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琦君散文奖·作品奖得主：沈芸
第四届琦君散文奖·作品奖
沈芸《南竹竿胡同113号》
《花城》2019年第4期
颁奖词
沈芸获奖作品选读
南竹竿胡同113号(节选)
沈 芸
一、四九城
我，祖上杭州，生在苏州，养在上海。
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我随母到了北方的唐山，快要上学了，又被带回了北京。我回到北京后不久，我爷爷夏衍走出了秦城监狱，我们家的元气开始有些慢慢地恢复了，话说那是1975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城告诉了我三种颜色：蓝的天，白的云和灰的瓦。
气派！不愧为千年古都，没有一点俗媚之气，走在街上的人，也是大大方方的。
我们家在东城南小街，早先的门牌是八大人胡同27号，后来改为南竹竿胡同113号。
在一个物是人非的年代里，所谓的东富西贵，也就剩下胡同和四合院了，住在里面的人，都被一茬茬地革了命。
1949年以后，我爷爷他们那一代的很多文人“书生作吏”，走上了如履薄冰的仕途，可是，之初的他们依然是文化人。譬如说，他们中的一些人用自己的稿费买院子，像丁玲、艾青、叶君健……都是自购房产。
我爷爷也说过，他当时手里正好有一笔可用的稿费，刚刚调到北京当部长，他就看好了一座带花园的四合院，还没等他买，文化部就分配了他这处房子。
作为四合院，这算不上好宅子，平平常常，既没有雕梁画栋，也没有假山后花园，简单呆板，但规矩方正，对于当时四口人的家庭，足够了。
还有足够好的是地段，第一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段。
南竹竿胡同隔着一条小街，正对着是礼士胡同，著名的刘墉府是后来的电影局。隔壁就是我上的礼士小学，我每天上学走路十几分钟。
这条南小街上，分布了很多耳熟能详的胡同，24路公共汽车把它们串了起来，往南沿线两边：北竹竿胡同、竹竿胡同、南竹竿胡同、演乐胡同、内务部街、史家胡同、新鲜胡同、红星胡同、芳嘉园胡同、禄米仓、干面胡同……一直开到终点北京火车站。
往北，到了朝阳门内大街。有以前的文化部、外交部、图书进出口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最重要的是朝内菜场，逢年过节，凭票供应，排队购买，那可是一年之中关乎温饱的大事件。
除此之外，81号里的那两幢鬼宅，天长地久地摇曳在日晒雨淋中……
那时候的北京四九城，不大，东城以内，皆可步行。从东城到西城，骑自行车最适宜。
我记得，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经常骑一辆自行车，到了我们家院门口，把车一停，叫着“夏伯伯”走进了正房的客厅。她在人大当教授，教俄罗斯文学，是《红楼梦》专家，懂昆曲。
“我爱北京天安门”，是需要有一段车程的，去一趟也算是一件大事情。
在公交车里面，我对24路的感情最深，这座古城留给我最初的记忆，都是24路帮我串联起来的，它所经停的每一站，都是记忆库的一扇门，不要轻易触动。
我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会经过一个小卖部，开在一个居民房的低矮窗口，只有一个小售货口，我总是探进头，跟里面的老大爷说，要5块桔瓣糖，一分钱两块，每次就买10块。口袋里的这5分钱，我在课堂上就攥着，心里盘算着，买了这10块糖，要在这两天回家的路上和做作业的时候，分几次吃光，这是对自己上学辛苦的偷偷奖赏。
有这种小心思的孩子，不止我一个。廖梦醒家的一位小哥哥，今年都六十多岁了。他小时候，最爱吃稻香村的黄油枣泥饼，他住校省下一星期的零花钱，就是为了吃上一块黄油枣泥饼。从稻香村出来，吃上了思念已久的枣泥饼，不坐公交车，走着回家，边走边吃，节约了他妈妈给的车票钱。
在我家的南小街上，没有稻香村，我的最爱也不是枣泥饼。如果从南竹竿胡同出来，去坐24路，要走到演乐胡同那一站上车，在这不到5分钟的路程中，有一家早点铺，除了清晨卖油饼豆浆，也卖烧饼糖耳朵之类的小吃，到傍晚才关门。
我们从南方过来的人，最受不了北方的这种小吃店，简陋得很，跟上海的糕点店没法比。那位王金陵阿姨在多年以后，有一次在电影院里见到我，热情地从包里掏出点心来：“给你吃啊，这可是从上海带来的奶油点心……”
玻璃窗的木门只要是营业时间就一直敞开着，冬天挂上个厚厚的棉门帘子。终日都在昏昏暗暗中，一两盏黄瓦斯灯泡，总是提不起精神，随时要熄火的样子。高高的、我踮起脚才够得着的柜台，三两个没精打采、说话硬撅撅的售货员，几张方桌子和条凳，是供吃早点的人用的，桌子上放着筷子桶和搪瓷调羹盒。柜台里没几样点心，麻酱咸火烧、麻酱糖火烧，有时候还会有焦圈和应季的绿豆糕。
在这几样可怜巴巴的点心里，我最爱吃的是一毛钱一个的豆馅火烧。白白的硬面烧饼皮上滚了一圈白芝麻，在烧饼的肚子中央点了一个红点，最关键的是，它一定要裂口，露出里面的豆馅，是带红小豆豆皮的馅，不是南方的细沙。它的学名极其生动，叫：蛤蟆吐蜜。
对了，到了下午，小吃店会供应炸糕，就是天津的耳朵眼炸糕，也是带豆皮的豆馅。
这家早点铺离我们家很近，有的时候，早上，小孩子赖床，大人就把早点买回来，冬天家里生炉子，用锅装回来的豆浆就放在蜂窝煤炉子上小火温着，油饼夹在铁丝筚子里烤在一边，吃的时候嘎嘣脆。
我觉得糖油饼是最好吃的，比普通油饼要贵，一毛钱一个，是油饼里的战斗机。那时候，大人要是给小孩儿两毛钱买早点，就有点奢靡之风的意思了。
我们家里的南方人总是怀念油条，北京当时没有，天津有，他们叫果子。让我最早知道果子就是油条的人，是一个郎中，他住在我们家院子的对门。
这个人，充满了故事，而且是互相矛盾的故事。
二、街坊
过去北京的夏天，白天热，晚上凉，不难熬。三伏天，太阳底下是火辣辣的，树荫下晒不着的地方，小风吹着凉快。
一到七、八月份，树上知了喳喳地叫上一整天，到了太阳落山，还不肯“下班”。
进入雨季，地上房上的狗尾巴草像小孩儿抽条似的向上蹿，蚊子也跟着猖獗起来，大家吃完饭坐在院里乘凉，人手一把蒲扇，漫无目的地拍打着……
我刚回北京时，没有找到小学接收，像个失学儿童一样每天在家里东跑西颠。父母上班，好在有爷爷教我语文，不过他的教学方法不规范，也有可能是他根本看不上“四人帮”他们编的课本，不好好按照教材教，所以，我一个夏天都在家快乐地“放羊”。
趁大人不注意，我便溜出院子，跑到对门去玩。
某一天，那位郎中，姓余，正站在院中间跟三两男女说着话：“天津那大果子，炸得是金黄铮亮，暄暄腾腾，站得直，立得住，笔挺挺，北京见不着。长江以南的人，他们管这叫油条。”
说这话时，他不像北京人，但又不像天津人，这果子里透着见识，却不是思乡。
余郎中长得像李雪健，五短身材，平头板寸里藏着白发，黝黑的面色中埋着皱纹，我总感觉他的眼白比别人都多，眼角中露出的余光比李雪健扮演的人物还要狡诈，他的嗓音也跟李雪健的角色一样是从鼻腔里发出来的磁性般沙哑，他的声音从来不高，但是一听就知道是他在说话。
他一看见我跑进了他们的院子，就开始收起了话头，摇着扇子，准备往自己家门里走，上了台阶，手一背，给了我一个后脑勺。
我们家是胡同里的著名黑线人物，这条街上没人不知道。我们家被抄过30多次，一个院子几乎被抄空了，几卡车把家里一排房子的书都拉走了。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红字标语直接写在了院子的白墙上，正对着我们的门窗，时时刻刻提醒着我们家是专政的对象。
随后，院子里搬进了七户“革命群众”，我们被轰进了连厨房都没有的三间房子。
我出生的1969年，是我们家最倒霉、最悲惨的年月，我爷爷被抓进去三年了，生死未卜。
所以，给我取名“芸”，一是取芸芸众生的平民百姓的含义，二是芸香，为一种夹在书里防虫的草，取义“书香”。
从小我被保护得很好，在家里没有受过夹起尾巴做人的自我矮化教育。
我曾经在胡同里，趾高气扬地跟街坊们说：“我爷爷是四条汉子！”街坊们觉得我很好玩，故作一番惊叹状。唯独余郎中，从我身边“哼——”的一声走过去，摔了一下院子的大门。
可是，很奇怪，我一点也不怕他，照样往他们院儿里跑。
我们家的院子在经过了这场劫难后，已经失去了当年的景致，成了一个大杂院，院子的中间还被邻居盖了小厨房，东南角的一棵桃树挤得见不到阳光，不久就无影无踪了。只有一溜西房的前面还保留了一些残存的遗迹，我爷爷亲手种的一棵枣树，从小树苗长到碗口那么粗了，树枝也长过了房顶，却从未见它结过枣。一棵开不了几朵花的紫丁香，瘦小枯干，营养不良。还有一个葡萄架，那只等了我爷爷8年多的大黄猫，死后就埋在葡萄架下，或许是这只“义猫”的气场太大，在它入土为安后没多久，这棵葡萄藤就死了。
隔壁建了一个金星钢笔厂，每天都有难闻的赛璐珞味道飘过来。可以说，这个院子的风水已经给破坏完了。
从监狱里出来的爷爷，身心俱疲。家未破，人安在，已经是万幸了。
“文革”前那种打理庭院的好兴致，荡然无存，也力不从心。他只是在家房前的小块空地上种些花生，教我种些“死不了”和地雷花，我奶奶倒是喜欢盆栽的粉红色韭菜莲。他们看见我用采来的指甲花捣碎了，来染红指甲，很开心的，这也算是劫后余生的一点小快乐。
指甲花，也叫凤仙花，是我从对门的院子采来的。“死不了”的花籽儿和地雷花的花种，也是我从对门的院子采来的。夏季的地雷花，到了晚间，会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采地雷花种的时候，我还专门搭配挑选了各种颜色，紫色、黄色、白色和花斑点，幻想着来年，在我家院子里，也种出一片姹紫嫣红，不过，好像没有成功过。
对门的院里养着一只黑猫，是翟大妈家的，翟大妈是满族人，一位体面的老太太，对我家很友好，欢迎我去玩。
我爸爸稀罕她家的黑猫，总说以后自己也要养一只，这个愿望后来我们搬到大六部口，实现了，他一下子养了两三只黑猫，因此我爷爷说：“黑猫是我儿子的，黄猫是我的。”
朝内大街以南，在前清时是镶白旗的地界，门第低不了。翟大妈家的四合院比我们家可是气派多了，北京人的老话，她家是高门槛。走上高台阶，进深是一个有檐柱的大门洞，黑褐色的大门口立着一对神气的圆门墩。虽然大门的里边已经是个杂院了，但依旧庭院深深，垂花门的雕梁画栋，游廊的迂回，都看得出这座一进的院落，在前朝不是一般的人家。
我一直感觉，这座老宅子是翟大妈的祖宅，院子里的其他住户都像是后搬进来的，只有她家，或者准确地说，只有她像是这宅门的主人。
可是，我们家的大院门是开在朝南东南角的，对门翟大妈家的大门却是朝北开的，四合院的门朝南朝北是风水布局，里面肯定有文章。
翟大妈从来不说她家的陈年往事，细想下来，她家现在应该是原来大宅的后门，前门开在了新鲜胡同，坐北朝南。北京的老城区里像这样跨两个胡同三进以上的大宅门很多，像章含之的家原来就是三进大院，前门在史家胡同，后门开在内务部街，后来院子一分为三，正门是妇联的好园宾馆，章含之住中院，后院是外交部的宿舍，成了大杂院。翟大妈的院子很可能就是这样，他们的大宅在民国时期分家了，翟大妈一家分得了后院，从南竹竿胡同进出。她家的正房像是一个南北两边对窗的花厅房，很宽大，中间打了一个木门雕花隔断，朝南的窗前砌起了一面罩房的墙，如果不错，这就是分家的标志。罩房的墙没有挡着射进来的阳光，夹道的一棵核桃树长得葱茏茂密，我由此知道了，核桃树的树冠是很美的。
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说的就是她以前的家。
所以，我们一般不说对门，都说翟大妈院儿。她那个院子里有一个大葡萄架，遮阳蔽日，快八月的时候，绿葡萄珠就垂了下来，等着慢慢变紫，葡萄藤底下还种着白色的玉簪花。她家院里的一棵大枣树，一到秋天结果时，大枣子挂在树梢上像是一颗颗玛瑙，沉甸甸的。翟大妈的东跨院窗根底下有一棵号称是百年的老月季，据说这棵月季和这座院子同龄，它的枝秆跟一棵小树一样粗。一到入冬，就用草苇子和棉絮包起来，相当于穿上棉衣。
这个院子的前院已经被破坏了，几家住户都在自己的门前接出来一个简易的小厨房，把走路的地方挤成了只能走一个人、推一辆自行车的小道。翟家的垂花门特别雅致精巧，典型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建制，“一殿一卷”式的卷棚顶和悬山顶，里院是四扇绿屏风门。以垂花门为界，里面是另一个世界，格局未变，保持完好，连花坛都还在，我采的花籽儿就是从这儿来的。
老北京院子里的春华秋实，是一种很高级的奢侈。种什么树，养什么花，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院里都会有一棵枣树，然后是丁香、石榴或海棠。
我们南竹竿胡同113号的家有一棵枣树，北小街46号也有一棵枣树，大六部口14号还有一棵枣树，同时，种了一白一紫两株丁香。
翟大妈家除了有枣树，还种了一棵香椿树。打枣的喜悦在秋天，摘香椿芽的欢乐是在春天。翟大妈院里每年用铁钩子摘香椿芽，是一大景观，大人钩，小孩儿捡，街里街坊的一下子仿佛成了一家人。翟大妈好像会做各种跟香椿有关系的菜，她更喜欢把香椿分送给四邻尝个鲜，她让我带回家去一把刚摘下来的香椿芽，送给我奶奶，炒个香椿鸡蛋。
尼克松访华的时候，商店里突然投放了一批巧克力，得知消息后，大家闻风而动，赶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张秉贵”糖果柜台，蜂拥着排队购买，我爸爸托关系多买到一份，借着看大黑猫的由头给翟大妈带去。我当时和妈妈在唐山，还在上幼儿园，对爸爸带来的这份尼克松巧克力印象深刻。
从那时起，似乎是个分水岭，“文革”进入了后期。大家都被阶级斗争折腾得筋疲力尽了。嘴上不敢说，心里却都不自觉地想将那些路线啊，斗争啊，放到一边去，渐渐地回到人际交往的正常轨道，盼望着能平平安安地过上人的生活。
三、西屋魏家
我们家的老邻居，并不在113号院里，这七户人家，是造反派抄家以后，强行住进来的。紧挨着我们房子东头的那家人最坏，经常仗着自己的“根红”欺负我们，我听见过很多次，我爸爸跟他们吵架。我姑姑和爸爸下放干校的时候，家里只有我奶奶和一只老猫相依为命，被院里人欺负的时候，只能忍气吞声。
相比来说，翟大妈更像是我们可以相互照应的近邻。我们家1956年搬过来的，翟大妈在她的院里住了一辈子，只是我不知道这是她的娘家还是婆家。
我在自己家的院里，是没有小朋友的，有一个跟我同龄的女孩，父母是街道小工厂的工人，红五类出身。这个女孩子长得不好看，身上的小市民习气很浓，我爸爸不喜欢我跟她玩。有一次，我们在院子里玩扑克牌，吵吵闹闹的，我爸爸从房间冲出来把我训斥了一顿：“你还有点女孩子的样子吗？不像话，回家！”不欢而散，我被拎了回去，看见我爷爷的脸色也很阴沉难看。
没有小朋友玩，我只能找大朋友玩，西屋的魏家姐姐成了我的玩伴，往西屋跑，我爸爸不反对。魏家是这个院子里对我们家最友善的，也只有他们家没有把门前我们种的花木铲光盖小厨房。他们一家都是工人，魏家姐姐刚顶替父亲进了工厂，家里没有吃闲饭的，这家子都是本分厚道的本地人。
我爷爷回家后的第二年初春，魏家出事了！
一天傍晚，各家各户都在准备晚饭，突然间，从魏家搭建的小厨房里传出了铝锅扔在地上的响动，接着就是一大声惨叫，像是魏大妈被锅里的粥烫着了。魏家一片大乱，魏家姐姐跑出来叫人找板车，那时候全北京市都没有急救车，送医院急诊，只能是找街坊邻居借板车。我们前院，过去的那间门房住的收发室，搬进来一个街道小工厂蹬板车拉货的，正好他在家，板车停在院门外。魏家姐姐说了好话求他帮忙。
春寒料峭，天气还很冷，魏大爷抱了棉被褥子，把板车铺垫好，魏家的儿子把他母亲从屋里背到院门外，全家人把老太太抱上车，盖好被子。躺在板车上的魏大妈身体僵直，不能动弹了，斜着眼睛，口里吐着白沫。
那一天的晚饭，大家好像都没有吃好。魏家人更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传回来的消息，魏大妈中风瘫痪了。还好，那天家里人都在，送医院及时，魏大妈保住了一条命。
十天半个月以后，被接回家的魏大妈已经不同往日，瘫在床上，大小便都要人伺候。她的脸变形了，呜噜呜噜地说不出话了，舌头肥大，半张着嘴，口水动不动就沿着嘴角流下来了，手也不听使唤，自己不能擦。
魏家姐姐再也没时间跟我玩儿了，她忙着白天上班，下班回来要照顾她妈妈，每天就看见她在洗个不停，连出屋喘气的工夫都没有。
如果不是魏大妈病倒，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余郎中的本事到底有多大，在我看来，他就是一个阴阳怪气的讨厌老头儿。
魏大妈的病，西医的招数已经穷尽了。魏大爷去对门找了余郎中，给他看了病历，还带去了两瓶酒。
余郎中答应试试，但没把话说死。有一个比较苛刻的条件，他不出诊。于是，这一苦差就落在了魏家儿子身上，他要背着母亲去对门就诊，然后再背回来。路很近，可是这几步路要迈好几道高高低低的台阶和大大小小的门槛，瘫痪病人自己一点都配合不了，沉得要命，每次一个往返，即便是有魏大爷在旁边帮忙，也把他累得够呛。
据说，余郎中有一手金针的绝活，他对经络熟悉，下针的手法稳准，从不见血。过去的好针灸大夫视出血为废针，余郎中就是这样的。
余郎中治病有很多规矩，比如，他扎针治病开方子的时候，闲人免进，连陪着的家属也要回避，魏家父子每次都是不进屋地等在门外。
老实的魏家人严格地按照余郎中的医嘱执行，魏大妈除了针灸、走罐，还吃余郎中开的汤药。余郎中每周开一次方子，魏家姐姐就去白塔寺抓药，回来用中药罐子在小火上三煎，他们家的屋子里飘着的全是中药味，倒出来的中药渣堆满了垃圾箱。
我不再去魏家玩儿了，一来是我爸爸告诉我，人家有病人，不方便，要懂事。另外，我也受不了他们家的味道，那股中药味，闻了就想吐，想想都觉得苦。
时间过得快，转眼间过了清明就到端午了。魏大妈似乎见好，人能坐起来了，脸色也不再惨白，有了血色。他们家时常趁着天气好，把她抬出来晒晒太阳。
又过了一阵，魏家姐姐苦着的脸阴转晴了，心情好的话，还跟着半导体哼上几句歌，那段时间广播里播得最多的曲调儿：“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就是好！”她顺着“就是好”这三个字，手里的罐往下一磕，中药渣倒了出来，还冒着白烟。
不知不觉中，魏大妈可以站起来走几步路了，左腿点点儿，右腿画圈儿。身子栓了半边，口水还是流，自己会擦了，说话不清楚，但可以表达意思了。
魏家人和余郎中都没有放弃，继续坚持治疗。魏家人讲礼数，接长不短地给余郎中家带去一饭盒鸡蛋、两包绵白糖、一瓶鲜麻酱……余郎中不客气，都收下了。
我爷爷在监狱中被踢断了腿，他是拄着双拐回来的，他对在里面遭遇的一切，闭口不谈。
有一天上午，他架着双拐去院子活动活动，刚好碰到练习走路的魏大妈，魏大妈一个步子没有站稳，出溜到地上去了，我爷爷居然不顾自己拄着拐，伸手去搀老太太起来。大家后来都开玩笑地说，一个瘸子去救一个瘫子。
这件事，让我爷爷小得意了一下，他一辈子都很能干，在心理上，从来没有因为一条伤腿而像个残疾人。
四、郎中
魏大妈病情的好转，证明了余郎中是不可小觑的人物。余郎中的脸上倒没什么变化，还是那副不阴不阳的表情，走起路来倒是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味道。
这两个院儿里的人，大概没人能说得清楚余郎中的来历，所有关于他的说法，都是只言片语，拼贴起来就像是戏文。
余郎中，看模样约65岁，实际上可能刚刚过了70岁，属于年轻时不显年轻，老了不显老的那种人。他比翟大妈小几岁，翟大妈跟我奶奶差不多大，比我爷爷小几岁，“翟大妈”是我爸爸的叫法，按辈分，我要叫她翟奶奶。所以推算下来，余郎中差不多是1910年前出生的，跟我爷爷是同龄人。
这个岁数的人，想太太平平的都难，军阀、日本人、国民党……都遇上了，全是必修课。好不容易盼到了解放，又赶上了三反五反、反右和“文革”。
余郎中那身打扮，一年四季从来不变，中式对襟外罩从盘扣发展到纽扣，永远是黑灰蓝。脚上总是一双内联升版的老头布鞋，连懒汉鞋都不上脚，冬天才换上高帮的老头绒棉鞋。他头上的那顶帽子最有趣，毛毡子瓜皮帽，从前一年的霜降戴到第二年的清明，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比节气还准。后来被“文革”了，这种帽子不生产了，郎中的儿媳妇就给他织了一顶毛线瓜皮帽。
余郎中走在胡同里，步态稳稳当当，一步一个脚印。他平时的做派不显山不露水，用现在的词是低调。很多时候，他似乎很想把自己藏起来，不让别人感觉到他的存在，而有的时候，他的存在又能把人吓上一大跳。
离我家很近的竹竿胡同，胡考和张姨住在那儿，入乡随俗，按北方习惯，我管张姨叫张大妈，管胡考叫二爷爷，因为他比我爷爷小。他们家是我常去玩的地方。他们胡同的院儿里住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儿，他很爱惜自己的一把胡须，经常掏出一把专门梳胡子的小梳子梳几下。老头儿特别爱种葫芦，在家门口搭了一个葫芦棚，葫芦大丰收时，棚子上硕果累累。白胡子爷爷很喜欢我，告诉了我好多葫芦的知识，教我摘葫芦时一定要带着把儿，晒葫芦前要刮皮，葫芦晒干后，晃着里面有“哗啦哗啦”籽的声音，就可以掏籽了。碰到白胡子高兴就会送我几个形状好看的葫芦，我带回去给我爷爷玩，他也是葫芦爱好者。
对于余郎中这样不喜交友的人，美髯公却是他的朋友，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他会带上一包花生米，去找老头儿说上一下午的话。
大家平时都称他老余或老余头，除了他姓余，知道他全名的人寥寥无几，也没人多打听。
可是，我知道。是在白胡子爷爷家掏葫芦籽时听来的。
“免贵姓余，兆铭，汪兆铭的兆铭。”余郎中跟他盘道，摇头晃脑，故作神秘地凑在白胡子耳边说了这么一句，没有避讳待在一旁的我。
美髯公眯着眼睛，捋着胡须，似听非听。
我当然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啦，回家鹦鹉学舌地说给我爷爷听，“哦……”了一声以后，就没有然后了。想想后怕，那是什么年代？！居然把自己的名字跟汪精卫挂上钩了，这不像是老谋深算的余郎中平日里的作为。
美髯公和余郎中两个人有同好，都喜好红木家具，委托商店成了他俩在兵荒马乱时期的桃花源。有几年，抄家成风，除了抄家就是抢房子，被抢的都是有家底的人家，房子被占了，家具没地方放，就只好送到委托商店，三钱不如两钱地卖了。东华门的委托商店，有一阵红木家具堆积如山，都摊到街面上了。
美髯公没有经济实力，但会木工活，懂木材，精通榫卯工艺，他跟余郎中一搭一档，他帮着挑，余郎中出钱买，余家的房间里到处都塞满了红木家具的拆件。余郎中后来自己睡的床就是买来的一个紫檀卧榻。除此之外，余郎中还酷爱往旧书店跑，目标很专一，就是收集古医书。
美髯公说过，余郎中是南人北相。
他是哪儿的人？好像也没人知道，从他的长相和口音都不好判断。
余郎中聊得最多的地方是天津，那是他的革命史、光荣史、发家史！他是在天津解放军的队伍里给官兵们治病时，认识了部队老首长的，医术获得了信任和肯定后，在人民军队里站住了脚。并且通过老首长的关系，让自己十六岁的儿子在廊坊入了伍，他们父子随军进到北平城，他的儿子还被组织介绍去华北革大学习，入了党，从那时起，算是正式参加革命了。
再往前，余郎中喜欢讲自己的山东往事，孔孟的故乡，民风淳厚。
余郎中在济南开了一家自己的中医小诊所，正赶上1948年9月中旬的“济南战役”，解放军的部队攻克济南。部队的随军医生不够用了，到处在济南城的医院诊所里找大夫，为受伤的伤病员治病。有很多诊所打内战打怕了，见了拿枪的军人就害怕，早早关门歇业，或者干脆拒绝出诊。而余郎中胆子大，他觉得治病救人不碍事的。果然，他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很吃得开，上上下下都混得熟，这样，就跟上了队伍，一路北上。
不过，在批林批孔的那些日子，余郎中只讲随军北上，不讲济南行医。
总之，这支潜力股是买对了。余家从此掀开了红色历史的新篇章。至于再往前，余郎中不说，谁也不知道，也没人关心了。
余郎中是什么时候搬进翟家大院的？应该不会早于1964年，在翟大妈的描述中，这座院子的改朝换代也不过是近十年间的事情，至少在60年代初，垂花门以里，她家的生活依然是“躲在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五、翟家
翟大妈是旗人，她身上有股子当家大姑奶奶的气势，透着利索。脸庞大大的，额头光光的，桂花油梳的发髻一丝不乱。满人妇女喜欢用线绞脸，出嫁那天绞，意义重大，叫开脸。翟大妈的脸总是亮堂堂的，眉清目秀，天庭饱满，五官里没有一点儿藏着掖着。
翟大妈的言谈、举止、做派及礼数，显示出她大户人家的风范，无论在娘家还是在婆家，她都是主事的角色。
满人的衰落，不是在1949年以后，大清朝一完，节节败退，心理底线不断后撤。八旗子弟成了一个贬义词，从统治阶层沦为弱势群体，他们的内心普遍已经接受了这一现实。
但是，翟大妈的气质里看不出这种失落，她对新社会不抱怨，对旧社会不留恋。她甚至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庆幸，原来的那一套老理儿把她死死地拴在家务里，现在解放了，她能够以妇女解放的名义出去透透气，去天桥，去王府井，去护国寺听梅兰芳唱戏，跟我奶奶结伴去香山写生，顺便俩人扛回来一棵小树苗。
在翟大妈的哲学里，凡事都有顺其自然，遇事千万别拧巴。
三反五反以后，翟大妈家里老辈人陆续过世，他们家三四口人住一个大院子有些空落，也收拾不过来。翟大妈家都是吃饭的嘴，没有挣工资的人，但是她脑子很清楚，新社会吃瓦片的事不能做，于是就主动提出让出前院，自己家住后院。她这一深明大义的举动得到了街道的表扬。况且，土地改革以后，她家乡下的地上交了，断了收入来源。经过多年的坐吃山空，就剩下这所房子，算不上富户了。
翟大妈每遇大事不糊涂，她懂得以空间换时间，变被动为主动。她把房子上交不出租的做法，一来，为自己的老公换来了一个街道抄抄写写的闲差，凭着一手好字，最终吃上了皇粮。二来，街道办事处在分配房子的时候还是跟翟大妈有商有量的，住过来的都是相安无事的人，我记得，有一对小学老师夫妇带了一个孩子，有一个小职员，还有附近学校的一个校工等。这些通情达理的邻居，让翟大妈一家安度了十年的光阴。
不久，翟大妈的儿子中专技校毕业，到工厂上了班，当上技术员。她的儿子身上没有遗少的毛病，反倒是很像劳动人民家的孩子，所以在工厂受重用，是业务骨干和先进分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1964年一过，风声又开始紧了。街道办事处来找翟大妈，仍然是说他们家的房子，跟上次不一样，似乎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
这一次，翟大妈伤心了，眼睁睁地看着这点祖业要断送在她这代人的手上。那些日子，她整夜难眠，辗转反侧，思前想后，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胳膊拧不过大腿的。
那段时间，我们家的日子也不好过，毛泽东两个批示下达以后，我爷爷已经“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被免去，门庭冷落。
我爷爷被罢官后，心力交瘁，赋闲在家。得了一种神经性皮炎，奇痒无比。施今墨家的方子也不起作用。后来还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女中医王者君，妙手回春，治愈了。她是原来基督教会的教友，曾在同仁医院附近开私人诊所，不以营利为目的。起初，我爷爷见到她时，还很大男子主义地存疑：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大夫能治好这疑难病吗？等他从牢里放出来的时候，很感慨地说道，幸亏王大夫把他的皮肤病治好，否则他是活着出不来的。
我奶奶和翟大妈同病相怜，彼此又不能多说一句，相互叹息。有时候在门口碰上，一起去菜市场转一转，有时候，翟大妈会给我奶奶找点带鱼的头尾带回来，给猫做饭。
不久后，房管所的人带着余郎中一家走进了翟大妈的里院，此时，余郎中已经是五口之家，他当兵的儿子娶了媳妇，又生了孙女，一个十岁的小女孩。他们住进来翟家的西房。
又过了半年左右，翟家把东房也腾出来，住进来一家机关干部，夫妻两口子都是党员，男的刚刚提了干，女的是团支书，他们安顿下来后，把公婆从农村接了过来。
这一下子，翟大妈的院子多出来九口人，再也不清静了。好在，老宅子的廊子够宽，东西房两家分别在廊子上用砖头垒起了各家的厨房，翟大妈得以保住了她心爱的葡萄藤、枣树、香椿、月季和花坛里的花花草草。她还保住了自家的一排正北房，还有东跨院的厨房和独立茅房。
说话间，就到了1966年8月，翻天覆地慨而慷。
六、丙午年
这一年，属马的人是本命年。我爷爷属鼠，他的好运气似乎已经用完了，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当然，他只是万众之一。
“五一六”声明发表了，在山西介休搞“四清”的他，清醒地知道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他决定回京“投案自首”。
他是在家中过完了66岁生日，我们浙江人的习俗，生日那天，爸爸要是吃上了女儿亲手做的66块红烧肉，可以保后半生平安。我爷爷的生日是在深秋，他在吃这顿不寻常的红烧肉的时候，心情一定是无比复杂、惶恐。
家里到处都被贴了封条，草木凋零，凄风苦雨，随时都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
大灾大难面前，考验猫智商的时候也到了。大黄，也就是博博，是1962年来到家里的，它被装在一个草帽里，是一只可怜瘦弱的小奶猫，还尚未断奶。它成了在我爷爷的养猫史中，最受他亲自精心照料的一只猫。他给它喂奶、擦药、治病、调营养，一年以后，这只大黄猫长成了南竹竿这一片的威武之师，它的硕大和霸道几乎出了名，传说它霸占了周围房顶上所有的母猫。三年困难时期，大黄依然享受着爷爷给它从外面带的“加餐”。他俩一起睡，无论在房子上打架多晚回家，它都会带着一身的土钻进爷爷的被窝。
大黄看透了红卫兵，这些“小将”只要一冲进院子，它就飞奔上树，等到夜深人静，再从房上下来，进屋吃饭。而另一只“鞭打绣球”的白猫因为经受不了这种狂轰滥炸，死于“迫害”。
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寒风彻骨，胡同里飘落的枯叶在北风的吹拂下，在地面上划来划去，发出了呜咽一般的声音，红色的海洋吞噬了每一个人，无处可躲，无处可藏，随波逐流及听天由命是唯一能做的选择。
12月4日的深夜两点多钟，我爷爷被抓走了。他是老地下党，非常镇静，他在卫生间里管女儿要走了身上最后的五元钱，被押上了一辆汽车。
后来，他回忆说，一关进去，他就被缴掉了眼镜和皮带，几道大门锁关闭之后，他就知道出不去了。
那一夜的113号陷入了巨大的恐惧之中，剩下我奶奶和姑姑她们，惊慌失措、瑟瑟发抖。第二天一早，大街上就贴出了“热烈欢呼揪出彭罗陆杨和‘四条汉子’”的大标语。
多年以后，文联的小杜（杜继琨）阿姨告诉我：“你爷爷被抓走以后，你奶奶找过我不下十次，来打听下落。你姑姑给陈伯达写信，没有下文。”
我爸爸那天因为去了唐山，所以没有看见父亲被抓走的一幕。这之后，他有两件事一直念叨，年夜饭绝不能出去吃，一定要在家里吃，1966年的除夕就是在外面饭馆吃的饭。还有，家里不能再养白猫。在他看来，这两样事对我们这个家是不吉利的。
专了政的院子，如同秋风扫落叶的阶级敌人，迅速就被革命群众瓜分了。我们家就剩下了一排北房，我爷爷原来卧室兼书房的窗户被新搬进来的那家人堵死了，终日不见阳光，只给留下了一扇北窗。厕所给我们留下了，但是厨房没有了，二合一，在厕所里做饭，同样，窗子也被封死了。
对面的翟大妈已经许久不敢来找我奶奶说话了，她在惊恐万状中看着我们院子的变化。当她得知我爷爷被抓、家被强占后，吓得心脏病都要犯了，这让她这么一个经历了两个朝代的人充分感受到了革命的残酷无情。一直以来，她都认为我们家是纯正的老革命，还是文化名人和国家的副部长，这个院子连周恩来总理都上过门，怎么瞬间就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亿万只脚了呢？余郎中显然要比她政治上成熟得多，他冷眼旁观着我们家发生的一切，不置一词。
不过，对于抄家，我爸爸说过一句很公道的话，他讲，闯进我们家的造反派很多，各种单位的都有，但是街道居委会的人没有来过，或许也不排除，他们对有官方背景的家庭下手比较谨慎。
目睹着我们家的每一次惊心动魄，战战兢兢的翟大妈都在暗自庆幸，她的院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抄过。她无时无刻不在祷告，有几次红卫兵已经上门来问住户成分了。
经过1964年的那场洗牌，翟大妈的院子颜色开始发生了变化。
余郎中的儿子是1949年前入伍的军人，是老党员，他长期在部队负责首长的后勤工作，他的那一身军装一下子就把这个院子染红了。
不止如此，翟大妈的儿子在工厂脱颖而出，又红又专的表现使他的出身变得不重要了，他被批准入党，并且加入了护厂的工人纠察队。
翟大妈的老伴也成了街道上香饽饽，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语录和革命形势的简报，都离不开翟大爷的这笔好字，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还有东屋的革命干部，夫妻俩都是革委会的红人，热火朝天的干劲让他俩连孩子也顾不上生了，家里的老人为此催了又催。
不管怎么说，战火尚未烧到翟大妈的院子，她的世外桃源还是很安全的。
七、时艰
余郎中在这场大风大浪面前，显露出他的江湖本色，表面上笃笃定定，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跟翟大妈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倾斜。
本来，他家占了西房，还想独占西跨院，翟大妈戒心骤起，西跨院支起了一个木梯子，可以上屋顶平台，那是翟大妈的宝地。以前廊子上是不晾衣服和被褥的，老四合院的人对晾晒文化很有廉耻心，这些事不轻易示人，所以，屋顶平台对于日常操持家务的人用处大了，平时晾晒，夏天还可以乘凉。余郎中当然知道这个的妙处，也知道翟大妈的用心，俩人胶着僵持不下。见了面客客气气，彼此都防备着，余郎中心里清楚只能智取，不能豪夺。
直到有一天，“破四旧”开始了，来势凶猛，摧枯拉朽。翟大爷捎回来的话说，这次要挨家挨户地检查。翟大妈看着我们家惨状，莫名地恐慌起来，她围着她的花园子转来转去，一筹莫展。原来，这里面有几株大牡丹，魏紫、赵粉、姚黄……云想衣裳花想容。
余郎中看出了她的心思，主动上前搭话。“老姐姐啊，给挪个地方吧……”他手指了指西跨院，“回头再让人给刨了去，听说内务部街那边有家院里几十棵月季的园子活活被开水给浇死了。”翟大妈胆战心惊，像是看见了救星，无助地频频点头。她的老月季在东跨院，已经围起来了，不太惹眼，这几株牡丹倒是她的心病。
说干就干，余郎中早就规划起西跨院的土木工程了。
他对外宣称帮着翟大妈修理上平台顶的梯子，收集来废砖头，找来水泥，索性砌了一个梯子，翟大妈的儿子又从工厂找来了一根钢管做扶梯的护栏，这一下翟大妈上下可比原来的木梯子踏实多了。借势，两家人趁着傍晚擦黑，齐心协力将大牡丹移植到小跨院里，用围子挡上，跨院外面用破门板做了一道小门，虚了一道门锁，号称是两家共用，堆放破烂杂物的地方。
果然，这个方法让大牡丹逃过了劫难，也让两家人有了精诚合作的默契。
我年纪小，从唐山回到北京的时候，大牡丹早已不见了踪影，正房前的那块空地种上了丝瓜、豆角和牵牛花，盛夏时分，丝瓜的黄花、豆角的粉红花、紫色的牵牛花，交替着开放，在翟大妈的廊下像是垂下来的花窗帘。
入秋后，偶尔也能看见余郎中扛着两个大麻袋进了跨院，掩上门，在里面忙活半天。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给大牡丹施肥，大牡丹可馋了，如果肥料不足，第二年开的花就不饱满，典型的资产阶级富贵之花，属于“破四旧”的范畴。翟大妈把伺候大牡丹这活儿移交给余郎中，是正确的决定，她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况且，光是大牡丹要吃的肥料，在买块豆腐都凭票的年景，如果没点门道，是找不来的。
据说在那些年的谷雨时分，西跨院观牡丹，是翟余两家共同严防死守的大秘密，多一个人都不让知道。
这以后，翟余两家的秘密就越来越多了。
翟大妈家有一对紫檀雕花大柜子，是她娘家的祖传，她害怕有一天被砸被抢，就跑去跟余郎中商量。
余郎中进到她家堂间帮着出主意，翟大妈毕竟是有家底的人家，一堂间的硬木家具，虽说有的已经不成套了，看着还是早年间的好东西，那对紫檀大柜就更是显眼，不是一般的神气。
翟大妈是这院子的原户主，曾经的剥削阶级，算是个大目标。
余郎中给翟大妈出了一个高招，让她把家具打散了摆放，别像老规矩那样条案、八仙桌，一边一个太师椅，有些茶几、半圆桌等小件可以往里间和厨房里放，再堆上杂物，盖上一些不用的碎布，别太招眼。把原来的一些摆设都撤了，打包装箱，那些不合时宜的物件就别再拿出来了。
余郎中嫌堂屋正墙上的毛主席像不够醒目，让把两边插着鸡毛掸子的大花瓶拿走，然后从自己家捧来一个玻璃盒里装的蜡芒果，供在毛主席像下边，又跟翟大妈嘱咐道，回头再去找两个佛手，芒果的左右，一边一个供上。
被余郎中这么一收拾，翟大妈这个“封资修”的家瞬间革命化了许多。可就是那对紫檀大柜，我自岿然不动，愁人！怎么摆都是红卫兵一进来就会盯上的目标。
再后来，不知道这话是谁先说出口的：要不然先把大柜放到郎中家去吧，他家是西屋，光线比较暗，可以用柜子打一个隔断……翟大妈全家都表示同意了，还不落忍，怕给余郎中家惹上麻烦，考虑到毕竟是军人家属，想想红卫兵恐怕不敢轻举妄动。
余郎中也是爽快人，没过分推脱，就准备收拾一下给大柜子腾地方。搬这对柜子是个工程，翟大妈说自打进了这院儿，这对柜子就没挪过地方。好在两家都有青壮，大家齐上阵，总算是趁着院里没人的一个下午把柜子搬进了余家。
余郎中想出来一个妙计，把做隔断的柜子反过来摆，柜子的背面冲着堂屋，雕花门冲着隔断里面开，两不耽误。
余郎中的小孙女大了，总跟大人一起睡不方便，用铁丝拉上个布帘，正好给小姑娘隔出个单人小间。
从堂屋的效果看，柜子背面的木板形成了一道木墙，用来供上伟大领袖的像，外人不会太注意。
造反派们的确来过一次翟大妈家，进了屋东看西看，晃了几圈没准备动手的意思。余郎中在屋里听到动静出来了，拿着自己儿子的军装，挂在晾衣服的铁丝上，用毛刷一遍一遍地刷……没多久，那伙人就走了。
余郎中看见翟大妈瘫在椅子上，脸色煞白，一丝血色也没有，整个人一点一点地往下滑……
八、余家
余郎中救了翟大妈一命，他的金针在翟大妈的人中上扎了一针，翟大妈就回神了。
这个世界，有两种职业永远不会没饭吃的——厨子和郎中。
老话儿说，家有良田万顷，不如薄技在身。靠手艺吃饭，不会错的。
余郎中的医术在南竹竿胡同的周边悄悄传播着。运动一起来，医院时常停摆，老大夫陆续被打倒，好大夫基本都靠边，不是被下放，就是派下乡。中医的私人诊所一律关停，像护国寺这样的老医院，以前大夫上门出诊也被取消了。
翟大妈的事情无异成了余郎中的一帖软广，不知不觉就有人开始求上门来。余郎中很谨慎，尽量找各种理由婉拒，他深知，在那个非常年代，招摇必定会惹祸。实在拒绝不了的，他一是坚持不收费，二是要看眼缘，路子不对、面相不好的人绝不沾手。
余郎中的儿子在部队干得是顺风顺水，有一位一同北上的老首长罩着，虽然不是吃香喝辣，也还是太平安稳。小余跟余郎中不是一个路道，憨厚老实，寡言木讷，在家里一切唯父命是从，不拿半点主意，父亲坐着，他站着，父亲说着，他听着。孝顺是老首长最为看中的优点，老首长对余郎中说：“就让你儿子跟着我吧，给我当半个儿子。”余郎中一直是老首长的私人中医，经常被接去诊脉调养，同时还是老首长的一个聊天搭子。“那敢情好，犬子交给您，我就一百个放心，您栽培他，提携他。”余郎中赶忙把话头接了过来。
老首长把小余安排在后勤部门，实际上就是贴身跟着自己，不招眼、不露脸，提拔也很迟缓，但是个稳当的肥差。老首长不看重小余的能力，看重的是忠心，还有对余家两代人的知根知底。
小余的媳妇，是余郎中亲自给说下的，他对进门儿媳妇的把关比政审还严，小余自己没主张。
余郎中的择媳标准别具一格，年轻、漂亮、有文化似乎都不是排第一的，能生养好像也不是最重要的。
我见到余家媳妇那会儿，她的女儿都要20岁了，她已是中年妇女，眉眼间看得出俊俏，穿着打扮不是新时代的新女性，老派得很，一口清脆悦耳的京片子，举手投足有腔有调，衣服穿得有款有型，一字领的外套，配上几粒玻璃扣，露出粉碎花或小红格的衬衫领子，整个人透着鲜亮。我身边都是些爱打扮的上海阿姨们，而余家媳妇是北方气质上另一派。她身上有两样东西独到，她喜欢的小碎花，我也喜欢，可她穿出来的花衬衫，跟我姑姑和我妈妈她们是不一样的，有股子烟火气。另外，她的发式从来不留刘海儿，额头前利利索索，用发箍往后一箍或是发卡朝后一别，没有一丝小妇女的扭捏模样。
传说，余家媳妇比她老公大三岁，女大三抱金砖，也有说是大五岁，女大五赛老母。两人并排站在一起，余家媳妇像姐姐。
余家媳妇在余家可是当家的，不是小媳妇，老余把家里的吃喝拉撒全权交给了她，小余也归她领导，余郎中深谋远虑，既给儿子找了一位媳妇，又给这个家找了个女主人，一举两得。曾有八卦说，余家媳妇是二婚，这在老余看来不是障碍，他们家要的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阿庆嫂。
这位媳妇还有一个特点是在单位里不积极，上班基本不是在打毛线，就是在拉关系。当然，拉的都是对过日子有用的关系，比如朝内菜场卖鸡的，百货大楼卖毛线和卖布头的，小学校的校长及幼儿园阿姨，都是她的联络对象。
这一点最得余郎中的欢心，老余见不得一天到晚在外面风风火火跑的女人，像东屋那家的革命女干部整天不着家，冷锅冷灶的，想想就气不打一处来。老余的心思就是要让儿媳妇把家打理好，把儿子和孙女照顾好，把自己服侍好。这对余家媳妇不在话下，翁媳俩一里一外配合得天衣无缝。
余郎中的孙女像妈，美人胚子，出落成标准的小家碧玉。早就不上学了，本来想参军，但老余反对她去文工团，说是他们老余家没长蹦蹦跳跳、吹拉弹唱的筋。小余托了关系就近把女儿安排在北京郊区插队，三天两头请病假回家。她心性安静，外面乱，躲在屋里哪儿也不去，跟着爷爷读古文，看医书。
余郎中从来就不是新时代的人，他的冷眼是用来旁观的。比起局中人，他对这场天下大乱的来临，似乎更有准备。
……（未完）
选自《花城》，2019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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