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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同体？政治正确？自产自销？15年后的德语戏剧评论圈
针对大评论家下达命令般的单向沟通的权力批评：2007年5月4日《午夜剧评》创刊 © Wikimedia Commons
文 / 克里斯汀·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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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解读方式才是关键
用《午夜剧评》的专业术语来说，当天晚上我被“狭路相逢，当面驳斥 (Gegenverkehr)”了。这虽说是现实生活一个很小的插曲，然而它的本质却的确如此。“狭路相逢，当面驳斥”是《午夜剧评》世界里的一个核心思想。十五年之前，当这个网页还处于创建初期，发布的评论还摆脱不掉单向度的沟通。纸媒时期的文艺专栏还没有评论功能，评论一经印刷出来，便或多或少意味着关于一部美学作品的探讨已经接近尾声。意见不同的声音——譬如在剧场里的酒吧——至多不过是在与评论人面对面谈话的过程中被提及。要让更广泛的公众听到这些声音，还要费力写一封读者来信，而对方还要将这封信予以发表。
当Esther Slevogt，Petra Kohse，Nikolaus Merck，Dirk Pilz以及Konrad von Homeyer在Web 2.0精神的鼓舞下创建《午夜剧评》时，那些单向思维的评论人作为“角色类型”已经濒临灭绝（还不仅仅是因为公务用车的时代缓缓落幕）。对于那些和我一样，带着学术背景中的后现代思想步入社会的一代人，那些在九十年代以及零零年左右开始职业生涯的人来说，评论家威严伟岸的权力形象不仅陌生，甚至可笑。并不是说我们谁也不觉得自己的观点有多么正确（我们毕竟是戏评人！），然而我们全都坚信：正是由于我们的观点从未统一，我们才得以进步。不同的解读方式就是关键要素，还可以借此吸引更多的读者，顾及到文化领域里方方面面的人群。最终胜出的是讨论本身，是在剧作上演期间从各个不同角度对舞台艺术展开的讨论，大家可以把戏剧看作“试验田”，可以看作是“镜像”或者“社会实验室”等等。
似是而非的利益共同体
那么在《午夜剧评》成立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交流状况到底怎么样呢？一个事实是，剧场酒吧在今天已不再是展开讨论的枢纽场所（不仅仅是因为疫情），除此之外，还有诸多巨大的变化都不容忽视。目前，比起剧场酒吧，人们更密集地在公众对谈，座谈会，或者在小组讨论会上相遇。在上述这些场合中，（戏剧）评论虽然不总是，但也的确更频繁地被邀请入席，还扮演着相对重要的角色。着实令人吃惊的是，文化行业有时候想当然地将文化媒体视为这个似是而非的利益共同体中的成员。
至于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哪些人和群体的（共同）责任，这方面的探讨已然很充分——《午夜剧评》创刊人之一，《柏林日报》的编辑Petra Kohse曾写过一篇十分敏锐的观察报道（https://nachtkritik.de/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853:positionen-der-kritik-vi-petra-kohse-ueber-die-prekarisierung-des-kulturjournalismus-plattformoekonomien-und-ein-spotify-fuer-qualitaetsjournalismus&catid=101:debatte&Itemid=84）。概括而言，民营媒体的发行量开始下降，在资源吃紧的情况下，首先受到殃及的往往就是文化领域。各个媒体的文艺专栏对于在政府扶持下得以生存发展的戏剧界——尤其是独立戏剧机构——的评论报道越来越罕见。然而，要与戏剧界的利益共同体联合起来，在他们的资助或者补助下，对上演的剧目进行报道——这已有不少人尝试过——也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而且靠购买得来的公众关注本身也很成问题。不仅如此，评论人还会面临如下期待：他们的评论最好可以更着重于“介绍”，而不是“批评”，评论人可以先好好一下传授戏剧舞台相关的入门知识，而且表述方式最好清晰响亮，不必谨小慎微。因为确凿肯定的语气才是社会的流行趋势。
回到单向道上
重要的不仅仅是社交媒体上臭名昭著的“踩”和“不喜欢”功能，更是为了让美学分类以及美学评判本身摆脱掉流行趋势的束缚。关于《午夜剧评》的剧目排行榜——也就是我们每周通过算法得出的十佳剧目，署名为“Berry White”的评论十分具有代表性：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毫无意义的排名”？它们是被“资本主义晚期的竞争主义特征”所框定的。文化圈里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响，也就是希望那些奖项——譬如说慕海姆剧作家奖（Mülheimer Dramatikpreis）——不应该经过专家评审颁发给某一位剧作家，而应该将奖金均分给同年所有的剧作者。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委任具有审美决断力的评审团，而不是从剧作的主题出发展开活动策划和讨论呢？《午夜剧评》诞生的初衷正是为了要打破这种“大评论家”独断的、单向沟通的权力结构，如今则干脆演变成为试图打破专家群体本身的评判——不管怎样，都要是批判性的观察而非纯粹的褒扬。Moritz Baßler在他的《新兴的中产崇拜》（Der Neue Midcult, https://pop-zeitschrift.de/2021/06/28/der-neue-midcultautorvon-moritz-bassler-autordatum28-6-2021-datum/）一文中，对文学以及文学评论提出了敏锐的观察，而戏剧领域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生机勃勃的争论范式，“狭路相逢，当面驳斥”——《午夜剧评》倡导的根本思想，却愈发强烈地受到“肯定以及赞誉范式“的挑战，甚至是被取代。而且不仅仅是撰写评论的人期待如此，整个文化传媒行业都是如此。 编辑部里早就开始讨论，评论里是否还应该出现具有责难意味的内容。“真会有人愿意看吗？”，会有人问，而且“只写那些值得推荐的剧目，难道不更加目标明确吗？”欢迎来到“肯定社会”，来和哲学家，文化学者韩炳哲探讨一下吧（韩对于社会的趋同表示质疑和批判）。仔细看看这份诊断书，上面写着：我们正走在退回单向道的路上，虽然《午夜剧评》创建的初衷是想要狭路相逢的争论辩驳。另一番描述是：从前是由于媒介的限制，无法发出不同的声音，今天却是所有人都坐在公车里，朝同一个方向前进。而这么做，我们就失去了讨论的空间。
毫无头脑的下半身思考
被改变的不仅是评论以及对评论的期待，而且当然还有评论的对象，也就是艺术本身。回到开头，也就是2007年柏林戏剧节的酒吧里：在那位演员来到我面前，递给我一瓶啤酒之前，剧场当时上演的是《乌尔丽克·玛丽亚·斯图亚特》（Ulrike Maria Stuart），这部由耶利内克创作、Nicolas Stemann导演、汉堡塔利亚剧院制作的，具有明显红军旅（RAF）色彩的作品正在进行首演。它在我的记忆之中是一部构思精巧、富于娱乐性、且具有典范意义的后现代剧场作品。在这场戏里，演员将油漆弹扔到政治人物的模型身上。剧中还有一处，演员Judith Rosmair和Susanne Wolff援引了耶利内克和她的作家同仁Marlene Streeruwitz的谈话，这段谈话曾于1997年在女性主义杂志《Emma》上发表，导演把这段对话加入到了戏中。两位女演员同时身披一人高的阴蒂外套——于是Marlene Streeruwitz在首演后不久就给汉堡塔利亚剧院发去了终止合作声明。这一幕太“有失尊严”了，她在信中说，这种表演暗示了“我个人，以及我作为女性作家的写作，是未经大脑思考的女性下半身的产物”。
个人权利 vs 艺术自由
这件事过去许久之后，人们才意识到，当时这位女作家的立场是多么孤立无援。Joachim Kronsbein和Wolfgang Höbel知道，整个后现代剧场体系中的成员（这其中也包括耶利内克）都站在了他们这一边，当他们接受《明镜周刊》的采访，与Marlene Streeruwitz对谈时问到：“您作为艺术家，当您把个人权利与艺术的自由相对立的时候，不会感到些许不妥吗？” Ulrich Khuon，时任当时汉堡塔利亚剧院的经理，今天柏林德意志剧院的主管，也没有签署这份终止合作的声明，理由是：这是一部“批判性的讽刺滑稽剧”，就算在剧院大厅的剧目介绍里对此只字未提，在他看来也是理所当然。而他的同事，塔利亚剧院的负责人Ludwig von Otting甚至回应说Streeruwitz的意图不过是“可笑至极的非难”，还说到，这样的表演“是对于女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角色进行适当的讽刺与夸张处理”，这一论调着实令人不悦，然而却不偏不倚道地出了问题的本质。
估计即便在今天，这位女作家对这部戏的控诉也不会成功。然而想要再找到一个让自己的女演员穿着阴道服装登台的导演，可能性也不大了（除非是Vegard Vinge想来一场易卜生作品的马拉松式演出）。唯一板上钉钉的是，即便今天再次出现这样的一幕——倘若真有的话——引发的探讨也会截然不同。 要是有哪位处于机构领导层的男性，想要解释女性“在艺术创作中的角色”，而且还对这些展现手法大放厥词，那他最起码，也一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如果把“这是一出夸张讽刺的滑稽剧”作为理由，那么他在twitter上的声明肯定只是一场争论的开始。
在黑暗的漩涡中
与以往不同，本文的写作意图，并不是想要对这些事件进行评价。然而描述这些事件也有其必要，这样才能看出评论界里发生的改变。那些被Joachim Kronsbein，Wolfgang Höbel，Ulrich Khuon以及Ludwig von Otting在当时视为理所当然的审美范式，如同上文所言，被受众全盘接收。但一旦面临美学领域之外的竞争，戏剧评论还能做什么呢？一旦艺术作品清晰地遵从了道德和政治的标尺，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戏剧从业者，这其中也包括文化记者，相应地更有可能受邀进入价值共同体，而不是进入一个美学事件之中，而这当然会强烈地影响评论的视角。当Katharina Rost和Jenny Schrödl两位戏剧研究者在2019年柏林戏剧节的闭幕讲演中总结当年受邀入选的剧目时，曾对当时世界上诸多晦暗不明的状况感到不安，并暗示出一种工作的途径，也就是“不在黑暗的漩涡，病痛，毁灭以及绝望中沉溺”，而是要“展示，未来是可以通过实践得以改观的”。记者和撰稿人Şeyda Kurt也在她为《午夜剧评》撰写的《❤️托邦》（ ❤️topia）专栏中提到，要在戏剧的舞台上寻求一种“全新版本的浪漫主义”，寻求“友谊与团结”。
焦点转向美学之外
有的受众期待在艺术表达中见到对自己（道德）价值观的确认和肯定，而这与大多数（评论界）前几代人将文化融入社会的思维模式存在着根本分歧。在这几代人的眼里，艺术是更加他者化的，是需要钻研的，它试图刺激并挑战受众群体——在理想状况下（当然绝非总是如此），是具有启发性的。诚然，这种纯粹的高要求在这一思维模式中体现着一种高价值：千禧年之初，评论中有大约一半都表述着：该剧目试图将观众拖拽出“舒适区”（有时甚至不是尝试，而是已经成功做到了这一点）。
“现代主义那种典型的，艺术品与受众之间的对话-等级制（dialogisch-hierarchisch）的相互关系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艺术作品对于其占有者的从属性。”：艺术学者Wolfgang Ullrich在他的新书《艺术，在其自主时代落幕之后》（Die Kunst nach dem Ende ihrer Autonomie）中的断言也贴合我们的戏剧领域。他阐述了艺术的焦点已经从美学转向了美学以外，从自主时代向后自主时代过渡：“在自主的艺术时代，作品往往激发人们的思辨，挑战观众的心理和情绪，这是自主艺术的典型特征，而后自主形式的艺术创作则致力于挑起受众的占有欲，或是共同经历、见证的欲望。”
自产自销，失去对立面的群体
如果进入到了价值共同体之中，那么理解的空间自然十分有限：价值观只能被强化或是被拒绝。那么受到后现代主义者推崇，用以与单向度的评论相抗衡的多元主义就有可能再次陷入狭隘的二元论：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不同意的人在疑虑中会自动远离。而消费者，那些价值观相同的人，便融入到制造者之中，形成自产自销的团体，而这一团体也不再需要对立面。如此说来，人们都无需什么敏锐的洞察力，也能预测出这会对文化报道行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而戏剧，作为“试验田”，作为“镜像”，或是“社会的实验室”，当然也不例外。
戏剧人Caren Jeß不久前曾在《午夜剧评》一篇关于当代戏剧界的清晰而又睿智的分析中写道，艺术领域令人喜闻乐见的政治化倾向也潜藏着危险，“将受到标榜的政治态度推上台，也就意味着压制不受欢迎的对立态度”。戏剧作品不必是正确的，这位戏剧人解释说：“教化原则早就过时了——艺术不是教学上课。”大体而言，在多样性存在的地方，“不仅仅有一种正确的声音”，Jeß如是说。他对于当代戏剧艺术的期望，也适合于整个戏剧圈：“不应该太过谨小慎微”，也“不要过分追求文本的无懈可击”。
作者：克里斯汀·沃尔 （Christine Wahl）曾于弗赖堡和柏林学习日耳曼文学，哲学以及社会学，从1995年开始从事戏剧评论，撰稿主要发表于《每日镜报》和《今日戏剧》。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曾担任《当代戏剧》的编辑，也曾担任柏林戏剧节，首都文化基金，柏林议会以及“冲动”戏剧节的评审，还是慕海姆戏剧节的评委会成员。自2022年开始成为《午夜剧评》的编辑。
本文原始德文版于2022年5月4日首发于德国《午夜剧评》（Nachtkritik.de）杂志。 翻译：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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