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珍：城市漫游，并逐步丈量自己的局限（创作谈）
文珍，女，1982年生，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金融系，研究生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与创作”方向，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上海文学》等发表小说多篇，并为《南方都市报》《野草》等报刊撰写专栏。历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等。出版小说集《十一味爱》、《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
（作家/文珍）
城市漫游，并逐步丈量自己的局限
文/文珍
说起来也写了好些年小说了，也时常忍不住思量小说何为。米兰昆德拉这样定义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因为“小说审视的不是现实，而是存在。而存在并非已经发生，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小说家从而发现这样或那样一种人类的可能性。”比他略年轻一点的爱尔兰小说家托宾则在最近在中国开的创意写作课上如是说：“如果你做了与眼下不同的另外一个决定，会发生哪些另外的事情？这些，就是虚构的开始。你未做之事，就是小说开始之处。小说是记忆与想象的混合体。你几乎熟悉、几乎知道、几乎可以经历的那些，才是最重要的。”
这两种对小说定义的表述看似截然不同，其实说的都是同一件事：小说是为了探讨某种存在的可能。而所有小说学的研究者，大概都默认了小说家从虚构中能得到的隐秘而合法的快感：每次动笔，都是一次全力以掷，重新扮演和自己不同的另一个分身。哪怕是看上去最像是自叙状的小说里，也隐藏了无数推倒重建新世界的谎言。如果不能如此，也许没有人愿意从事小说这一苦役：说到底，故事就是为了历险。不光是故事中的人物历经险阻跨越关山，讲故事的人在自己手创的世界里得到的探险之乐也许更大。
因此这大概就解释了为什么我要写一个快递员的故事。当然可以冠冕地把它归为与底层叙事有关的“安翔路系列”，但最初引起我注意，其实是自2008年之后，发现越来越多快递员如武林高手般在电动三轮车上呼啸来去，同时也永远如尾生抱柱般忠诚沉默地等待着永远不靠谱的收件人——这关系中似乎有一种微妙而难以言传的诗意。在现实生活里，给我们打电话最多的，也许正是若干快递员而不是父母爱人——他们某种意义上成了和我们的生活最利害攸关的群体：网购的水、米、油、沐浴露，送上门来的演出票或机票，双十一之后汹汹而至的包裹大潮……随着购物网站的兴起，快递员渐渐参与构建了日常物质世界的几乎所有层面。一个养成了网购习惯的现代人，离开包裹，也许连一个礼拜的正常生活秩序都无法维持下去。可耻而懒惰的我们永远在挑剔服务质量，快递员们焦心的却只是等待时间和包裹安全。在这一组永恒的矛盾中，我们与他们日日相见，单货两讫，彼此漠然。
然而让我明确起了动笔之念，还是一个有阵子每天都来单位送取件的快递员小韩。他爱笑，也喜欢攀谈。有次他突然告诉我说，这两天不要叫他来取件了，因为他要回河北老家一趟。干啥去？收麦子。那大概是八月间，这句话一下就让我从堆满书稿的办公室恍惚来到田垅之上，闻到了被收割的麦茬清香。第二天、第三天……每天下午都会出现在办公室门口的他果然没来。第四天他来了，本来就黑里泛红的脸膛晒得更黑。在农民和快递员的双重身份间自由切换的小韩，让我开始对快递员的生活真正好奇。为此我陆陆续续做过长达半年的田野调查，甚至跟着小韩去过单位附近的小区送件，就坐在他那辆跑起来嘎吱作响的电三轮上。
还有一个缘起，是因为有个同事告诉我，常去她们四楼送件的一个快递小哥有一天给她桌上留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她大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问她小哥长得如何。她想了想说，挺帅的，之前还聊过几次。然而立刻又跟了一句：可这怎么可能！
大概是从2011年春天开始动笔写这小说。当时快递业还没有如此之深地与各行各业交叉渗透——现在不但有送外卖的APP，还有上门洗车的APP，相当于一种个人服务快递——写时还得四处现查资料。连同事洪老师都给我剪过报，标题到现在我还记得清楚：80后大学生高调进军快递业。然而这一行的技术门槛实在不高，即便是大学生创业，也不过就是尽量找养眼美女送快递罢了……和现在的猛男快递、小鲜肉快递的竞争思路如出一辙。事实上，这一行更基本的竞争，大概还是速度、价格和各地网点密集度。机器猫的随意门大抵是快递业的最高理想模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随意门，却由无数看不见的手为我们辛苦网结而成……门背后隐没的，则是许多个张南山们鲜活的喜怒哀乐，对高速运转的城市生活的无限疲惫、疏离与迷茫。
（作家/文珍）
如上种种，终于催生了这篇《张南山》。也许潜意识里，我也一直渴望如张南山们一样成为这个时代的城市漫游者，当一名特定社会发展时期的特殊抒情诗人……然而自动笔那天起，便如身陷迷宫，时常找不到出口。时隔四年，无数次弃笔而逃……最终逼自己完成初稿后仍万分忐忑，倒数第二稿还删掉了一万字。甚至稿子在《十月》过审的那天还想反悔撤稿，种种纠结，大概都因为这是一次真正的涉足危地，如履薄冰。也就是说，这次探险的恐惧远超过乐趣，挫败感更大于狂喜。
台湾学者冯睎乾在《少帅》出版时说张爱玲，“她说自己写作时总是非常高兴，也许是因为能够在文字里不断轮回，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在这样一部难产的小说里，她至少开辟了一个平行宇宙，在那里她过着不一样的人生，异常快乐。”而之于我，这次小说难产的意义，却是让我进一步知道了自己的局限之所在。成为张南山，竟是我一个完成不彻底的梦，他的实际存在大概远较我笔下所写强悍、生动，并充满更多丰富的可能性。我惭愧于未能尽书，却已然尽力。
写于2016年1月13日，安翔路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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