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界中的酷儿：“我们”也是隶属于动物世界的一个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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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界中的酷儿
文 / 雅库布·维特克（Jakub Vítek）
“你瞧，他们正朝着那对同性恋的海鸥情侣扔薯条呢，”我一边试着用插科打诨来打破沉默，一边向一对海鸥飞过的方向频频点头，那对海鸥似乎正打算降落在离我们不远的石头上歇歇脚。它们已经习惯于整日“徘徊”在海岸边消磨时光了，并且经常向坐在沙滩吧的游客施展“催眠术”，让他们时不时地从盘子里撕下一小块食物丢给落在脚边的海鸟，这应该是进化带来的新技能吧，从此，追逐猎物的紧张疲劳就被讨食的耐心取而代之了。这样一来，海鸥在养家糊口上所消耗的能量也大大减少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狗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超前完成这样的进化了。
20世纪70年代的那两个加利福尼亚人
莱莉·亨特（Molly Hunt）和乔治·亨特（George Hunt）是一对科学家夫妇，他们与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UCI，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一个科研团队一起在圣塔芭芭拉岛（Santa Barbara Island）对海鸥展开研究，圣塔芭芭拉岛地处洛杉矶附近。这个科研团队所发现的研究成果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得社会“气候”画风发生巨变，因为研究者发现，某些种类的海鸥喜欢两只雌性结成对，携手共同完成筑巢、喂养、抚育幼鸟等工作。而这些类型海鸥中的雄性只是在繁殖的时候才有用武之地。除此之外，也就是说当雄鸟履行完授精工作之后，这辈子就再也没有机会插足到两只雌鸟组成的小家庭当中了，而海鸥女同情侣则会相守终身，并且坚持单一伴侣的一“妻”一妻制。如同面对其他各种纷争一样，紧跟时代潮流的媒体界依旧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对这项科学发现所引起的巨大“争议”煽风点火，而这一次的各种争论却的的确确地撼动了当时的社会模式，即便是对7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也产生了剧烈冲击，那里可是“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大本营，这些反文化运动斗士一直都在高调宣扬，要用自由、不受束缚的爱取代传统的生活方式。
媒体不断向公众强调，亨特夫妇所进行的这项科学研究令整个社会陷入了尴尬、而且既“多余”又“荒唐”，而其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研究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事实上，藏在这个论调背后的却是另外一个更为深层、也更为严重的指控（而这样的“指控”在50年后又被津津有味地鹦鹉学舌了一遍），即这项研究成果将对传统的家庭模式构成威胁。在上个世纪70年代，社会上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同性恋是现代人所做出的一个有悖常理、且颓废堕落的选择，与自然的天性背道而驰，然而，亨特夫妇的研究却推翻了这个“常识”。雌雄二元伴侣制度曾经是个一目了然的简单等式：男人+女人=后代。上帝，与之相应的还有大自然，是不会在这方面犯任何错误的。
我不清楚，保加利亚人是否了解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家们已经在多达1500种动物身上发现了同性恋的行为。不过，瑞士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曾经说过，自然“不会犯错”，所谓的“错误”和“正确”只是人类智力活动所下的判断，显然，这句名言在这里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或者至少这里的人们没有将它与人类联系起来。而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人类正是通过自己远远超越于其他动物的智力，而最终硬生生地将人类本身区隔为不同的类别。黑猩猩是三种与人类在基因上最相近的物种之一，而在人类这门近亲的社会中，同性恋行为恰恰是化解冲突、建立高质量的关系和提高社群凝聚力的通行方式。
那些动物是如何成名的？
卡尔是我刚开始在伦敦生活时的约会对象。他在伦敦动物园工作，是企鹅饲养员，他与一位名叫露茜的女同事合租一套公寓。 露西也是一名同性恋者，在动物园负责照料猴子之类的灵长目动物。我们每次见面，卡尔都会先简要回顾，他是如何千辛万苦地从他保护的那群小动物中找到某个从“枯燥无聊的”主流性取向中开小差的家伙，甚至他是如何诱使它们偏离常轨的。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采取的方法便是每天在给企鹅喂食的时候，挑选深受男同性恋喜欢的偶像级女歌手的歌曲放给它们听，比如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丽萨·明尼丽（Liza Minnelli）、托丽·阿莫斯（Tori Amos），当然还有麦当娜（Madonna）等人的演唱。卡尔这么做并不是因为怀有多么深不可测的动机，他只是出于妒忌和好胜心理。因为几年前，他在一次交流活动中参观了柏林动物园，在那里，他看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佳话的那对同性恋企鹅情侣——平（Ping）和快艇船长（Skipper）。于是，一回到伦敦动物园，他就立即开始将相反方向的“转化治疗”视为自己的使命。
其实，住在柏林动物园的这对企鹅圈里的同性恋名人并没有乍看上去那么独一无二，因为早在1911年，极地研究者乔治·莫瑞·莱维克（George Murray Levick）就在他的旅行日志里首次提到了人们在2012年再次观察到的企鹅的同性伴侣行为。可怜的乔治被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震撼得甚至产生精神创伤，以至于他情不自禁地用母语——希腊语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放荡恶棍”的纵欲堕落行为！可以说，这些企鹅的的确确地犯下了“无法言说的”罪行！
那些同性恋伴侣又是如何孵化一块石头的呢？
生活在纽约中央公园动物园里的一对雄性企鹅伴侣——罗伊和西洛，恰巧也是在这期间成为了人们在街头巷尾议论的热点，这对南极企鹅在1999年成功地领养了一只名为探戈的雌性小企鹅，并将它抚育长大。虽然六年之后，罗伊和西洛分手了，但是各类媒体仍然喜欢传颂它们的故事，例如，这当中就包括以它们为灵感而创作的两本儿童绘本：美国插画家创作的《加上探戈就是一家三口》（And Tango Makes Three, 2005）以及在德国出版的《探戈有两个爸爸》（Zwei Papas für Tango, 2006）。
这几年里，我有好几次都不由自主地想起卡尔，每次都是因为看到了某则消息而使得我带着一半是同情、一半是幸灾乐祸的情绪，回忆起我这位前任同性恋人曾经做过的各种失败尝试。第一次是在2019年，全世界都在热烈地传播着一则新闻，即卡尔的动物复仇使者——平和快艇船长经过长达15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当上了柏林动物园的第一对企鹅父母：当饲养员一再发现这对同性恋伴侣一次又一次徒劳地抱着块石头孵化（曾经有一次甚至试着孵育一条死鱼）之后，他们将某只雌性企鹅丢下的一枚蛋托付给这对盼子心切的酷儿夫妇来照顾。
2020年10月11日，荷兰的阿莫斯福特市（Amersfoort）动物园似乎是借着庆祝国际出柜日（National Coming-Out Day）之际，在他们的脸书（Facebook）上分享了一则古怪滑稽的消息：一对相亲相爱的雄性非洲眼镜企鹅将另一对雌性企鹅伴侣产下的一枚蛋偷走了！我真心希望卡尔能够像赛场上有风度的运动员那样大度地接受这则消息——在企鹅“出柜”的方面，又有动物园超过了他的企鹅园。
负责照顾灵长类动物的饲养员露茜，也就是卡尔的合租者和女同事，也在这期间看到了自己专业领域内出现的另外一些挑战。在交配时节，雄性猕猴不仅要和同性竞争，而且对另外一些雌性猕猴也不能掉以轻心。加拿大莱斯布里奇大学（Lethbridge University）的心理学家保罗·L.瓦西（Paul L. Vasey）经过20年的研究发现，雌性猕猴在同性恋性交活动和“排除异己”的手段上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独创性，它们用的几乎都是我们人类非常熟悉的做法，比如，在性交的过程中凝视对方的眼睛，还有在做爱之后相拥而眠。
那么，接下来还有谁？长颈鹿也是同性恋吗？
10年前，当我开始在伦敦从方方面面开启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也全然不理解，只有证明自己有别于苍白又枯燥的这一针对英伦民族的刻板印象，我才有可能融入到当代青年人的群体之中。事实上，我很快就发现，仅仅作为女同性恋者或男同性恋者去认同彩虹旗上的某一种颜色还远远不够。面对“史前观念”、父权制、资本主义和传统主义制度，通过一妻多夫制、流动的或超越男女二元论的性别认同，进行充满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积极反抗，才符合伦敦这个大都会所谓的“风尚”这个概念（这一概念在历史上一直与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性别认同障碍及双性人群体紧密相连）。当然，这里所说的都是只有在伦敦才可能出现的现象，反映出的是在一个超级大都市中，也就是在被定义为“各种文化和各个民族”大熔炉的地方，所特有的多姿多彩的个性展现和性取向表达。正因为如此，各类少数群体都从世界各地“逃难”而来，从此便过上了无人注意又自由自在的生活，并且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其实，我们只要开车随便去趟诸如谢菲尔德市（Sheffield）或约克郡（Yorkshire）之类的地方，马上就会深信不疑，不用等到一个同性别的人士凑到嘴边之前，我们一定已经被赶出酒吧了。
不仅时代特点发挥作用，文化、宗教、地理等方面的背景因素也同样发挥着影响力，除此之外，不能忽视的还有人们对于动物界酷儿们的反应。同性恋企鹅的故事引发了同情浪潮，而且我们越往西边走，这股热潮的高度也会相应地提高。与之相反的是，当在肯尼亚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Naturreservat Masai Mara）所拍到的一对雄性狮子伴侣照片发表在非洲媒体上之后，招致而来的却是抵触和反对。人们的论调从“精神失调”、到“魔鬼附身”，再到肯尼亚电影分级委员会（(Kenya Film Classification Board）负责人所发表的官方致歉声明，即埃茨基尔·穆图阿（Ezekiel Mutua）在2017年接受《内罗毕新闻》（Nairobi News）一次采访时所谈到的相关言论。根据这位负责人的说法，这两只狮子必须与游客隔离开来，并且还要接受治疗，因为它们的“反常行为”只可能是从同性恋旅游者那里模仿而来的。不过，为什么在肯尼亚的长颈鹿那里，两只雄性鹿之间发生性行为的情况远比异性间的交配频繁得多？这一直是个令人费解的谜题。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达尔文悖论吧。
我们也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在19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科学家成功地从古希腊罗马时期那些在道德上备受谴责、并且引起社会不安、令人困惑的性活动中掉转视线。在从古代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中，有关同性恋、泛性恋、多性恋和跨性别者各种轶事的记录可谓丰富多彩，不过，这些记载都受到了严格的审查。流传下来的有关两名男子之间亲吻的最早描述直到1964年才在一次考古挖掘中发现，那是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接吻的是古代埃及的两名高级官员——神侍尼安科南姆（Nianchchnum）和柯南姆赫泰普（Chnumhotep）。具体在哪儿发现的呢？在他们共同安葬的墓穴墙壁上以壁画的形式呈现了这个同性之吻。而有关动物界同性恋行为的公开研究最晚在1896年就有记录可查了，是法国昆虫学家亨利·加多·德·科尔维尔（Henri Gadeau de Kerville）发表的有史以来第一幅关于两只雄性甲壳虫交配的科学绘图，而有意思的是，人们通常把金龟子甲壳虫也叫作“圣甲壳虫”，所以这两只著名的虫子也有了圣者的光芒。
有关生物的行为主义研究往往将实现某种抱负定义为同性间性活动的“目的”之一。例如，灵长类动物以此来避免冲突。而雄性海象在它们生命的前四年里，将与同为雄性的同龄海象性交作为今后与雌性海象交配的“训练”。海豚可以说是社交达人，极富交往天赋，所有刺激到它们大脑享乐中心的对象都会让它们激情四射，奋不顾身。生活在北美的野牛在发情期会分泌过量的荷尔蒙，这往往会导致两头公牛进行肛交。（曼丹族）印第安原住民会在庆祝仪式上模仿野牛的同性性行为，以确保来年牛群仍然会回到美国大平原（Great Plains）。考拉因为食用桉树树叶，所以经常长时间处于迷离恍惚的状态中，这有可能让它们沉湎于雌性之间的纵欲狂欢而不能自拔。此外，在海鸥那里，小海鸥由女同性伴侣抚育长大则完全是出于实用性考虑。
但是，即便在不久前的过去，在同性恋还被视为是犯罪行为，并且要对他们实施转化治疗的时代里，可能也没有人能够定义出在人类那里出现的同性性交活动和同性恋关系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说，这个所谓的“目的”仅仅是大自然努力向人类提供尽可能广泛多样的机会，从而使得我们可以在这个星球上展现出丰富多彩、变化无穷的生命样貌和形形色色的关系形式，那么人类应该如何对待性少数群体呢？
我们也是隶属于动物世界的一个物种
如果我们将人类的行为只是作为自然界中的直接表现来进行研究、而不是将其与大自然割裂开来的话，那么，也许几百年来的迫害、歧视和毁灭性创伤就不会出现。我们应该从跨学科的动物学研究那里得到启发。它把看上去并不兼容的学科中所有有关动物的认知组合起来，从生物学到哲学，再到人类学、社会学，又直至语言学和心理学。在充分尊重卡尔·古斯塔夫·荣格令人信服的理论、并在兼顾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从相反的角度去说明问题，即大自然一直在通过尝试和犯错，不断地探寻理解生命的路径。只有那些有悖于发展规律的尝试，才会被虎视眈眈的进化陷阱所吞没。
而我则一直都会在这里，另外，今天我36岁了。
原标题：《动物界中的酷儿》
作者简介：雅库布·维特克来自于捷克共和国的布兰斯克（Blansko），那里对他而言是一个梦魇般的小城。他在位于布尔诺（Brno）的国立音乐学院（JAMU）完成了广播及电视节目编导的专业学习。作为广播节目编导、以及视频剪辑和编辑，他曾服务于伦敦多家新闻采编机构和通讯社。他还与特瑞扎·西莫塔莫瓦（Tereza Semotamová）共同创作了小说《蒲公英》（Počong，2016）。2019年底，雅库布决定脱离资本主义制度的条条框框，从今往后与他的伴侣（他在游轮上当过售货员，还当过塔罗牌占卜师、纯天然护肤品的制造者、农场帮工）过上无拘无束的流浪生活。雅库布·维特克在 Londonbambi’s Diary网页上以日记体的形式记录着他的各种冒险经历。
版权：捷克与斯洛伐克歌德学院在线杂志《JÁDU》2021
翻译：董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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