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旭明|新时代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认知与现实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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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探索》2021年第2期。

引用格式：田旭明.新时代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认知与现实审视[J].探索,2021(2):102-112.

摘要：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是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中国之治的鲜明特点和优势，是总结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和攻坚克难历史经验不可或缺的重要维度。当前，社会结构变迁和调整、党的政治权威面临新挑战、转型期社会信任困境，给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带来了新的考验。为此，中国共产党须顺势而为、应时而动，立足于社会需求和发展，着眼于人民群众需要，在利益调控、意识形态建设、组织建设、社会动员方法优化等方面寻求策略并积极有为，确保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始终保持党对社会的强大引领力和号召力，从而凝聚社会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为顺利完成新时代历史使命凝聚深厚伟力。作者：田旭明，男，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1 问题的提出“政党组织并形塑国家政权，以此深度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实践有力展开的通则。”正是如此，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政党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政党政治不能忽略的重大战略性问题。政党于社会中建立，也因社会“证其名、显其实、彰其值”，所以几乎所有现代化进程中的执政党都高度重视党社关系的构建与维系。能否协调社会利益关系、能否赢得社会力量认同、能否凝聚社会资源、能否动员号召社会大众，是对执政党能力和智慧如何的直接考验。中国共产党立足于社会，根基、血脉和力量在人民群众。深深扎根于社会，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共产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所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党始终将自身融入社会，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互动与沟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中国共产党融入社会的形象体现。只不过这种融入不只是为了塑造社会，更是为了动员组织和号召引领社会，实现党与社会在利益、情感和命运上的“共生共在”。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不断增强党的“社会号召力”，为新时代加强党的领导以及党社关系的调控、优化明确了重要遵循和准则。社会号召力，顾名思义就是一种依靠个体自在的魅力和能力唤醒社会大众，让大众偏向于己的一种能力。而执政党社会号召力就是执政党依据政治权威、政党文化、民意基础、民主制度、领导水平、执政绩效、意识形态、利益调控以及社会环境变化对社会成员进行引导、动员、凝聚与感召，使得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向心力、认同力、归属感和追随倾向，主要包括执政党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调控力、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引领统摄力、对社会资源的组织动员力、对社会成员斗志的激发力以及社会成员对执政党的认同响应。社会号召力与我们经常提到的社会动员力既有内在关联，又有一定差异。就相关性来说，社会动员力和社会号召力都包含组织动员群众的能力，而且在履行一项共同的任务，即把社会有益资源和力量凝聚起来共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保持社会总体的和谐稳定。二者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是执政党依靠正常合法途径“渗透社会、提取社会资源、依靠社会力量弥补自身能力不足的过程”。

社会号召力与社会动员力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社会动员力侧重于国家治理维度，体现着治理能力，而社会号召力侧重于政治领导维度，体现着领导能力、水平以及政治认同度。第二，社会动员力的发生多为紧急或战时特殊时期，而社会号召力体现着对执政党的法理、道义、情感和价值认同，是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的政治自觉和常态化需要。社会动员力不宜频繁发动，但社会号召力需要时刻保持。第三，社会动员力是组织、发动和影响群众心理趋向和行动指向的能力，也是执政党提升社会号召力的重要途径，但社会号召力除了内含社会动员力因素之外，更加注重社会不同群体、阶层和力量对执政党的忠诚度、向心力以及积极拥护、高度信任和自愿追随，是社会大众对执政党认同而形成的一种自觉理性行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号召力涉及范围比社会动员力要广。因此，社会号召力与社会动员力存在一定差异。目前，学界对政党社会动员力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社会号召力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既有研究成果对社会号召力概念、内涵、内容、意义、路径等问题做了一定探讨，为该问题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但基于理论和现实逻辑以及问题意识角度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提升社会号召力的研究成果还较少，有待进一步拓展。

2 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理论认知政党和社会多呈现出双向互动和彼此形塑的关系。任何政党的形成和发展不是真空运行，而是需要依赖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结构支撑。政党在获得政权之前，都会努力通过社会动员和号召汲取合法性支持，进而谋求上升为执政党。一旦获得执政地位，又会沟通联结社会、扩大民意基础以巩固执政正当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这就表明一个政党在获取执政地位后如果脱离人民、脱离社会，将自身与社会大众隔开，不与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其执政地位必然难以持久。中外政党政治的历史经验也反复昭示，一个执政党要获得长期执政，除了依靠自身政治权威、执政能力和形象这些特定要素支持之外，还要取决于和社会的沟通和互动，赢得社会的散布性认同。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它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社会大众的认同和追随，执政党终将会丧失掌握公共权力行使的资格。2.1 注重社会号召力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自觉在执政党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中，社会号召力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执政党来说，社会号召力具有凝聚社会资源、强化政治合法性、平衡社会利益、调控社会秩序、化解社会风险、提升政治决策执行效率等重要价值功能，是其领导权威、政治软实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实彰显，同时也是衡量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实践表明，执政党社会号召能力越强，就越容易调动社会大众积极性和主动性，促使社会大众凝心聚力，强化思想共识和看齐意识，增强对执政党的向心力，确保上下齐心，从而凝聚共促发展和抵御风险的磅礴伟力。相反，如果缺乏社会号召力，就会人心不齐，弱化社会团结合作力量，甚至会加剧社会撕裂，引发社会失序。一言蔽之，社会号召力是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内在诉求。对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创建和发展中就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觉悟。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鲜明表达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社会中人民大众利益，这无疑表明了未来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号召社会大众方面具有天然优势。为了实现真正的自由联合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所有无产者发出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正是《共产党宣言》的引领和号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涨阶段。恩格斯在1890年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就指出：“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工人运动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工人政党必须善于组织号召本阶级社会力量，“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这样才不会被资产阶级利用和支配。列宁在革命实践中深刻意识到，“任何一个代表着未来的政党的第一个任务，都是说服大多数人民相信其纲领和策略的正确”，这意味着革命胜利离不开政治宣传、组织动员和引领号召群众。“先进工人的任务是，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使无产阶级在当前的革命口号下尽快联合起来。”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单靠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不够的，还需要广大群众的直接支持和积极响应，需要无产阶级用“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十月革命后，面对国家建设的重重难题，为了凝聚力量捍卫新生政权，列宁要求“把社会团体的全部力量、国家机关的全部力量、宣传鼓动的全部力量都用于最平凡最重大的事情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俄共(布)动员号召工农群众捍卫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正义事业的体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者十分清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无产阶级政权生存之基石，因此始终重视号召社会大众积极参与革命和建设实践。这也是科学社会主义事业虽曾经遭冲击但仍然保持生命活力的重要逻辑。2.2 注重社会号召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制胜经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成长和壮大的过程中，始终注重保持对社会的强大号召力。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浩浩荡荡、成功号召人民群众接力奋斗的历史。从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极力争取群众，团结群众，发动群众的斗争，坚决群众革命的认识和勇气”，到抗战时期毛泽东指出“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管城市、恢复生产、镇压反革命、新解放区土改、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事关新政权稳定和形象的伟大事件，都能看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和人民利益对社会力量的动员、引领和号召。可以说，无论是革命时期面对敌人取得的每一次胜利，还是现代化建设和改革进程中涉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的诸多调整以及所有的改革创新成就和无数次化危为机、挺过难关，都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对社会的强大动员号召能力是分不开的。中国共产党通过物质利益保障、紧抓阶段性主要矛盾、政治说理、制度规范、理想信念感召、媒介动员、典型示范引领等途径，促使社会各阶层群众自愿而非强迫、自觉而非盲目、主动而非被动地维护党的领导、接受党的主张、跟随党的步伐、顺应党的思路、响应党的号召。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成功的重要经验，是中国革命、中国道路、中国之治的鲜明特点和优势，是百年大党“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重要密码。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重视和善于号召社会，才使得“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最终以“小米加步枪”赢得了“飞机加大炮”，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硕成果。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发展重任和难题，中国共产党依然要保持对社会的强大号召力，这样才能聚合力量、上下同心完成“两个一百年”目标，不负时代和人民重托。

3 新时代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面临的现实境遇强大的社会号召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基础和完成执政目标的深厚伟力。但受内外错综复杂形势的影响，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和新情况。3.1 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带来的考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家采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加上实行“单位制”和“街居制”的社会管理模式，政治权力和国家意志高度渗透和介入社会，整个社会结构突显出高度一体化样态，同质性和总体性突出。在这种模式下，执政党对社会高度介入，扮演了总体性支配角色，国家权力在社会管理中占据绝对性强势话语，社会成员对单位具有高度依附性和退让性。社会组织也是“作为执政党的延伸性组织而存在”，“高度依附于执政党，并且对执政党表现出了一种结构性的退让，其组织结构和运行规则都受到执政党深刻的同质化塑造”。这样特定背景下的“政党—社会”结构关系使得执政党对社会保持着强大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号召力，确保了特定时期国家政权巩固、社会总体稳定和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但也在较大程度上造成社会成员能动性和主动性受到限制，弱化了社会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从总体性向分化性、从一元同质色彩突出向多元开放包容转型。随着思想不断解放，市场竞争机制确认，城市化和信息化加快，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多样化，个体权利和话语表达意识日益增强，社会组织自组织意识高涨，无论是内在创造性禀赋的天性使然，还是为了改变生存质量或彰显人的主体性存在，社会增能趋势加剧，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形成。原先单位人对单位的依附性和退让性逐渐减弱，依托单位而塑造的共同体和公共性生活逐渐被稀释，整个社会利益格局逐渐分化，社会分层凸显，社会流动加快，时空被无限压缩，大量“社会人”取代“单位人”流入社会各个领域。职业流动、城乡流动、城市间频繁穿梭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常态性表征。虽然社会创造活力、人的自主发展能动性得到极大释放，社会生产力和人们生活质量发生巨大改善，但整个社会也出现了因流动频繁加快、利益需求碎片化、利益诉求回应“众口难调”而产生的社会整合难题。这个难题既是社会性的，又是政治性的，给社会治理和社会组织动员工作带来了挑战。随着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方式的变化，社会利益格局从单一性走向分化状态。社会利益分化加剧了整个社会生态中的个体化和原子化的趋向。“个体自身成为再生产单位”，“每一个人的生涯都从预定的命数中解脱出来，并为人们自己所掌握”。价值个体化与结构松散化的原子化现象明显，主要表现为“社会微观单元孤立化的倾向、邻里关系的疏离、基于社区认同缺失基础之上的社会联结的弱化、个人与国家间社会联结的弱化、植根于社会组织关系弱化基础之上的社会规范失灵”，这些易导致利益逻辑取代情感伦理成为社会交往主要法则，“理性经济人”思维蔓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冲突加剧，利益关系复杂和利益矛盾凸显，发展的“马太效应”、社会失衡和撕裂以及社会成员联结纽带和凝聚力弱化等风险增加。与此同时，人们在价值取舍和判断层面也出现个体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趋势，价值去权威化和去公共化的现象突出。这些转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依靠历史情感认同、传统权威资源、政治权力去引领、整合与号召社会的优势有所冲击，而且社会大众因利益问题对执政党和政治制度的“挑刺”现象也有所增加，给中国共产党整合社会利益诉求、调节社会利益关系、凝聚社会价值共识、号召社会力量构建发展同心圆带来一定挑战。面对社会变迁造成的新境遇，中国共产党必须与时俱进优化党社关系处理方式和体制，变刚性为柔性，从权力整合走向权利保障，从过于依靠行政命令走向依靠民主法治，从单向嵌入走向双向互动，否则难以获得社会支持和响应，党的社会号召力也会容易受损。3.2 党的政治权威面临的挑战带来的考验权威是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序稳定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其本质是合法性问题。它与权力不同，“权力要求无条件服从，这种服从是以强制性的力量作后盾的；权威则排斥强制性，它是以权威主体的威信、威望为基础，强调自愿服从”。正如恩格斯所说，权威“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任何社会都需要公共权威，唯有建立权威，人们才能达成社会共识并产生统一性的行动。”在政治生活中，执政党政治权威是其获取社会认同、凝聚社会资源、平衡社会利益、号召社会群体的重要政治资源。缺乏政治权威的执政党必然是法理、道义和情感基础薄弱的政党，必然难有社会号召力。现代政治实践表明，政治权威越强，执政党动员号召社会能力就越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通过意识形态引领感召、革命功绩和执政绩效、勇于自我革命、坚持不忘初心等途径获得了强大的政治权威。没有这样的权威，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社会号召力，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国之治的奇迹。但任何执政党都不能对自身的政治权威抱有一劳永逸的态度。时间的冲刷、环境的变化都有可能对其造成冲击或消解。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加速转型、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以及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权威面临新的考验。“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从过去的以感情认同、历史认同为主，转变为今天的利益认同、法理认同为主。新的社会因素和发展诉求，对传统权威发出怀疑、诘难、批判甚至是反叛和挑战。”首先，意识形态错综复杂现象的挑战。意识形态是执政党政治权威的有力维护者。在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主流声音与非主流杂音相互博弈、多元思想文化激荡和碰撞、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泛滥、新自由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等消极蛊惑性思潮相互裹挟和振荡、各种歪曲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调此起彼伏、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舆论攻击，这些意识形态领域乱象与风险冲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集体主义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统摄性和引领性，易造成民众的思想困惑，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权威造成严峻挑战。其次，现实社会问题和矛盾的挑战。改革过程中滋生和存留的利益固化、贫富差距、社会治理体制弊端、环境污染等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问题，制约了人们的生存质量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加剧了相对剥夺感和不平衡心理，滋生消极、悲观、怨愤、抵触等社会心态，对民众政治认同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威信造成负面影响。还有政治生活中各种不讲政治、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行为仍未断根，时而浮现，损害中国共产党形象，伤及群众利益。再次，网络信息化带来的新挑战。当今时代，网络与政治、信息与治理的“联姻”日益突出，网络化生存已成一种趋势。任何个体、组织包括执政党和政府都不可能脱“网”。网络对执政党争取民心、汇聚民意、制定决策，进而夯实政治权威和执政自信具有重要价值，但网络信息化时代去权威、去中心现象也更加明显。“谁拥有更多的知识和信息，谁就拥有攫取权力资源的制高点。”执政党不再是信息唯一拥有者和提供者。大量“网络人”提供和捕捉信息，竞相伸张权利和话语，并热衷于“圈粉”和“争取网民”，彰显意见领袖权威或网上存在感。“这种非中心性，使得网络监管的难度极大，它冲击着传统中央等级式的集权组织结构”，而且一些过度自由、舆论暴力、极端民粹、言论煽动的网络行为，更容易造成网络无政府状态。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权威。针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在新形势下遭遇挑战这一客观事实，必须坚持问题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应对，化危为机。3.3 社会信任难题引发的挑战社会信任，包括社会大众之间的人际信任、民众与执政党之间的互信，是执政党动员号召社会的重要社会前提。缺乏信任的社会是一个责任感和荣誉感缺失、理想信念弱化、道德秩序欠缺的社会。由于信任不足，导致社会共享价值缺乏，“小我”的价值取向泛滥。社会成员间的情感纽带和亲和力薄弱，难以形成稳固的社会共识和合作，甚至是“散沙”状态。在这样的社会状态中，执政党难以把民众动员起来凝成一股合力，而且“没有良好的社会信任，个人的大部分情感将无处安放，经济活动难以顺利开展，国家机器的权威性将受到民众的质疑，政府的公信力更是无从体现”。相反，“如果信任能够得到提升，即提升为相同的价值观，就会拥有理性化的相同行为倾向，合作也就会得到提升，从而成为理性的合作，也就是高层次的合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加速转型和变迁，从一个相对稳定和有限的熟人社会进入分化性和流动性特征显著的陌生人社会。熟人共同体社会那种建立在情感基础上可以彼此信任的关系遭遇冲击和稀释。伴随着资本逻辑渗透、个体权利意识伸张、功利性思维蔓延，熟人思维和情感型信任往往被利益逻辑抢占，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人情冷淡、信任下滑现象。而且随着单位制减弱，公共政策日益开放灵活和城市化步伐加快，传统地缘共同体意识式微，人口流动加快，职业依附弱化，人们习惯于穿梭在各式各样的陌生人之间寻求生存发展之道。与陌生人聚集共居、与陌生人打交道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主要表征。但陌生人之间交往由于缺乏固有的情感伦理和血缘关系维系，更多是依靠契约和利益维持，这就注定难有深层、长期且稳固的信任关系。“人们普遍且不可避免地要与陌生人进行交易，而想要以对陌生人完备信息的掌握为交往前提已变得不可能，现代社会面临着比传统社会更强、更普遍以及更深刻的风险。”虽然陌生人社会拥有各种各样的制度法规维系着人们之间的合作与信任，但陌生人之间的稠密联系毕竟是“功能性的联系，是缺乏亲密感和实质性信任的”，一旦遇到利益考量，制度维系的信任随时会面临被破坏的风险，所以陌生人社会的信任纽带相对脆弱。更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一些权力腐败、道德失范、有违公平正义精神的事件发生以及社会财富分配、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暴露出的一些短板，容易触动大众的敏感神经，对他们的“三观”和价值期待形成一定冲击，导致他们的社会信任感降低。一些基层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信任度缺乏的体现。现实中公众人物失信、突发危机事件处理不当等，容易引发人们对一个群体、一个行业、一个组织甚至是制度系统、文化体系和社会系统的不信任。这些社会信任困境与难题影响了社会凝聚力和社会成员合作共赢动力，易降低一些人的共同体感，对执政党引领、组织和号召社会大众，凝心聚力擘画发展同心圆形成一定障碍和阻抗。只有在拥有高度情感、制度、道德信任的社会有机体中，执政党才能更好地引领号召社会。

4 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现实进路从历史和现实维度来看，善于号召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制胜之道，也是中国共产党攻坚克难、乘风破浪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显著优势与深厚动力，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内在诉求。进入新时代，面对多元异质的社会结构、艰巨的发展重任、错综复杂的内外环境以及难以预测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需要始终在价值目标、政治文化、制度设计、执政绩效、自我革命等方面展现强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这样才能引领社会思想文化、凝聚调动社会力量、汲取整合社会资源、调节社会利益关系，从而形成最大公约数和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国梦凝聚深厚伟力。从现实问题和需求的角度审视，新时代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需要遵循以下路径。4.1 在调控社会利益关系中增强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马克思说过，“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是人类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贯穿于人类生产活动全过程。随着社会分工推进和人们生产交往活动扩大，各种利益成分和关系衍生呈现出来。对于复杂多样的利益关系，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如果不能有效调控整合，使之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合理状态，而是任由其自我失调，那么利益差距就会拉大，人的心态也会跟随异变，滋生抗拒、抵触等心理，从而影响社会凝聚力。在当代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虽然效率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是公平问题尤其是利益分配的公正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解决。利益分配不平衡、利益纠纷显性化、机会不均等、利益固化藩篱等问题在不同领域还存在着，对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尊严感、社会共享发展和公平正义造成一定挑战，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也是现实挑战。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是执政党保持领导力和号召力的根本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而要凝聚民心，提升引领群众和号召群众的能力，就必须切实维护好和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确保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切好“蛋糕”，增强人民群众在切身利益方面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是提升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的制胜之道。为此，中国共产党需要始终立足于社会发展，着眼于社会大众利益诉求，将社会公共利益置于首位，构建和谐公正的社会利益格局。因而要完善现有的分配机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构建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杜绝财富分配差距悬殊；要创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救济制度，积极引导社会慈善事业，构建更加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社会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智能化和精细化，确保民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渠道通畅，提升处理利益矛盾的本领和水平。只有让社会大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享受到公正的利益红利，切实感受到利益获得感，才会增强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价值认同，从而自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响应号召。4.2 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中提升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意识形态事关执政党的政治地位和前途命运。一旦意识形态话语权旁落或丢失，执政党的社会号召力就会迅速流失。因此，执政党要保持社会号召力，就必须牢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并使其在社会群体中间化为集体性意识和价值共识。针对当前威胁我国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安全和凝聚力的各种因素，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捍卫思想阵地，并通过有效的宣传教育手段将主流意识形态送入千家万户，化为普遍的社会自觉，从而促使社会成员统一意志、凝聚价值共识，积极自愿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此，要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感召和认同，要坚持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统一，用一个又一个的阶段性胜利果实的积淀来厚植量的积累，用事实向世人昭示共产主义虽远大但不缥缈。这样才能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幸福生活和美好社会逐步向自己靠近，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保持强大向心力；要避免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说教和灌输，要结合中国现实问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和生命力；要创新传播手段，活化传播载体，让党的思想和理论在直观化、个性化、具体化和形象化的传播中“飞入寻常百姓家”，化为社会共识；要发扬斗争精神，与那些歪曲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及社会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价值澄清、政治说理、事实论证中突显主流意识形态价值魅力。只有坚决捍卫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壮大主旋律，让社会大众从心理上接受和认同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权威，才能确保党的思想理论能引领净化社会思想文化生态，弥合社会价值隔阂和分歧，凝聚社会思想共识，从而助力党的社会号召力提升。4.3 在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形象和公信力中增强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执政党社会号召力与其自身形象、能力、权威息息相关。能力不足、作风不正、言而无信、缺乏担当的政党不可能号召社会。中国共产党要提升社会号召力，必须练好“内功”，以大公无私、清正廉洁、担当有为、能力出众、敢于斗争的良好形象以及卓越超凡的能力赢得社会大众的尊重、认同和追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铁腕反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检视自己，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危害党的形象和肌体健康的因素作斗争，促使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公信力与日俱增。但党风廉政建设任务依然艰巨沉重，侵害党的肌体健康的“病菌”依然存在，因此在实践中要继续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向党内沉疴顽疾和腐败分子开刀，清除弱化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执政党形象；要始终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提高党的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确保制定的各项任务能如期兑现承诺，以及面对各种突发风险能镇定自如化解；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组织是党的“细胞”和“末梢神经”，一旦出现问题，会伤及党的整体形象和权威。基层微腐败在挥霍群众信任的同时，损害了党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力、动员力和号召力。因此要特别注重基层干部作风和能力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加大对小微权力腐败的治理，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组织力，让人民群众近距离感受到党的“公心”和“暖心”。只有把党建设成为勇于自我革命、执政公信力强、执政本领卓越、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考验的先进性和使命型执政党，才能达到“身正不令而行”的社会号召效果。4.4 在优化社会动员方法中提升中国共产党社会号召力社会动员是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基本途径。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方式，社会动员对于执政党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完成特定目标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也暗含非程序化、非制度化和从众性风险，甚至有可能伤害民主法制和社会秩序，引发社会失序和人心不稳。因此，要掌握社会动员的合理边界，优化社会动员方法，提高社会动员理性，这样才能确保社会动员的正向能量，使之成为党组织号召社会的有力支撑。在实践中，加强社会动员不能过度依赖政治权力的刚性整合，也不能搞急躁冒进和“一刀切”的运动式动员，而要尊重社会多元化、公民权利意识增强、社会自组织诉求增长、民主法治意识提升等社会实际，采取柔性、弹性、多元的社会动员方式。如：注重利益引导，人民有什么利益需求，最关注什么问题，就设置相应的议题开展动员；加强政治说理和情感说服，结合社会大众心理和情感诉求开展动员，避免用抽象、笼统、生硬、官僚主义口吻进行思想和舆论动员；将社会动员纳入民主法治轨道，避免盲从跟风、武断、激进、迷信、暴力等非理性社会行为；坚持组织化动员和自组织动员的有效结合，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和活力；充分发挥纪念仪式、庆典活动、先进典型的价值引导、情感共鸣和社会动员效应，增强社会大众见贤思齐、向先进靠拢、向政治权威看齐的心理；善于依托新媒体的传播速度、能量和场域加强社会动员，注重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扩大正能量的舆论动员，减少网络暴力和极端民粹行为。在媒体动员方面，尤其要注重发挥主流媒体效力，“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主流媒体动员力和影响力在媒体舆论场中一旦占据主导地位，必然有助于提升党的目标、意志、思想的社会传播力与号召力。总之，善于运用社会动员是提升党的社会号召力的便捷有效途径。4.5 在应对风险中提升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应对风险能力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智慧，更关涉执政党的社会号召力。一个执政党若在风险面前没有研判、识别和应对能力，或能力低下，那么其社会号召力必然弱小。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我国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巨大冲击，但我们科学有效的抗疫举措使得疫情很快得到遏制，有力阻断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号召力在这场抗疫斗争中也再一次得到了彰显和提升。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正在全速推进，但前进的道路上风险丛生、矛盾重重。当今世界又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济、科技、贸易、安全等格局发生变化，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新冠肺炎疫情使这个变局的特征更加凸显，中国发展因此面临的战略竞争、压力和风险有所增加。能否应对“两个大局”背景下各种显性和隐性风险，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公信力和社会号召力。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断提升领导高质量发展能力和水平，厚植我国发展优势，补齐发展短板，增强应对风险的底气，确保风险和危机来临时不陷入被动局面；要增强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能力，确保风险来临时能掌握主动权，快速化险为夷，化危为安，并于危机中育新机，确保人民群众利益受损程度降至最低；要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既要善于研判和发现各类风险，尽快找到风险源，增强斗争的敏锐性，又要加强对风险的科学防控，增强斗争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确保风险不升级和不蔓延。总之，风险和危机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和社会公信力的考验。善于应对风险的执政党必然能赢得强大的社会认同度和号召力。中国共产党提升社会号召力的重要之道就是在斗争中不断提升应对风险的本领和水平，减少各类风险对人民群众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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