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问题研究 | 湛礼珠，罗万纯：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

作者 | 湛礼珠（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农村发展系博士生）；罗万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乡村治理研究室副研究员）。

原文标题 |《人口外流与村庄内部分化：代际间的动态视角——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

首发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网络版略有删减

原文提要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后发型农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村庄利益密度较低且人口外流严重，其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与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相异的过程机理和最终形态。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村庄就业形势的转变使理性农民将就业视野拓展到村外，村庄人口大规模外流成为常态。受个体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农民职业分化逐渐形成，经济分化继而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及父代责任绵延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进一步扩张，因而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内部社会分层。与经济分化并行的是社会性分化。由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加之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市场观念的持续输入和由村庄“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加速了乡村伦理共同体的裂解，而这也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代际间阶梯式推进的“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动态化、螺旋式产生的房支“断链化”、家庭“核心化”和个人“原子化”的村庄治理困境相伴而生。破解这一困局，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村庄社会结构对政策实践具有重要反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第二轮现代性的来袭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根本性地体现在“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在“分化”日益成为中国农村社会主流特征的现实情境下，识别不同区域农村社会之间的分化形态及其形成机理，有助于推进村庄政策实践，实现国家意志和主张。市场化背景下的村庄内部分化使其一开始便带有显著的经济色彩，相关研究首先落位于基于职业和经济分化带来的农民阶层分化。职业系统的变化使农民逐步向非农民转变，农民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差距日益显现即至悬殊，农民阶层分化由此形塑。为了避免农村阶层研究落入“只见阶层不见村庄”的窠臼，农民阶层间的社会关系也成为关注焦点。起初的经济分化会在农民的交往活动中逐步转化为社会分化，经济分化意义上的农民阶层也通过社会分化机制的作用趋于固化。首先，由于纵向经济上的差别，农民之间交集变少、关系变淡；横向上血缘、地缘关系分化彻底，村庄伦理共同体也由此式微，其对农村社会的整合机能无法维系。随着村庄利益密度不断上升，农村选举成本不断上扬，村庄政治权力逐渐为上层农民所垄断。借助社会交往的排斥机制和社会权力的垄断机制，经济分层的社会意义不断建构，并由此完成了向社会分层的转变。
上述研究分析了以“经济-人口-社会”分化为主线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及其形成机制，认为市场化背景下，农民职业分化导致了经济分化，而经济分化造成的人口阶层分割通过社会分化机制加以确认和作用，最终实现农民的社会分层。这一分化路径以经济性为主、社会性为辅，而其最终结果是农民的社会分层。该结论的形成主要以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为研究对象，在经济发展滞后和利益密度较低、且农村人口外流严重的广大中西部后发型地区，其是否具备适用性？中西部后发型地区村庄内部分化的过程机理及最终形态又为何？相关问题值得分析。

二、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一）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强调对数量有限的研究对象进行深度分析，并尝试穷尽某个特定情形或事件的所有原因，研究者基于从观察者到参与者、从当前个案的时空范围到历史脉络和社会空间以及从过程到结构的扩展，实现将历史的宏观因素纳入到微观研究之中。这一方法较好符合了本文研究需要。一方面，从案例选择看，位于赣南山区的S自然村这一“地”，较好契合了后发型农村这一“类”的特征。另一方面，从资料收集角度看，笔者长期生活于S村，在从观察者到参与者转变、与研究对象互动和在自然情境下收集资料等方面均具有较大优势，较好满足了质性研究的进行条件。

（二）案例选择

S自然村地处赣南偏远山区，隶属的Y行政村为江西省深度贫困村。截至2017年底，全村仅有22户107人，分为2房7支；村民人均拥有耕地1亩、林地8分，自然资源占有条件较差。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务工收入成为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全村劳动人口中，除少数年长者外，绝大部分都有外出务工的经历，目前留村者不足四分之一。此外，村内无集体产业，且除少量村民集资外亦无其他集体资产，村庄经济利益密度低。近十余年来，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宏观背景下，S村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分化，村民集体行动能力大为降低，村庄共同体性质弱化。

三、

人口外流：一个“用脚投票”的过程

“用脚投票”常指人们由于对某事的失望或抵触而选择离开或放弃。S村村民规模性外流始于2005年前后，彼时，村内以烟草种植和伐木为主的就业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烟草种植成本增长、价格趋稳、风险增大，同时林场伐木雇工减少、工资降低。村内就业形势恶化使人们将寻求就业的目光投向村外。在S村，最早一批外流人口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后期，受城市偏向观念的影响，加之人口流动环境的转变，部分人员开始外出务工并在村内形成了一定的示范效应。此外，21世纪初，随着通讯工具逐渐普及，与家人联系更加便捷。内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05年以后，S村原在村内就业人员大部分开始外流。该群体是S村的“一代农民工”，他们原先在家务农，但随着村内就业形势的严峻，迫于子女上学等经济压力，他们选择外出务工；等子女毕业或村内就业另有着落时，他们仍倾向于回乡。相较于“一代农民工”的被迫性、回归型外流，S村“二代农民工”的外流更加主动、彻底。这一代人多数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他们比其父辈接受了更高的教育，同时在城市偏向的社会舆论导向以及长期以来外出求学或务工所形成的城市生活习惯影响下，实现自身城市化成为他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职业分布上，与父辈相比，他们从事的体力性工作减少而知识性工作增加。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宏观背景下，村内就业形势发生根本性转变。本着对就业、收入等的理性预期，S村村民逐渐外流且呈现出代际递进的特点，即“二代农民工”比之“一代农民工”流动更为广泛、彻底，前者最终目标是实现个人城市化，而后者受乡土观念的影响，其归宿仍在村庄。受个人禀赋、后天努力和市场机遇等的影响，外流人员职业分化相继形成，经济分化由此跟进。同时，大量人口长时间外流也造成了村庄公共性的消解。人口外流打开了村庄内部分化的窗口。

四、

经济均质性裂解、房支认同性弱化下的村庄代际分化

以S村为代表，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过程中，经济性分化更多是一种启动因素，相较而言，社会性分化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代际间看，社会性分化呈现线性趋势，经济分化则在一定程度有所徘徊。

（一）老年一代“故去”

现代社会老人群体的日渐边缘化使得社区记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断裂。在S村，60岁以上的老年一代基本没有外出务工的经历，在自然资源占有情况相似以及受教育程度都较低的背景下，其经济均质性较强。同时，该群体自出生基本从未离乡离土，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经历使其对村庄房支认同性尤强。老年群体在房、支各户间发挥着重要的粘合及和纽带作用。随着老人逐渐故去，村内同支各户和各支之间交流减少，矛盾易于积累，并最终加速了村庄内部分化。

（二）中年一代“离去”

中年一代人口外流加之长期经济积累形塑了S村的农民分化。“离去”的农民从职业和收入水平看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技术性工人和自营职业群体，收入水平相对较高。二是普通工人和半工半耕群体，收入中等。三是基本无业群体，经济条件较差。尽管由于职业分化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均质性裂解，但受职业、婚姻等生产生活风险的影响，由于低收入群体经济水平已经探底，收入较高者经济脆弱性大，这在某种意义上发挥了经济拉平机制的作用；而农村贫困人口自精准扶贫政策实施以来，生活质量有所改善。此外，为支持子辈的城市化追求，中年一代普遍担负起了子辈城镇购房的“义务”，有限的剩余积累再度消耗。由职业差异引致的经济分化难以持续扩张，并不足以带来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村庄社会分层。中年一代大部分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经历了集体经济时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加之80、90年代农业生产中“助行为”的长期存在，其对房、支的认同性较强。但该群体的大规模、长期性“离去”使其村庄认同感不断减弱，社会性分化由此衍生。

（三）青年一代“远去”

职业分化更大、流动范围更广是青年一代“远去”的集中体现。S村青年一代教育水平分化日益明显，因此造成职业和经济分化。总体而言，中专及以上学历群体多从事具有一定专业性质的工作，收入水平相对稳定；小学及初中学历者多从事流水线生产工作，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综合来看，上述职业收入差距十分有限，同时，S村青年一代多数于2010年以后逐步进入劳动力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生活成本较快增长，其收入所得基本用于生活开销，剩余积累及回馈家庭较少。青年一代多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儿童时期成为其房支认同性建构的关键阶段。进入初中以后相互间的联系越来越少，加之受社会和村庄大环境的影响，有限的房支认同性逐渐式微，加速了村庄内部分化。

（四）新生一代“散去”

新生一代主要出生于21世纪初人口大规模外流以后，他们多为最早一批外出务工人员的子女。除核心家庭成员外，其与村内其他成员几乎没有联系，对村庄公共事务也未曾有效参与，与村庄联系的断裂促成了该群体的“散去”。
由于经济尚未独立，S村新生一代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其父辈。后者作为村内最先外流的务工人员，经济均质性裂解程度高。他们多数取得了城镇住房，子女随其就近入学；但也有部分人员早年外出工作受挫，经济条件较为一般，子女仍在本地入学。父辈的经济均质性裂解造成了新生一代一定程度的区隔，但其前提是离土离村，对村庄内部社会分化影响有限。同时，以离村或在村而无交往为代表，成长环境的变化极大弱化了新生一代的房支认同性。

五、

“三重脱嵌”：动态视角下村庄内部分化困局

“有分化无分层”的村庄内部分化形态与房支脱嵌于村庄、家庭脱嵌于房支、个人脱嵌于家庭的村庄发展困局相伴而生，“三重脱嵌”的动态化、螺旋式推进显示着村庄伦理共同体的裂解。

（一）房支“断链化”

随着村庄内部分化的深入，房、支的道德规范性逐渐弱化，其作为村庄熟人社会关系网的主线最终断裂。同支各户关系逐渐疏远，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在日渐分散的村庄逐渐收缩到了家庭以内，兄弟之间也少有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能力，同支关系逐渐疏远。

（二）家庭“核心化”

房支脱嵌于村庄、家庭脱嵌于房支后，家庭内部结构的核心化趋向日渐明显。原先占多数的三代同堂的直系家庭随着市场理念、自力理念的持续输入不断瓦解，老人一般不愿与结婚后的在村子代同住。对于部分独子且子代外流的直系家庭而言，基于互惠的考量多数选择不分家，但同爨不共财下，该类直系家庭“名实分离”。

（三）个人“原子化”

“原子化”的社会成员行为遵循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存逻辑，乡村社会规范对其影响较小。在S村，个人“原子化”在青年一代女性婚配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其更加强调自由恋爱，外嫁地点广布四川、湖北，相较而言，其父辈多在本行政村或本乡内寻找配偶。此外， “原子化”的个体对村庄、甚至家庭公共事务表现冷漠。

六、

结论与思考

基于对赣南S村十年变迁的考察，本文研究发现，在村内就业形势严峻和社会结构性变迁的背景下，农村居民开始了大规模外流。受个人禀赋和能力差异的影响，外流村民职业分化相继显现，经济分化由此推进。但因人力资本差异有限，同时受职业和生活风险以及支持子代城市化追求等的影响，有限的经济分化难以继续扩张，并不足以造成社会生活区隔，也无力形塑农民社会分层。村庄人口的大规模、长期性外流通过市场观念输入和由村民生产生活中“助行为”的消散引发的公共性消解，造成了村庄社会性分化，而这亦成为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的主要动力。在这一逻辑机理下，后发型农村村庄内部分化呈现出鲜明的“有分化无分层”的特征，村庄作为社会伦理共同体逐步瓦解。为弥合乡村社会性分化，一要开发乡村可持续性发展资源，尽量使农村能够“留住人”，进而“吸引人”；二要重塑乡村社会规范，实现公权力的适当介入。

原文即将上线官网和数据库，敬请期待

延伸阅读

图 文 | 邹雅嘉

审 核 | 孙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