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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青年论坛(第四期)|“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文学与乡村的对话”发言摘编(二)

黄灯等 十月杂志 2020-02-14


黄灯:我的写作就是知识分子写作

黄灯,本期特邀嘉宾,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回馈乡村,如何可能》作者。


首先,感谢大家的到来,我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写作这么多年,到现在也没出过一本书,这让我感到难为情,因为朋友总是问起,你到底出过什么书,我说一本书都没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停止书写,电脑里躺着的各类文字,也有一百多万,但总是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总觉得没写好,不愿以书籍的形式示人。在孤独的写作过程中,我总相信,有一天,会和朋友们见面,就像今天一样,这种心灵的感应和期待让我内心宁静。我和罗伟章的处境一样,他面临“底层作家”的标签,我面临“农村儿媳”的定见,这种辨识度的指认,尽管会在一定程度上遮蔽我们,但也有助于我们梳理自己。在这里,我愿意和大家说说心里话。

第一,关于身份认同。今天大家对我的评点和梳理,让我豁然开朗,我找到了多年纠结的原因。为什么不肯出版作品?最根本的,来源于身份困惑。我不知道该以文学批评、文学创作,还是别的身份出现?但近几年的创作实践让我坚定,我内心最愿意接受的是知识分子身份书写。在这种定位下,我不会在乎以怎样的文体写作,只会在乎关注、思考的问题。我很看重自己是否坚守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立场,我不觉得强调知识分子身份是一件让人羞赧的事情,我承认内心有一种紧张感,我感觉自己和时代之间,始终存在一种建立在真实生命体验之上的对抗性,我没有办法舒缓这种情绪。在《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中,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会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呈现这个家庭的痛苦?对我而言,尽管这篇文字实现了对现实的直接指证,但回复到内心,事实上,这并不是一篇单纯反应农村现实、揭露农村黑暗的文字,多年来,在时代转型过程中,如何直面自己的经验,直面个人的渺小和卑微,在时代无从把控的大潮中,探究个体和时代之间的隐秘关联,成为我无法回避的精神困境。讲述我亲人的故事和遭遇,实际上是我企图救赎内心的困顿和迷惘的开始。在前面的发言中,黄纪苏老师提到了时代的“名”和“实”之间的分裂,李陀老师提到对时代的整体性判断,包括于建嵘老师在回应李陀老师的观点时,从具体层面对社会的关照,都切中了这个时代最大的痛点。只是,作为个体,除了用文字呈现真相,我感觉面对具体难题,好像毫无办法。这是我真心的感受。

第二,关于思想困惑。我内心深处总有两种声音在搏斗,一种声音说,个体力量有限,你要克服爱操心的性格毛病,不要总是去关注过多的现实阴影,因为个体的无力最后必然将自己拖入内心的黑暗;另一种声音说,你所看到的现实,不是现实的全部,你所感知的困境,只是人类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困境,你的生活和更多的人牵连,如果闭上眼睛,背身而去,有谁会去关注那些你曾经看到的卑微身影?我承认,我内心深处确实被一种真实的纠结所左右,让我感觉无力、愧疚,因为我也是时代夹缝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体制运转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常常为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感到不安和警醒。社会如此慌乱,我却无能为力,这种左右为难,困惑焦虑的隐秘、真实的情绪,在日常中找不到出口,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来自个人的不安全感,还是来自一种现实的代入感?这种浓厚的情绪,从理性的层面提醒我,当下的时代,是否到了我们这一代需要担当的时候?是否到了需要我们认真清点自身精神资源和历史局限的时候?对我而言,如果继续躺在应试教育的摇篮所带来的惯性里,将个体成长的障碍轻易推脱到外在的环境上,缺乏自我认知,轻易向现实妥协,那么,思想力的匮乏和行动力的丧失必将成为我的宿命,也成为我无法逃脱的精神困境。

第三,关于我个人的生命经验与创作历程。我没有想到《回馈乡村,何以可能》会在网络上传播这么广。在对以往创作翻捡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关注和书写乡村由来已久。我还记得2006年博士毕业没多久,我企图做一次实地调查,将自己在广州打工的亲人命运记载下来,工作进行了三分之一,因为结婚生子,就此搁浅。后来看到梁鸿的梁庄系列出来,感觉特别欣慰,我能理解梁鸿书写乡村命运的精神动力,对她而言,这不但是一种情感选择,更是一种对个人生命的回望、检阅和担当。事实上,对一个出身农村通过念书改变命运的人而言,他在城市的真实生存状态,依然会带上出身的深刻烙印,其日常生存注定避免不了一地鸡毛、家长里短、磕磕绊绊的状态。返观自己,我个人的生活就是一普通家庭主妇的状态,孩子的吃喝拉撒、亲人的鸡毛蒜皮、单位的日常杂务,还有本职的教学、科研工作,每天都疲于奔命,不可能有完整的时间来让我创作,这样的情况下,唯有将日常生活经验转化为学术资源,才不至于让生活和思考分裂。这也是韩敬群老师看到的,我写作的内容涉及工厂、农村、养育孩子、知识分子批判等,全都是一些和个人日常生存密不可分的东西。我还要提到一点,在九十年代末期,我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工厂呆了四年,期间碰上九十年代国企改制,在考上研究生以前,我的身份是一名纺织厂的下岗女工。这段经历对我的改变特别大,它彻底破除了我对知识界的幻觉,让我带着生活的痛感来审视世界。我像一个旁观者,边缘心态明显,个体和时代之间的深刻关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感知世界的方式,我一直企图探讨引起时代裂变的原因,这是我写作最核心的精神隐秘。

刚刚李云雷提到“撕裂感和主体的打开”,张定浩提到“为什么不是我承受不幸”,让我再一次审视自己。事实上,结婚后,我经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是我?婚前,我对贫困没有太多感知,婚后,目睹婆婆家的生存状态,确实感受到了一个普通农家的不易。对我而言,目睹现实,以怎样的眼光审视家庭,是一件自然而言的事情。这种卑微的不幸,不是个案,不是偶然,是一种确定,中国有无数这样的家庭,我在写作《回馈乡村,何以可能》时,就是想通过家庭命运的变迁来追问,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亲人已经尽力了,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家庭的命运?文章之所以获得共鸣,是因为我撕开了他们内心的伤口,让真实的表达说出了心声。

最后我还想说,作为一个明确将自己定位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写作者而言,我特别希望知识分子群体,在介入社会,弥合现实裂缝这个层面,能够有所作为。我知道今天在座的很多朋友,如于建嵘、蒋好书、刘忱、常培杰、王树和等都一直在认真地实践,他们的努力和行动告诉我,更多的知识分子深入大众,深入基层,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难题,就会在行动中逐渐化解。

再次谢谢大家的到来,诸位的真诚和洞见,让我感受到内心的希望,在温暖中升腾。

何吉贤:我们与乡村“关系”的文学表述

何吉贤,文学博士,批评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黄灯的文章和罗伟章的小说我都读了,读完后心情挺沉重的,很久没有缓过来。我倒没有像前面黄纪苏老师等那样流泪,对于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人,黄灯文章中叙述的很多事实,也是我生活中的经验;罗伟章的小说除了给人带来浓得化不开的沉重感之外,更有一种锥心的绝望感。看完后我首先想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三农危机”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讲,到现在已有将近20年时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村真没有希望”的情况至今并没有根本性地解决,而且,在近些年全球经济危机,经济整体下行的环境下,在国内经济转型,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今天,“农村的凋敝”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其二,有些“司空见惯”或者在我们生活中习焉不察的现象,经过文学的表现,还是能产生强大的冲击人的力量。黄灯的文章在春节期间,在微信和网络上流传很广。我一些不是文学圈甚至知识圈的朋友也转发这个文章,与我讨论这个文章,是一个例证。那么,是什么因素使得文学还是可以葆有它的活力,对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仍有发言的能力呢?

后一个问题似乎是一个文学内部的问题,我想就此说一点我的看法。

黄灯的文章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叙述的角度问题。这是一篇亲历者自我叙述的文章,文章讲述的是“我的故事”、“我(夫)家的故事”、“我的亲人的故事”——“我”在其中,但又在其外,从文章的一开始,作者就承认自己是个“介入者”。这一既在其中,又在其外的视角,使叙述不再能够平稳,带来了一种紧张感,或者如前面人提到的一种“撕裂感”。这不是一种纯客观性的外在的叙述,弥漫这个人的经验、感情,疼痛和忧思;又不是纯个人式的叙述,走进个人的内心深处,挖掘人物微妙、深层的心理。不是这样!文章的叙述是一种平面式的展示,在家庭的内部关系中,展示一种乡村的“图景”。我觉得这可以称为近些年屡有出现并每年在年关时节成为热点的“回乡体”。“回乡体”走热一方面表明乡村只能作为一种对象化的审察、思考的对象的时候,才能进入城市知识分子的视野和言说中;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城市知识分子乃至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乡村又像隐伏在身体中的病痛,或者刺在肉中的无法拔除,随时发作。

黄灯的文章在自身的经验中跋涉,“无比的真实”,虽然叙述尽量克制,但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的呼喊。对这样的写作,我必须表达我的尊敬。

前面提到了文章是在一种家庭内部的“关系”中展开乡村危机的叙述的,即使讲到了家庭外部,也只是家庭亲属关系的一种延伸,比如因政府拖欠工程款而破产的四姐夫的故事,指向的是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的分包制的不安全感,经济下行整体环境下,底层农民工的悲惨境遇;妹妹的出家,指向的是当下归属感和信仰缺失的问题。文章作者的视野还是很开阔的,文章的目的也是想从一个家庭内部出发来展示当下乡村图景的重要的面相。但从一个家庭出发,往往最容易走向物质性的财产的关系和个人性的情感的因素,从乡村“关系”的角度,更多的一些公共性的因素会难以纳入进来。我再讲的具体一点,比如,农民当然是以家庭为生活单位的,亲属关系是其生活和生产中的最重要的单位,其依赖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超过了城市家庭。但家庭而外,农民也生活在一个村庄中,村庄对于农民来说,对其日常生活、生产发展、组织沟通、情感认同诸方面,是一个有意义的重要单位。在叙述农民的时候,在诸种关系的定位中,他们作为受外在国家强力压制、城市资本压榨、现代性价值等级序列歧视的对象,似乎就处于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之中。怎样理解农民自主变革的动力和能力?怎样理解农村内部产生出来的变革的动力呢?除了农民进城打工、农村城镇化一途之外,农民和农村还有别的出路吗?这些问题,可能都需要突破家庭的单元,在更大的“关系”中展开叙述和思考。

也是从这些问题出发,我再谈一点对罗伟章小说的看法。罗伟章的《声音史》写得极为冷静。如果说黄灯的文章让人有一种沉重的痛楚感,罗伟章的小说则让人在一种“天聋地哑”的处境中,深陷一种绝望感。贾平凹的《秦腔》出来后,评论界一直在说“乡村叙事的终结”,孟繁华还专门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文章。我认为在“乡村的终结”序列中,罗伟章的这篇小说是一篇巅峰和终结之作,天荒地老,村庄消失了,只剩下一个“傻子”和一个被丈夫和儿子遗弃的女人。

《声音史》的主人公杨浪是一个光棍,被村里人当作一个傻子,虽然他是一个“傻子”,但他有一个特异功能。他对声音特别敏感,他可以重新组织声音,组成一部村庄史。熟悉小说史的读者一接触这样的小说,脑海中就会出现一个人物系列。像外国小说中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更有一个长长的“傻瓜”人物谱: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丙崽,阿来《尘埃落定》中的土司二少爷,贾平凹《秦腔》中的引生、《古炉》中的狗尿苔、《高老庄》中的石头,莫言《檀香刑》中的赵小甲等,有评论家认为,“当代作家笔下的傻子们,完全可以形成一个相当庞大的阵容,甚至成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一道艺术奇观。”

当代中国作家为什么会那么热衷于写“傻子”——那种异于常人、被抛出正常生活轨道,却具有通灵功能的“超人”?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应该与“新时期”之后中国式的现代主义文学影响有关。“傻子”当然是一个高度象征性的人物,他有权通过特殊的渠道获知时代、社会、人生的秘密,通过“傻子”这个管道,现实被压缩,小说因而搭上了直通真理的快车道。我提到这点并不是完全批评罗伟章的这篇小说。杨浪这个人物,脱离了“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但并非一个典型性的傻子,他还是带出了相当多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和感受,有某种人物的实感,而不是一个纯象征性的人物。

由于时间的关系,下面我再简短回应一下前面提到的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悲情的问题。我先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台湾的赵刚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他作为台湾人,最初读到像《林海雪原》等这样的大陆当代文学作品时,受冲击最大的一点是作品中体现出的那种乐观、阳刚、向上的氛围和气质,他说,在其它作品的阅读中,这种感受是没有的。还有一个例子是,我最近在读60年代天津作协一批作家(王林、刘真等)写的一本书《花开第一枝》,是给河北饶阳县五公村那个“模范村”的各色人物做传的,它的叙述当然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的印记,但在今天读的时候,我还是对书中透露出的对改造和发展农村,农民自身成长的强烈信心留下深刻的印象。五公村在当代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史上是一个“互助模范村”,我在想,对于农村叙述而言,自信的丧失是否与某种文明等级的固化,农村主体性的瓦解有关呢?关于农村叙述,20世纪中国文学有两大传统,一个是从鲁迅开始的启蒙现代性传统,其基调是悲情的;一个是革命文学的传统,其基调是乐观的。这样说当然有点简单,但我想,当我们深陷悲情无法仰望未来的时候,是否可以回顾一下我们的传统呢?

第二,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问题。一开始于建嵘老师和李陀老师有争论,我觉得很有意义。这也是我们谈论今天的农村问题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了,当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主流,也是内在于这一历史必然性理论中的。关于历史必然性的问题,社会科学内部并非没有争论,比如对发展主义的质疑一直就是一股强大的潮流。文学的介入,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对这一历史必然性的抗争,是对历史可能性的探寻。我可以再举一个文学的例子,路遥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在双水村的时候,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但他阅读文学书籍,以此在精神上沟通外部的世界,后来他做“揽工汉”、下煤窑,可称为90年代之后大量出现的农民工的先行者,但因为文学的存在,孙少平处理周围工友和观看周围世界的方式就显得与众不同,可以说,因为透过了一双经过文学浸染的眼睛,农民工的前途和命运在孙少平那里也许出现了别样的可能。

这些年,因为做课题的关系,我经常到农村做调研,于是也常常遇到别人问,你们做文学研究的,为什么要做田野呢?你们的田野与其它学科,与人类学和社会科学的方式有什么差别呢?刚才黄纪苏老师也问了差不多同样的问题。我无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但在这样的场合,我想说,像黄灯的随笔,罗伟章的小说,这种文学介入的方式,还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让我们感到农村的问题与我们如此相关,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无穷的远方,无尽的人群都与我有关”。刚才有人提到,文学让我们回到人,我想补充一点,这个回到人不只是回到人性,回到人的感情世界,而是回到人的复杂的生活世界,回到人所处的各种关系中,并寻找各种关系中的能动因素,探索变革的力量。

鲁太光:乡村书写需要多套笔墨

鲁太光,文学博士,批评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我简单讲一点。黄纪苏老师在主持时几次提到“两军对垒”这个词,说研讨会的座次安排文学界的人与社会科学界的人一边一排,面对面直接对话,说这是“两军对垒”,感觉很好。我也觉得这个安排特别好。

为什么我觉得这种安排特别好呢?因为不不对垒不知道,一对垒吓一跳,这么一对垒,我就知道我们文学界为什么“不行”了。听了各位刚才的发言,我发现社会科学界的特别坚定、特别理性、毫不犹疑。比如,他们说中国农村中那些不行的就该坚决淘汰,只留下那些行的。比如,他们说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或客观事实,要尊重这个前提,尽管也承认其带来巨大的伤痛。反过来看,我们文学界就很纠结,很游移。比如梁鸿老师,她既做文学研究,也从事文学写作,写过《中国在梁庄》等影响很大的书,但你听她的发言,她好像不停地在反思,反思自己是不是把农民作为一个“问题”来呈现了,追问自己以后是不是要放宽视野?她这么思考,肯定有她的原因,也很有道理,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反思有点过度了。为什么这么说?就像官场小说的繁荣跟官场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呈现出来一样,农村/乡土在新世纪再次成为文学关注的焦点——我个人觉得这关注太晚了,恰恰是因为自1990年代以来农村/乡土是以一种社会问题的方式刺眼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而作为农村/乡土主体的农民——包括农民工,在相当程度上,自然也是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因而,以“问题”的方式呈现农村/乡土,呈现农民、农民工,应该说是比较恰当的,也是比较有效的。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我们文学界对农村/乡土的呈现,还不够“问题化”,或者说,“问题意识”还不是那么自觉,不是那么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与其反思是否将农村/乡土问题化了,不如将农村/乡土进一步问题化,即在追踪、研究农村/乡土新变化的基础之上,将农村/乡土纳入新的问题之中,使之以新的面貌呈现出来。

这是第一点,再就是要真心实意地感谢一下主办方。为什么呢?今天的议题设置的特别好。今天的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怎样认识农村/乡土,二是怎样书写农村/乡土。这两个文本也选的特别好。我先说黄灯的《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篇文章春节期间特别火,好多朋友都在微信圈推荐,但我没有看。为什么没看?因为一看题目我就知道了文章的大致内容。因为亚娅邀请我来参加讨论,我就看了文章,说实话,文章内容我猜对了90%,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是“我们”——从农村走出来的部分中青年知识者——的生活。再说罗伟章的小说。我一看论坛海报上有罗伟章的名字之后,就想起了他多年前的一个小说《我们的路》,我觉得《声音史》和《我们的路》可以作为姊妹篇来读。说到这里,我的答案已经浮出水面:为什么我要表扬呢这两个文本选的好呢,因为两位作家、两个文本合起来看,呈现了三种农村人的生存状态,再现了中国农村的三条道路。

说到这里,我建议大家再读读罗伟章的《我们的路》。这篇小说写了农村的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乡村留守者,在作家笔下,乡土有温情,有人情,有牵挂,但留守者的生活却极其艰难、无助,这艰难无助使乡土的温情也显得那么苍白、无力——这一点,罗伟章在《声音史》中又进一步强化了,使其看起来更加残酷,更加触目惊心。在《我们的路》和《声音史》中还有另外一种农民,就是外出打工者,或者说农民工——现在叫新工人。他们在外面打拼得非常艰难,甚至是屈辱。那个小说我是几年前看的,人物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但里边的一个故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小说里的打工者在工地上毁坏了一件器物,老板竟要求所有打工者给他下跪,每个人都要跪下。这就是打工者的生活,离开乡村,不仅挣钱不容易,而且尊严和幸福也都丢了。在《声音史》中有一些打工者成了成功者,但大多数打工者的生活却仍然很艰难。这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化面前,中国农村、农民进退失距。

其实,与中国农村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群体,这个群体就是黄灯的文章所写的群体——从农村出来的知识者群体。在一般人看来,这个群体是成功者,生活应该比较如意,但通过黄灯的文章我们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因为只要你的大本营——农村——稍有风吹草动,你城里的小生活就要经受大波折了,甚至有可能陷落,因此,这个群体活的也不容易,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坐在办公室里读书、写文章,很从容,可实际上,有的的时候其实是五内俱焚:想想家里的父母,难受;想想家里的兄弟姐妹,难受;想想家里的亲友,难受。我们的题目叫“回馈乡村,何以可能”,这个群体本身就生活在纠结之中,怎么可能回馈乡村呢?这就显示了中国乡村、中国社会往何处去的问题,也牵扯到了李陀老师提出的中国农村问题背后的驱动机制的问题。这几篇文章逼迫我们思考这个问题,这是它们的意义之所在。

我还想做一点延伸,就是大家说的悲情问题,我同意有大量的作家写悲情的、沉重的,甚至黑暗的乡村,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乡村生活的主要“现实”,但是我也不赞成所有的笔墨都是黑色的,也不赞成把农村涂成黑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书写乡村的多套笔墨。为什么?且不说中国农村的多样性,以我个人的观察,得益于我们国家有效的、无声的人口控制政策,得益于城市对乡村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吸引,阻碍中国农村发展的瓶颈问题——人口多土地少的问题,渐渐有所缓解,再过10年、20年会,随着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土地等资源进一步宽裕,农村虽然还是不可能过上很富的日子,但过上比较宽裕的日子应该是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怎样把农村、农民付出极大代价后换来的稍微宽裕的生存空间保存下来,即怎样保护农民的土地,怎样保护农民的收益等。这是观察的问题,我再说说书写的问题。我们从鲁迅开始,写农村大多数是悲情的,但看看欧洲文学史,在理性主义泛滥的时候,在现代铁蹄横扫欧洲大地时,欧洲除了现实主义,还有浪漫主义,除了衰败的乡村,也留下了一个梦幻一样乡村。所以,我觉得书写乡村也要有多套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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