。
我点点头。
“可关于她的死，你不一定了解。”
高鸣讲得波澜不惊，但是平静之下暗含着惊心动魄。基本上，这是一个悲剧性十足的故事：在家庭与爱情之间，他被完整地撕裂了。更准确地说，在父亲与爱人之间，他迷失了。然后，悲剧诞生了。
自八岁母亲去世后，高鸣就活在父亲辽阔的羽翼之下，反过来说，这也是一种巨大的阴影。因为怜悯于他母亲过早离世，父亲的关照格外细致，但父亲的细腻多半都是比较生硬的。譬如作息，时间永远是固定的；包括饮食，一个在重庆长大的孩子居然从没吃过麻辣，这是不常见的；那些重要的事项——如就读学校，包括专业选择，均由父亲包办。总之，他就像走在一张精确的表盘上，而路径乃至细节均由父亲控制。去北京就读，看似独自生长之后，他也没有在实际上脱离父亲的范畴——只不过意识到孩子已长大成人，父亲的言语柔软了一些。譬如，父亲多次跟他提到未来，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何为“未来”。偶尔，父亲对儿子表现出的张扬感到忧虑：“个性是危险的。”告诫他，最好的个性就是看不到个性，这是一种艺术，“对今后是极有用的”。父亲总是惯于考虑很远，但话语总是点到为止，让他“自己多悟”。简言之，高鸣完全习惯了这种被动——哪怕父亲放低姿态与他“交心”，但仍是一堵高墙。父亲并不是柔弱的。
直到，他遇到了杨青。
她几乎像闪电一样出现在他眼前，但这道闪电落下来时却如羽毛一样轻盈。
那天，校门口附近的公交站，一个拾荒的老婆婆忽然呕吐起来，手里的剩饭撒了一地，收集的空瓶子从垃圾袋里滚出来。一群候车的女孩捂着鼻子哗啦地四散，避鬼一样。这时一个嫩色的身影跑过来，将婆婆扶到候车木椅上，给她揉了一会儿后背，又蹲下身，将沾着呕吐物的易拉罐和饮料瓶重新收拾到口袋里。
他在缓缓移动的公共汽车上目睹了这一幕。遗憾的是，他没能见到这个女孩的正脸，一头长发遮住了脸颊，但他想她一定特别漂亮。
几天后，他又见到了这个女孩，她蹲在离宿舍楼不远的灌木丛前，几只流浪猫围着她喵喵地叫唤——他一眼就认出来是她，因为那件嫩色的连衣裙，那头倾泻的长发。但与他想象中的有些出入，她的确不能称作漂亮，这种滥俗的词汇并不符合她。就像她并不整齐的细牙那样，她有一种机灵古怪的魅。他思忖了许久，终于找到了更为合适的一个词：酷。
那就是杨青，轻盈自由得如同一只鸟儿。甚至他们的恋爱，也是由她发起的。他远远地、悄悄地注视了几天后，她忽然回头，这叫他无法躲藏了。她招手说：“你也想喂猫吗？”他窘迫地点头。“想的话那你就坐过来呀。”她拍着身边的草地说。那种坦然霎时就把他打开并瓦解了。
很久后他才意识到爱上她的真正原因，她就像自己的另一面。就像她说的一句话：我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但我完全清楚自己可以不要什么。
说不清杨青到底最终为何选择了他？他自觉身上并无足以吸引女孩的什么东西。对于这点他总是迷惑。
她的说法是：干净。
“干净？”
“嗯，就是没有内容。”
接着她又解释说：“从你的眼里看到里面空空荡荡。”
他不是十分理解，心里很惭愧：
“我没有个性。”
“谁说的？”她瞪着眼，“你有呀！”
“有吗？”
“你的干净就是个性，你自己意识不到。”
他仍旧似懂非懂，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相爱了。某种意义上，他觉得是她“发掘”了自己，然后她又改造了他。她就是那种人，永远不缺乏能量，永远充满激情。“在爱的时候要尽情地毫无保留地爱”，这就是她。当然，她也喜欢驾驭的感觉——而在被驾驭的时候，他是快活且真实的，而快乐总是极为短暂的。
临近毕业前，按父亲的规划他应该再继续读研，否则就回重庆。可她做了决定，要前往云南支教，至少一年，或两年。她说，工作的时间会很长久，但这种经历人生中却可能只有一次，现在不去，兴许以后就永远也不会了。她说并不想过早地滑入那个油滑的社会，她在找一束光。这种观念，就是她与他迥异的地方，也是令他爱慕和被吸引的原因。只是对他来说，自由是很难的。他不想（也不敢）违背父亲，更不舍得与她分开——尤其是那么远，又那么久。他试着与父亲沟通，当然，充满懦弱地请求，但这没用，毫无商量余地，事实上他早就知道了。他第一次感受到抉择的痛苦，就像要把他撕扯开来。
他向她坦承自己的苦闷与纠结，从来都是这样，他对她没有任何隐瞒。
她这样问道：
“好吧，我问你，你读研，之后呢？”
他回答不了。似乎还是那个结果——回去，父亲已隐约透露了他的去向，读研当然只是为了增加某种分量。
她又问：“今后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确实没有。他想了想，没什么特别重要的——除了她，拥有她。
她继续说：“你好好想想，你究竟有过爱好吗？”
没有。他打小就开始出入各种培训班，围棋、书法，钢琴，甚至包括一个季度的柔道。但那都不是兴趣，只是负担。十二岁后，父亲把这些“无关”成绩的项目通通去掉，只留下奥数。
于是她问道：“你是谁？”
他觉得莫名其妙：我就是我呀。
“不是，我只看到了“高鸣”，一个被你父亲捏造的人。”她怜悯地打量着他，摇摇头，“只是你父亲希望你成为的那个样子的你。但是你呢？你在哪？我看不到你。”
这句话将他的灵魂劈开了一道口子——有那么一瞬，他能清晰看到，自己被切割成两半，一半清晰，但另一半是模糊的。
“我到底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不停询问自己，但依旧是迷惘的。不过有一点他很确定，他爱她。他也想要“找回自己”。
最终，爱情的欲望和绝望展现了巨大的能量，将他推向了她那一方——高鸣第一次忤逆了他那强势的父亲。或者说，父亲费尽苦心灌输在他人生里那些坚固的东西，顷刻间就被她瓦解了。
他扔下一切，跟着她一块出发。在那里会找到他们人生的一道光，在前往云南的途中她这么形容，他怔怔地聆听。“香格里拉”——听起来十分美妙，据说是陆地上离天空最近的一个地方。只是，那时他并不知道，越是美好的东西，背后越是隐藏着很多的艰辛与贫瘠。
村里第一次接他进山，他就在夜行路上遭遇了坠崖的惊险，真是惊险啊——皮卡的右前车轮几乎悬在路基之上；每天，且不说要适应陌生的糌粑和酥油茶，适应那些拗口的藏族名字，就环境而言，也是他从没想象到的，床铺看起来是干净的，钻入被子，层层叠叠的虱子往往不知从何而来，更痛苦的是，没有特效药。没有。你能做的只有适应，包括屡次出现在被子里的老鼠屎。睡在床上他脑子里总晃动着一句歌词：这世界是个摇篮它一直都在动摇，这动荡让我们平静就可以睡觉。值得安慰的是，就风景而言香格里拉是完美的，但几天的新鲜劲之后，那种循环的单调感足以覆盖一切；这儿经常断电，天黑得早，很多个夜晚他几乎就是在一种空洞中瞪着眼，似乎他在使劲思考着什么，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是空洞，纯粹的空洞。当然，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他追随而来，却不能陪伴在她身边。之前，他一直以为会和她在一个学校，那么遭受更大的困境也是值得的。可并不是如此，他们不能分在同一个学校。幸运的是，他们在毗邻的乡镇。听起来很近。事实上，他要见她的话得坐皮卡走一整天，有时甚至要在县城歇上一晚，第二天转车，然后还得步行几十里山路。
相聚的时刻太过稀缺，他们每次的性爱可说“愉快到连床单都无法承受”。但周末总是短暂的。更多时候，她用电话协助他完成绝大多数的爱与性。他在蓬勃的性欲和思念中绝望又幸福。山村的生活实在太枯燥了。
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种陪伴。他甚至也没有在这寂寥的高原上找到自己。但值得一说的是，正是这种无边无际的寂寞，让他开始学会了思考——而非一味混沌地接受。
第一个学期比寂静的云朵还要缓慢。他是这样认为的。在县城他结识了更多支教者，他发现，他们不全是杨青那样的，为了一种“光”而来。他逐渐意识到，支教更像是一种失败者的庇护所——事实上，当他越发熟悉这个群体，就越是清楚地认识到，更多人是为了逃避现实而选择了此地。这个发现让他吓了一跳。同社会上一样，这个群体里不缺下三烂，什么奇形怪状的人都有——在青年旅社，有个混子假意请他喝酒，卷走了他为孩子买文具的钱，不多，但足够恶心。一方面，他不后悔自己的决定；但同时，他又觉得，他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过微小了。难免地，他会觉得父亲的经验并不全然都是错误的。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就像他无比需要她，但她没法给他。这种真切的矛盾就像大山的影子一样，每天横亘在他矛盾忧虑的目光里。他时常一呆坐就是一整个下午，起身时，有一种不知身处何处的眩晕——我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短暂假期之后，最后的学期开始了。同校的另两个支教者不会再回来了，这意味着，他们会被新人取代——回去之后，他看到了，是两个女孩。某天晚上，一场大醉之后，其中一个来自上海的女孩在彻骨的孤独之中紧紧抱住他，他没有拒绝，做了一件无法撤销的错事。比这更错的是，随后他向杨青坦白了。她并没像一般的女孩儿那样哭闹不休，而是显示出超乎寻常的平静。他在惴惴不安中度过——她早就说过她有洁癖，在感情上，而干净是她对他的评价。他不知道她会做些什么，她始终沉默。之后，就在他以为这事儿快要过去的时候，她告诉他，他们之间结束了。她爱上了别人。是新来的同事。一天他们从镇上购物归来，山崖上突然一阵碎石滚落，正好砸中了他们乘坐的皮卡——她从车上倾覆时，如果不是他及时抱住她。也许她就被石头砸中了。他替代她挨了一块石头的撞击，头破了，流血不止。
“她是在照顾他的那个晚上与他住在一起的。她用相同的方式报复了我。”说到这里，高鸣的脸有些变形。
“第二天我就赶到她那里，没见到那个男的。她说他没在学校。我不信。我当然不信。她跟我吵起来，让我马上滚。我当然不干。见不到那个人我是不会走的。她扇了我一耳光，接着又扇了一耳光。我说，今天来我就没想活着回去。‘死很容易呀，’她说，‘你有胆就跟我来。’她带着我到山崖边，指着下面的江水说，敢不敢跳？我说，凭什么让我跳。她说：‘你是懦夫。’说完她踏上高高的山崖边，她的眼神冷冷冰冰，好像是我根本不认识的一个女人。我心里充满恐惧——似乎一阵风都能将她从山崖上吹落。我跪着，求她下来。她轻蔑地说：‘你不是说要死吗，怎么站都不敢站上来？’我冲动地站起来，想要抱她下来，她一边拼命挣扎，一边说：‘我已经不再爱你了。我爱上别人了！’正是这句话突然间让我恶念上涌，我轻轻一推，她就掉下去了。知道吗，我把她推下去了。”
霎时我汗毛竖起。
“可是，”稍稍定神之后我说，“新闻上说是一场意外，失足堕江失踪……”
高鸣挪动了一下上身，表情极为冷漠：“是我父亲。接到电话，他马上安排云南的朋友赶来——当晚就重新布置了现场。不是什么失踪，她当场就死了。”
“这可能吗？”我在心里默默掂量这个说法的真伪。
他闭上眼，又睁开说道：“其实，我差一点点就要找到自己了。”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了一幕场景：随着她从山崖下坠落时，一缕光也急速地从他的身体里泄漏而出，某种意义上，她把他也带走了——不论他说的是否真实，但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你还记得那个‘零点的鬼’吗？”高鸣突然问道。
“记得。在歌乐山上你经常提到他。”
“‘零点’就是杨青提到的那个男同事。杨青死后，他就失踪了。后来我知道，他一直隐藏在我周围。”
“你怎么知道的？”我被绕糊涂了。
“我见过他。”
“什么时候？”
“在歌乐山上，就是我偷偷离开那个晚上，我用你的钥匙打开门，沿着山坡的小道溜了，走着走着，身后有个人跟过来。后来我听到他喊我的名字，我觉得好奇怪。他在后面追着说，我是‘零点’呀。我就停下来了。他走到我跟前，脸忽然板起来，语气非常僵冷：‘还记得被你推下山崖的杨青吗？’我马上就明白了。他就是杨青的那个情人！原来他一直在找我，一直在跟踪我，暗中窥视我，甚至混进我的群里。没人知道杨青死亡的真相——除了他。现在，他要来复仇了。他一把卡住我的脖子，将我摁在地上，我没法出声，没法呼吸，嘴巴里塞满了泥巴和青草。他饶不了我，我也是，他窃取了我的女人！他跪在地上，使劲压着我的肩膀和头，但我的右手可以活动，我在地上胡乱摸着，抓到一块尖尖的石头，猛地砸向他的脚，他痛得躺到地上，大叫起来。我又用石头砸他的嘴，他凄厉地哀鸣着。不知道砸了多少下，他再没有声响。他死了，身体还哆嗦着。后来我驮着他走到一处垭口，从崖边推了下去……”
一口气说到这，他脸颊上全是汗，枕头上已经濡湿了。我也没注意他吊瓶里的液体早就输完了。一个护士走进来，怒气冲冲地朝我嚷道，“眼瞎呀！再晚点就糟了！”
说不清我当时的感受，我几乎是惶然逃出房间的。下到底楼，电梯门开启时，吴妈赫然站在门口。她一直等着，执意要送送我。
走出大楼，她突然长叹一口气道：“今天高鸣有点兴奋，他很久没跟人说过这么多话了。但是——还好。”
我偏头看着她，有点不大理解。
“也不知道是不是放化疗的原因，”她解释说，“最近高鸣的脑子总是很混乱，经常把过去和现在的事搞混。有时喜欢自言自语，晚上经常做噩梦。我问医生，医生说是正常的伴发性精神紊乱。”
我问高鸣究竟是怎么回事。
吴妈拿手点点太阳穴：“脑癌。”
我怔了一下：“严重吗？”
“医生说问题不大，像他这种情况，术后存活十年以上的希望挺大的。但是——”她低沉地说，“我觉得，他主要的问题还是精神上的。”
“怎么说？”
“唉，你不知道，他不光是病的问题。这一年，他遇见的事儿比其他人一辈子遇到的多。”
吴妈领着我避开暴晒的院坝，一边从阴凉处穿行，一边给我讲述他的遭遇。
年初，高鸣父亲被卷进一桩事态严重的旋涡之中——在正要退休前，被请去“协助调查”。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是高鸣遭遇的第一次重大变故。
第二件事：去年春节前，不知是不是早有预感，总之，高鸣的妻子——一位正处级的国有银行副行长——赴美国考察时滞留不归，将一个涉及上亿资金的金融案，以及丈夫全扔在了国内。他们没有生育子女，曾经有一个，但流产了，据说她现在跟另一个男人同居了。
高鸣仍在单位主持工作，同时配合接受组织调查。某天，他在会议上突发昏厥，送到医院，诊断是脑癌。治疗期间，他的工作暂停，纪委将他秘密安排在中山医院的这个地点接受治疗，当然，仍需继续配合调查。
现在我知道了，为什么高鸣孤独一人待在这里，难怪病房里丝毫看不出有客人出入看望的痕迹——不要说果篮了，连一张多余的纸片都没有。如果没有吴妈，他真可说是孤家寡人了。她是高鸣的奶妈，“从小看着他长大”，某种意义上她扮演了母亲的角色。高鸣结婚后，将她接来同住。
“好端端的一个家，说垮就垮了，而且捡都捡不起来了。你说霉不霉？”吴妈哀叹道，“相当于彻底被洗白了。好在，他现在的记忆是乱的。很远的事，他都记得住，但越是近的就越模糊，也好。”
震撼之余，我突然开始难过起来。他曾多次给我显示过超凡的记忆力，他不可能混乱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剧都记不得。
在医院门口，吴妈拉着我的手，很慎重：“高鸣啊，是干净的。他眼里只有业务，就是个性太强……”
个性？我在心里咯噔了一下。也许，这个东西正是那段恋情和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一笔遗产吧。
“……想想嘛，他风光的时候也没什么走得近的朋友。就算有，这种风头，谁敢来呀？”吴妈继续絮叨着，“你不一样，你跟他是单纯的朋友，不存在利益关系。如果有时间的话，请你多来陪陪他——现在他非常需要陪伴。”她躬身，“谢谢你！”
“没问题。”我说，“我单位离这不远，有时间我一定来。”
7. 死者
可我根本就没再去看望过他。
一个是，我觉得他给我讲述的故事，老实说，不像是真的。结合吴妈的说法，也可能是他的精神紊乱所致——这么说吧，我认为他精神状态重新出现问题了；另一个，那几天我确实很忙。这一两年，媒体广告经营可说是断崖式下滑，几乎就要跌入谷底了，杂志社人心惶惶，但事情反而越发多了起来，我不光要负责杂志内容本身，还要介入各种经营性的项目——甚至每期主打稿件的内容都要跟经营挂钩。
与高鸣重逢后的第四天，我在这种焦头烂额的情绪中接到吴妈的电话。
“高鸣走了。”她说。
“去哪里了？”
“他从楼顶跳下去了。”随后她补充说，“昨晚上的事。”
我握着电话，脑子嗡嗡的，半天才迸出一句：
“怎么——会这样呀！”
“是啊，一点征兆都没有，一句话也没留。”她说，“晚饭他还好好的，甚至还看了一会儿报纸，挺正常，谁也想不到。”
“这么大的事，怎么一点点动静也没听说呀？”
“事情发生在深夜，消息马上就封锁了。再说也没人关心他。我想着你前几天去看了他，他也聊得挺高兴的——住院那么久，就那天他是真的高兴，很开心。所以我想着给你说一声，就是报个信儿。哦，对了——”她说，“那天你走后，高鸣让我回了趟家，把他的藏书整理了一些，说要送给你。”
“这……”我委实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就当是一个纪念吧。”
挂了吴妈电话后，我再也没法平静下来了。
高鸣之死，是有准备的还是即时性的？前几天见到他，除了癌症带来的体貌改变外，他给我的整体感觉还是熟悉的，不能说是乐观的，至少也是稳定和正常的。虽然，他可能真有分裂的征兆，但至少人是平静的，看不出有何极端情绪。那么，他为什么要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退一万步说，我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他为何要在死前联系我，并且给我讲了一通匪夷所思的隐私！
老实说，我完全没法梳理清晰，就像一个人陷在丝绸编织的网里，触手之处，不是网眼，就是打滑，毫无出口可言。
当晚我收到了高鸣的礼物——我想，或者应该叫“遗物”比较准确。因杂志清样，我与美编一块儿下印刷厂，制版、调色，以及最后的对红、签版。总之等工作结束回到家已近深夜了，妻子嘘地作势让我噤声，我朝儿童房看了一眼，她说，娃儿刚刚才睡着。
我进卫生间准备洗澡，她跟着走进来，站在浴室镜前往脸上涂抹面膜，瓮声说：“下午货运送来一堆东西，搁在书房，说你知道的。”
洗完澡，我到书房，看见一个一米高的木匣子，掀开盖，全是书。我在那堆书籍里翻找了一下，全部是神秘文化类型的，也包括我在歌乐山房间见过的那些。对我这样一个惯于在网上下载资料而不是跑档案馆的伪专栏作家来说，这确实是一笔慷慨的馈赠。高鸣曾说他是一个无趣的人。看起来，这也几乎是他曾唯一着迷的爱好——而我似乎也多少理解了，像他这样一个人何以对这样一种东西产生兴趣。
在那堆书里扒拉一阵，我挑了一本比较罕见的书：《中国鬼神志》。准备放在枕边，以便睡前翻一翻。这是一种习惯。可是那本书拿起来后，我看见了下面的一个布纹硬壳笔记本。我拿起笔记翻开，里面多是空白页。但是零星写了一些句子，每一页下面有日期。那些日记（如果那些凌乱的句子也可以算作日记的话）并不是按日期排列，而是随意出没在笔记之间：
2004年4月5日
一个木偶等着一个人，轻轻提起它的线。
2004年6月8日
你唯一喜欢自己的时候，就是当你努力成为她喜欢的人的时候。
2004年7月23日
欲望赢了！
2004年10月10日
看了一篇小说。一个男人给探访他的女儿回忆当年两个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慢慢学会在生活中相处、相爱的故事，最后父女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完了，他说，故事结束了。我承认这算不上个什么故事。
很有趣，她说。我对你说这是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后来呢？她说。我是说后来怎样了。
他耸耸肩，端着他的酒来到窗前。天已经黑了，但雪还在下。
事情在变，他说。我不知道它们怎么变的。但总是在不知不觉中，也不照着你的愿望来变。
对，真的是这样，可是——但她只开了个头，没再说下去。
2004年10月28日
她说她怀上了孩子。
谁有了孩子？是杨青，还是那个与他有过偶然性爱关系的上海女孩？怀上谁的孩子？那个支教者，抑或高鸣？完全不知道。高鸣的笔记最后一篇是写于二○○四年十一月二日，只有一句，没头没脑：
死是一件轻易的事，有时候需要做的不过是轻轻一推。
这句话让我莫名觉得心悸，而这个日期隐隐有似曾相识之感。打开手机百度，输入杨青的名字，不多的几条相关资讯跳出来，我在里面翻找，看到了。那个女孩的失踪日期是十一月四日。那一瞬间，我突然迫切地想要求证这个事实。
我立即在通讯录里找到郑坤的号码，拨出去。郑坤是我以前的同事，足球记者，同时也是支教者协会的地区组织人之一，在云南断断续续支教约五年——二○○四年，他也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山村支教。两年后他回到报社，待了两年，说已经适应不了城市生活，又返回了支教的地方，一直到现在。
接到我的电话时，郑坤正在某个小镇上的一个网吧，因为要给孩子购买一份额外的礼物，他在那里彻夜赌球。
我直接向他打听这两位支教者，高鸣和杨青。
意外的是，虽然他并不认识这两人，但他听说过这场风波。
“这事儿我们圈里谁不晓得？很轰动的好不好？”他告诉我，这一对男女也不知道闹什么纠纷，闹得很凶，两人说干脆一块儿去死，找了个高崖，说要死就在这里，一块跳江。那女娃刚烈哦！说跳就跳了。但是男娃呢，怕了，不敢跳。瘫在地上，活生生眼睁睁地看着女娃被江水卷走了。
“你确定？”我又震惊了。
“也有人说，女娃当时很激动，一不小心踩空，坠崖了。”他说，“我那时支教的地方离他们不远，在一个县。”
“听你这意思，应该是有目击者的？”
“有呀！当然有。要不我怎么晓得这事？”
“你确定？”我再次确认。
“我唬你干吗？要不就是脚底打滑，坠崖了。反正——不是那个男娃推的！绝对不是。”
“那你知不知道这个事——”我问道，“杨青——就是那个跳崖的女孩，听说是跟同校一个支教的男教师好上了？”
“靠，说那么文雅干吗！就是寂寞嘛，睡到一起了。这种事情，好正常嘛，哪个没得生理需求？”郑坤接着说，“你是没在山区待过，完全不能理解那种孤独，你不会理解的。”
我问他知道那个跟杨青产生情感纠葛的支教者不。
他说没印象。不过他承诺帮我打听打听。
我怔怔地坐在黑暗里，原本清晰的事物，渐渐又开始不可辨起来。
根据高鸣的日记，他是带着杀心去找杨青的。他在临死前给我讲述时也提到，杨青是他动手推下山崖的——而且，他父亲随后做了周全的布置，至于怎么布置，如何消除？不得而知。不过，按照郑坤提供的说法，又不一样了：杨青是自己跳江的。
杨青跳了，但高鸣却没有。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蓄意的“杀人未遂者”苟活了下来，带着某种难以启齿的羞辱与自责，以及错乱的记忆活在一种狭小的困境里——久而久之，他把自己当作了那个凶手？
自然，另一个必然的疑问随之出现了，高鸣自杀前讲述的那个死者，那个跟他女友产生私情的支教者，也就是那个“零点”，他是谁？这两者真是同一个人吗？
但这太难了。郑坤在打听一番后回复我，二○○四年，杨青出事前，在香格里拉那所村小支教时期就没进过什么男性志愿者。我问他凭什么这么笃定？他说，“老子专门去帮你查了支教档案的——根本就没有！”当然，他也承认，各种支教者组织和协会并存，也并不那么规范，而且志愿者流动很频繁，打听不到也很正常。
可是，这完全说不通。那个化身为“零点”的人明明应该是容易发现的——在高鸣和杨青的故事里，他一直存在。
我联系上当时采访“夜行者”的同事——彭灿。他已经从报社离职了，但好在QQ里还保存了两个号码，一个叫乐筱天，一个叫如意。都是网名。我分别加上，在她们回加我之前，我又搜索了一下网页。
大概是高鸣在天涯论坛上发帖后不久，这个“零点”便出现了，成为忠实的跟帖者，随后他建立网友群，多次策划活动。很长一段时间，他是这个小众群落的实际领袖和执行者。至少，“零点”是确有其人的。
老实说，我始终无法相信，高鸣这么一个瘦弱儒雅的人会干这种事。我觉得这仍是他的臆想，就像杨青的死。
不一会儿，乐筱天回复了我。她属于那个团队比较资深的群友，从天涯论坛就跟着高鸣的帖子，参与过几次活动。乐筱天回忆说，“零点”在群里十分活跃，由于他思路奇特，常有出其不意的策划，所以在群里号召力很强。
由于她参与过那次佛图关找鬼的活动，于是我就问她：“那次就是‘零点’带领你们搞的活动？”她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诧异，活动是“零点”策划的，但是当晚他并没去现场。
“那是谁带队？”
“群主啊，”她说，“群主带我们去的嘛。”
我愣了一下。因为我记得，离开歌乐山之前，“杨青”告诉我，他本人当天并没到场参与“捉鬼”。
我问乐筱天是不是记错了。她说，当天彭灿也在场，你可以去问他。
我觉得没必要了，她是可信的。但是我不理解的是，当时的“杨青”——也就是高鸣为什么要刻意地整一套说辞，而且是郑重其事的。
我去隔壁的办公室找李四平。
两个月前，这个空了半年的办公室突然挂了一个牌子舆情办。这是我们这个杂志传媒集团新引进的一个单独部门，所谓舆情办，顾名思义吧。说白了，原来单一的广告模式已经行不通了，包括送版面这种挖祖坟的事也行不通了。现在的媒体广告是组合式的，就看你能提供多少服务，或者提供哪些别人需要的服务。我们是政经类刊物，主要客户当然是区县政府及机构，而舆情是他们最关心的一件事。
“舆情办”听起来很有阵势，其实整个办公室连主管带丘二（打杂的）只有李四平一个人。他是新近从北京某媒体回到重庆的，当然，带着他这套神秘的系统。
办公室的门关着，里面没人。我给李四平打电话，介绍完情况后，李四平说，就这点小事啊，还值得你亲自打电话？没问题！他说，只是目前自己在渝东南出差，几个区县连轴转，天天喝大酒，肠子都吐得翻过来了，恐怕还要几天才能回来。他压低声：“这回要签个大单哦，龟儿跑都跑不脱。”我说那你回来就帮我查吧。然后打开电脑上的对话框，把信息粘贴在他的QQ里。
五天后，下午，我独自去了一趟歌乐山。
在山下我拦了一辆摩的，让他带我到陵园。司机话多，一路上不停扯言子儿。
这个健谈的中年人说自己原来是安乐堂烧死人的。后来堂客死活不让他继续干了。“哈（傻）婆娘！”他絮絮叨叨，“死人有啥子嘛，死人比活人本分，你跟他发牢骚他都不还嘴的。”显然他并不满意家人的安排。他说从安乐堂离开后筹钱开了一个农家乐，“没几天就垮㞗了，妈哟，人人都发财，就我不得行，为啥子吗？还不就因为我是烧过死人的。哪个人愿意到烧过死人的农家乐来吃吃喝喝嘛？这世上哪有回头路嘛你说是么？哥子！烧一个人也是烧，烧一个跟烧一万个有啥区别。杀一个人跟杀两个人有啥区别你说？狗日的，哈婆娘！”
“噢！”一个急刹，“到了。”
我付了他十五块，说再见。
“哎呀，不能说‘再见’！”他急得连连摆手。
我觉得好稀奇。
“哥子呀，”他笑道，“我们这行是不兴说这两个字的。”
我也笑了。
在高鸣墓前，我坐了好一会儿。吴妈不是没通知，但我刻意没去参加他的葬礼。想必，他也不愿让我看到那种孤单，而且我惧怕那种虚假空洞的形式。一个人死了，死去意味着空白，仅此而已。但高鸣也许不这么认为。他曾经告诉我，人不会真正死去。在六道轮回里，死亡并不意味着结束，而是一种开始。他跟我讨论过“似曾相识”，他认为这种神秘的感知不能算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一种没有完全抹掉的记忆，或说是意识，那种记忆证实了，人会死去但他的意识仍会存留在某个时空，它们在自我运作，分散、汇聚，然后被吸收，存在于另一种生命里。
我在一篇科学论文里也看到过类似观点。从量子物理学的角度，有足够证据证明人死后并不意味着消失，死亡或者只是人类意识造成的幻象。正如宇宙本身并不创造生命，时间与空间也不会，而是人类意识的工具，是意识使得世界具有意义。那么，也可以说是意识杀死了他。
在墓园坐到暮色四起时，我接到了李四平的电话。
李四平在綦江和一个乡长喝酒，与当地景区的宣传合作已经敲定了，但那边需要我们提供整体的策划及细案。他的意思是务必要请我配合，“亲自出马”，最好是马上去一趟，了解一下情况，尽快出执行案。交代完之后，他突然“啊”的一声：“对了，你上次不是让我帮你查一个东西吗，我查了，但是忘了说。”
隔了几秒钟我才想起来，我是给了他资料，分别有高鸣的和那个“零点”的QQ、网帖，拜托他帮我搜寻那个人——“零点的鬼”。
“你猜猜，那个‘零点’是谁？”他的语气很诡秘。
“谁？”
“结果显示，那两个人，是一个IP。”
“什么一个？”我没反应过来。
“你不是让我查一个人吗？我查到了，那个高鸣和‘零点’，实际上是一个人。共用一个网信地址。”
我握着电话，仿佛被电击了一样。
李四平接着说：“零点的鬼——是一首诗哦。我给你发过来。”
我整个人都蒙圈了。两秒钟后，手机提示音“滴”地响了，我打开短信，看见这么几行：
零点的鬼
走路非常小心
他害怕
摔跟头
变成了人
我失魂落魄地离开墓园。老实说，我想不通，如果高鸣就是“零点”？岂不是他杀死了自己？事实上，我能理解的是，自九年前下山那一刻起他就死了。重生的只是他的躯壳。我记起他曾给我朗诵过一段句子：她不在了，记忆就损失了一半；如果我也不在了，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将不在；在悲伤和虚无之间我选择虚无。
——等等，此刻回想起来，缜密如他，其实早就为自己刻画好了离开的时间和路径。在此之前，他特地邀我见了一面，然后给我讲述了这段诡异但又似是而非的故事。为什么？还刻意说，“我欣赏你的好奇心”。那么，他要将我的好奇心引向何方呢？
只是我完全不想再思考了。拐上公路前，天色忽然暗了下来，眼前的世界犹如一张灰黑的铺盖，黯淡，静止，但充满了无形的压迫。我快步走在路上，衬衣被汗水完全地濡湿，紧紧吸附在身上。这时一颗雨点在我眼前掉落下来——这是历经数十天的酷热之后我见到的第一颗雨滴。随后，更多雨滴追赶而来。透过湿淋淋的眼睑，我看到它们在这尘世自由地倾泻。
这场暴雨一落，就是秋天了。
▲2019-4《十月》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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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乡村的时间/038 贾樟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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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隆唐宋/071 叶兆言
向阳路的游荡者/153 东君
心 事/162 方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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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界
王者之风/199 [智利] 埃弗拉因·巴尔克罗 赵振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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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雪的诗/237 晓雪
大地之母/239 劲草
艺 术
封 面 夜 之三［局部］ 周力
封 二 山花（油画） 陈衍宁
封 三 山那边是大海（油画） 陈衍宁
封面设计 赵平宇
篇名题字 斯继东
▼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