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一线警官们的日常是……
哈恩警察学院实战演练 | © Holtermann Roland LPS RLP
约80%的德国人信任警察，而警察却抱怨自己得到的尊重越来越少。当我表示与波兰相比，德国的情况或许还没有那么糟糕时（根据波兰机构IBRIS的调查显示，有超过33%的波兰民众不信任警察），他们用外交辞令般的口吻回答说：“嗯，我们也会关注世界各地的动态。”他们不愿参与政治讨论，所以我们只是聊了聊他们的工作以及德国社会、警察这份职业和犯罪形式的变迁。
文 / 乔安娜·斯塔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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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发现一具年轻男尸，眼部插有弩箭，身旁留有遗书。”外勤小组负责人向警务中心汇报了以上内容，并提供了相应的地址。
凌晨两点，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美因茨。在警察总局，现年43岁的警长多米尼克·吉洛特（Dominic Gillot）和26岁的刑警尼尔斯·诺伊豪斯（Nils Neuhaus）已经收拾停当，准备出发。他们从装备柜中取出警用武器——两把瓦尔特P99Q式自动手枪，还带上了照相机和两个装有取证工具的金属箱。箱子里整齐地码放着镊子、剪刀、试管、棉签、DNA取证设备和一次性手套。两位警官都身着便装。
“我们共分五个小组，两两搭档，三班倒工作。”多米尼克·吉洛特解释说。“如果涉及袭击、强奸或死亡案件，外勤同事会提前保护案发现场，并及时向我们通报。”出勤时，我们会勘察现场，收集指纹并采集证人口供。然后就到了最为困难的时刻，因为我们的决定会影响后续的侦察进程。在尸体身旁发现遗书，表明死者可能是自杀，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排除他杀的可能。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必须在案发现场做出决断，是要终结调查，还是请求刑侦技术人员和法医的帮助。回办公室后，我要撰写报告，并根据案件性质将其转交给其他相应各部门的同事。我的任务便到此为止。随后的侦察工作由相应的部门继续负责。
西南德意志电台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夜间巡逻》
视频网址：https://youtu.be/uFbi-_8Htn4
多米尼克·吉洛特从来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有时风平浪静，有时则是各种意外层出不穷：强奸，纵火，盗窃，有人卧轨自杀或从高楼坠落。他原本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中学毕业后，他先服了兵役，随后环游世界。他曾在一座家族酒庄工作过一段时间，但并没有取得太多建树。他总觉得这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情。相反，当在警察局工作的朋友讲起自己的经历时，他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三十岁那年，他终于下定决心做出改变。他在莱茵兰-普法尔茨警察学院（Hochschule der Polizei Rheinland-Pfalz）完成了为期三年的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美因茨警察总局。
从业十三年后，多米尼克·吉洛特对警察这份工作表示满意。“我的工作有许多优势，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稳定的收入。”他说。“在德国，警察属于公务员。只要不犯严重错误，收入和退休金都有保障。特别是在疫情期间，许多中小企业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这更让我意识到稳定的重要性。疫情期间，我们一直没少忙活。”
“你是说疫情封锁期间的犯罪率仍然与从前持平吗？”我追问道。
“罪犯也得想方设法过日子。”多米尼克回答说。“疫情封锁期间，他们将魔爪从街头伸向了互联网。特别是电话诈骗的数量大幅增加：诈骗犯假扮接电话者的孙子或冒充警察，抑或用虚构的中奖来诱骗对方。”
当被问及犯罪率自难民危机以来是否有所上升时，多米尼克·吉洛特对此坚决否认。
“多年来，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化。”他解释说。“人们当然已经修订了法律条款，还引进了新的技术，但犯罪在本质上没有变化。即便这一观点没有统计数据支撑，只是我的经验之谈，但我依然对此深信不疑。”
“我们在德国会觉得更安全吗？”我问。
“我只能说，我所在的美因茨市的确如此。”吉洛特回答说。
“没错。在这里，即便是夜里，你也可以在街上放心地走来走去。当然，有些地方天黑后最好还是不要单独前往。我们不应忘记，德国是全球武器管控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所有的武器持有者都要定期接受检查。非法持有武器的人，几乎无法带着它四处行动。”
“我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街上很少看到警察。”
“不少老同事现在都退休了。”多米尼克·吉洛特解释说。“但我也欣喜地看到许多年轻人相继加入警察队伍，这里正在经历更新换代。”
“你对自己的收入满意吗？”我问。
多米尼克·吉洛特露出了神秘的微笑。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他过了一会儿说。
警察的薪资不是什么秘密，于是我去官方网站联邦公务员联盟上查探了一番。根据服役年限和薪资等级的不同，警察的税前月收入介于2120-7530欧元之间。此外，他们还有30天年假，并且值夜班也能折算成额外的休假时间。警察可以在63岁退休，若倒班工作超过25年，甚至可以在60岁退休。近80%的警察是两大警察工会成员，工会可以为警察争取涨薪，也代表着警察的利益，与其雇主——即各州内政部展开谈判。
“每天在工作中要面对那么多死亡和痛苦，你是如何减压的呢？”我问多米尼克·吉洛特。
“我会去打猎。”他言简意赅地回答。
“你靠射击减压？”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主要还是接触自然，感受野外生活。”他解释说。“在森林里呆上两小时后回到家中，感觉就像度了三天假一样。闲暇时我也喜欢观赏好看的电影。我是好莱坞的忠实影迷，但我不爱看德国侦探剧。它们太不真实了。”多米尼克·吉洛特笑着说。
肩章上一颗星，到手2600欧元
五年前加入凯泽斯劳腾警队的菲利克斯·布兰特（Felix Brandt）也不喜欢侦探剧。
“我每天上班都在上演侦探剧。”他说。
不过有时候，他出于好奇也会在晚上瞅一眼《犯罪现场》。这是一档已经在德国电视台连续上映了五十余年的侦探剧。“这些人都在想些啥……”他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对自己的妻子说。
妻子是他的倾诉对象，两人几乎无话不谈。布兰特欣赏她新颖的视角和睿智的评论。另外，有些话说出来本身就是一件好事。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权寻求心理援助——只需打个电话约定时间，通常当天或第二天就能获得心理咨询——但在布兰特看来，没有什么能够取代与知心人的交谈。
有些案件的确让人久久难以释怀。例如有一次，他和同事凌晨四点接到报警，有一群人沾染了酒精和毒品，在一间公寓里大声聚会，其中还包括一个才几天大的婴儿的母亲。他们到达现场时，有人正试图将婴儿冲进马桶。
“那个孩子已经死了。也许出生时就已经没了命。”布兰特说。“这样的事情无法被人忘记。如果要把这一切吞进肚子里，我肯定会彻底疯掉。”
没错，警察原本不是菲利克斯·布兰特的理想职业。他其实更想成为一名建筑师。但在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实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那里一整天都十分安静，众人都在埋头完成新的设计稿。于是，他渴望找一份能够来回走动、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当然，他从警的决定也受到了身为警察的叔叔的影响。
“当警察总要面对各种事情，时间过得很快。”菲利克斯·布兰特说。“早上来到警察总局，我们需要打卡，查阅邮件，阅读工作简报，并做好出勤准备。遇到斗殴、盗窃、交通事故等突发事件，我们当即就要展开行动。没有出勤任务时，我们也会外出巡逻或检查交通。在这个过程中，我还学会了一个波兰词。当我拦下一辆波兰号牌的汽车并想要检查司机的驾照时，我就会有礼貌地管驾驶员要‘prawo jazdki（波兰语中的驾照）’。”
菲利克斯·布兰特抱怨说，他所在的凯泽斯劳腾市犯罪率居高不下，远远超过其他德国城市。他说，这也与驻扎在这里的美军士兵不无关系。
“凯泽斯劳腾约有10万居民。但拉姆斯泰恩军事基地还驻有约5万名美军士兵。”布兰特说。“他们不被计入居民人数之中，却是犯罪统计数据中的常客。他们并不全是模范士兵，有时候也会干出格的事情。有些人退役后还会留在凯泽斯劳腾。许多人不会说德语，很难与他们进行沟通交流。他们没有学德语的动力，因为这里驻扎的美军人数众多，士兵们可以轻松地在酒吧里用英语点啤酒，用美元付钱，或是在军事基地里搞定一切购物。那里的购物中心就像一座小型美国城市。他们甚至还有自己的警察，我们偶尔也会跟军营警察合作。但这些警察在德国绝没有像在美国时那么规矩。”
菲利克斯·布兰特告诉我，他在警察学校就读时就做好了与有着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打交道的准备。“例如，我们在学校里了解到为何在进入清真寺前要脱鞋。”他说。“尽管在实际执勤时，我们并不总能做到这一点。幸好当今的警察队伍也吸纳了有着不同背景的人群。他们掌握相应的语言知识，能够更好地理解其他宗教和文化。虽然我们不在一个团队，但在遇到问题或需要翻译时，我可以随时向他们求助。”
在布兰特看来，德国警界的变化也体现了德国社会的变化。因此，德国警察也不再害怕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另一大转变是警察队伍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虽然最高等级的岗位依然由男性霸占，但越来越多的女性正走上领导岗位。”布兰特解释说。“警察的收入与性别无关，只和工作经验、职级和服役年限有关。”他补充道。
“能向我透露一下你挣多少吗？”我问。
“税后每月2600欧元。”布兰特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虽然我的职务级别还在最低一档，肩章上只有一颗星，但由于我工作经验丰富，所以我的薪资等级较高。没错，我挣得明显比做其他工作的同龄人多。”
菲利克斯·布兰特还顺便运营一个Instagram账号，目前已经有7600名关注者。
在观看布兰特巡逻、检查交通和参加集会的照片时，我注意到不仅他那由浅蓝色衬衫和深蓝色裤子组成的制服在显著位置上绣着他的名牌，就连他的防弹背心、毛衣和外套也不例外。“这是我们的规定，也是为了方便别人知晓自己在和谁打交道。”我的问题显然让菲利克斯·布兰特感到有些意外。“但的确有些人对这条规定不满。有些时候，他们更愿意隐姓埋名。”
“德国警察的装备都有哪些？”我追问道。
“一把手枪，一副手铐，一个手电，一根警棍或警用电棍和胡椒喷雾。”菲利克斯·布兰特逐一列举道。“在经过相应的培训后，我们还可以携带执法记录仪，也即一台安装在肩膀上的摄像机外出。它可以记录出勤的过程，视频后续还可以作为呈堂证供使用。”
据说，这类执法记录仪可以起到缓和冲突的作用；但正如布兰特自己所言，他处理这类情况主要还是靠与生俱来的耐心。他说，要是有人冲他大喊大叫或是对他不敬，他会先反复尝试心平气和地进行解释，从而和平的解决问题。只有在不得已时，他才会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
我在西南德意志电台制作的系列纪录片《夜间巡逻》中见过一个类似的场景。一名醉汉在一家夜店前寻衅滋事。警察耐心地对他进行劝说，同他有说有笑。整个过程中没有使用手铐，也没有动用暴力。等他冷静下来之后，警察把他带到火车站，好让他坐车回家。“有时候，保持克制、不为所动才是更好的做法。甚至也包括向他提供帮助，开车送他去火车站。要让一切恢复平静，这才是最重要的。”执勤民警在镜头面前说。
“我不知道从前是什么情况。”菲利克斯·布兰特叹了口气说。“一些年长的同事告诉我说，警察一度很受人尊重。没人敢和警察争吵，或是对其不敬。而现在的警察都得任由他人攻击、侮辱和挑衅。”
我们曾有过波兰学员
“警察这一职业对年轻人还有吸引力吗？”在吉洛特和布兰特曾经就读的莱茵兰-普法尔茨警察学院，我这样问西尔克·明希（Silke Mönch）。
“这是莱茵兰-普法尔茨州最受人尊敬的职业之一（根据Trendence学院的调查数据）。”这位在警察学院宣传和招募中心任职的高级警督介绍说。“不仅是因为公务员收入稳定，还因为警察这份工作有着良好的晋升机会和职业成就感。”
“一直做出正确的判断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许多情况并不是非黑即白。”安德莱阿斯·维尔格罗特（Andreas Willgerodt）说。“这份工作的挑战在于正确运用所学知识，特别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幸好我们在职业生涯之初就有经验丰富的同事提携，这绝对能让人感到安心。”
“申请人必须满足哪些条件？谁有资格在你们这儿就读呢？”我追问道。
“的确不是人人都适合当警察。”宣传和招募中心负责人、高级警监尤迪特·克莱默（Judith Krämer）介绍说。“除高中毕业等程序性要求外，申请人还必须具有德国国籍或永久居留许可，具备B级驾照并满足身高不低于162cm的要求。除此之外，他们还不能有犯罪前科，必须在警医处接受体检，并通过由阅读理解、数学和逻辑思维题组成的招募测试。另外，体测成绩也很重要，测试项目包括12分钟跑、障碍跑和攀爬训练。当然，最后还要通过面试。”
“这可够复杂的。”我叹了口气说。
“但申请者依然络绎不绝。”该校宣传和公共事务办公室的扬·卡维克（Jan Karweik）警长告诉我说。“去年我们有580名学员，其中女性占30%。另外，我们曾经做过事后统计，发现至少已经有170名波兰裔学员从这里毕业。”
“所有的毕业生都能被安排上岗吗？”我问。
“当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卡维克证实说。不仅所有的毕业生都能被安排上岗，而且他们还可以自主决定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哪家警察局工作。
我翻阅了这所刚刚庆祝过25周年生日的警察学院的信息手册。为期三年的本科学习包含12个模块，每个模块均由理论学习和实践学习两部分组成——整个大学阶段学习采用双轨制体系。其中的第二个模块吸引了我的注意：这个名为“民主法治国家的警察”的模块持续12周，其中包括3天的工作实习。从我口中听说波兰政府正越来越频繁地要求警察为其政治意图服务，面前的这位德国警察陷入了沉默。
这时，正好有两名学生——安德莱阿斯·维尔格罗特（Andreas Willgerodt）和莫尼克·斯陶赫（Monique Stauch）加入了谈话。于是，我便开口询问他们为何选择警察作为职业。
“主要是因为那种齐心协力、团结合作的感觉。”他们回答说。
“那在你们看来，当警察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我追问道。
“我们在教学中注重培养未来的警察在面对极端情况时的应对能力。”扬·卡维克插话说。“我们设置了以心理学为重点的教学模块，不仅告诉学生如何与市民沟通，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以及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还教他们如何应对压力。大家都以为我们坚不可摧，但实际上没有一个警察能忘记第一次面对死尸的场景。幸好警察如今也可以表现出脆弱的一面，承认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感到不知所措。从前可不是这样。”
“在某些练习中，我们会模拟特定场景，并采取相应行动。”莫尼克·斯陶赫补充道。“例如，我们最近刚刚以这种形式演练了醉酒司机的处置方法。老师没有给我们任何提示，身着制服的我们必须独立做出行动决策。随后，我们还要说出自己的困惑和心得。这一开始很困难，到了第二次就好许多。”
“未来我应该祝福你们什么呢？”在谈话的最后，我这样问他俩。
“祝我们肩章上闪耀一颗银星。”安德莱阿斯和莫尼克笑着说。
不再沉默！
塔尼亚·坎博里（Tania Kambouri）也梦想能进入警察学院学习。即便这并不容易，但她最后还是如愿以偿。没错，她是一个绝不轻言放弃的人——毕竟，她的父母是骄傲的希腊人。她本人38年前在德国出生。在进入波鸿警察局、头一次将制服穿在身上时，她觉得全世界都站在了自己这边。但后来一切都失控了。
塔尼亚·坎博里把许多事情咽进了肚子。直到有一次，因为在执勤过程中被人用“荡妇警察”这样的字眼反复辱骂，她终于受够了这一切，于是动笔给警察工会主办的杂志写了一份读者来信。在信中，她将从业十年以来积郁心中的沮丧之情和盘托出。她描述了自己所遭受的轻视，特别是年轻的穆斯林男子还曾一哄而上地反复挑衅，对她进行心理恐吓，甚至也不乏身体暴力。出于政治正确的需要，真相被掩盖了起来，而这是她所无法继续容忍的。塔尼亚·坎博里的读者来信刊出之后，杂志编辑部又收到了无数的信件。“终于有人敢于说出真相了！”来自全德国的警察纷纷这样写道。
在这封一时兴起的信发表两年之后，塔尼亚·坎博里在2015年出版了《警灯中的德国——一位女警察的紧急呼救》（Deutschland im Blaulicht – Notruf einer Polizistin）一书。该书一经问世，便跻身《明镜周刊》畅销书榜。在书中，她描述了身为女警察的自己每天所遭受的挫折和屈辱。举例来说：一次她接到报警出勤，可在到达现场之后，这个土耳其家庭中的父亲却拒绝和穿制服的女人说话。这或许是因为他把有着深色皮肤、棕色眼睛和黑色头发的塔尼亚当成了一个穆斯林女人。另一次，一群年轻男子在安全距离之外朝她比划淫秽手势，嘴上也不干不净。
坎博里描述了自己在日常工作中所面临的压力。她因此心力憔悴，甚至还出现了健康问题。她也在思考究竟该怎么做，才能帮助这群在她看来最容易触犯德国法律的年轻移民。她强调必须在学龄前就引入社会融入措施，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机会，并在家庭暴力出现时第一时间介入。她要求制定明确的规则和一致的法律。两年后该书第二版问世时，坎博里在新版前言中哀叹这两年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当局对她的呼吁一直置若罔闻。与此同时，她也有意回避了一个话题：自从该书出版以来，她一再面临仇外的指控。正是这样的指责让许多警察陷入困境。
日前，一则法兰克福特警队遭到解散的消息引发公众热议。一些特警队员因在通讯软件上交换涉嫌煽动民众情绪的极右翼内容和纳粹标志而被定罪。这个问题是否仅靠解散一家单位就能得到解决，抑或是否应对警察队伍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在各大论坛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时至今日，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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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现有333600名警察（对比数据：波兰有98000名警察），其中包括50800名联邦警察和271800名州警。2020年，德国记录在案的犯罪行为达531万起（波兰为786302起），其中超过33%的嫌犯为非德国籍。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包括盗窃、诈骗和损坏财物。针对警察的人身攻击数量上升约6%，达到15800起。2020年，德国共有245起谋杀犯罪被记录在案（波兰为656起）。目前，德国共有46054名在押罪犯和接受司法惩教人员（波兰2019年的数据为74130人）。
原标题：《国土安全：“报警请拨110！”——德国警察工作面面观》
作者简介：乔安娜·斯塔扎科（Joanna Strzałko）毕业于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斯堪的纳维亚语专业，后进入位于华沙的波兰记者学校学习。她从事记者和翻译工作，与《选举报》及其新闻子刊《大画幅》、专业杂志《特性》、门户网站weekend.gazeta.pl以及歌德学院在线杂志保持合作。此外，她的文章也发表在女性杂志《你的风格》、《历史新闻周刊》和《政治》杂志上。她曾获德波合作基金会资助，并入围2019年德国-波兰塔德乌什·马佐维茨基记者奖终选名单。乔安娜·斯塔扎科现于德国生活。
版权：歌德学院波兰分院
翻译：徐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