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茶会 | 研发客年会：生态系统初步形成，警惕泡沫风险

药物创新来自药厂还是一个完备的创新体系？我们的答案是: 新药创新需要来自体系的支持。在近日举行的第二届研发客新药临床开发高峰论坛的第二天会议上，来自国内创新制药公司、临床研发机构、政策研究者、投资公司和CRO公司的轮流登场，向我们展示了国内的新药研发产业生态环境。

撰文 | 施樱子 徐维佳 陈小娟

摄影 | 程昊红

制药公司正在向最新产品研发发起攻坚，接受过严格GCP培训的研究者对产品进行转化和验证性研究，伴随诊断产品开发等CDMO公司协助探索研发思路、加快研究进度，政策研究者为维系健康的研发生态系统出谋划策，投资者源源不断地输送活水和养分……各方都在添柴加薪。

在会议上，参会嘉宾重新回顾了基因泰克生物技术公司的诞生历史，这家伟大的生物技术公司是由风险投资家Robert A. Swanson和生物化学家Herbert Boyer博士共同创立，两个人的经历和背景完全不同，却成功完成了这次伟大的创业。

同样的创立故事也在中国公司和记黄埔和呋喹替尼上发生，中国研究者上海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李进教授等人发表的呋喹替尼III期临床研究结果还登上了《JAMA》杂志，药品审评部门将呋喹替尼纳入优先审评范畴，生态系统的力量已经初现。

研究者探索验证性研究

杜汉忠

新加坡国立癌症研究中心副院长

TESSA THERAPEUTICS首席医学官

当下，细胞治疗价格昂贵、生产困难等，我们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随着科学的进步都会迎刃而解。对于目前比较棘手的T细胞治疗用于实体瘤效果不佳的问题，这可能与细胞微环境中TGF-β数量的多少有关，TGF-β数量多的患者效果较差，另外T细胞治疗可能更适用于已经接受过其他治疗的晚期病人，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已经很弱。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一项VST（Virus-specific T cell）针对鼻咽癌的全球多中心Ⅲ期临床研究，将会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季冬梅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主任医师

对临床研究数据的回顾分析发现，那些引入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入组患者的平均生存时间相比于对照组有明显提高，但目前生物标记物的检测在临床使用中存在另一个问题，不同公司提供的检测结果相互矛盾，例如PARP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各方提供的患者BRCA1/2基因的检测结果并不一致，这个问题给临床研究的数据分析以及临床治疗都带来了比较大的困扰，希望能尽快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法。

Seung Hwan Lee

首尔国立大学附属医院

医院建立了生物标志物预测平台，可以用于预测新药在药理学、毒理学、药物代谢以及药物相互作用方面的特点。目前采用的做法是检测药物代谢酶的活性以及不同药物对代谢酶活性的影响，FDA在批准药物的时候非常关注药物间的相互作用，药物代谢酶生物标记物的研究可以帮助获得药物相互作用更加明确的信息，同时该平台还在探索使用miRNA生物标记物预测药物的肝脏毒性。

Eunho Shin

Medidata高级副总裁、首席数据官

肿瘤的基因检测目前还有很多挑战，包括检测过程和对结果的解读需要耗费不少的时间；检测的结果经常存在争议；目前值得信赖且安全可靠的基因数据第三方存储机构数量还很稀少；同时数据在各相关包括患者、医生和药物研究者之间还不能很好地共享，而且各方对于数据有不同的解读需求，这些问题需要多方携手参与解决。

胡爱国

赛德盛医药联合创始人、副总裁

临床研究参与对象众多，信息量巨大，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可控因素多且繁杂，同时CRC、CRA等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仅靠人来管理临床试验，经常会存在疏漏。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临床研究管理也应该引入互联网系统和思维帮助管理，创建以项目为中心多方共同使用的一体化管理系统，减少疏漏，提升质量，同时提高管理的效率。

圆桌讨论主持人：思路迪CEO 龚兆龙 （左一）

左二起：苏州凯杰董事长张亚飞、索元生物董事长罗文、开拓药业董事长童友之、艾德生物执行副总经理朱冠山 

嘉宾讨论了伴随诊断产品和新药要想同时获批，最关键的一点是在临床研究中建立两者之间的正向关系，其次是递交符合要求的申报文件以及不同审评部门之间的相互协调。

在美国，新药审评和伴随诊断产品审评也属于FDA不同的部门，但机构内部设立了协调部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目前也在这方面进行改革，一些伴随诊断产品在批准上市之前，器械审评部门会和药品审评部门共同召开讨论会议。

除了审评协调，药品研发公司和伴随诊断产品研发公司之间的协调也非常关键，参与话题讨论的成员建议在开发过程中一定要多召开双方之间的沟通会议，甚至与审评部门之间的四方沟通会议，目前国内还没有新药和伴随诊断产品同时获批的先例，检测技术的临床应用转化能力、审评指南以及经验都还有欠缺，增加各方之间的沟通这时候非常重要。

创新药国内公司的研发现状

梅建明 德琪医药董事长 

过去十多年，乳腺癌、肺癌、结直肠癌和前列腺癌等是欧美国家高发的瘤肿，针对每一个瘤肿制药公司都研发出十多个药物。以欧美为主的研究机构和药企将重心投入在欧美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创新药物能有很好的发展与资金支持和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然而，一些在中国患者中比较多发的癌肿比如食道癌，鼻咽癌，胃癌，肝癌等等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都没有太多的发展。针对肝癌、食道癌、鼻咽癌的靶向药非常少。创新的大环境催生了大量在研药物，但是大多数靶点依然是“me too“。例如国内做PD-1药物的厂家保守估计有20多家。医疗和患者资源并没有最优化的使用。在临床中有很多重复性的工作。

德琪医药自2017年正式启动后，以比较新颖的模式投入创新——临床回到实验室再回到临床（from development to discovery then back to development）目前，一款针对乙肝阳性的肝癌晚期适应症项目已进入亚太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另一款全新靶点的治疗包括多发性骨髓瘤在内的多个血液及实体肿瘤的新药已经启动在美国的上市申请。

陈建文 恒瑞医药临床医学部副总经理

从已有数据看，中国医疗市场，无论肿瘤还是非肿瘤都有巨大的未满足的需求，能够给新药研发创造出很大的空间。此外，中国也急需大量的创新药与进口药形成良性竞争。

国内的创新药市场经历了大量仿制到海归创业热潮，新一轮药政改革以及良好的用药环境将给创新药带来全新的机遇。

目前，恒瑞在澳洲、美国、上海、连云港等地共有8个研发中心,2500余名研究人员，近百余种候选药物，很多将成为first-in-class或者best-in-class产品。恒瑞的新药研发将坚持五大策略，即产品多样化、差异化的研发、寻求新的药物组合、研发靶点紧跟前沿科技，以及重要产品的全球化同步研发。

黄纯莹 东曜药业总经理

政策法规从2015审评审批改革到2017年改革的升级版，一直在为国际接轨努力。毫无疑问，临床试验是药物开发最关键的阶段，投入资源最多的阶段。占药物开发60-70％的资金。不同类别药品开发的成功率仅有6.2%-22.6％。从2006~2015年的全球统计数据来看，有Biomarkers,临床开发的成功率从8.4%提升至25.9%。

关于联合治疗的效益：联合用药的类型包括“研究药物均获批临床 ／上市”、“研究药物均为获批临床／上市”、“一种未获批临床／上市一种已获批临床／上市”三种。目前CDE的意见是联合用药需要申请IND，建议申请事前沟通会。

郭宏 珅奥基临床研发副总裁、CMO  

临床试验中资源分配在各个阶段都不一样。在临床前花费相对小，进入临床，尤其临床Ⅲ期，花费最大。必须要找到所研究领域顶尖的专家合作，他们会帮助企业选择恰当的PI。同时，需要做好时间管理。包括中心伦理批准、遗传办的批准时间。整个milestone都要把时间点做的非常精确。病人的样本数目也很关键，否则有可能尽管研发做的很成功，但不符合国家要求导致无法上市。

钱从哪里来是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风投融资还是自有产品的支持。资金充沛，可以将临床研究做的精益求精且时间更快。此外，委托给CRO公司运作和自建团队操作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需要公司管理层慎重考虑后决定。

宋燕 领晟医药创始人、CEO

项目评估体系说白了就是看眼光。领晟在这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看的多，看的深。过往三四年的经验让我们觉得，你是如何看项目，别人怎么看项目很不同。我们关注临床后期或者已经批准的新药品种。对Ⅲ期临床的项目比较感兴趣，深入研究了消化科，儿科，骨科都领域。

目前，我们看的是比较成熟的品种。对结论要保持理性，安全性整体数据也很重要。同时，我们也很关注审查意见以及回复：审查机构与我们的角度不同，他们的立足点以及考虑点是什么，产品是如何获批的。这对我们都有比较好的借鉴意义。要建立起对整个项目和审查意见的客观态度。同时，我们也关注IB手册，了解从机制到POC的研发历程，公司对药物研发的思路。

试验数据保护与药品专利保护之平衡

宋华琳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鼓励创新的产业环境离不开知识产权的保护，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教授在会上做了“临床试验数据保护与药品专利保护之平衡”的报告。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介绍了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发展、药物临床试验数据保护的法理基础、试验数据保护与专利保护的交错。

近期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引发了他对于当下中国生态对于创新药和仿制药之间如何平衡的思考，在他看来，药品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正是各方利益平衡的需要，对于促进药品创新和提高药物可及性具有重要意义。

他提出：“未来应该进一步明确药品数据保护的实施范围、条件、程序、例外，以及如何与专利衔接，如何与药监部门、专利部门协调，如何合理合法的选择药品专利策略和数据保护策略，从而更好的促进产业的良性发展。”

圆桌讨论主持人： 冯毅  方恩医药大中华区总裁 （左一）

左二起: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瑞霖、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华琳、美国众达律师事务所上海代表处合伙人陈炽、北京务实知识产权发展中心主任程永顺

会上众位嘉宾围绕本轮生物医药创新和药监改革进程中出台药品数据保护政策的时机、重要性及对中国生物医药创新的影响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在与会嘉宾看来，当下推出药品数据保护是符合产业发展和创新的需要，更是尊重行业对于新药临床开发阶段的投资。

实施药品数据保护对于创新的意义不言而喻，尤其是对于生物药产业的发展将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他们呼吁产业界能够加强对于药品试验数据乃至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对于创新药企业而言，要积极参与建立更加具有前瞻性的数据保护制度，对于仿制药企业而言，则应抓住政策机遇，从而顺利转型。这样才能使得行业各方获益。

投资新药在中国

田源  元明资本创始合伙人

药是谁造出来的？田源说，新药投资者和科学家是夫妻一样的关系。没有新药资本注入，科学家造不出新药，没有科学家，新药资本与药无缘。新药投资人与科学家一样重要，都是做药的人。在生命科学不断创新的基础上，只要有足够的新药资本，就可能研制出各种新药。新药资本的使命是分配社会资源给新药研发企业家。

在新药研发过程中，新药资本面临着临床研发九死一生的困境，甚至低于赌场的成功率。

专业性新药资本的商业模式是极度不平衡的，从市场上募集的资金98%配置给新药公司，只有2%用于团队费用，如果部分研发项目不能成功，则基金管理人很难以获得回报。中国资本总体上尚处在幼稚期，天性是追逐短期利益，追逐无风险套利机会。中国新药资本投资人非常短缺，缺乏具有良好科学素养及丰富新药投资成功经验的投资人，只有具备良好的新药投资生态系统，整个新药行业才能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圆桌讨论主持人： 田源  元明资本（左一）

左二起：上海建信资本总裁苑全红、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会长宋瑞霖、金浦健康基金合伙人汪晓燕 、经纬传奇创始人蔡绪柳  

在圆桌会议的一开始，主持人田源就抛出了“如何评价中国新药生态系统”的话题。对此，宋瑞霖表示，药审机构以及政府都在为大环境的改进做出努力。成立国家医疗保障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企业也要关注自身的内部小环境。

他回忆曾去安进公司总部拜访参观时的小故事，当安进还是一家规模较小的公司时，研发的科学家能为了一个项目被否而与公司管理者进行沟通。但是当一家企业成长为大公司的时候，内部的氛围和环境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今，创新的都是小公司，大公司都等着花钱收购。这是企业自身需要反思的。

田源进而提出，最近三年和过去十几年相比，行业生态环境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回国海归越来越多，生物技术公司也越来越多。更多公司融资得到发展。势头保持很好，需要讨论的是：哪些问题在未来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投资机构如何回报投资者？以及如何看待香港交易所的新政？

苑全红认为，从资本角度来讲，二级市场是一个汪洋大海，接通了就会有源源不断的资金。中国biotech公司登陆香港资本市场以后需要有一个磨合过程，他预祝有一批的生物技术公司能顺利登陆香港交易所，形成一个板块，成为”标杆”。

汪晓燕认为，临床试验是新药研发的瓶颈，希望医疗机构出台专门针对临床研发的评价体系，这对临床试验非常积极。她也认同创新药投资泡沫正在形成，例如，金浦健康基金到目前已投了8个新药企业，其中有三个投了上亿资金，但2017年之后发现遍地都是投不起的企业。香港的市场能打开一扇门，她也担心上去的企业如果破发后面会不会对整个行业冲击。

蔡绪柳告诉与会人员，港交所对创新药企业放开后，很多券商推荐企业来做第三方稽查，他们对临床试验数据的可靠性重点进行考察，希望第三方稽查能够定期出具报告；

除此之外，第三方稽查正在越来越广泛地帮助创新药企业突破临床试验的瓶颈，经纬传奇正在为20几家创新药项目进行临床试验的全过程质量管控，这是由于临床试验具有独特性，所有对象都是人，参与人员非常多；而且临床试验周期比较长，很难保证每个环节都不出问题，随着时间的发酵，小问题会演变成大问题，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责编：毛冬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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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研发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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