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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困难是跨越隐形障碍
在过去几年，因为参与艺术无障碍的工作，我得以结识了一些热情投入推广艺术无障碍的残障者朋友。在共同交流和工作的过程中，他们为我打开了联通向我所不了解世界一面的通道。我们之间的交流和共同创作一方面看起来与人与人之间的深入交流并无太大差别：放下对彼此的成见和固有想象，付出真诚，建立对话；但同时也确实存在特殊性，比如，一些潜藏深处的认知障碍。就像彭霖倩在本次采访中提到的，放下自己“天生的健全视角”才能通向真正的交流和平等。聆听彼此和建立联结的工作似乎总是可以更多一些，再更多一些。
参与此次采访的三位残障者朋友均出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目前分别生活于北京、苏州和重庆。作为新成长起来同时越来越成熟的一代人，他们对于当下无障碍文化艺术生活的感知、参与及倡导，各有着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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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从哪个阶段或事件影响下，开始明显感受到自己希望参与到更加具有公共性的文化生活中去？也就是不只是自己坐在家里观影、看书，而是走出家门与更多人（不管他们是否属于残障群体）接触，共同分享或建立更开放的文化生活？为何这件事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田芸凡：有一次我参与诚品书店的平安夜快闪演出，演出前的排练是在一家小咖啡馆的二楼，看到又长又窄的楼梯一度让我想放弃。被热心的小伙伴抬着轮椅上去对我来说是给别人添麻烦，而不是“碰撞火花”。成员里只有我一名残障者，我甚至担忧会不会破坏演出原有的整体感。凭着试唱时大家对我爆发的掌声以及对快闪的喜爱和期待，我坚持参与到了最后一天。正式演出前的彩排，我被安排到了“C位”，配置了独一无二的出场方式，快闪的效果反而格外好。这让我打消了心里一层薄薄的屏障，开始觉得，与外界建立更开放的文化生活是对于自己和外界双向都更有意义的事。
彭霖倩：当我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接纳自己的聋人，或者说是残障者的身份时，我发现我对权利倡导这件事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参与艺术，参与更开放的文化生活，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的东西。或许残障者确实存在一些身心上的障碍，但并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参与的欲望或是需求。我愿意参与到更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活动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明白，“他们自己不想”与“别人觉得他们不想”是两回事。事实上，很多人对残障者参与文化活动有很多顾虑，包括残障者自己也会担心很多方面的问题，例如场所是否有无障碍措施，这个活动是否能够让我获取足够信息，我能够不受歧视地参与吗……如果有更多人站出来告诉大家怎么解决这种顾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近些年来，您在积极地参与残障群体的艺术无障碍的工作，鼓励更多残障人士通过艺术的方式去充分表达自己和享受文化生活。你最早开始参与和倡导艺术无障碍的工作，是源于怎样的契机？
郭万成：如果说第一次，应该算是2015年吧，那是我第一次作为编剧写了一个微电影的剧本并参与到了拍摄的过程中。尽管现在看起来电影内容不够自然，稍显矫揉造作，但视障、听障与健全小伙伴一起拍出来这个片子，让我真切地意识到，所有的艺术都不能以残障或非残障群体划分，甚至都不能以群体划分，因为艺术属于每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到残障群体艺术相关的融合之中。在后来，我见到过听障同学吹长笛的伙伴，见过视障群体爱逛博物馆的小伙伴，我就在想，公共设施和大众对残障者的低期待，从某种程度确实限制了残障群体关于艺术文化的体验和参与。因此从18年以后，我逐渐会写一些残障话题倡导的文章，直至现在从事了相关工作。
田芸凡：我是受一个艺术节的启发。第二届“星空艺术节”，让我认识了一个多国的包容性无障碍艺术节，里面的艺术作品不仅有不同的残障人群作为主创，还为视障和听障人群匹配了相应的无障碍版本供欣赏。其中一部法国的舞台剧令我深深沉浸并被震撼了，只可惜当时没有口述影像版本。我就想，关于那些无法被分享的艺术感受，我们是否能以另一种方式共有？怀着想要消除这种遗憾的心，我就自己尝试着录了一版这部作品的口述影像版。为了避免个人角度的局限，还与视障朋友深入探讨了一下我的口述作为影像的价值，也更好地换位思考了口述影像应该怎样做。
在与残障群体交流和工作的过程中，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觉得残障群体在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需求是什么？
田芸凡：最大的困难是跨越隐形障碍，这个障碍不是指具体的设施，而是人们的认知局限。比如某项文化活动在实际开始前，就已经在潜意识上先排除残障者了，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参与的可能性。这个意识主体其实是两方面的，不仅来自于非残障群体，也来自于残障群体。非残障群体没有想过残障群体的参与，而残障群体自己也默认为自己不可以参与。最重要的需求是被看到，只有越来越多地被看到，才能潜移默化地存在于外界的认知考量里，未来才能有共融的世界，和随之发展出的更丰富的生活与精神层面的满足。有了“被看到”这第一步之后，才可能真正开始打破心理界限。
彭霖倩：我觉得都有，更重要的是，被人看到，被关注到，被人倾听的需求吧。倾听他们的“口语”也好，倾听他们的“手语”也好，倾听他们任何方式“说”出的话语都好，你一定要认真地看到他们。在与残障群体交流的工作中，我觉得还是不同障别，不同年龄，还有不同倡导意识之间的区别。中国的残障群体其实是有阶层的，也是有跨度的，大部分的残障群体他们的自我倡导，自我认同意识其实并没有那么强。我接触的残障群体，大多数人最大是愿望，就是做一个“普通人”。这对健全人来说或许是一件不那么难的事情，但对于他们来说，能够被尊重，有谋生的职业，保障生命安全，享受生活，不被隔离开外，就是非常普通的事情，但就是这么普通的事情他们也要付出200%的努力。
现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机构已经意识到了推广艺术无障碍的重要性，但相比起群体的真实需要来说，可能还有很大的进展空间。在你的工作和感受中，你觉得文化艺术的无障碍倡导中，有哪些问题是现在还没有被真正认识到的，需要在未来去改进和提升？
郭万成：就说一个我自己感受最深刻的好了，推广与残障者的需求还有很多空间的最重要原因是残障者的参与还不够，很多时候推广的人只是凭借自己的了解和想象就为残障人士做了一些物品或其他可体验的东西，然而这种想象终究距离真实生活有所偏差，偏差的根本是如何站在需要的层面解决问题。
例如围棋，视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不让棋子到处乱跑，那在棋盘上做带凸起边的格子就好啦，棋子可以落在边上卡住，只要放正了就不会乱跑。或者有些视障者对博物馆十分感兴趣，如果做信息无障碍暂时有困难，是否可以有引导员带领进行文物的讲解，只要在沟通和交流中让视障人士获取到视觉信息的部分即可。
因此，从需求出发解决问题是最有效的方式，至于如何解决，我想《残疾人权利公约》上的一句话非常适合：“没有我们的参与，不做与我们有关的决定”。残障人士如果直接可以参与到文化艺术的倡导里，可以直接进行艺术无障碍的推广和残障社群的对接，或许更加感同身受的经历就会让这件事少走一些弯路。同时对于残障群体来讲，也解决了一部分人群的就业问题，毕竟从某种角度说，这也算是一份新职业的探索。艺术无障碍推广专员也好，残障艺术文化需求产品经理也罢，本质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场最真诚、恳切的对话。
彭霖倩：我个人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残障者的事情要让残障者自己做决定。我们现在举办的很多文化艺术活动，大多数都是非残障者举办，没有体验过残障者参与或是生活状态，没有亲自接触过残障者的人，对于残障者的需求还是存有一定的想象，我们需要对“残障状态”脱敏。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人讨论，他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语音转文字是为了方便健听人跟听障者对话，那么就适合所有的听障者使用，因为这是主流的选择。我并不认同这个想法，首先，任何文化艺术活动，任何产品，都不应该是为了方便健全人跟残障者交流，这是一种健全世界的傲慢，无障碍应该双向的，它不只是在支持残障者感受世界，也是在让健全人看到多元，作为健全世界的大多数，应该放下自己“天生的健全视角”，这才是真正的平等。
另外，文化艺术的无障碍倡导应该更多地去关注那些平凡的残障者，一个残障母亲，一个残障老人，一个残障店主，一个残障儿童……他们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是社会的大多数。文化艺术无障碍，是所有人的无障碍，不只是肢体上的，视觉上的，听觉上的，心理上的，也是情感上的。
受访者：郭万成，“资深”视力障碍者，音乐专业的文字爱好者，相信视障仅是一种状态。田芸凡，94年生人，肢体一级障碍，用文字语言探求艺术的感受自由。微信公众号：Sundayliver。彭霖倩，重庆两江新区知珑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双语（汉语+手语）聋人。2020年底作为总策划发起国内首个以儿童无障碍为主题的非营利性艺术节“流明儿童无障碍艺术节”。
采访者：陈思安，作家，戏剧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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