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一个人写了一部法国文学史
读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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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鲁，1939年生，广东中山人，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87年获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2012年获傅雷翻译出版奖。
退休后依然从事学术研究
黄新炎：郑老师您好。您是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离开教坛已经有好几年了，您的退休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郑克鲁：我在70岁时动过一次心脏手术，一般不早起，上午10点左右到办公室开始工作，一直到傍晚回家。我和我夫人几乎天天在校园里泡着，中饭在教工餐厅解决，饭后在沙发上睡一会，下午继续翻译，每天工作少则3—4小时，多则5—6小时。现在手头的工作主要是翻译。华师大出版社推出的《红与黑》、《八十天环游地球》和《局外人》是重译，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情小说史》则是新译。《普鲁斯特评传》现在写到20多万字，感觉还不太满意，经常要拿出来修改。女儿女婿在加拿大定居了，家里没有什么事情，所以我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我心爱的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中来，感觉非常充实。
黄新炎：上海著名作家林华女士说，现在出活的主要是一批退休职工，看来郑老师也属于这一类。退休之后，没有干扰，特别是人生练达、洞悉世事，更能心如止水，安心学问。
《第二性》的翻译与傅雷翻译出版奖
黄新炎：您退休数年之后凭借译著《第二性》获得2012“傅雷翻译出版奖”。请您谈谈有关《第二性》的翻译及其影响力吧？
郑克鲁：荣获“傅雷翻译出版奖”是很偶然的，当时译文出版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我拒绝了，因为我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不久，这个编辑又来找我，问我译不译《第二性》，我说，尽管这本著作难译，篇幅又长，但是我愿意尝试一下，便接受下来。排版的时候，我身体不好，校样也没有看，直接付印了。《第二性》是一本学术书，没有想到的是出版之后销路非常好。我在北京听北师大一位研究生说，一开始以为《第二性》不好读，打开之后发现，行文非常流畅。理论书写得这么可读，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该书涉及到的知识面非常广泛。
黄新炎：当时是什么样的东西吸引您翻译《第二性》？
郑克鲁：《第二性》包括了广博的知识，哲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医学、社会学、历史、文学、文学批评等等，显示了作者波伏瓦的丰富学识。我在写作《法国文学史》的时候，就曾经研读过该书。我当时看过不少女性主义者的著作，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哪一部可以与《第二性》媲美。该书也被称为女性主义的《圣经》，流传很广。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看到湖南文艺出版社节译的《第二性》，感觉译文质量太差，当时我手头没有原文，无法核对，也就无法引用。在翻译这部书的过程中，一个感觉是，我觉得波伏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这本著作上，她的小说固然写得也不错，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是，并不属于第一流的作品。唯独《第二性》不同凡响。所以在我写的《法国文学史》中，把《第二性》放在比较重要的地位，置于她的小说创作之上。阅读和翻译《第二性》，我改变了对波伏瓦的看法，认为她是一个优秀的理论家，《第二性》可列入二十世纪第一流的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从2006年起至2007年翻译这本书。
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
黄新炎：1987年，您就获得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当时是为了表彰您哪一方面的贡献？与法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关系吗？
郑克鲁：当时武汉大学校长是刘道玉。他认为当年的武汉大学最主要的还是师资问题，缺少学有专长、仍在科研第一线工作的学术带头人，特别是大师级的科学家。因此，要振兴武汉大学，必须从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做起，特别是要千万百计地物色和培养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大师级的人物。在物色人才时，还应当解放思想，不拘一格，不应忽视那些受到压抑或埋没的人才，以及确有才华的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为了继续和法国方面的合作关系，他看中了我，我就是那个时候被调进武汉大学的。
武汉大学为我的工作和生活创造了优越的条件，特别是宽松、自由的思想环境，发挥我的学术带头作用。根据武汉大学与法国教育交流协议，武汉大学把法语专业升格为法语系，新建了法国问题研究所，创办了《法国研究》杂志，主办中法两国的学术研究研讨会和博士预备班。由于我们几位法语教授的调入，武汉大学法语系力量大大增强，获得了法国方面的称赞，使武汉大学成了当时国内法国综合研究的学术中心之一。这是获得法国文化教育一级勋章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曾经和友人组织编写诺贝尔文学奖丛书，法国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罗歇·马丁·杜伽尔，他的代表作是《蒂博一家》。这部小说在上世纪的法国很流行，应该说是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130多万字，我译出来了。法国驻华领事馆的文化参赞听说我译过这本巨著，觉得非常了不起，所以就推荐我获得了这枚勋章。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
黄新炎：这枚勋章的取得，与您对法国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有很大的关系。说到这里，我很关心您的身世和学习外语的经历。
郑克鲁：我是广东中山人，祖籍澳门，1939年出生。我的曾祖父是郑观应，大家都知道他有一个代表作《盛世危言》，代表了中国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睁眼看世界、求亡图存的思想，约写于19世纪80年代前后。该书“专纪时务”，纵论中外形势，比较中西得失，从而得出结论：要取法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在多方面进行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内容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外交等领域。《盛世危言》一书直接启迪了在中国后来历史发展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三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他在100多年前就提出来要举办世界博览会。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了世博会，也算是对他100年前的呼吁的回应。
我的父亲在海关工作，经常换地方值守，先后在澳门、海口、湛江等地轮换。解放前他从海口海关调到上海海关，我也随之从海口转学到上海南洋模范小学。读三年级转进来的，后来考到上师大附中，那所学校的老师很好。我的兴趣是学文学，看了很多小说。从初中看到高中，主要看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我很想学外文。
黄新炎：当时对翻译有没有兴趣？
郑克鲁：看了这么多外国文学的作品，我对翻译萌生了巨大的兴趣。当时我本想学俄语。但1957年不招俄语专业，我只能选择法文，考上了北京大学西语系法语专业。我从初中到高中，学了四年半俄文，高考考得不错。北京大学非常重视学生文学功底的培养。我记得当时开设了法国文学史、语法、文艺理论、欧洲文学史等课程，特别强调学生的中文功底。有许多中文系的教授来西语系开课。1958年参加大批判，批判《红与黑》，我们六个同学合写了评论《红与黑》的文章，受到了领导的好评，说我们写得深入。当时还要批判《简·爱》，因为英语专业的人写得不好，领导说让法语专业的人再写批判《简·爱》的文章。1960年代《红与黑》被拍成了电影，毛泽东看了小说，非常喜欢，说于连好。于连是农民，敢于追求幸福生活，成功追求了两个女性。因为毛泽东的关注和好评，《红与黑》成了当时最好的外国文学作品。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写了一篇评论电影《红与黑》和小说的比较长文，发表在《中国电影》杂志上。
已经没有多少一流作品给我翻译了！
黄新炎：武汉大学平台高，郑老师当年开创了武汉大学法语系的新辉煌。你的翻译工作并没有随着工作的调整而中断，新的译作不断推出来。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形？
郑克鲁：可惜的是，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已经没有多少一流作品给我翻译了，都有人译过了。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译林出版社的邀请下翻译了《基督山恩仇记》，随后又应邀翻译《茶花女》，都是重译。然后我又用了十年时间，写了300万字，分别是《法国诗歌史》、《法国文学史》、《现代法国小说史》。本世纪初，译文出版社要我重译《悲惨世界》。原来的译本我不欣赏，那个译本不怎么好。重译的时候我发现问题很多。
黄新炎：主要有哪些问题？
郑克鲁：有些理解是完全错误；还有的地方译得“似是而非”，不准确，主要是译者找不到对应的最为准确的中文表达，没有找到该法文对应的最为准确的中文；还有就是译得不漂亮，缺少文采。
黄新炎：在重译的时候，您除了对照原文，还参考了前人的译文吗？
郑克鲁：看的。前人也有译得不错的地方，不可能一点亮点也没有。如果我觉得前人已经译得最好了，我就直接借用，但是不能多，多的话就是抄袭。有的译者水平还是可以的，找到了最贴切的表达方法。
黄新炎：按您这样的说法，不同的译者，后译者应该超越前者，因为把优点继承下来，又改掉了其中的不足部分。
郑克鲁：是的。如果前译本优点很多，那就没有必要重译。这点必须实事求是。举个例子，我国词语很丰富，比如以下意思相仿的词语：“不可思议”、“难以解释”、“难以理解”、“十分费解”、“匪夷所思”，需要替换使用，不要老用同一个词。在翻译中要富于变化，读者很敏感，如果同一个意思，不断重复用同一个词的话，读者会说译者词汇量太小。我肯定会换掉前面使用过的词语，以免雷同。
经典作品需要重译，因为以前的不少译本还不够好，即使是重译本，也有译者不负责任的。不少读者只看原作者是谁，买书时分不清哪是好译本，哪是差译本。对译本的鉴定当然有标准，“信、达、雅”的标准没有过时。读者的眼光是明亮的，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对译本的评论，体现了读者的意见。读者都说好的译本，应该差不到哪里去。
经典作品可以重译。在没有编辑约稿的情况下，我也重译那些以前没有时间翻译的经典。我选择的标准取决于我的研究和我个人的爱好。特别是现在年纪大了，时间非常宝贵，所以选择译什么尤其重要。拿莫泊桑来说吧，一般的研究者认为他是现实主义作家。其实这是误解。在法国评论界，早已将莫泊桑看成是一个兼有浪漫主义因素的作家。大家也许不知道，莫泊桑一生写过三十多篇怪诞小说。他还是个间歇性精神病患者，他在病情好转时便将发病时的幻象记录下来。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中有两篇是代表作，一篇是《羊脂球》，而另一篇是《奥尔拉》，而《奥尔拉》就是一篇“怪诞小说”。我从莫泊桑300多篇中短篇小说中精选了近100篇进行重译，分普法战争、怪诞小说、农民、家庭、婚姻、公务员等篇章。后来出版社知道后拿去出版了，这就是《莫泊桑中短篇小说精选》。而当时我重译这些短篇时完全是自觉自愿。我喜欢翻译，我觉得译书是一种享受；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会感到非常的快乐；译完一本书，我觉得了却了一个心愿，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至今仍乐此不疲，兴致盎然。
一个人写了一部法国文学史
黄新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0多年前出版了您一个人完成的《法国文学史》，2013年，编辑部又邀请您进行了修订再版。文学史因为涉及作家作品众多，所以往往采用集体编写的形式，但是您编著的130多万字的《法国文学史》是您一个人写就的。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看到您在前言里引用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的话：“一部法国文学史应该是整个一生的完满结局和结果”。这话是不是您独自一人写作《法国文学史》的自况？
郑克鲁：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完成一部文学史需要一生的钻研和努力，这的确是甘苦之谈。法国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尤其如此。大型的文学史，通常有两种写法，一是集体写作，十来个人甚至几十个人通力合作，写成5卷甚至10卷以上。这种写法的优点是，大致能保证每一章节的质量。问题是，各人有各人的写法，体例也不能完全一致，学术水平参差不齐。另一种写法是个人专著，整部文学史保持统一风格，对一个个重要作家和重大文学现象进行潜心研究，先写出论文，等待时机成熟，再着手文学史的写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大概由于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熟悉整个文学史，况且其他杂务缠身，很难长年专心写作一本书，于是多人写作的文学史便在文学史的写作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130万字的《法国文学史》，是我在电脑上一字一字打出来的，花了十年的时间，而准备的时间则更长。
*本文摘自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聆听：外语界前辈的声音》一书，部分内容被《中外书摘》杂志2016年第6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