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5《十月》·思想者说∣格非：麦尔维尔读札（选读②）

Original 格非十月杂志 2022-10-26

格非，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著有长篇小说《欲望的旗帜》《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望春风》《月落荒寺》等，中短篇小说《迷舟》《青黄》《隐身衣》等，学术随笔集《博尔赫斯的面孔》《卡夫卡的钟摆》《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等。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麦尔维尔读札

格非

5.“裴廓德号”与其他捕鲸船的九次相遇

“裴廓德号”自开航以来，遇到的第一艘陌生的捕鲸船，名叫“信天翁号”。当时，“裴廓德号”正绕过好望角，向东南方向航行，驶往克罗泽斯群岛的露脊鲸巡游场。

这是一艘美国船，也来自“裴廓德号”家乡的南塔开特。如果我们认真读过小说的第42章《白鲸的白色》的话，那就一定知道，“信天翁号”这个船名，预示着怎样可怕的不祥之兆。这艘“外形好似鬼怪”的捕鲸船，在凶险无比的大海上遭遇过怎样可怖的事件，小说没有交代。但当它与“裴廓德号”相向驶过时，船长亚哈向“信天翁号”的船长喊话，问他有没有看见白鲸莫比-迪克，“信天翁号”船长还没有来得及回话，手里拿着的号筒，便当即被吓得掉入了海中。莫比-迪克虽然还没有露面，但似乎只要提到它的名字，就足以令捕鲸者闻风丧胆。两艘船相向而过，未作停留，更未遵守捕鲸船在海上相遇的传统礼仪和习惯——两船并拢停靠，交换携带投递的信件，举行船员联欢会。

因为好望角附近的海域，属于海上交通要道，过往船只很多，“裴廓德号”很快就遇到了第二艘捕鲸船“大鲸出来了号”。这艘捕鲸船的水手，几乎全由波利尼西亚人组成，这一次，两艘船停在一起，举行了联欢会。按照两船相遇的特殊习俗，水手们可以自由地互访联欢；两位船长如在一艘船上见面，两位大副则必须待在另一艘船上。

在联欢会上，“大鲸出来了号”上的一位白人水手讲述了这艘船上不久前发生的一个离奇故事：大副拉德尼与一个名叫斯蒂尔基尔特的水手发生了冲突，它差不多导致了一场骚乱或哗变。骚动在船长的弹压下最终平息，但事情并没有完。斯蒂尔基尔特因对大副的羞辱耿耿于怀，开始暗中酝酿对大副拉德尼的残酷复仇。就在斯蒂尔基尔特即将达到自己目的的时候，莫比-迪克突然出现了。于是，仿佛是出于天意，莫比-迪克很随便地甩动了一下它的尾巴，拉德尼就掉入大海并葬身鱼腹。也就是说，不用斯蒂尔基尔特亲自动手，莫比-迪克就替他除掉了仇敌。

这个故事是一段典型的“二度叙事”，并结合了“后事前提”的手法。实际上，以实玛利是在好几年后，在利马的一家“幸福客店”里，向几位西班牙朋友讲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中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

《水手比利·巴德》

第一，作者讲述这个“故事中的故事”的时候，花了很大的篇幅来交代大副拉德尼和水手斯蒂尔基尔特两人不同的社会阶层、文化教养和文明习俗。因此，这两个人之间的冲突，既是身份地位、阶层属性所带来的“秩序政治”的冲突，同时也是文明、种族形态不能相容的冲突。而后者则是激起哗变与骚乱的主要动因。顺便说一句，“哗变”这个主题，在麦尔维尔的《水手比利·巴德》《班尼托·西兰诺》中都有充分的呈现。

第二，不论是阶级、阶层利益冲突，还是文明、种族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基于人性本能的攻击冲动，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来说，似乎都可以纳入“人际关系”或“人间秩序”的冲突之中来考量。但在麦尔维尔看来，还有一种冲突形式高居其上，但常常被我们忽略：我们可以将它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或者说，个人存在与不可预知的命运之间的冲突。莫比-迪克既是自然的象征，也是命运的化身，严格地来说，它是不可战胜的。

因此，这个故事，虽然只是一段“插入性叙事”，也具有奇闻轶事的性质，但它在强化作品的主题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裴廓德号”在海上遇到的第三艘捕鲸船，名叫“耶罗波安号”。两船相遇时，“耶罗波安号”船上正在暴发恶性传染病。为了避免感染，两位船长只能隔船喊话交谈。令人奇怪的是，“耶罗波安号”上的实际控制人并不是船长，而是一个被称作“迦百列天使长”的普通水手。这名水手自称是海洋上的拯救者、五大洋的代理监督，而实际上是一个集诡妄症患者、精神病人、预言家、《圣经》阐释者于一身的狂妄之徒。和“裴廓德号”上的费达拉一样，这个人物也是“非理性”的代表。而麦尔维尔倾向于认为，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非理性和疾病支配的。在小说的第16章，叙事者也曾这样告诫我们：“千万要记住，年轻有为的人们，人类的伟大性，其实不过是疾病。”（《白鲸》第106页）

当然，“耶罗波安号”也遇到了莫比-迪克。大副梅赛不顾“迦百列天使长”的预先警告，放下小艇展开攻击。结果，莫比-迪克那“巨大的白影子”一晃，梅赛大副即被高高地抛向空中，最后葬身海底。

“处女号”是一艘德国捕鲸船。它的船长德立克是不来梅人。“处女号”与“裴廓德号”刚一相遇，船长德立克就乘坐一只小艇，手里擎着一只灯油壶，迫不及待地向“裴廓德号”驶来。原来是“处女号”船上照明用的鲸油耗尽，船长只得低声下气地来讨灯油。一艘常年漂泊在海上、以生产鲸油为其基本工作的捕鲸船，竟然会没有灯油，这在海上可算是天大的丑闻了，“处女号”之名（未能捕获任何一条抹香鲸）恰如其分。

德立克讨了灯油刚刚离去，两条捕鲸船就同时发现了一条硕大的、“年高德劭”的大鲸。两艘船的水手都立刻放下各自的小艇，竞逐争抢。“处女号”开始远远领先，但按照“谁先掷出标枪谁先得”的海洋竞争原则，“裴廓德号”后来居上，如愿以偿地捕获了这头犹如“行将告终的地球”般的老鲸。“处女号”一无所获，只得转而攻击一只脊鳍鲸去了。但德立克船长所不知道的是，脊鳍鲸是一种具有极强游水能力的鲸类，小艇根本无法接近。他们的追击注定徒劳无功。“处女号”的可笑境况，或许是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捕鲸业日落西山的真实写照。叙事者对德国捕鲸船的冷嘲热讽，几乎不加掩饰。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作为捕鲸业“后起之秀”的美国蒸蒸日上的豪迈与自傲。

不过，在这次相遇中，无论是船长亚哈，还是大副、二副和三副，都没有向“处女号”船长打听莫比-迪克的下落。这在“裴廓德号”在海上与陌生船只的九次相遇中，是仅有的一次。大概是“处女号”的捕鲸技术太过低劣——他们连抹香鲸与脊鳍鲸都分不清楚，更别指望他们能发现“莫比-迪克”了。

德国船如此，法国船似乎也好不到哪里去。

接下来，“裴廓德号”遇见了一艘来自法国的“玫瑰蕊号”（Bouton-de-Rose）。这艘船虽然有如此好听的名字，但四周却散发出难闻的臭味。原来这艘船的两侧各绑缚着一条大鲸。不过，其中之一是在海上寿终正寝的老死鲸，另一条则是因得了胃弱症或消化不良症而病死的大鲸。“玫瑰蕊号”上的船员从职业捕鲸者，变成了海上“捞尸人”，其中的反讽与讥诮不言而喻。一般来说，老死或病死的抹香鲸，除了可能制造疫病之外，连一滴油都榨不出来。最终，在斯塔布好意的劝告之下，“玫瑰蕊号”抛弃了这两头死鲸，让自己变成了“处女号”。

与德国、法国船相比，英国捕鲸船可就要专业多了。当“裴廓德号”遇到挂英国旗的、来自伦敦的“撒母耳·恩德比号”时，亚哈船长就急不可待地向英国船长打听莫比-迪克的踪迹。他听说这艘船不仅曾与莫比-迪克遭遇并展开激战，而且还让船长丢掉了一条胳膊，于是，亚哈便破例第一次乘坐小艇，去对方的船上向英国船长打听详情。

“撒母耳·恩德比号”是在赤道附近遇见莫比-迪克的。当时，他们正在同时追击四五条抹香鲸，莫比-迪克那可怕的白色不期然出现了。它露出乳白色的脑袋和脊峰，脸面布满皱纹，在鳍的地方还留有人类上一次攻击所留下的几根标枪头。它只是轻轻地甩动了一下尾巴，就将英国船长乘坐的小艇打成了一堆木屑，同时也顺便将船长本人从肩膀到肘腕的肉给捋了下来。船长的胳膊被锯掉以后，木匠给他做了一只假肢。

这一章的标题叫作“臂和腿”，恰如其分地概括了两位船长与莫比-迪克激战后所造成的损失。不过，与英国船长讲述莫比-迪克时的惊恐和胆寒相比，亚哈的情绪一直处于亢奋之中。因为他知道，莫比-迪克已经离他很近了。

在“裴廓德号”遇见的所有捕鲸船中，来自南塔开特的“单身汉号”无疑是其中唯一的幸运儿。它鸿运高照、喜气洋洋，不仅船舱里塞满了贵重的鲸油，甚至连甲板上都堆放着装满了鲸油的油桶。这艘满载而归的船，快快活活地顺风而行，踏上了返家的旅程。船员们一路上都在狂欢。这是一艘秉承着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捕鲸船，当亚哈向他们打听莫比-迪克的踪影时，船长根本没有什么兴趣。他的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那就是尽可能地杀死更多的抹香鲸，为自己的船装满鲸油。

这次相遇，可以被看作是后文“终结之战”来临前的一次短暂小憩。

就在“裴廓德号”乘风破浪，赶往赤道与莫比-迪克厮杀之时，前面驶来了一艘名叫“拉吉号”的捕鲸船。它原先鼓胀的帆篷，像是突然炸了的气球，纠缩在一起，似乎刚刚遭受过沉重的打击。“拉吉号”的船长加迪纳也是南塔开特人，是亚哈的老相识。当亚哈向加迪纳询问，是否见到过莫比-迪克时，后者的回答竟然是“昨天”。亚哈抑制着内心的狂喜与激动，马上问了第二个问题：莫比-迪克是否已被打死？亚哈担心的是，如果莫比-迪克已死，“裴廓德号”在四大洋日夜兼程的追击，就将立即失去意义。好在“拉吉号”根本不是莫比-迪克的对手——它同时放下四只小艇（还搭上了备用艇）前去迎战，结果冲在最前面的小艇，好不容易将莫比-迪克拴住了，却反被它劫持。莫比-迪克将小艇拖向了很远的海面，逐渐缩成了一个小黑点。随后，随着一阵阵泡沫飞溅，小艇就不见了，大海就此恢复了平静。

等两艘船挨得很近了，加迪纳就从小艇上一纵身上了“裴廓德号”的甲板。他请求自己的老友亚哈将“裴廓德号”租给自己四十八小时（他情愿偿付高额的酬金），去寻找那只消失了的小艇。因为他自己的大儿子就在这艘小艇上。面对加迪纳的苦苦哀告，亚哈船长一声没吭，脸上一副冰冷的表情。加迪纳不得不向亚哈吐露另一个伤心的秘密：昨天在与莫比-迪克展开生死搏斗的那一刻，他在另一艘小艇上的小儿子也已经失踪，很可能已葬身鱼腹。他只有十二岁。面对同时失去两个儿子的这位可怜的父亲，亚哈船长一边向加迪纳船长发出逐客令，一边命令自己的大副，在三分钟内将所有的“拉吉号”客人劝走，然后扬帆疾驶，去追击莫比-迪克。

当两艘船朝相反的方向驶出很远了，“裴廓德号”上的水手仍能看见“拉吉号”在蛮荒之海中闯来闯去，形单影只地寻找着失去的小艇。不过，“拉吉号”悲伤的搜寻，也并非完全徒劳无功——等到“裴廓德号”在与莫比-迪克的激烈搏杀中沉入海底，“拉吉号”顺便救起了船上唯一的幸存者以实玛利。

“裴廓德号”最后遇见的捕鲸船名叫“欢喜号”。“欢喜”一词似乎有极强的讽刺意味。正因为如此，叙事者认为它取错了名字。亚哈照理要向船长打听莫比-迪克的下落，可“欢喜号”的船长对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了认真回答的兴致，他只说了两个字：“你瞧！”便不再作声——当时，“欢喜号”上正在举行葬礼。

这艘船刚刚与莫比-迪克鏖战过。整艘大船连同起重机横木上的破烂小艇，仿佛是剥了皮去了肉的骷髅。它失去了四个身强力壮、生龙活虎的水手，且正在把第五个水手的尸体抛入海中。船长对亚哈发出了两个警告：第一，杀死莫比-迪克的标枪还没有被铸造出来；第二，如果“裴廓德号”执意往前，那么它实际上是在五个水手的坟顶上航行。

俗话说，忠告少于红宝石。俗话又说，忠告虽然珍贵，早已供过于求。此时的“裴廓德号”似乎已别无选择，它只能驶向自己命定的死亡。

就《白鲸》的情节线索来说，这部作品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从小说的开头至第21章为第一个部分。这部分的文字，主要描述以实玛利来到“裴廓德号”之前所发生的事情。从第22章至第135章，小说讲述了“裴廓德号”由启航直至覆灭的全过程。而“裴廓德号”与陌生船只在海上的九次相遇，则构成了第二个部分重要的叙事标识，同时也是情节上重要的助推器。每遇到一艘捕鲸船，意味着“裴廓德号”离它的终极目标莫比-迪克就更靠近一步。随着螺丝越拧越紧，悬念的紧张感亦随之加深。

另外，既然麦尔维尔笔下“比陆地更为古老”的大海，被视为人类社会的缩影，那么为了更好地展现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对陌生捕鲸船（象征着不同的社会共同体）的遭遇和其命运的揭示，自然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说《白鲸》中的这两个部分，有什么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或联系，我认为就是对预言或预感的渲染和描绘。《白鲸》或许是世界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将预感放大至全篇、并弥漫于字里行间的长篇小说。也可以这样说，《白鲸》实际上只写了一件事：预感及其应验。因为这篇小说几乎每一个情节节点上都充斥着这种“不祥的预感”，“裴廓德号”与陌生船只的九次相遇，实际上也是在为这种预言及其应验逐步加力。关于这一点，我这里就不展开分析了。

需要注意的是，《白鲸》所谓的预言，不是某事即将发生的普通预感，而是对整个人类文明或世界秩序彻底覆亡的巨大担忧，其中包含了作者强烈的警告。那么，作者通过以实玛利的追述，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向读者发出警示的？他的恐惧和忧虑又源于何处？这涉及“裴廓德号”这艘捕鲸船所暗示的人类文明进程的目的、意图和历史轨迹。

6.无主鲸与有主鲸

一般来说，隶属于不同公司或国家的捕鲸船，在地球各个角落航行，与对手展开激烈的竞争，最终的目的当然是为了生存和获利，“裴廓德号”当然也不例外——至少对于投资商或绝大部分船员来说，他们出海的根本目的，与其他船只也没有很大的不同，尽管每一个登上“裴廓德号”捕鲸船的人，其动机意图和出发点都略有差异。

以实玛利是一个厌倦了城市、陆地生活，甚至有一点憎恶复杂的人际关系的人。如前文所说，他到“裴廓德号”上当水手，是为了逃避在陆地上日益严重的忧郁症。“裴廓德号”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避难所。魁魁格这样一个野人，从原始部落奔向文明社会，本来是“想在文明人中间学得一些技艺，借此使他的同胞过得比原来更幸福”（《白鲸》第80页）。不料，捕鲸生涯让他很快明白，文明人的卑鄙与邪恶，甚至要远远超过他父亲统治的那个野蛮的异教社会。绝望之中，他有点想回到从前的那个原始部落中去。在返乡之前，他决定跟随“裴廓德号”去四大洋游历一番，见识一下更为广阔的世界。

在大副斯达巴克看来，捕鲸就是一项传统的职业和工作。作为南塔开特教友会信徒，他是一个虔诚的实用主义者。他所关心的，仅仅是捕鲸工作带来的利润和分账。二副斯塔布也是如此，于他而言，捕鲸只是一种简单的手艺，既不浪漫，也不乏味。既然他选择了捕鲸这个职业，他就“像个长年辛劳的小木匠”，乐天顺命，随遇而安地一直干下去。

而对于像厨师汤团、木匠、铁匠等小人物来说，他们登上“裴廓德号”，不过是为了谋生而已。

在所有这些人身上，我们或许能发现许多的共同点。比如，他们都是很有理性的普通人；他们都有那么一点热爱海洋，喜欢“捕鲸共同体”自由而无拘无束的生活氛围。当然，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经济利益的驱动。就连以实玛利这样一个无欲无求的隐士，在与“裴廓德号”签合同时，也在内心暗暗希望自己能得到1/275甚至是1/200的红利折账——尽管船主只给了他1/300。

要获得丰厚的红利分账，取决于这艘船能够捕获多少抹香鲸、提炼多少珍贵的鲸油。敏锐的判断力、非凡的勇气、勤奋的工作、丰富的航海经验、娴熟的捕鲸技艺，都是获得利润的重要保障。当然，利润的多少，最终也受制于如何理解并遵从现代捕鲸业一系列的规约、法律和道德习俗。

按照作者在第89章中的描述，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唯一正式的捕鲸法典，是荷兰国会于1695年颁布的。当捕鲸者在海洋上的作业遇到激烈而恼人的纠纷时，该法典为合理地解决这些纷争，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过，随着美国捕鲸者的到来，他们立即制定了一套既简单又复杂的法理制度。说它简单，是因为它的律条只有两项：（1）有主鲸属于将鲸拴住的一方。（2）所谓无主鲸，谁先捉到，就归谁所有。（《白鲸》第552页）而说它复杂，是因为，如何界定有主鲸和无主鲸，是一大棘手难题。

麦尔维尔举了下面这个案例：

某艘英国捕鲸船（原告）经过千辛万苦的追击后，用标枪刺中了一条鲸，但在搏斗的过程中，因有生命危险，他们不得不暂时将它放弃。这条受了伤的大鲸，带着标枪、绳索和追击它的小艇逃走，被另一艘捕鲸船（被告）不费力气地捕获。那么，这条鲸应该归谁呢？按照传统的自然法，或者依照人类的理智、道德原则，两家或许可以坐下来讨价还价，友好协商。但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法官和律师则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判决。

英国著名律师厄斯金在为被告辩护时，认为这条鲸理当归被告所有。他的理由源于这样一种类比：一位丈夫与妻子结婚，意味着他用标枪戳中了她，并将她拴住了。因此，妻子是“有主鲸”。但后来因为妻子与别人通奸，丈夫不得不放弃她。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丈夫开始了懊悔，试图将已另嫁他人的妻子索回，这当然是不允许的。因为一旦丈夫放弃了她，妻子就从一头“有主鲸”变成了“无主鲸”。当她被另一支标枪戳中时，理当归后者所有。

麦尔维尔在字里行间所展现的“幽默”，在今天看来，当然有些不合时宜。但他由此得出的结论却值得我们注意：关于什么是有主鲸、什么是无主鲸的复杂解释，是现代法律制度（特别是国际法）的两大支柱。他进而认为，美国的捕鲸法中，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赤裸裸的竞争逻辑：所有权优先，或者说，所有权等同于法律。而获得所有权的唯一途径则是强力和强权。而有了强力和强权，有主鲸也会变成无主鲸。麦尔维尔进而引申道，对于地主或领主来说，奴隶、奴仆连同口袋里的一个小铜钱，都是有主鲸；对于英国人来说，爱尔兰就是有主鲸；对于美国人来说，得克萨斯州就是有主鲸……

在这一章的结尾处，麦尔维尔如此感叹道：

美洲在一四九二年不就是一条无主鲸，后来经过哥伦布把西班牙旗降了下来，为他的主子兼主妇在那里插下了一个浮标吗？在沙皇眼中的波兰是什么呢？土耳其眼中的希腊是什么呢？英国眼中的印度是什么呢？最后，美国眼中的墨西哥又是什么呢？这些全都是无主鲸。

世界的人权和自由不就是无主鲸么？人类的思想和见解不就是无主鲸么？人们的宗教信仰原则不就是无主鲸么？在专门剽窃美丽辞藻的人们看来，思想家的思想不就是无主鲸么？这个大地球本身不就是无主鲸么？还有你，读者先生呀，不也是无主鲸又是有主鲸么？（《白鲸》第557页）

在这里，麦尔维尔的叙事人直接面对读者说话，他将我们所有的人都描述为既是无主鲸，又是有主鲸，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从最简单的层面来分析，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我们每个人都是自主的、自由的；而从文明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又不得不隶属或听命于一个个有形或无形的团体组织或思想观念体系，受到它的限制或控制，并为它所驱使。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是无主鲸，又是有主鲸。如果我们联系引文的前一个判断：“地球也是无主鲸”，这段话也可以在另一个维度上加以解释：从理性的原则来说，每个人的生存，都必然会有一个被宗教、思想、文化所阐释的目的或进程。也就是说，人服从于理性，它是有主鲸；不过，一旦我们越过了理性的边界——比如说，当我们将地球的存在视为一个纯粹偶然性的事件，那么，所有这些由文化或理性所赋予的意义，就会被立刻抽空，人就沦为了缺乏意义和目标的存在物，成了无主鲸。

在我看来，“裴廓德号”这艘看上去有点阴郁的捕鲸船，实际上一直行驶在文明或理性的边界上。作为船上的水手和船员，每个人或许都有自己的生存目的。但对于承载我们的“裴廓德号”来说，它也有自己秘而不宣的固定行程。

7.“裴廓德号”的隐秘意图

作为“裴廓德号”的灵魂人物和命运操弄者，船长亚哈曾经被莫比-迪克咬掉一条腿，这是《白鲸》读者们人所共知的事实。身体上所遭受到的伤害，激起亚哈强烈的复仇动机——它像梦魇般紧贴着他，并最终完全控制住了他的行为。这种复仇动机，常常被研究者用来解释亚哈的疯狂、盲目和非理性的追击行为。为了使亚哈那种可怕的复仇行为更具有合理性和说服力，有些研究者致力于搜寻莫比-迪克对亚哈身体伤害程度的更多证据。比如说，有人认为，莫比-迪克不仅咬掉了亚哈的大腿，顺便也咬掉了他的生殖器，并使他丧失了生殖能力。

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身体方面的伤害，固然足以激起一个人的报复心，但在《白鲸》中，这种伤害并非促使亚哈追击莫比-迪克的唯一理由。举例来说，“撒母耳·恩德比号”的英国船长在追击莫比-迪克的过程中，也丢失了一条胳膊。但他最终选择接受命运，甚至劝告亚哈放下自己的执念。要更好地理解亚哈的疯狂行为，我们首先必须去简单地探究一下，在《白鲸》中，麦尔维尔是如何透过“作者意图”或“文本意图”，去设定这个人物的。

首先，我倾向于认为，相比于“裴廓德号”上的其他人物，亚哈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极富“智慧”的人。我这里所说的“智慧”，当然不是辩证地理解生命，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的那种智慧，而是深刻洞悉人作为“存在物”这一基本奥秘的那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的获得，显然不是通过知识和书籍，而是作为一个水手，常年航行在大自然神秘心脏地带所获得的感知事物秘密的能力。或许毋宁说，亚哈船长对智慧的汲取，不是源于思考，而是源于直觉和顿悟。

在小说的第135章，亚哈曾这样评价自己：“亚哈从来就不思考；他只是感觉，感觉，感觉；对人类说来，这也就真够了！思考是种放肆的行为。”（《白鲸》第790—791页）这种认知能力，无视人类的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发出的严厉警告，在探察生存奥秘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这使得亚哈一直徘徊于理性与非理性的晦暗地带。

《堂吉诃德》

在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无所顾忌的冒险举动固然显得可笑，但桑丘·潘沙作为一种相反的力量，使得小说的寓意达成一种完美的平衡。我认为，堂吉诃德的冒险之所以还能以“喜剧”收场，恰恰依赖于这种平衡。《堂吉诃德》中所呈现的题旨，绝非一味肯定堂吉诃德的反常行为，而是将“追根寻底”定义为一种“非理性”行为，让小说探知事物奥秘的步履止步于“理性”的门槛之内。诚如小说中的一句西班牙谚语所说的那样：“你有了最好的，就不要再去追寻更好的。”对“更好的”事物的终极真相的追索，乃是上帝的事情。

但问题是，越过理性门槛的这一步，迟早是要跨出的。比如说，与塞万提斯同时代的莎士比亚，在这方面就走得足够远。而麦尔维尔从莎士比亚那里，也汲取了太多的东西。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修辞技法，甚至是对世界的悲剧性看法，麦尔维尔都与莎士比亚一脉相承。当然，《白鲸》中所弥漫的浓浓的戏剧氛围，也直接来源于莎翁的剧作。因此，我认为麦尔维尔真正意义上的导师，并不是霍桑，而是莎士比亚。他推举霍桑为“美国的莎士比亚”，实际上他本人更配得上这一称号。

在莎士比亚之后，斯宾诺莎则严肃地将“上帝”与“存在者”完全等同了起来。用他的话来说，对上帝的规定就是对存在者的规定。这样，上帝就从一个绝对者，“降格”成了一个实体性的存在者。而在康德看来，那个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者或必然性，正是理性的深渊。晚期的谢林也坚持把这个绝对者判定为“不能被思考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存在者”的亚哈船长，也深陷于这样一个绝对者的深渊之中。他意识到了“绝对者”的纯然不可思，因此他求助于直观和感觉——从费希特、费尔巴哈到胡塞尔，他们所强调“理智的直观”和“直觉”，无非也是这样一种东西。

而要走出这个深渊，亚哈就必须把“自我”绝对化，也就是说，他首先必须反抗的正是上帝。

麦尔维尔有意构建亚哈与《圣经·旧约》中那个同名者之间的对位关系。他们对上帝的反抗与亵渎，都是通过引入异教来完成的——在《白鲸》中，与亚哈形影不离的费达拉，就是一个波斯拜火教徒。换句话说，像斯宾诺莎一样，他将上帝降格到了异教神、古希腊诸神“一般性存在者”的位置上，从而取消上帝的绝对性。从叙事策略上说，这样做还有一个道德上的优势：叙事者只要对异教（拜火教）的绝对性进行质疑、嘲讽、亵渎和反抗，实际上就已经将基督教的上帝暗含在内。当然，也有研究者指出，亚哈成为“绝对者”的强烈愿望，与正处在上升期的美国社会的扩张意识有着很深的关联。麦尔维尔有着一种尼采式的担忧：在人类丧失了整体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勇敢、意志、勤奋和坚韧不拔，恰足以泯灭人性，并加速最终的毁灭。

那么，亚哈在追击莫比-迪克的过程中，他对于自己最终必然灭亡的命运，是否有着明确的认识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正如前文所说，《白鲸》是一部将“预言”最大化的作品，小说中不厌其烦所设置的一切不祥征兆，都指向那个必然毁灭的终点。在与莫比-迪克激战前，“裴廓德号”在暴风雨中就已经开始漏油。避雷针、象限仪、罗盘针、测程仪尽数被大雨和雷电击毁，亚哈不以为意，视若无睹，他不仅拒绝让人修理，且显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和激动。

在小说第132章，在毁灭的结局到来之前的间歇中，亚哈第一次对他的大副斯达巴克吐露真言。他提到了自己在海上漂泊四十年的孤寂生涯，提到了自己年过五十才迎娶的妻子玛丽，提到了那个站在故乡的山岗上，期盼父亲的船回港的年幼的儿子。当然，他也提到了自己之所以四十年来持续追击白鲸的原因：笑容满面的天空和没有信用的海洋，已经使他变成自己的敌人，变成了真正的恶魔，变成了自乐园年代起便蹒蹒跚跚走了不知多少代的亚当。他只能继续扮演神秘的宇宙让他违反本意去扮演的角色。世界就是绞车，命运之神就是绞车上的木梃。毫无办法，他只能去追击莫比-迪克。最后，亚哈以少见的温柔，嘱咐大副斯达巴克，等到自己放下小艇去追击白鲸的时候，他最好留在船上。

从“裴廓德号”离开母港南塔开特的那一刻起，亚哈就完全知道了他自己以及全船的水手、船员在未来的命运。这是一个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的秘密。他深知这个秘密一旦泄露出去的严重后果——随时都会出现的哗变，将会导致他的计划破产。为了维持“裴廓德号”的秩序，作为独裁统治者，他只有两个手段可以使用，那就是欺骗与驯服。一方面，他主动迎合所有船员对利润和分账的渴望，将自己伪装成与船员一样的贪利之辈，甚至嘱咐桅顶的瞭望者，即便是发现一只海豚也要向他报告。尽管他的目标是莫比-迪克，但遇到其他抹香鲸的时候，他也会故作姿态，将假腿固定在小艇上，身先士卒，率领水手展开追杀。另一方面，他将钉在罗盘上的一枚杜柏仑金币，作为第一个发现莫比-迪克船员的奖赏。这枚用最纯粹的黄金打造成的杜柏仑，堪称是“裴廓德号”的肚脐眼，铸刻于其上的黄道图案，象征着整个人类的生活史，其珍贵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亚哈也深知，人是最会出问题的动物。要在“裴廓德号”上维持良好的秩序，除了欺骗和诱惑之外，他还必须改造他们的精神，重塑他们的灵魂，以使他们彻底驯服。小说的第36章，对这样一种灵魂驯服过程，有过出神入化的描绘。他将自己塑造成古希腊哲人、上帝和超人的结合体，代表了一种脱离了肉体羁绊的“纯粹精神”。它既像上帝一样神秘、阴郁和深奥，又充满矛盾和悖谬。从后来的结果看，亚哈的策略显然取得了成功。就算大副斯达巴克洞悉了亚哈的真实意图，企图杀死他，他实际上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他害怕亚哈，远远胜过害怕自己的命运。

讨论至此，我们突然发现，《白鲸》的主题或寓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微妙偏转。我们有理由认为，麦尔维尔实际上已经窥见了基础性存在的那个吞噬一切的黑洞——它是自斯宾诺莎以来，欧洲的虚无主义产生的最重要的内驱力。就《白鲸》而言，我们或许已经发现，“裴廓德号”上水手与船员们的生存目的，与这艘“着了魔”的阴郁之舟的实际目的，并不一致。换句话说，水手和船员们遭到了绑架和劫持。正因为如此，在麦尔维尔看来，生命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不过是在遭到绑架之后暂时性的喘息而已。用他自己（或莎士比亚）的话来说，宇宙是一个大骗局，而生存不过是一个被更大的绝对者操弄的恶作剧；用利希滕贝格的话来说，生命实际上是一个非存在强加给我们的恶意的玩笑。

在这个问题上，弗洛伊德的表述略有不同：人为了驯服、对抗自然，从而建立了文明。但不幸的是，文明的目标并不是个体的目标，它另有企图。

8.文明的边界

博尔赫斯

弗兰兹·卡夫卡

霍桑

博尔赫斯在一篇关于霍桑的随笔中，对弗兰兹·卡夫卡和霍桑的“离家”主题，进行了一番比较。需要说明的是，博尔赫斯是在象征性的意义上使用“家”这一概念的。他认为，卡夫卡与霍桑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热衷于描述“离家”这个主题。所不同的是，不管遇到何种命运，霍桑笔下的主人公通常在离家后仍有可能“返家”——《年轻的古德曼·布朗》《威克菲尔德》都是这样的作品。而卡夫卡笔下的主人公K，一旦离家，往往就回不去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霍桑成了西方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奥德修斯式的“返乡者”。

麦尔维尔虽然一度将霍桑视为自己的文学导师，但他的作品实际呈现出来的状态，显然更接近于卡夫卡，或者说，麦尔维尔比霍桑更有资格成为卡夫卡的先驱者。在《白鲸》中，叙事者曾多次对读者直接喊话：永远不要轻易离开自己温暖的家。因为在现代社会中，你一旦离开，实际上就回不去了。

而“裴廓德号”正是这样一艘“不归之舟”。如果我们将“裴廓德号”视为文明秩序的象征，那么，这艘船实际上已经越过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临界点或平衡点。

按照伊格尔顿的看法，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与文明，本来是为了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袭，从而与自然达成一种平衡。但不幸的是，文明和文化的发展，绝不会止步于仅仅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相反，它因其自身的目的和旅程，会持续不断地创造并繁殖新的欲望和需求，从而来打破这种平衡。换句话说，文化曾经保护并帮助过我们，而现在它终于变成了某种异化的力量。不光是伊格尔顿，我们此前讨论过的奥地利作家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也有类似的忧虑。比如说，志贺直哉就认为，人类一旦踏过自然与文明的平衡点，实际上已经踏上了一条不归路，从而必然会导致地球上“最后之人”的出现。

“裴廓德号”横跨四大洋，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追杀那些本来无害的、对人类充满善意的白鲸。麦尔维尔为这样一种“商业行为”赋予了史诗般浓郁的悲剧色彩。当“裴廓德号”捕获第一头抹香鲸的时候，那头大鲸在标枪的反复刺扎下，“身体翻来腾去，呼吸急剧，格格发响”，“（喷水孔）迸射出阵阵凝结的红血，宛似红葡萄酒里的紫色残渣”，它“在血里滚动，鲜血在它后边涌腾达几英里长”，血光将捕鲸者的脸映得通红。（《白鲸》第402—403页）

在小说的第81章中，“裴廓德号”杀死了一条残废的老鲸。它默然无声地承受人类的攻击，在海底超常压力的作用下，它身上流出的血，像来自千山万岭的喷泉，狂泻直流：

（它）有气无力地击拍着它那只残鳍，接着慢慢地翻过来又转过去，像一只行将告终的地球。（《白鲸》第503页）

最后，人们从它的身体里发现了一段标枪的断头，被肌肉包得紧密无缝。在这截断了的标枪的近旁，人们又发现了另一个枪头，它竟然是石头做的——这说明，早在美洲被发现以前，它已经在与印第安人的搏斗中留下了伤痛的标志。接下来，麦尔维尔用充满反讽的笔调写道：

尽管它年纪很大，只有独臂，又是瞎眼，它却是该死该杀，该去照亮人类的快活的婚礼或者其他各种寻欢作乐的场面，也该去把庄严的教堂照得金碧辉煌，好让它永远向大家传布那绝对无害的福音。（《白鲸》第502页）

而到了小说的第87章，麦尔维尔传神地刻画了白鲸大群聚合，像国家一样歃血为盟，组成联合舰队来抵御人类攻击的情形。这样的计谋不仅是短智而徒劳的，而且正好给疯性大发的人类成批杀害它们提供了便利。“裴廓德号”在鲸群中心捕获的一大一小两条鲸，是一对母子，两条鲸之间尚有脐带相连。小鲸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仍对母亲做出亲昵之态。

最后，“裴廓德号”在自己即将陨灭的赤道附近，一连杀死了四条抹香鲸。最后那条大鲸是被亚哈本人杀死的。这条大鲸在临终之前，表现出了一个奇怪举动：在静谧的黄昏中，它的脑袋慢慢转向太阳的方向，安静而虔诚。仿佛在恳求曾经护佑它的太阳赐予自己最后的祝福。它就这样慢慢地闭上了眼睛，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喷血的大水闸关住了，它已听不到人间祸福的营营声。（参见《白鲸》第694页）

尽管抹香鲸在人类的攻击之下，显得悲惨而无助，但麦尔维尔深信，作为大自然的精灵，抹香鲸将会比人类活得更久。任何事物都会毁灭，但抹香鲸所代表的大自然本身是不朽的。麦尔维尔曾开玩笑地说，抹香鲸原本是柏拉图主义者，到了晚年，它又将斯宾诺莎收为自己的门徒，相信永恒的理念将超绝于具体的事物之上。它那昂阔的天庭，具有一种大草原似的恬静，同时又视死如归，将命运的账单悉数全收。（参见《白鲸》第74章）

巨兽莫比-迪克更是不可战胜的。而它的对手，代表着“疯狂人类”的船长亚哈，其实也深知这一点。他注定了要在将死之前最后流出一滴泪珠。据说，这滴泪珠大得连整个太平洋都无法装下。

在小说的第16章，以实玛利初次登上“裴廓德号”时，发现这艘船用大鲸的头骨、牙齿、下颌骨来做装饰品，与食人生番没有什么区别，这就使得整艘船看上去像一条大鲸的残骸。结合第3章“大鲸客店”的相关描述，我们很容易就能联想到，“裴廓德号”之所以“阴郁”，是因为它其实是一艘吞噬同类的船。也就是说，“裴廓德号”作为人类的象征，它疯狂的攻击行为不仅指向大自然，也同时指向人类本身。

弗洛伊德曾悲观地认为，尽管人类发展出文明，希望通过道德、法律及社会规约，甚至是意识中的检察官“超我”，来限制这种攻击性，但它最终是难以被消除的，它甚至不会屈从于任何社会变革。弗洛伊德不认为马克思所向往的共产主义世界所实现的财产平等，会有助于消除这种攻击性，因为在人类出现私有财产之前，这种攻击性就已经存在，且几乎不受约束地处于统治地位。①

就像亚哈源于死亡诱惑的行为所预示的那样，这种攻击性甚至超越了获利与占有的欲望。尽管如此，就“裴廓德号”捕鲸船而言，麦尔维尔也不认为只有船长亚哈一个人需要承担自己的命运。亚哈的命运之所以会成为每个人的命运，是因为“一切活着的人，都有一根缚住一大串人的暹罗索子”（《白鲸》第449页）。

我们都是“裴廓德号”上的水手。

（……未完）

注释：

①参见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严志军、张沫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10月第1版，第170页。

▲2020-5《十月》目录

中篇小说

飞发/005 葛亮

对河/035 马笑泉

我的清迈，我的邓丽君/095 程永新

落地生花的银/139 和晓梅

狍子/ 159 董夏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