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拉波夫，唐伟胜 | 无法抑制的悲痛叙事
【作者简介】
威廉姆·拉波夫 (William Labov)，宾夕法尼亚大学语言学教授。威廉姆·拉波夫 教授
【译者简介】
唐伟胜，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叙事学、现当代美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唐伟胜 教授
无法抑制的悲痛叙事
原文载于Narrative, 2020年第2期，译文载于《叙事研究》2023年第4辑，经《叙事研究》编辑部与作者授权由 “外国文学文艺研究” 微信公众号推出。
内容提要：本文讨论的叙事是对叙述者本说非同小可的事件，尤其是像家庭至亲不幸去世这样的事件。这类无法抑制的悲痛在表达时，通常涉及沉默，或者宣称语言不足以言说内心需要表达的内容。这种语言表达的隐退，挑战了作为交流方式的人类语言的效力。仔细考察几篇这样的叙事之后，我们发现这些叙事用身体暴力来讲述，而非语言表达。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叙事使用了复杂的句法，并借此与情感表达保持距离。
关键词： 叙事；悲痛；语言不足
……在最空洞的隐喻里，丰满的灵魂仿佛有时没有得到绽放，因为没有人能准确衡量他的欲念、他的思想和他的悲伤；也因为人类语言就像一把破壶，我们在上面敲出曲调想感动星辰，结果却让笨熊闻之起舞。
——居斯塔夫·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第１２章
来自社会语言学的叙事分析基于口头叙事研究，这些口头叙事产生于社会语言学家的自然访谈对话语境（Labov）。① 它这样定义叙事：按时间顺序讲述两个或更多事件，这些事件围绕一个最值得讲述的事件，该事件使得讲述者在一定时间内成为合法讲述者（Labov and Waletzky）。这些叙事得以讲述，是因为引入了与讲述者生死攸关且结局难以预料的话题。在这些事件中，死亡自然占据显著位置。在叙事结构分析中，死亡或死亡危险首当其冲。为了获得自然的、个人化的话语，社会语言学访谈经常使用一个关于死亡危险的问题，即：你是否曾身处这样一个情景，你对自己说：“完了！”？
针对这个问题的叙事通常都是不开心的，也不是值得庆贺的（即使结局不错），它们往往是一些严肃的事情，认定这次得以避免的死亡也许会引来不可避免的死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死亡是“不可叙述的” （参见Prince 1988；2005），正如以下讲述九死一生经历的片段：
医生告诉我：“只差这么一点点，你现在就没命了。”
在日常生活叙事中，没能避免的死亡能得到很好的再现，但往往不是叙事分析的题材。在“费城社区语料库”② 里的500例访谈中，共有529次提及某个人的死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死亡都被认为是生活事实，讲述时没有任何情感流露。本研究将聚焦那一小部分无法如此接受死亡的叙事 这些是关于讲述者至亲不幸死亡的叙事。这些叙事将听者带回讲述者获知至亲死亡的那个时刻——无法抑制的悲痛时刻。
我们也许会问，这些叙事与日常生活讲述死亡的方式是否一样？在社交聚会中，我们很难见到这样的叙事。我们可以检验一下在任意社交聚会的交谈中死亡话题的接受度。如果我们开始这样的死亡话题，即使该话题在交谈中是相关的，我们也会很快发现无人接话。那么，在“费城社区语料库”的录音访谈中，我们怎样找到不可抑制的悲痛叙事呢？这样的叙事的确很少见，因此我们的讨论只能基于很少的语料。访谈中，讲述者在回答一些关于家庭的普通问题时，可能开始讲述至亲之死。这样，一场随意的交谈可能演变成关于突然死亡的悲痛讲述，引发讲述的也许是已死之人起居室墙壁上的一幅照片，以“就是他，没错”这句话开始。
家庭至亲之死引起的情感挑战讲述者的语言能力，甚至挑战语言本身的能力。在突然死亡之后进行的种种社交仪式上，我们常发现语言方式不足以传达讲述者的情感。关于佛罗里达高中17位学生和成年人被杀事件，2018年2月14日《纽约时报》这样报道——警官司各特·以色列对媒体说：“ 我无话可说……” 常见的表达如“ 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和“语言无法表达我多么……”表明在这样的时刻，口头语言是多么无力。在葬礼上，失亲之人默默地长时间紧握拳头，以此表明其情感的力度。反过来，“为你失去亲人表示遗憾”这样的套话在电视镜头中频频出现，这种方法传达的情感非常少，因为对方毕竟是陌生人。
语言无法表达强烈情感，这对语言满足我们要求的能力构成了挑战。“我无话可说”经常被用作书名，用来表示悲痛的不可表达性。本文开头引用的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片段承认了语言不足以表达高级情绪。在暴力幸存者的公开话语中，语言之不足是反复出现的主题。在《费城问讯报》2018 年5月16日刚刚报道的一份公开申明中，桑德拉·迪纳多这样回答法官关于她儿子凶手的问题：
我的心痛超越了语言本身。我的情感伤痛如此剧烈，笼罩着我，让我全身作痛，我怎样才能描述这份痛苦？
那么，这些叙事如何解决语言媒介作用不足这个问题呢？
希夫林在分析一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口述史时直面了这个问题。她说：“也许我们不应该就语言表达能力不足这个问题草率下结论”（Schiffrin 41）。她认为，尽管幸存者和旁观者之间的交流有很多限制，但 “很有必要研究语言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让使用者用语言来完成他想做的工作，而语言学有助于我们发现如何做到这一点”（同上）。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将进行叙事分析，在这些叙事中，讲述者表现出无法抑制的悲痛，我们想看看这些讲述者如何使用语言来应对这种情况。“悲痛”（grief）这个词的应用范围非常有限。它通常被用来指与家庭成员之死有关的强烈情感（这种用法在传统诗歌中应用相当广泛）。在 “费城社区语料库” 的大量叙事中，除了两处使用幽默短语“该杀的”（Good grief）之外，这个词没有出现过。然而，虽然“悲痛”没有用于口语中，但是在为数不多的讲述父母或孩子死亡的叙事中，我们不难发现“悲痛”的情感。如果能描述这些情感是如何传达给听者的，将大大丰富我们对叙事的理解。
对死亡与死亡过程的研究发展出了一种理论，即悲痛通常会经历五个阶段。根据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论死亡与临终》 （On Death and Dying, 1969 ）的说法，这些阶段是：
1. 否认：人们认为诊断可能弄错了，并坚持抱着错误的、更愿意相信的现实不放。
2. 愤怒：当人们意识到不能继续否认时，他们会变得懊恼，尤其是对身边的人。
３. 挣扎：在这个阶段，人们希望能躲避令人悲痛的缘由。
４. 抑郁：人们会变得沉默寡言，不愿见人，大部分时间处于悲伤和阴郁的状态。
５. 接受：人们接受死亡或不可避免的未来，这通常会导致他们平静地回看过去。
本文拟考察的叙事将很好地验证以上情感状态之间的紧密关系。否认、愤怒、抑郁和接受交替出现，但挣扎这个特征并不显著。关于这些情感状态的学术讨论多聚焦于它们出现的顺序，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人们做社会调整以适应外部世界。在“费城社区语料库”的一个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愤怒和悲痛之间的动态关系。
叙事 １：
唐纳德·Ｍ．，59岁，北费城
（讲述儿子之死）
1989年秋，费城大学有一门名为 LING560 的课程（ 该课程也帮助建设“费城社区语料库”） ，课程第二小组的一位成员访谈了唐纳德·Ｍ．。他时年59 岁，爱尔兰裔美国人，是一位住在北费城的造船工人。在访谈当天傍晚，他把自己的家庭照片给采访者看，其中包括他10岁夭折的儿子。他话语简洁，时而缄默，只言片语，常省略动词，只留下名词短语：
a. 那天早上我去上班。
b. 那是早上五点半。
c. 我，呃……我们习惯看看卧室。
d. 孩子们在睡觉。
e. 妻子也正常。
f. 一切都。
g. 然后我们就去工作了……
h. 呃，我，呃……
i. 在那之前的大约一个星期，我摔倒过。
j. 我摔倒在主甲板下的舷墙下面。
k. 一只膝盖受伤了。
左膝，不是我给你看的这个，是左膝。
l. 他们只得给它注射。
m. 他们必须把血和脓给吸出来。
n. 我在想
那就是妻子来造船厂看我的目的，对吧？
就是这样，我以为。
o.“嘿，哦，亲爱的，”我说，“他们有轿车，如果你受伤，可以送你回家。你知道的。你不必来看我。”
p. 就是这样她来告诉我儿子死了。
q. 我有一根拐杖，
r. 我疯了，砸碎窗户。
s. 我说，“别告诉我。
t. 天哪，我不想听。
u. 快停下。”
v. 我们继续说。
w. 可怕吧？天啊！
x. 一口……一口白色棺材。
y. 高领衣服。下了坟墓。
z. 我想和他一起下坟墓。啊啊……
aa. 那就是生活。
（谁也做不了什么）
bb. 那就是生活，亲爱的。
如上所述，几乎所有个人叙事都聚焦于一个 最可讲述的事件。就讲述死亡危险的叙事文类而言，这个事件往往是死亡可能发生但没有发生的那个时刻（Labov and Waletzky）。但在这里，最值得讲述的事件是叙述者的转变：从相信某个错误现实到获悉真实情况③ 。该叙事重构了一组事件，开始是日常而平凡的情形，最后走向那个可怕的时刻。叙事由句ａ中过去时态动词“去”（went）和句ｂ中的具体时间导入，接下来句ｃ到句ｇ是５个现在时态的小句，但并不表示历史现在时，而是用现在时态来确立那个错误感知发生的原因：
a. 那天早上我去上班。
b. 那是早上五点半。
c. 我，呃……我们习惯看看卧室。
d. 孩子们在睡觉。
e. 妻子也正常。
f. 一切都。
g. 然后我们就去工作了……
h. 呃，我，呃……
讲述者接着叙述最可报道事件发生前的诸多事件，叙事由此沿时间轴向前发展。但是这些事件并不是按这个顺序安排的。相反，它们是被重新建构的，用来解释和说明即将讲述的那个中心事件。该叙事开始的情景并不需要解释。这样，唐纳德刻意讲述了一个正常的引入部分，叙述了时间、地点、人和行为（所有这些都不需要特别解释），以此强调他没有理由相信有不测发生。然而，接下来该叙事却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在句ｉ和句ｊ中使用了过去完成时态（斜体为笔者所加）：
i. 在那之前的大约一个星期，我摔倒过。
j. 我摔倒在主甲板下的舷墙下面。
k. 一只膝盖受伤了。
左膝，不是我给你看的这个，是左膝。
l. 他们只得给它注射。
m. 他们必须把血和脓给吸出来。
一般来说，个人叙事会避免倒叙，而按照时间顺序向前推进，但在当前这个叙事中间，唐纳德回到了之前他在造船厂膝盖受伤的时间。虽然他合理地使用了过去完成时，但这罕见地违反了个人叙事对倒叙的限制。我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这个叙事要从他自己的事故开始讲起？事实上，这样开始讲述会错误再现后来那个悲剧的性质，因为他的事故与儿子的死亡毫无关联。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事故导致他误解了妻子去船厂找他的理由。
叙事接着讲述第一个复杂化的行动，即那个早上唐纳德上班时看见妻子来了：
n. 我在想
那就是妻子来造船厂看我的目的，对吧？
句ｎ占用的时间也许比较长，取决于妻子穿过船厂的距离。唐纳德率先发言：
o.“嘿，哦，亲爱的，” 我说，“他们有轿车，如果你受伤，可以送你回家。你知道的。你不必来看我。”
这种情况下，误会这种事情并不奇怪，从而加强了即将到来的信息的力度。
在更常见的叙事形式中，他的话语后应紧跟她的话。如前所述，她讲的就是该叙事最可讲述的事件。然而这里，最可讲述的事件是用一个复杂句式间接讲述的，关键信息被深埋起来。图 １ 展示了这个句子的复杂度，可以看到多个谓语动词是如何被融进一个句子的。
p. 就是这样她来告诉我儿子死了。
这种构式是一种用来与情感事件保持距离的语言手段。情感不是用话语直接标明，比如“她泣不成声” “她哭着说” 或者 “我无法相信她的话”。相反，从“就是这样”开始，情感信息被掩埋在三层以下。这种叙事小句的句法通常比较简单，但唐纳德·Ｍ．却使用了句ｐ那样的复杂构式，或许就是认识到普通语言不足以传达如此厚重的情感。该句之后的句子讲述了他自己不受控制的身体暴力行为：
q. 我有一根拐杖，
r. 我疯了，砸碎窗户。
接下来，唐纳德的语言表明，他拒绝接受语言能够表达的一切。
s. 我说，“别告诉我。
t. 天哪，我不想听。
u. 快停下。”
到目前为止，唐纳德一直遵循着库布勒 罗斯所勾勒的进程：从最初的“否认”阶段一下子进入粗暴的“愤怒”阶段。他的讲述表明，他已经发现语言之不足，因此通过身体暴力来表达悲痛。
叙事２：
玛丽·Ｃ., 78岁，南费城
（讲述女儿之死）
第二个关于无法抑制的悲痛叙事来自费城南部的玛丽·Ｃ.。1973 年4月15日，她在家中接受了研究小组的两名成员的访谈，他们和玛丽一样，都来自当地意大利裔美国人社区。她时年78岁，出生于费城，父母是第一代美国人。她的母语是南费城英语，也能流利地讲几种意大利方言。整个访谈她丈夫都在场，但很少说话。
在玛丽的叙事中，悲痛是以史诗形式表达的，内容囊括家庭和社区，愤怒和身体反应像波涛一样此起彼伏。该叙事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暴力语言表达，这在意大利裔工人阶级社区并不罕见。
从句ａ到句ｖ是叙事的主体部分。玛丽在小女儿马瑞阑尾手术后去医院接她，等候过程中，她感觉到护士们行动异常。叙事以导入开始（句ａ到句ｅ），讲述玛丽去医院的途中没有预料会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件。与所有叙事导入一样，这部分本身不需要解释，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看上去很正常的行为：
a. 哦，我把呃……所有东西装进包里，把那件外套挂在胳膊上。
b. 她的衣服挂在胳膊上。
c. 她从窗口看我。在那儿。（啊—哈）在沃尔夫街。
d. 这样，当我去那里时，护士对我说：“在这里坐一会儿。”
e. 于是我坐下。
在开始的一系列复杂化行为中（句ｆ到句ｊ），主人公被误导，以为问题出现在另一位病人身上，而不是她女儿。和唐纳德·Ｍ．的叙事一样，这种误解加剧了实际事件带来的震惊效果：
f. 我在为医院里的一位女士祈祷，她有10个孩子。
g. 她刚做了胆囊切除手术。
h. 他们说她的情况很糟糕。
i. 我说道：“哦，上帝啊，求您不要把他们的母亲带走，他们还是孩子。”
j. 我还在为她祈祷呢，你看。
在接下来的复杂化行动中（句ｋ到句ｔ），玛丽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粗暴而不讲理的人。
k. 嗯，护士挂了电话，朝我走来。
l. 她说：“你女儿以前曾突然晕厥过？”
m. “我的天！”我说，“你该不是在告诉我，你们在为我女儿忙碌吧！”
n. 是的，”她说，“赶紧进来！”
她的悲痛表现为歇斯底里的指责，身体上的异常正好符合她的内心状态：
o. 我说：“你们干了什么，杀了我女儿？你们杀了她！
p. 你们杀了她！”我不停地嚎。
q. 护士对我说：“跟她说。”
r. 我说：“跟她说？我女儿快死了，要我跟她说什么？”
s. 我喊叫着，扯头发！
t. 我发疯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u. 18岁。美美的女孩。［指向她的照片］
最可讲述的事件既让人想不到，也讲不清。
v. 我刚转过身去，我的女儿就没了。（哦，我的天！）
接下来与医疗人员的多次见面中，玛丽继续表现得粗暴而不讲理。当医生试图让她安静下来，她的愤怒上升为怒火，同时伴有语言及身体暴力：
w. 一名医生想给我打一针镇静剂。
x. 我说：“滚开，我踢死你！”我说，
y.“你们杀了我女儿，还要杀我吗？”
z.“滚出去！”我说，“你敢靠近我！”
aa. 我那时完全疯了，
bb. 我用头撞墙，见到什么撞什么，
cc. 他们得用力拽住我。
当医生建议可能需要做尸体解剖时，玛丽变得更加狂暴了：
dd.“我……倒要看看谁敢碰我女儿！
ee. 我要把医院一把火烧了。
ff. 我不管谁在里面。
gg. 我……倒要看看谁敢碰我女儿！”
hh. 我说：“你们想弄明白她怎么死的。”
ii. 我说：“谁碰我女儿，我杀谁！”
从头到尾，玛丽用来描述自己的声音与描述护士的声音之间有一个鲜明对比：自己的声音吵闹、嘶哑、刺耳，而护士的声音安静、耐心、讲理。听玛丽的叙事给我们一种印象，她仍在体会这里表达的那种愤怒。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就是这同一个人，也重述了护士和医生的礼貌话语。为了能在这些场景中扮演不同角色，讲述者必须意识到她自己当时是多么让人无法忍受：无法抑制的悲痛是不讲理的。因此，作为“叙述之我”的玛丽与作为 “经历之我” 的玛丽是相当不同的。用戈夫曼的话来说，玛丽是护士们话语的 “激活者”（animator），而不是 “作者”或 “主演”（Goffman 145）。
对令人悲痛的消息产生这样的身体反应，并不只限于玛丽。当消息传到她儿子迈克那里时，他的反应很相似。
mm. 他说：“怎么了？”
nn. 他说：“发生了什么事？”
oo.“迈克，我们失去马瑞了。马瑞不在了。”
仿佛触电一般。
pp. 他心脏病发作了。他心脏病发作了。
啊！那个晚上。
当玛丽的大女儿丽塔收到这个消息时，她也有肢体上的反应：
qq. 当丽塔走进来，
rr. 看见我这个状况，“妈妈，出了什么事？”
ss. 我说：“我们失去马瑞了。马瑞不在了。”
tt. 嗯，这个就是她。［指出丽塔的照片］
uu. 她的。丽塔。这样……她晕过去了，就像晴天霹雳。
vv. 一下子瘫倒在地，那是大理石地板。
ww. 她晕过去了，就像晴天霹雳。
xx. 瞧她大腿后面，硬得像柱子。
yy. 那孩子从此就得了那毛病——自从妹妹死去，有28个年头了吧？
zz. 痛起来，就像得了静脉炎。
因此，对悲痛的身体反应不仅局限于发现的那一时刻，而是延伸到之后的日常生活中。悲痛产生于在医院发生的事件，随着信息、痛苦和疑惑汹涌而来。马瑞死亡的消息在社区传开之后，产生的效果就没那么强烈了，只是有些淡淡的哀伤，人们会回忆她生前到过的地方，心平气和地想念她活着的时候。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了爱尔兰和意大利社区成员对无法抑制的悲痛做出的反应。语言表达方式方面他们不太一样：唐纳德·Ｍ．简洁而低调，身体反应比语言反应更多；玛丽·Ｃ．则滔滔不绝，言语中充满暴力。无论如何，唐纳德·Ｍ．和玛丽·Ｃ．两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使用语言资源捕捉了他们悲痛故事的情感轨迹。
叙事３：
无名女性
（讲述孙子之死）
为了说明语言暴力和身体暴力相互作用具有普遍性，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位美国黑人女性获知其孙子之死时是如何表现愤怒的。以下是一位速记员在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现场记录：
他的事今天见报了。他们计划为他守夜，在玩具熊和Ｔ恤上印上他的名字。他祖母最近状况不太好，大家都知道他是她的心肝宝贝，因此没有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她本来在南方度假，他们只告诉她，他的腿给击中了，她必须赶回来。当她回来发现孙子死了，她跑向他以前常站的那个墙角，开始大叫大哭，我的宝贝，以后再也看不到他了，谁干的，谁杀了我宝贝，我要他们死，我要拿枪亲手杀了他们。快，快给我枪……
我们没有这个场景的录音，但速记员准确的记录弥补了这一缺憾。虽然叙述之“我”不同，但这里不断重复的威胁言辞，与唐纳德·Ｍ．和玛丽·Ｃ．叙述中突然爆发的暴力如出一辙。在这三个工人阶层的故事中，将悲痛表达为暴力的愤怒是共同的主题。然而，库伯勒-罗斯的模式缺失了一个更深的情感层面，在接下来的两个叙事中，我们将看到这个层面。唐纳德·Ｍ．在讲述儿子之死及随后的葬礼时，引入了一个核心主题：死亡的恐怖。
死亡的恐怖
w. 可怕吧？天啊！
x. 一口……一口白色棺材。
y. 高领衣服。下了坟墓。
z. 我想和他一起下坟墓。啊啊……
aa. 那就是生活。
（谁也做不了什么）
bb. 那就是生活，亲爱的。
唐纳德·Ｍ． 想到儿子穿着白衬衫被埋进坟墓，说出了 horrible（可怕）这个词。这个词并没有其词根 horror（恐怖）那种含义，即 “极端恐惧或害怕”。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与死者接触很少的人完全没有这种情绪。葬礼上的种种常规做法和墓地仪式就是为了将生者和死者严格区隔开来。如果死者和生者没有得到区隔，上面定义的那种恐怖就会出现：与死者不期而遇，生者会感到毛骨悚然。在虚构小说中，恐怖是一种娱乐形式，人们喜闻乐见，并愿意为之付费，但在日常生活中，恐怖与悲痛和撕裂的暴力如影随形。一般人很难做到与死者突然相遇还能马上恢复理智，除非像抬棺人一样，和死者相遇是日常生活。在接下来的两个叙事里，我们可以一窥这种恐怖对死者亲人产生的影响。
叙事４：
艾伦·Ｌ.，69 岁，苏格兰
（讲述父亲之死）
本则无法抑制的悲痛叙事由苏格兰埃尔市语言学家罗纳德·麦考利记录。艾伦·Ｌ．讲述母亲购物回来，没有像以往一样在门廊看到生病的丈夫：
a. 这个下午天气好得出奇，
b. 她将他扶进藤椅，坐在外面花园靠窗的位置，
c. 然后就出去了。
d. 她发现藤椅在那儿，
e. 却不见人影。
f. 她根本没有多想，因为天气太暖和了。
g. 她想他肯定是进屋了，
h. 进屋后，看见他躺在沙发上。
i. 她是那种老派人，讲究整洁，非常利索。
j. 一切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误会带来的震撼——死者的宣告还没被生者听到：
k. 她脱下外套，
l. 挂起来，
m. 放好买回的东西。
n. 她说：“下午茶——晚饭时间还早呢，
我去问问他想不想喝咖啡。”
o. 她煮了咖啡，
p. 走过去
q. 推了推他，问他想不想喝茶。
这里，我们看到的模式与唐纳德·Ｍ．相似，他丝毫不怀疑死亡的消息即将到来。
r. 他从沙发上掉下来，掉在她跟前。
s. 她，她脑袋嗡的一声，
t. 打那以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艾伦母亲一如往常的行为导致她破坏了生者和死者的区隔，而这是不可接受的。她那一连串的日常行为在其他情况下完全没有问题，但在那一天却变成了悲剧。艾伦当然是不在场的：我们所知的只能是她从母亲那里获悉的。如果父亲去世之后，她母亲“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我们只能猜想，这个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艾伦自己对那天发生事情的重构。
叙事５：
乔西·Ａ．，66岁，新奥尔良
（讲述丈夫之死）
以下这则叙事也打破了生者和死者之间必要的区隔。1971年5月，我访谈了新奥尔良郊外小镇上一个60多岁的女性。在90分钟的对话中，她讲述了她丈夫的死亡。多年来，我把这份访谈文件搁在一边，因为她的叙事听起来很痛苦，而且最后也不甚连贯。乔西整夜都试图唤醒她丈夫，却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死了。我觉得她还没能理解和评价已发生的事情，因此我认为这则叙事不能用来说明叙述者是如何为自己而改变现实的。但是经过思考，我得出结论，这则叙事在很多方面迥异于其他面对死亡和死者的讲述，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这则叙事明显分为三个片段：傍晚、深夜床上和第二天早上。自始至终，乔西似乎都在引用——她丈夫、她自己、医生，跟日常对话没有两样，没有玛丽·Ｃ．叙事中那种戏剧性变化。此外，玛丽完全掌控着局势：她威胁、命令、谴责那些她认为应对女儿之死负责的人，而乔西则还在努力弄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控制”这个维度。玛丽及其家人使用文化定义的资源对家庭成员之死做出反应，乔西则是茫然无措，没有任何资源。
摘要
a. 嗯，那次打击真大，
b. 当我丈夫死的时候，
片段１
c. 嗯，那个周五晚上，我在做刺绣活。
d. 我爱做针线———就是刺绣，我正在刺绣，
e. 他问我在绣什么。
f. 我说：“我在绣枕套。”
g. 他问：“给谁绣？”
h. 我说：“我们俩，你退休后。”
因为他很快就要退休了。
i. 他说：“不是给我。”
j. 他说：“你不是给我绣的。”
k. 我说：“好吧，这不是给你的，”
l. 我说：“好，等你死了，我就再嫁一个男人。”
m. 我说：“我和另外一个男人共枕。”您瞧，我是在开玩笑。
n. 开得真是时候。
o. 他说：“嗯，宝贝，”他说，呃，他那时说：“你想嫁——你可以再嫁，你想怎么着都可以！”
p. 我说：“嘿嘿，别把我绕进死亡话题。
q. 我到外面院子去了，
r. 我可不想听什么死呀死的。”
s. 他说：“好，明天我就会让你明白。”
对丈夫之死的叙述表明她痛苦地误解了当时的情况，这与唐纳德·Ｍ．及玛丽·Ｃ．相似，然而乔西手中没有资源来影响医生并把整个社区鼓动起来。她从医生那里听到的判断少得可怜。
片段２
a. 这样，我们上床睡觉了，我上床睡觉……
b. 他睡了……
c. 以前，他每晚都要起来，去一两次洗手间，
d. 但那个晚上，他死了，他没有起来去洗手间。
e. 我说：“哦，我的天，我真高兴。”
f. 我说：“他今天居然没有起来去洗手间。”因为他心脏不好，这样。
g. 所以……我走进屋，
h. 但是我叫不醒他……因为他死了，
i. 他的身子已经僵硬了，
j. 你明白僵硬……的意思。
k. 所以我躺床上，
l. 然后去……去弄了一些毯子把他盖上，
m. 我说：“上帝啊，他八成是死了。”
片段３
a. 我给医生打了电话……
b. 他说：“得了，睡觉去吧，”他说，“喝点镇定药。”
c. 他说：“你丈夫不可能死，他昨天还到我办公室了呢。”
d. 我说：“可是，可是他现在不说话……”
e. 但是医生说：“得了，睡觉去吧。”
f. 于是我给丈夫的哥哥弟弟们打电话。
g. 他们都来了。
h. 最后……他们给我打了一针，让我醒过来。
i. 这……给我的打击太大了。
j. 我做了疝气手术。
k. 我胸口做了个大手术，
l. 从那以后我就一个人住这儿了。
我们很难说语言没有给乔西·Ａ．提供她需要的工具来表达她对丈夫去世的感受。她对所见所闻的叙述是到位的。她的局限在于她对周围真实情况的感知，但即便如此，她也与我们分享了她的愤怒、困惑和悲痛。我们不能在此得出她不爱丈夫的结论，尽管她不明白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为了进一步评估语言处理生死问题的能力，我们不妨来看看另一位讲述者，该讲述者拥有更强的叙事技能和更多的语言资源。
叙事６：
亨利·Ｇ.，61 岁，亚特兰大
（讲述儿子之死）
这个系列的最后一个叙事是亨利·Ｇ．在1970年对我讲述的，他是一位退休铁路工程师，住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东部。我问他：“在你家里，有没有人曾预感会发生什么事，而后来确实就发生了？” 他拍了拍胸脯，说：“我，我就是那个人。”然后他给我讲了两个预感成真的故事。当他讲完第二个故事时，他吸了口气说：
现在，我要给你讲一个——一个最不可思议、最好的故事。
a. 我失去了长子。
b. 他那时才20岁。
c. 死于癌症———脑瘤，
d. （我们看看他的照片……那就是他。那就是我的小亨利，就是他，尼尔，正是他。）
e. 他患癌去世后，我感到不舒服。
f. 我感觉自己也要死了，得了癌症。
g. 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 6个月，或 8个月，
h. 我去看了医生，
i. 他们说：“你身体没毛病。”
这里，亨利对悲痛做出的身体反应与玛丽·Ｃ．讲述女儿之死的效果如出一辙。与唐纳德·Ｍ．相似，亨利的一个孩子死于脑瘤。对亨利来说，死去的不是幼子，而是长子。从墙上的照片来看，这孩子长相英俊，20岁，活力四射。
随着叙事的展开，我意识到亨利长子之死对他的生活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对他来说，把这个故事讲述给一个有理解力且愿意倾听的人多么重要。长子之死带来的切肤之痛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感，由此产生的身体症状显而易见，但医生却视而不见。
j. 有天晚上我睡觉了。
k. 在梦中他向我走来。
l. 他回家了。
m. 嗯，他在说话，
n. 嗯，当然，我朝他转过身。
o. 我说：“尼尔，你回家来接我吗？”就是这么说的。
p. 他说：“爸爸，还要等很久我才能去接您呢。”
q. 然后，我感觉就痊愈了。
r. 我再也不担忧任何事了，不再担忧，因为那天他对我说，他要回家来接我时，我知道我愿意和他同去了。
我们注意到，在这里死者和生者的区隔仅发生于身体交流这个层面，精神或语言交流层面没有我们在其他叙事中看到的那种恐怖。在这个叙事中，亨利的儿子就像死神天使；当他降临，他会带来死亡。悲痛的种种身体表现让位于接受。但和其他叙事案例一样，我们想知道叙事中的事件如何对应亨利对这些事件的体验。该叙事有力量，并非因为它言之凿凿地证明了其信息是来自彼岸的坟墓，而是因为那个梦对讲述者产生了明显的效果。面对死亡的事实，亨利的处理方式与唐纳德·Ｍ．截然不同。虽然他们面对同样的情形（年少的孩子死于脑瘤），但唐纳德拒绝接受语言能够表达的一切（“别告诉我。我不想听”），而亨利则利用他的修辞技巧开启一段新生。他最后那个句子的句法非常复杂，为那些捍卫语言能力的人提供了支持，即面对无法抑制的悲痛时，语言可以火力全开地起作用。稍做拓展（图2），我们即可看到有8个谓语动词被同时使用，这个句子的复杂度可见一斑。
这种死亡观更为引人注目，因为儿子在其中的角色通常应该唤起害怕和恐惧。亨利希望死神天使会扮成尼尔（他20岁的儿子）出现，然而这又没有带来预期中的恐惧。这是我们迄今遇到的最为积极的死亡观。此处没有什么生命继续的另一个世界，只有对死亡来临的欣然接受（哪怕不是欢迎）。
语言的充足性
本文一开始提出了语言是否足以表达最强烈情感这一问题，这6则叙事能否给我们一些启示尚待观察。福楼拜认为，语言就像 “一把破壶，我们在上面敲出曲调想感动星辰，结果却让笨熊之起舞” ，我们必须接受他这一判断吗？当我们的亲人生命走向终结，文字真的无法表达我们的感受吗？毫无疑问，在许多情况下，人们被我们这里所说的无法抑制的悲痛所打击，变得哑口无言，似乎丧失了能力来使用语言学家们津津乐道的语言结构。他们要么不能控制语言产出，要么根本无法产出。但在这些极度悲痛的表达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非常复杂的句法结构，表明讲述者能够调用和控制语言资源来应对紧随死亡而来的情感风暴。为了阐明这一点，我想邀请读者大声重复亨利·Ｇ．的叙事的最后一句（用非南方方言）：
我再也不担忧任何事了，不再担忧，因为那天他对我说，他要回家来接我时，我知道我愿意和他同去了。
本句中，意义的多重嵌套自然流露出的那种平静和认知平衡，亨利本人也许可以动用宗教资源来获得，而其他人并没有这些资源，但我们也可以使用我们的语言资源来获得。我们意识到，亨利·Ｇ．讲的是英语。在需要的时刻，英语没有抛弃他。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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