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这个职业很棒啊！”我对我的三位采访对象说道，她们都是中小学教师。而这三位老师听了我的话之后先是笑了一下，用略显惊讶的目光打量着我，然后给我上了几课，于是我将这些谈话内容分成若干个主题，写下了这篇文章。
作者：乔安娜·斯特拉扎什科（Joanna Strzałko）想知道德国老师的薪资水平？想了解德国的学校制度？文章最后有答案~高级文理中学 | 图片来源：flickr.com；© Paul Sableman CC BY 2.0“在我们讨论教师这个职业的优势和劣势之前，我想先请你们谈一下：你们是出于使命感才去中小学当教师的吗？”我向我的三位采访对象——玛尔特、海克（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海克为化名）和安娜斯塔西亚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完全不是！”玛尔特大声说道，与此同时，她把爬到她腿上的普希金（Puschkin）赶了下去，此时此刻这只灰色的公猫一边用渴望的目光盯着桌子上的奶油，一边把爪子伸了过去。“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当老师”，她接着说道。“我在大学读的专业是罗马语语言文学研究和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所以我想自己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一名翻译，而且，但凡与中小学有关的事情，都会让我觉得无聊至极。但是很快，现实就覆盖了我的梦想。作为一个新鲜“出炉”的大学毕业生，我根本得不到任何工作委托。而我要求自己无论如何必须独立，不想在经济上依赖某个男人，所以我决定去找一份有稳定工资收入的工作。更重要的是，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使我有了去中小学当老师的机会。于是我成了一名教师，而且从事这个职业长达几十年。”海克时髦、优雅，长着深色的头发和眼眸，她来自一个商人家庭，而她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她会成为一名教师。在大学完成摄影和影视制作专业的学习后，她在德国电视二台（ZDF）的柏林分部工作了很长时间。但是非常糟糕的是，有一次她不小心摔了一跤，导致脚踝骨骨折，这使得她不能再扛重物，于是摄像师的职业生涯被迫就此结束了。“后来，我试着做了一段时间剪辑师，但是整天坐在黑漆漆的房间里、一个人盯着电脑工作，而且还总是要承受截稿期逼近的时间压力，这些都和我所希望的工作状态大相径庭”，海克解释说。“然后，我调到市场部，在那里又工作了一些时间，可是，到了2000年，经济开始出现不景气，到处都在削减开支。我的生活也变得缺乏保障和稳定性了。我是一个单身母亲，还有贷款要还。在这种情况下，我改行当了老师。”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让我选择，我还是会选当老师的”，安娜斯塔西亚说。这位留着长发、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衫的女教师看上去更像是一名女学生。“别这么看我。不管怎么说，德国的中小学老师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们接受过优良的教育，而且收入也很好。”20年前，安娜斯塔西亚和她的父母从俄罗斯移民到德国。当时她16岁，在刚来德国的第一年里，她整日以泪洗面，因为她德语不够好，看来是无法实现当老师的职业梦想了。但是，她咬紧牙关，通过刻苦学习通过了德国高级文理中学的毕业考试，并且被美因茨大学（Universität Mainz）录取，专业是数学、物理学和俄语语言文学。“没错，我父母也都是老师，但是我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并不是因为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让我爱上这个职业的是我的数学老师。她聪明、认真，而且非常严厉。我想成为她那样的老师。不过，遗憾的是，我的心太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没法做到和她一样。”“那么，在你们看来，在德国从事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并不像含着蜜糖那样轻松愉快？”我向我的采访对象提出了第二个问题。“人们总是会这样议论，说我们这些当中小学老师的人都很懒散，说我们每个星期只需要上20个小时班，而且还有大量的假期（暑假有六个星期，复活节假期、秋假和寒假一共又有六个星期）”，海克说，16年来，她一直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的一所高级职业学校里执教。“但是，事实上，所有这样说的人完全不明白教师这个职业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离开学校并不意味着下班，我们在家里还会继续工作，比如为第二天的课程做准备、批改作业、设计测验题之类的。如果我没有那么多假期可休的话，估计我可能会疯掉。在学校时，我每天要站在20名学生面前，上五个小时课，这期间他们没有一秒钟离开我的视线，那种高度紧张感只能和我做剪辑师时的某些‘高光’时刻相媲美了，那就是在节目即将播出前三分钟，突然要求我们必须再剪掉一些内容的时候。”玛尔特和她名叫“普希金”的猫 | © Detlef Haag“海克说得一点儿都没错”，玛尔特叹了口气。她在曼海姆的一所实科中学已经当了30多年老师了。“德国前总理格哈特· 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曾经公开把我们称为‘一群懒蛋’，从此对教师的批评像潮水般涌来。不过，当我观察最近几年人们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评价发生了哪些变化时，我发现，比起我刚当老师的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得到的尊重要多很多。这不仅要归功于我们的学识，而且也要归功于我们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拥有这样的地位则应该感谢我们得到了与付出相匹配的体面收入。”“对于这些自作聪明的人，我只想问问他们：想一下正在演出的演员们，难道你们真的会认为，他们的工作时间仅限于站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两三个小时吗？”玛尔特说。“每当我走进教室，我就开始追踪学生们的雷达正在转向哪个方向，他们对我的情绪状态有什么反应，他们是否跟得上我的进度，他们对我接下来要讲的内容有什么期待。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语言来描述这种持续存在的紧张状态。上了90分钟课之后，是短暂的课间休息，但这绝不是你可以喘口气的时间，因为你还要留心在楼道里玩耍的学生，因为你还要跑到另外一层楼，去拿下节课要用的教材和教具，另外，也因为你可能不得不趁这个空当重新调整一下接下来的课程主题。如果剩下来的课间还够你去趟厕所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真是太走运了。三节大课连在一起，所以有时候当我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我甚至会祷告自己千万别出事故，因为我实在是筋疲力尽了。”@progressive-charlestown.com | © unsplash.com安娜斯塔西亚在阿尔蔡（Alzey）的一所高级文理中学教书，她告诉我说，虽然合同上写着她每个星期应该完成24个课时的教学任务，但是回到家中之后，她几乎要将两倍于此的时间用来备课和批改作业。“而且，必须要说的是，我们的这些加班和代课都和参加会议一样，全部是无偿的。同样，批改高中毕业考试卷也没有额外的报酬。我们都是两人一组改考卷的，因为一个人难免会有疏忽或者理解不当的时候。通常的程序就是我先审阅毕业考试卷，并且批改，然后将它交给另一位同事，他或她也在阅读后批改。最后的分数是由这两位改卷的老师共同商定的。”“说到压力，对我来说，当实习老师的时候是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安娜斯塔西亚回忆道。“我站在教室中央，而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张桌子，负责指导我的老师就坐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听我讲课。然后，他突然打断我，冲我喊道；‘怎么这样讲？这课不能这么上！’与此同时，学生们不断用同情的目光看向我……，直到今天，只要想到这样的场景，我还是会出一身冷汗。即便到现在，我已经教了十年书了，有的时候我仍然还是会犯错误，但是谁能不出错呢？另外，有时候，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我在他们面前模仿猴子。他们被逗得哈哈大笑，而我也不在乎他们是不是在嘲笑我。”“工作的时候，随时随刻都要面对青少年，这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吗？”我继续问到。“尽管这给我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但是我喜欢面对学生的工作”，安娜斯塔西亚告诉我说。“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我努力理解他们每一个人。我喜欢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建立起合作伙伴式的平等关系，这是在德国中小学中普遍存在的师生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在二战之后，德国人不再相信威权性的架构，他们不再想要所谓的领袖了。另外，在教学设计上，德国的中小学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和展开讨论的能力。我们鼓励学生说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向他们灌输我们的观点。”
安娜斯塔西亚 | 图片来源：私人
“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系统，尤其是在七年级到九年级的初中阶段，有很多不足之处”，海克说。“两年前，我接手了一个班级，那个班的学生在集中注意力和阅读理解这两方面有很大的问题。比如，在一节社会政治学课上，我让他们读一篇有关儿童选举权的文章，然后请他们说出他们为什么会赞成或反对儿童选举权。然而，整个课堂一片静寂。”“尽管我提出了若干具体的问题，并且试着让他们展开讨论，但是他们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根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六神无主的学生。我只能不断地摇头。”“我不得不说，我非常羡慕芬兰的教育系统”，海克说。“前不久，我参加了一个由欧盟各个国家的中小学老师组成的考察学习团，参观了芬兰的学校。以前，我一直认为，芬兰的老师们一定有什么神奇的招数，所以他们的学生才总是能够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是，你们知道吗，他们和我们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他们享受着来自所有芬兰公民的尊重，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尊师重教。而这种尊敬又在校园关系和学习成绩上得到体现。这就是带来芬兰教育成果的所有魔力。当我在那里看到学校里每一位老师都穿着袜子在教学楼里走来走去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当芬兰人走入一栋房子的时候，他们会一进大门就把鞋子脱在门后面。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很放松？另外，芬兰中小学里的社会工作者工作效率相当高，这也让我印象深刻。一旦某位老师发现他的一位学生有问题或者遭受了家庭暴力，他会立即通知相应的社会工作者，然后这位学生会得到专业的帮助。在那里，保护学生是不言而喻的，毕竟这些青少年将塑造我们社会的未来。因此，赫尔辛基政府不遗余力地致力于青少年的教育、发展和健康成长。”安娜斯塔西亚叹了一口气。“在我教书的这所高级文理中学，目前最大的挑战来自于那些从战事地区移民到德国的学生，特别是叙利亚学生，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可能已经辍学很多年了”，安娜斯塔西亚说。“我不知道他们在那里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不是曾经在某个时候学过什么。在课堂上，我努力确定他们的认知和理解水平。我问他们：你们读过什么书？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只读过《古兰经》，而且也只是其中的一些片段。我又问他们，他们听过哪些童话故事？他们完全没听过。给他们上课非常困难。我很担心，他们会是前途暗淡的一代人。对此，我总会想起自己曾经教过的那批来自波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希腊等国家的学生，他们总是让我非常开心。他们在五年前插班到我们学校的10年级，那个时候，他们还不会说德语。他们用一年的时间学习语言。我们一起郊游，共同举办主题活动日——学生们会在这些活动上向大家介绍自己祖国的文化。我们一起看漫画书，观赏摄影作品，观看电影，欣赏音乐。在这个过程中，我在他们身旁感受着这些年轻人怎样一步步地成长起来，然后朝气蓬勃地绽放着青春的光芒。今天，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德语，而且完全融入到大学生活或职业生涯里面了。他们已经成功地跃入到成年人的世界。”
“嗯，是这样，我们的工作与浓厚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培养出了感情，而后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玛尔特叹着气。“三年后，他们离开了学校，而我们常常会感到很失落。之后，当面对新生的时候，我们试图保护自己，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不与学生建立紧密的情感联系。但是，学生们很快就会察觉到这些，而且他们几乎都快直白地说出来了：‘如果你不和我们打成一片，新的班级根本就运转不起来。’在我们的工作中，是不可能不投注情感的。同样，如果没有理想主义、没有感同身受，也就完全无法读懂自己的学生。”我听几位在德国教书的波兰裔老师说，德国的中小学教师在工作中相互支持、互相给与帮助。于是，我问海克、安娜斯塔西亚和玛尔特，他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经历和体会。安娜斯塔西亚向上推了推她的眼镜框——深颜色的镜框为她柔和的面部线条增添了几分严肃的感觉，然后说道：“不久前，我刚刚读过一份有关德国中小学老师在工作中合作状况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高级文理中学的老师在这方面是表现最差的人群。我可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我的很多同事都会觉得自己很聪明，这也没错，毕竟他们都是研究生或博士毕业，而且又在高级文理中学任教，所以他们觉得自己没必要与别的同事合作。另外，最好别随便问问题，否则的话，从此之后你就会被认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对此，我一点儿都不觉得吃惊”，玛尔特看着她的黄色网球鞋说道。“高中老师永远都会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我一直都记得有一次在曼海姆参加英语老师联席大会时的情景，我们在会上需要讨论，如何对外语文章的译文做出最公允的评判。但是，如果每一位参加讨论的人都认为自己才是最厉害的专家的话，那么怎么可能找到共同的评价标准呢？所以，最后我们确实没有办法达成共识。”“那么，教师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我问道。“学校领导当然很重要，不过，老师们大部分时候都是独立行事的”，玛尔特解释说。“一旦你成为拥有公务员身份的教师之后，校长就无权解雇你了。而且，校长也不能决定你的岗位，这由学校管理委员会负责。校长最多只能告诉你，他觉得你的工作方式不合适。”海克苦笑着，喝了一小口柠檬汽水，然后说：“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本人还是成了职场上相互倾轧、排挤的牺牲者。不断打击我的是我的顶头上司，她以前和我是同事，不知道什么时候得到了提拔。表面上看是什么样子的呢？她好像没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完全没有伤害性，但是她不断地对我的工作做出负面评价。‘大家都清楚，她总是迟到。’‘她说话都不可信。’‘她撒谎。’她在教室大会上会这么说我。她去旁听我的课，课后问我的学生，他们怎么看待我的工作，然后对我评头论足。好几年里，一直如此。我几乎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了。换到另外一所学校教书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德国，在哪里工作不是由教师本人来决定的。如果那个时候我没有碰到我今天的生活伴侣，我完全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泥潭。这个人站在我身边支持我，给予我力量和自信。今天我相信自己已经走出来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再过12年我就可以退休了嘛。”“好吧，你们的工作确实为你们带来了这样那样的难题，但是你们的工资收入和养老金肯定会对你们所承受的一切压力和紧张做出补偿吧？”我向我的采访对象们提出了下一个问题。安娜斯塔西亚笑着说：“确实如此！我先生拥有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在一家私企工作，他拿回家的钱比我少。”她接着解释道：“尽管他的税前收入比我的高，但是他要缴纳的税费也比我交的高出很多。所以，我有时会跟他讲；‘亲爱的，最后进到账户里的钱才算数，显然我的比你的多。’（笑）收入有多少呢？一名像我这样已经有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文理中学老师，月收入大概在3500欧元左右。这可以在德国生活得很宽绰了吧？没错。不过，如果我是位单亲妈妈，那我在花钱上还是要精打细算。但是，如果家里还有丈夫或者妻子的收入进账，那么确实可以衣食无忧地生活了。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无忧无虑吗？哈哈，您知道的，人们很快就会对好东西习以为常，不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了。”@Taylor Wilcox © unsplash.com“当我在中小学教了五年书之后，我就不像以前那样在意收入或者社会声望了。”海克一边点头，一边说道。很多年来，她一直独立抚养自己的孩子，而且还要还贷款。“尽管我不是拥有公务员身份的老师，也就是说我因此每个月比我的同事要少赚800欧元，但我作为教师的工资收入已经让我生活得很不错了”，她说到。“每个月我可以拿到手2000多欧元，这几乎是最低工资的两倍呢。”玛尔特每个月得到的退休金大约是她退休前工资收入的70%。“如果你不是非要买大牌设计师出品的时髦服装，也没说每年都要飞到南太平洋度个假，那么这笔收入能让日子过得宽宽裕裕”，这位退休教师说。我的采访对象们一致认为，她们所从事职业的最大优点毫无疑问体现在收入上，对于那些完成了实习期、而且也通过第二次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从而进入公务员体系的教师们则尤其如此。申请成为公务员的教师们必须通过体检、证明其拥有德国国籍、并且发誓遵守《德国宪法》。除此之外，享受公务员待遇的中小学教师需要履行的义务还包括：不参加罢工，并且接受无偿加班等。尽管如此，我的采访对象们仍然认为教师的公务员身份明显是利大于弊的。“当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完成大学学业的时候，劳动力市场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在那个时候，年轻人有机会去找寻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玛尔特说。“当时，自由职业很受欢迎，比如去做一名记者之类的！可是，你们看看今天媒体行业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的境况。他们很难维持收支平衡。相反，一位有着多年从教资历的中小学教师，月收入甚至可以达到4000多欧元。当然，这一切取决于跟谁比较。有一些职业有着更加优厚的收入，比如律师或医生，他们当中有些人的收入要比我们的高出许多倍。”玛尔特解释道。“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这么好，那为什么在德国还会缺老师？”我问道。为此，我引用了德国中小学教师协会（Der Deutsche Lehrerverband）会长的讲话作为证据，他在2018年指出，在德国，目前中小学教师的缺口几乎高达4万之多，而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就没再出现过如此戏剧性的“教师荒”了。“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错误的规划所导致的。负责中小学管理的相关机构没有预见到我们将会有这么多中小学生。现在他们决定先等等看，仍然没有为教师们提供充足的固定岗位。他们会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终身雇佣职位和三个有合同期限的岗位。显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没错，早在前几年，那个时候还是教师供大于求的时候，很多老师被打发到待岗的处境中”，玛尔特补充说。“校方告诉大家：你可以在这里一直工作到这个学年结束，但是收入会降低。然后一到放假，老师们就立即遭到解雇，这样的话，在新学年的时候，校方就可以和老师重新签短期的聘用合同。错误的结果日积月累，最后造成了现在的局面。”“那么，请告诉我，你们希望德国的中小学应该在哪些地方做出改变呢？”在采访的最后，我向玛尔特、安娜斯塔西亚和海克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中小学老师每隔几年就应该放下工作休息一段时间”，安娜斯塔西亚提议道。“在我休产假和育儿假期间，我特别想念学校和学生。而当我重新回到课堂的时候，我工作起来比之前更有积极性了。”“我希望学校体制发生一些变化”，海克说。“在德国，学生上完小学四年级之后，就由老师来决定哪些人去高级文理中学、哪些人去实科中学或者普通中学（Hauptschule），哪些人可以得到更好或不那么好的教育（通常来说，高级文理中学是德国中小学教育体制中学术性最强的中学，从5年级到12年级或13年级，通过毕业考试后将申请就读大学；实科中学属于普通类中学，从5年级到10年级，毕业后将进行专科技能学习，走上普通白领的工作岗位；普通中学也是从5年级到10年级，比较类似中国的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成为有技能的蓝领工人——译者注）。我认为如果我们对学生过早地做出评估，那么很容易出现判断错误。”“我认为应该让学生们一直读到8年级或9年级再分流，这样做更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更积极上进的学生可以带动成绩较差的学生一起进步。我想，这样也将会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这也有助于减轻压力，无论是教师那方面，还是学生那边，都是如此”，安娜斯塔西亚补充说。“另外，过去学生们是在读完13年级之后参加高中毕业考试，而现在改成了12年级之后。我不明白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改变。毕竟学习内容还是和以前一样的。这种变化使得大家更加紧张、匆忙，于是老师和学生不再有充足的时间单独交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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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尔特一直在沉思。“过去，老师们只是简单地把自己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再传授给学生们就可以了”，她说。“没有人向他们提出更多的要求。而今天，除了教授知识之外，老师还必须是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仅要身体健康，而且还得知晓最新的科学技术。我们怎样做才能符合这些要求呢？另外，人们还希望我们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帮助学生为将来进入职场做好准备，但其实我们自己对此也了解甚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曾经希望自己从事家具修复工作，简简单单的，这样能够让我的大脑放空、而不那么紧张。我没有成为家具修复师，这是因为我担心这样的工作不能为我带来足以为生的收入。哦，我倒也不是后悔，我只是相信，如果我们不必一辈子都被绑在某一种职业上的话，我们会在这个世界上发现更美好、更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创造性。” 在德国，中小学并不是由联邦政府统一管理的，而是以各州自治的方式进行组织。16个联邦州的文化部负责各自辖区的中小学。各州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毕业考试和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都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规定。（在大学或教育类高等专业学校进行的）师范类专业学习通常一共需要10个学期，其中包括专业学科研究、专业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以及教育学方面不同科目的学习，还有去中小学的实习。未来的老师们至少必须选两个专业学科作为他们今后教授的科目。根据所在联邦州和就读高校的不同，完成师范专业学习的大学生将会获得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位，或者，整个学习阶段被分为基础学期和专业学期两个部分。在师范类专业学习的第一个阶段最后安排的是实习，打算申请教师职位的实习者在实习期间要展开独立授课。根据各州的规定，实习期为18周到24周不等，实习结束后是第二次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根据教师是否获得公务员身份、还是属于合同制雇员身份、任教学校的类型不同、教授科目的不同等要素，最终决定执教者的工资级别。例如，取得公务员身份的教师相对应的是所谓A12到A16“薪酬级别组”。每一级别组又会划分不同的经验等级，大部分分为一至九等，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从业年限越长，他的等级就越高，收入因此也就越多。举例来说，一位获得公务员身份在北威州高级文理中学任教的老师，在她或他职业生涯的前十年，是按每三年升一级的节奏调整工资的涨幅，而从第十一个年头开始，则是每四年向上升一个等级。在各联邦州教师工资级别制度中，为数不多的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将高级文理中学老师的工资定为A13级别组。这使得高级文理中学的老师是所有拥有公务员身份的教师中收入最高的人群。A13薪酬级别组的入职起薪平均为3861欧元，而当在讲台上度过20年的职业生涯之后，月收入将达到4658欧元。**乔安娜·斯特拉扎什科（JOANNA STRZAŁKO）曾就读于波兰克拉科夫市的贾吉诺尼亚大学，攻读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她前往华沙的波兰新闻学校继续深造。现在她从事记者和翻译工作，她与日报《波兰选举报》、新闻杂志《大幅面》，还有专业期刊《特征》、周刊《普世周报》等报刊杂志合作。她的文章也发表在女性杂志《你的风格》、新闻类杂志《新闻故事周刊》和《政治周刊》等媒体上。她是德国-波兰交流合作基金会的奖学金获得者，也是2019年度德国-波兰塔杜什·马佐维茨基新闻奖的入围者。目前，她生活在德国。本文版权为歌德学院波兰分院（Goethe-Institut Polen）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