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社会学家伊卢玆：这次疫情，是未来危机的预演 | 焦点：后新冠时代的全球反思
© Kitty Kahane
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社会学家，出生在摩洛哥的非斯，在法国长大，后来在以色列和美国生活。目前，她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和巴黎埃赫斯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伊卢兹的研究兴趣包括文化社会学、情感社会学、资本主义社会学以及消费主义和大众传媒对情感模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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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最能代表您或您所在国家的现状？
人类的适应能力是非常强的。一开始我感觉自己好像置身于拉斯·冯·特里尔（Lars von Trier）2011年拍摄的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之中。这部影片向观众们讲述了在地球即将与名为"忧郁"的巨大行星相撞之际，人类面对世界末日的震惊与无助。影片结尾展现了行星与地球相撞的过程，观众对电影既着迷又为之变得麻木：行星一开始只是天空中一个遥远的点，然后越来越大变成了圆盘，紧接着圆盘覆盖了整个荧幕，最后与地球相撞。
如今的疫情也是全球事件，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还无法估量其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所以也只好去寻找可以类比的东西，于是我就想到了冯·特里尔电影的结局。
电影《忧郁症》（Melancholia）：地球即将与名为"忧郁"的巨大行星相撞 | © All Creatives Commons
2020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我在美国媒体上第一次读到有关这个奇怪病毒的报道，这引起了我的关注，因为我儿子本来要去中国旅行。病毒当时还很遥远，就如电影里那个圆盘状的行星一样。我的儿子取消了旅行，但是病毒还是在继续蔓延，欧洲和近东地区也相继沦陷。我和很多人一起目睹了这个世界如何停摆。新型冠状病毒是全球大事件，有着无法估量的程度和后果。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病毒全球蔓延的程度，也不在于感染速度，而是在于：世界上的那些机构，我们从未怀疑过它们力量之巨大，然而短短几个星期之内就被迫放弃抵抗、任“毒”宰割。
对于我个人来说，形势已经稳定，我的生活一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几乎没有发生什么改变。我是一名学者，因而习惯于长期坐在房间里阅读和写作。被禁足在家几乎并不算什么陌生的经历。我在法国和以色列生活，所以可以说我生活在两个大洲。病毒把我困在其中一个国家，我感觉好像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分离开来了。
就以色列而言，新冠疫情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不仅是卫生健康领域的危机，还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以色列败选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利用这次疫情公然无视法律和大选结果，以色列是发生这种事情的唯一一个国家。
我承认，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我非常支持以色列采取的严格措施。为了挽救生命，反应过度总比法国或者英国那样盲目乐观要强。相比之下，我觉得以色列的做法体现出一个国家的责任担当和严谨认真。但是，随后发生的政治事件使我慢慢清楚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内塔尼亚胡居然恶意利用疫情的影响，违背法律，无视大选结果。
您认为此次疫情会带来哪些长期影响？
对经济的影响无法估量，这是当然的。我可以预料，这次危机将引发大规模失业。一切都取决于人们如何应对疫情。2008年那场危机是通过保护富人、大公司和华尔街的财富来应对的。如果这次也如法炮制，那么将引起大规模骚乱，甚至爆发革命。我认为，为了保障最富有的人手里的财富而让普通老百姓买单，这是绝对不可接受的。这将会导致严重动荡。如果国家把钱用在保障就业和支援文化事业，比如德国就为小型企业、创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提供500亿欧元的援助，这些援助非常迅速，没有官僚主义作祟。我想，这样做才有可能赢得信任，重振国民经济。但是，我希望政府能够认识到，公共资金也不能长期花在这上面，成为利润祭坛上的牺牲品。
什么给您带来希望？
未来，地球可能因为更加危险的病毒或者因为气候变化而无法居住，新冠疫情则好比一次预演。我想，所有人都应该重视这次预演，因为很有可能发生比这次瘟疫更加严重的灾难。有些人预料此次事件可能会加大民族主义和各国之间的隔阂，而我认为与此相反，只有各国之间的协调行动才有助于摆脱这次疫情带来的风险。全球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是不可逆转的，也只有共同协作才能战胜下一场可能出现的危机。
为了避免以后再出现动物和人类之间传播的新疾病，也为了研究疾病和在医疗以及医疗装备领域中不断实现技术创新，我们需要国际间的协调与合作。最重要的是，那些私人机构积累了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这些财富应该再次投资到公共事务当中。我想，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这一代年轻人，他们亲眼目睹，或者说亲身经历这个世界崩溃时可能出现的情景。他们将意识到，自己必须更好地审视这个世界。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要去维护的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都将可能不复存在。正如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谈到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状态时所说，生活将变得肮脏和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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