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占峰，苏东阳|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及其实践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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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2期。

引用格式：蒋占峰，苏东阳.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及其实践转化[J].探索,2021(2):1-13.

摘要：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百年来党在逐步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精神，有着自身的逻辑理路。从外在理路看，它出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与其相辅相成，在党的社会革命实践中不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从内在逻辑看，其蕴含的生产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理性逻辑、革命性与稳定性相统一的发展逻辑、多样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整合逻辑，体现了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性特征。在新发展阶段，面对提升发展可持续性、促进发展平衡性、增强发展主体性的现代化课题，必须高扬党的革命精神的现代性特质，坚持理论创新、夯实革命精神的人民根基、加强革命精神大众化与社会化、推进政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使党的革命精神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伟力。

作者：蒋占峰，男，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苏东阳，男，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中原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正是由于对革命精神的坚守和弘扬，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砥砺前行，夺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胜利。2020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习近平更加强调精神力量在推进党和国家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先后提出要大力弘扬北斗精神、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特区精神和抗美援朝精神等，“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这实质上提出了促进现代性精神与现代化建设之间良性互动的时代课题。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变革，现代性是现代化的“质”的规定性。在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无法脱离现代化这一诞生地，内蕴着厚重而深远的现代性意义。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对党的革命精神进行现代性阐释，探索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有机衔接与融合路径，有助于发掘和彰显其时代价值，让物质的现代化与精神的现代性相得益彰。

1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产物，也是实践推进的强大精神动力与支撑。近年来，学界对党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多层次、系统性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借鉴启发。但是，中国现代化实践是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新情况和新变化的层出不穷使得党的革命精神研究还应更加注重贴近这一不断推进的时代性内容，让革命精神更加活化。

1.1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主要内容

通过梳理总结近年来相关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学界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五个方面：一是基本内涵与结构特征。王炳林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是指党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颜玫琳将党的革命精神归纳为由党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和作风共同构成的圈层体系。二是理论基础和研究视域。杨少华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自觉能动性理论、精神需要理论以及精神向物质转化理论是主要理论来源，而陈莉莉则从集体记忆视角对红色精神进行了探析。三是谱系梳理和细分形态。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系列读本》对党的各个时期的坐标性精神进行了全面概括和专题研究，辛向阳还精辟论述了共产党人如何练就自我革命精神。四是发展历程和价值意义。有学者从理论、历史和实践维度梳理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演进理路，揭示了中国革命精神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坚定文化自信的时代意义。五是弘扬和构建路径。在阐述革命传统精神向现代转化的必要性和原则方法之后，学者们提出要在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创新的语境中阐释中国精神的文化性与实践性。

1.2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拓展方向

可以说，学者们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内涵、生成、流变、谱系等方面的理论性研究系统而全面，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较为扎实的理论基础。但相关成果多是基于内在文化性、静态阐释性的传统研究思路，一些研究可能存在自说自话的话语困境和抽象理论研究的困境。一是较少把党的革命精神放置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现代性建构等大历史背景中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日益接近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现代性建构也日益为学界所关注，现代性不再被看作狭隘的西方哲学话语，同样被视为“中国文化现代化最基本的理论理性之命题”，且“问题不再是要不要‘现代性’的问题，而是承认何种现代性以及如何实现现代性的问题”。就百年来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逐步推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和发扬的革命精神而言，其现代性研究尚未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二是对党的革命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践性作用和转化路径着墨不多。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具有双重形态，它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是宝贵的物质财富。正如“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一样，精神与物质的这种同一性必须建立在一定的转化中介和条件之上。

以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互动作为探究党的革命精神的基本论域，首先需要理清二者的关系和界限。对于近现代的人类社会而言，现代化和现代性如同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相互依存。在一些文献中，两个概念经常被交叉使用，相较来说，前者偏向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社会变革道路与实践过程，后者偏向于这一实践过程的本质内容与文化精神。因此，现代化是现代性的实践基础，现代性孕育了现代化的内在精神。没有现代化实践，现代性就无从谈起，而没有现代性建构，现代化也会失去灵魂。人类社会只有摆脱单向度的发展，形成物质现代化和精神现代化相互支撑、现代化建设与现代性建构协同并进的局面，才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体到中国进入现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历程，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红船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焦裕禄精神、北大荒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创业精神、汶川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都是党的革命精神在不同时期推动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迈进并彰显其独特现代性的坐标形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伟大号召，与中国现代化相伴而生、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而丰富的党的革命精神必须在场。那么，党的革命精神的现代性何以体现，面临哪些现代化挑战和诉求，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党的革命精神的实践性转化等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以上问题，进一步推进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研究的深入。

2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出场

将中国从“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的追求。生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党的革命精神，也就相应地具有鲜明的现代性内容，同时，其生成和转化也融会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社会革命实践这一中介中，现代化场域—现代性内容—社会革命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构成了理解党的革命精神的整体框架。

2.1 民族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场域

现代化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它“包含着全方位的社会变动，不仅包括经济方面的变动，也包括整个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转型”。17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民族国家政治革命和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之路。借助先发优势，西方国家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现代化“出谋划策”，然而实践环境的转换决定了中国现代化不可能简单复制西方道路，它为党的革命精神提供了既有世界普遍性又有民族特殊性的生成、发展和转化的中国场域。

这个场域有以下几方面维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规定了党的革命精神的理论空间；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工业化道路决定了党的革命精神的经济基础；巩固和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领导地位规划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政治边界和价值导向；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形成了党的革命精神的制度框架；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了党的革命精神的文化载体等。这些维度在生成党的革命精神实践场域的同时，又不断被党的革命精神所渗透、升华，它们在相互交织中勾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大叙事，而社会主义现代性就是这篇宏大叙事的中心思想。

2.2 社会主义现代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容底色

资本主义孕育了人类现代性，而现代性的发展却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设计。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普照的光”，与资本主义精神相互拱卫，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家”。但与资产阶级观点不同，共产党人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人类文明的唯一模板和终极形态，而是要求通过“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探寻通往人类自由发展的光明前景。

对此，毛泽东同样认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从而指明了党的革命精神的现代性意涵。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回答有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一系列重大问题中不断开拓中国化现代性理论新境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路线，将资本逻辑建立于人民逻辑的基础之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同时力争外援直至开放合作共赢，冲击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格局；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初心使命，使党牢牢掌握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领导地位。新时代，我们党提出“中国梦”“一带一路”“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连接理想与现实、融合民族与世界的中国方案，倡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人类文明朝着更加和谐、美好、正义的方向前进。

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其蕴育的革命精神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中革命性与保守性、社会性与自利性的内在矛盾和悖论，具有更为独特、广泛、真实、进步的社会历史意义。故而在中国语境下，现代性既具有崇尚理性、主体性、科学性、民主性、规范性等共性内容，同时又超越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资本至上观念，力求规避和抚平其带给现代社会的悲怆和痛苦，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组织机制中，形塑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化精神，从而构成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内容底色。

2.3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统一于中国社会实践

马克斯·韦伯从“一种经济制度的社会精神气质”的侧面去探寻资本主义精神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关系，为现代性精神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但由于时代和立场的制约，仅仅停留在解释世界的层面。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因而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现代性的批判与建构，始终是从社会生产实践出发的。于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原则，重新审视韦伯的现代性精神研究进路，就会发现联通现代性精神与现代化进程的真实隧道是人类的社会革命实践。

作为现代性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彰显着改变世界的实践特质。这种特质不仅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实践性，还在于现代性精神中的理性主义，要求人们“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达到对于自身本质力量的自觉认知，以“理性之精神”“自由之意志”去摆脱自然和社会加之于人的束缚，从而自主选择和改造生存的环境和条件。

百年来，我们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社会革命实践中创造、赓续的伟大革命精神，始终体现着这种实践理性，不断启蒙、激励全国各族人民投身于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之中。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中国共产党“对于现代性的批判性重构绝非单纯停留于抽象的思辨，而是始终通过变革现实的实践运动力图扭转中国现代性的生存境况，这就使现代性的思考从单纯理论的建构中‘脱域’并以客观的实践坐架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也因为这种实践理性，党的革命精神才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规划原则、方向与目标，使之跳脱“历史的终结”与盲目，而这一进程也使党的革命精神扎根于中国社会革命实践沃土，免于沦为纯粹文化批判的浮萍。

3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特征

在现代化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既是人类现代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长期以来，党的革命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中华文明、中国具体实践的陶铸和指引下，把现代性中为资本服务的趋利性和工具性调整到为人民服务的新理性逻辑之内；把现代性中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控制在持续稳定创新的新发展逻辑之内；把现代性中的个体自由性和多元性融入治理现代化的新整合逻辑之内，体现着符合时代要求的现代性特征。

3.1 生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政党既是现代资本与大工业的产物，又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因此，党的革命精神始终面临与资本逻辑交锋、批判、扬弃的局面。现代资本建立于工业大生产和自由劳动的基础之上，对生产和劳动者的态度决定了现代性精神的社会性质。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中的理性主义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人“有增加自己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这一资本主义的工具伦理恰恰又成为其强调正当动机的价值理性的根据所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则将其理性基点从资本转向劳动者，在发展生产力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互动中形成一种新的理性逻辑，实现了生产性与人民性的统一。

从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号召全党要“懂得经济建设在革命战争中的重要性”，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铁人精神、三线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革命精神的集中迸发，再到改革开放后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领悟，直至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从生产端、供给侧进行经济体系的结构性改革，党的革命精神始终高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这是其现代性坚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也是其人民主体性和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即使如韦伯、亨廷顿等从资本主义精神和文明视角考察现代社会的西方学者，也无不承认工业生产、经济因素对于现代性的基础作用。党的革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更加强调“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这不仅因为生产劳动实践本身是确证人的本质特征的主体性活动，更因为现代大工业社会化生产的组织形式，相对于传统社会，使人大大拓展了自身的社会关系总和与占有的社会财富总和，从而使得推动社会生产力整体跃升为人类向着自由全面发展迈进的物质基础和阶梯。

习近平深刻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党的革命精神并不拒斥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资本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中轴运行，单纯逐利性不再是其最终目的，人民至上才是其价值旨归。党的革命精神尊重个人的主体性，主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既是实现和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党的革命精神起到把各个社会主体组织起来的精神粘合剂作用，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更加强调人民的整体力量和利益的一致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通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不断得到保障和强化，同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工具理性也在为人民服务中得到蓬勃发展，这是党的革命精神的理性真谛。

3.2 革命性与稳定性的统一

快速而深刻的变化是现代性的标志。“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在资产阶级视角中，这种永不停歇的变动性没有方向和目标，经济繁荣和经济危机交替出现，就是历史最终的样子。而在中国共产党看来，现代性是我们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重要战略机遇期”之间辩证关系的理性根源，更是推进改革创新、领导社会革命的助推器。

中国共产党担负起领导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重任，意味着接受和拥抱现代性的洗礼。既然现代性带给党的革命精神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使命，也就必然赋予其在风起云涌的现代化浪潮中搏击的创新性、变革性。在党的革命精神激励下，中国人从“除了桌子椅子，连一辆汽车都造不出来”的窘境发展到生产出一系列震惊世界的中国制造，实现了朝思暮想的器物之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任人宰割、一盘散沙的无组织性到建立起逐渐成熟的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了中国社会的制度之变；从崇尚西学、言必称希腊到弘扬中国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了文化层面从弱到强的精神之变。

尤为瞩目的是，党的革命精神推动的中国之变，并未产生长期性、整体性的混乱和无序，反而创造出“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打造了革命性与稳定性相统一的现代化景观。这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奇迹的浓厚兴趣。就现代性视角来分析原因，一方面在于党的革命精神中对于“变化”的态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趋利避害，奋勇前进”，体现了党的革命精神一贯的转危为机的辩证观和临危不乱的战略定力。另一方面，在于党的革命精神中蕴含的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在西方现代性哲学中，现代意味着与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必然引起社会剧烈动荡。而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又注重传承发展优秀革命传统、历史文化，社会主义现代性也意味着对优秀传统的包容吸收。

3.3 多样性与规范性的统一

人类理性的张扬推动发展变革的时代潮流，而发展变革的时代潮流必然催生多元共生的交往范式。在前现代社会中，从事简单生产活动的人们安于固定的社会关系和缓慢推进的生活，人们之间“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多处于松散而封闭状态，社会关系是狭窄而单一的。随着现代化的冲击，现代性精神启蒙了处于“马铃薯状态”的人民大众，使他们融入变革发展现实社会的运动，实现了人们自觉自为、多样有序的普遍交往。在中国社会，党的革命精神就起到了推动这种社会整合的伟大历史作用。

党的革命精神唤醒了中国人民的主体性意识，激发了人民的民族性与责任感，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变为有组织的强大力量。自党成立以来，我们通过建立完善各种民主制度和法律法规，保护了群众的主体权益，规范了党的领导体系。这种规范性精神直接孕育了改革开放后由“中国之制”向“中国之治”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同时，主体性的发展也导致多样的交往需求。改革开放极大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人们在改革创新精神召唤下投入世界怀抱和市场经济大潮，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在分化中扩张，从而使多元的社会思潮和多样的社会主体不断交流碰撞，交往范式日益拓展升级。

虽然开放多样的社会交往促进了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但是也带来了严峻的国内国际治理挑战，怎样才能坚持并弘扬革命精神以形成多样性与规范性兼备的交往范式？在国内，党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规范和引导经济社会运行；在国际上，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多边主义原则，打造公平正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政治经济新秩序。至此，党的革命精神不仅推动着当今世界的多元交往，也促进了社会发展的有序整合。

4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化指向

“在当代社会，现代性与现代化问题是相互交织的，不考虑现代性的规范理想和各种现代性的种种诊断，就无法真正展开对现代化问题的研究。同样，如果我们不考虑现实的现代化运动及其影响，也无法真正讨论现代性问题。”未来30年将是我们完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历史宏愿的新发展阶段，在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成就与机遇的同时，也必须面对与之相伴的问题与挑战。为此，要继续培育和弘扬革命精神，运用党的革命精神中积淀的绿色发展、爱国为民、团结协作、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价值理念，有力回应这些现代化挑战。

4.1 以革命精神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近年来，我国整体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但是诸如“大跃进式”造景、肆意毁坏自然生态地貌、乱占林地耕地建房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事件仍时有发生，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敲响了警钟。现代化过程意味着人类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的过渡。大规模的工业化、城镇化一方面推动了我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大量生产、大量污染、大量消耗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和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问题。综合来看，这些问题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生态文明精神在个别地方和党政部门中淡化、缺位使然。“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之为文明，不仅意味着绿水青山、环境美好，更意味着我们党始终把实现生态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精神建构协同推进，把尊重自然、善待自然的革命精神作为建设生态文明的题中之义。

回首过往，无论是将环境恶劣的荒山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的南泥湾精神，还是使荒漠变为绿洲的“右玉精神”、塞罕坝精神等，都充分体现着我们党秉承的绿色发展理念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如果没有现代性革命精神的引领，只是专注于片面的经济发展，那么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目标就会失去精神支撑、生态支撑。新时代，我国“生态环保任重道远”，需要将党的革命精神中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建设，坚持新发展理念，引导美丽中国建设，提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性。

4.2 以革命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平衡性

现代化进程中，以往规制人们社会交往的利益格局、道德理念和制度规范遭受严重冲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分歧失衡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时期以来，官僚主义、拉帮结派、脱离群众、对党不忠诚等现象在党内仍然存在，造成个别地方政治生态的失衡，对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产生一定的破坏；撕裂社会的利己主义观念和“丛林法则”，也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不断侵蚀着人们的社会责任感、集体荣誉感；国民收入分配差距、城乡区域发展差异仍然突出，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也有待提高。发展失衡是物质利益失衡，也是精神利益失衡，而精神上的分歧失衡反过来还会扩大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物质生活差距与发展鸿沟。由于党对国家事业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这些分歧失衡现象具有非对抗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特点，但若任由其发展加剧，不仅与党的初心使命背道而驰，还会割裂人们之间和谐友善、团结互助的精神纽带，严重消解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向心力、凝聚力。

如前所述，党的革命精神从一开始就是实现中国社会整合、把中华民族团结起来的有力武器，我们党在各个时期始终强调通过维护和发展人民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画好最大的同心圆，从而超越分歧、形成共识，在综合平衡中实现发展进步。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党更是将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作为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关键，这都是党的革命精神中实事求是、团结一心、公平正义、执政为民等现代性特质的具体体现。

4.3 以革命精神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性

现代性带给人类以理性精神和自身价值的极致展现，但也容易在对传统性人格的矫枉过正中使个人精神世界走向反面。例如，一些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中面对资本围猎而败下阵来，丧失革命精神，背弃理想信念；在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下，“消费至上、娱乐至死成为备受追捧的时尚生活方式”；饮食男女、生活琐碎、明星八卦等无意义内容成为一些媒体和民众追逐的话题。这些问题的出现无不说明一部分人在现代化潮流中失去了对自身价值追求的正确认知和应有的精神支撑。

身之主宰便是心，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离不开精神意志的坚强和主动。毛泽东在回顾革命战争岁月时曾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习近平同样强调：“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历史证明，我们党坚守理想信念、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帮助人们捍卫自身主体性、树立精神自信与民族自信、抵御资本侵蚀、驾驭资本逻辑的精神之“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既前景光明，又充满挑战，只有坚持并弘扬党的革命精神，我们才能够规避和战胜资本主义现代性对人精神世界的负面侵袭，才不会在前进征程上被狂风巨浪吓倒、被重重困难压垮，才能不断增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

5 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实践转化

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其价值尚未充分展现。化解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严峻挑战，必须创新社会主义现代性理论、夯实革命精神的人民根基、加强革命精神大众化与社会化、推进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从而充分发掘和展现党的革命精神的实践价值，回答好时代之问，交出人民满意的答卷。

5.1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理论创新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精神和理论之间既有意识形态的同质性，也有较为清晰的认识论分野和实践关联。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觉悟、意志品质、思想道德和工作作风”，偏向感性方面；革命理论是“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革命精神在现代化实践中有待继续深化为科学理性的现代性理论，由革命精神的感性认识达到现代性理论的理性认知，是推动革命精神向现代化实践转化的重要飞跃。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长期以来，西方现代性理论囿于纯粹文化批判的误区，逐渐失去了对世界现代化实践的引领作用。因此，理论创新的关键在于解决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主要矛盾和现实问题。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迸发的人的主体性和多元性，既是现代化的源动力，也是造成人民内部各方面需求和发展能力差异的现代性根源，这使得当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在创新能力、城乡区域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等方面发展任务艰巨。

面对这些重大问题，必须大力发扬我们党重视学习、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坚持“两个务必”的作风和“赶考”精神，学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提高发现问题的敏锐性和研究解决问题的针对性，做到有的放矢，并善于将重大的现实问题转化为理论命题，进而将对重大理论命题的回答和解决升华为学术性、体系化的理念、方法和话语，把朴素的革命精神转化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只有在这个过程中，党的理论才能同我国具体实际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实现从蓝图到现实的实践转化。

在理论创新中，我们还要高度重视资本对于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的作用，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探索、生成、完善过程，就其本质而言，是利用资本、规范资本、驾驭资本、超越资本”。也就是说，要认真研究、掌握和运用新时代资本运动的新特点新规律，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的前提下，把资本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市场价值和社会价值统一起来，将其无序扩张性驯化为推动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的动能，从而使其成为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形塑现代性公民的有利工具。

5.2 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力量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革命精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成就是依靠人民创造、发展起来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革命精神就会失去实践主体与价值依托。但是当今社会，背离党的宗旨、脱离群众的现象在党内依然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等问题会破坏党的执政根基、加剧社会的分歧失衡，如果放任不管，还会严重破坏党的革命精神的群众基础。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是凝聚各族人民大团结这个中国力量的精神纽带。党的革命精神之所以拥有磅礴的实践伟力，离不开其始终坚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新时代，如何继续坚守和传承这个价值理性是夯实党的革命精神的人民根基、使革命精神充分转化为中国力量的重要课题。

首先，贯彻新发展理念、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标。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向更高层次和发展阶段迈进，人民群众需要更公平、更高质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调适和完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标准，以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变轨人民需要的实现路径，持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全面发展水平，是党的革命精神应始终遵循的基本要求。

其次，必须充分发扬人民的主体性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限智慧，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人民离得最近，也体会得最深。人民群众中积蓄着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抗疫精神就是新时代人民主体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最新生动展示。人民中迸发的智慧和精神力量是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大动力，必须倍加珍惜。

再次，要发挥好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创新群众路线这个党的传家宝。基层协商民主是践行党的革命精神中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现代性价值的重要渠道，要将协商规范化、制度化，通过“民事、民议、民决”“广泛达成决策和工作的最大共识”，促进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发挥；疏通自下而上的协商民主过程，贯通政治协商和社会协商，把人民民主建立在协商民主和过程民主的坚实基础上，增强党的革命精神与人民群众的现代性融合。

5.3 实现革命精神的大众化与社会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领导是通过制定和执行一定的策略方针来贯彻其革命精神的。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改革开放持续深化，党的革命精神在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中得到广泛传播和认同的同时，也面临多元的社会思潮挑战、市场经济逐利性冲击和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污名化攻击，当下，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展现的伟大抗疫精神也遭受着反华势力的恶意污蔑。思想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威胁着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因此必须采取正确的策略方式使党的革命精神大众化、社会化。

一是把正面宣传灌输和日常实践养成结合起来。利用教学培训、红色旅游、大众传媒等正面宣传教育增进人民群众对党的革命精神主要内容和相关历史的了解，这有助于人民群众建立相关基本认知和价值判断。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党的基层组织应领导并依靠群众化解日常生产生活的问题与矛盾，使党的革命精神渗入人们日常生活，在知与行的结合中深化为群众认同。

二是把软性的文化涵养和硬性的制度规范结合起来。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使得文化因素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培育党的革命精神的肥沃土壤，应大力发展弘扬“三大文化”、契合人民需要的文艺作品和文化活动，利用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的现代信息传媒讲好革命历史、宣传英雄模范，使党的革命精神犹如空气般充满人们的精神世界。同时，制度是政策的规范性延伸，要健全和完善各领域各层次相关制度体系，构建弘扬和践行党的革命精神的现代化治理模式，使之融入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之中。

三是把斗争精神和团结精神结合起来。斗争精神是党的革命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歪曲否定党的历史的言论和反动思想的渗透，既要敢于揭露和批判，又要掌握斗争本领和斗争艺术，善于分清敌我，把握斗争的分寸和火候，最终通过斗争精神激发团结精神，从而“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推动发展的强大合力”。

5.4 以革命精神引领政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实现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转化，必须以党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为前提。历史地看，党对于自身的革命性锻造离不开对现代理性精神的坚守和发扬，并因为现代化任务目标的提高而愈抓愈严、愈跟愈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通过“从思想上建党”、建立民主集中制和发扬“三大作风”使自身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保持“赶考”精神、警惕和平演变、打击党内腐败和特权现象使党保持了革命党本色；改革开放后，党在建设小康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么建设党”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后，由改革创新精神向自我革命精神的升华，体现了党对自身革命性锻造的新突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自我革命精神转化为以理想信念为引领、政治整合为前提、务实担当为重点、制度治理为保障的政党治理现代化逻辑。

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以强化使命理性。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奋斗目标，要通过理论学习、革命实践的催化，使党员干部形成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使客体性的目标设定转化为主体性的使命自觉和责任担当，即将外在的现代化目标进一步转化为强国富民的初心使命。

其次，要加强整合统领以巩固政治理性。党有没有精神力量和革命能力，关键看党的内部是否有一个坚强领导核心。要继续通过营造良好政治生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完善相关制度条例，在加强党内民主的基础上形成集中的政治纪律，继而形成权威的政治核心，以政治上的向心力消解破坏党内团结的不利因素。

再次，要强调务实担当以推动实践理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的实践性飞跃在于真抓实干。习近平多次强调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中要敢闯敢试，不要怕失误担责，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发扬钉钉子精神，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态度把党的政策措施落实好。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求真务实、勇往直前的革命气概。

复次，要强化现代治理以实现制度理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治理现代化被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框架，要继续通过创新制度伦理强化软性规约、完善制度体系构建硬性规范、落实制度执行实现现实转化、落脚制度效能检验治理结果，把党的革命精神的规范理性通过政党治理现代化传递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

6 结语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文化记忆，还蕴含鲜活的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断得到继承、发扬和丰富、发展。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节点，我们需要更加重视党的革命精神的引领作用，从当前正在做的事情出发，锚定其时代定位，发掘其时代价值，即解答它为何以及如何能够成为推进党和国家现代化事业的精神力量。对于前者而言，在于党的革命精神以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从形而上的层面构建了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于后者而言，在于党的革命精神本身的实践品格及其独具的人民基础、社会需要和领导主体等，能够使其在形而下的层面有力支撑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党。随着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党的革命精神的现代性内涵和特征也将不断得到丰富和拓展。对此，需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不断对其进行分析、总结和提炼，深化对党的革命精神与中国现代化实践之间关系的规律性认识。这不仅能够为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不断注入现代性的源头活水，使其具有面向未来的生机活力，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和精神自信，还能够彰显中国共产党自信、开放、包容、创新等现代化形象，促进和强化人民群众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现代性感知和认同，从而增强中国共产党的软实力，使其不断焕发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价值吸引力、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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