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是如何被视而不见的

西方文学自古以来就受到刻板性别观念的深入影响。神话和童话、经典与现代文学中都充斥着勇敢的男性英雄以及耐心容忍的女性人物。这其中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叙事实际又是在探讨什么？

文学中的性别形象

当我们试图摆脱二元性别观念的时候，陈旧的刻板角色依然在继续产生着影响，其中也不乏经典文学。这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展开反思，反思这些文学作品——在性别方面——究竟向我们讲述了怎样的故事。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早已在《第二性》中将男女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归结为：男人需要征服，女人则要成为他们的俘虏。男人要走入外面的世界，去探索、发明和创造，而女性则需要留在家中照顾后代。美国文学学者玛利亚· 塔塔尔（Maria Tatar）认为，各种神话、传奇与童话都证实了上述以性别为基础的叙事模式。白雪公主、灰姑娘、睡美人以及其他姐妹都被困在城堡、花园、或是塔楼里，等待着、忍耐着，与此同时，一个男人会踏上寻找她们的征途，与对手展开搏斗，取得胜利，最终成为解放者，而被解放的女性出于感激就会成为他的人。

在古希腊神话中，女性的命运也不需要行动，而是要等待男人，生儿育女。这其中就包括达那厄、欧罗巴和勒达，她们都与宙斯——宙斯分别以金雨、白牛和天鹅的身份——结合，产下勇于冒险的强健儿子。还有安德洛墨达，由于母亲吹嘘她的美貌而受到惩罚，被锁在了石头上，直到英雄珀尔修斯找到并解救了她。这些历尽苦难与折磨的女性数量远远超过了完美的女神，譬如充满智慧的雅典娜、勇猛的阿耳忒弥斯以及美丽的阿佛洛狄忒，这些女神都是无可指摘的抽象化身，而且——对她们来说幸运的是——大多难以亲近。

恶魔还是天使？

男主角都独立自主、历经险境、还带着必胜的决心，女主角则要接受社会的约束、耐心容忍、还要性格谦逊——这种刻板的性别观念自古以来都在塑造着西方的故事。玛利亚· 塔塔尔将其称之为“叙事的标准选项”。在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女性角色往往被塑造成不是天使，就是恶魔。她们要么恭敬顺从，具有纯洁无瑕的品格；要么就感性叛逆、让人无法控制——后者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是身为女儿或妻子最不受欢迎的性格特点。

黑白电影剧照，右边是女巫，正递给白雪公主（左）一个苹果。恶魔与天使？沃尔特·朗（Walter Lang）的电影版《白雪公主和三个臭皮匠》（Snow White and the Three Stooges，1961）|  电影静帧（局部）© picture alliance

即使是现代（由男性撰写）经典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譬如安娜·卡列尼娜、艾菲·布里斯特、艾玛·包法利或是《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也同样符合这一叙事标准选项的模式。这其中，还有特别有趣的一点：发生的情节按照传统看来应该归咎于谁？当然是女性以及她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和欲望。这一点在艾菲·布里斯特身上尤为明显，在她早早去世之前，她就常年生病、遭到家人的抛弃——她在社会的眼中一直都是一名奸妇，所以才承担着所有的后果。然而作品中却丝毫没有追问她是如何陷入这种境地的，也没有质疑社会对于女性和男性的双重标准——而这正是造成她不幸的原因。这种性别化的叙事一次又一次地重现着一种性别的至高无上，以及另一性别的所谓“自以为是”。

有无其他可能？

在男性撰写的经典作品中偶尔也会有不同的叙事模式与女性角色，但实属例外。例如，易卜生（Henrik Ibsen）的主人公娜拉在《玩偶之家》的结尾离开了丈夫和孩子，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的一生不过是她生命中几位男性的玩偶，这也使得娜拉这个人物成为了1900年前后女性解放的缩影。

然而与此相反，女作家总是从她们的角度出发来讲故事。用美国女性作家丽贝卡·索尔尼（Rebecca Solnit）的话说，何必要围绕“幸福过一生这种主题来讲述一个单一的故事情节——即便当真可以这么活，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到幸福啊”？早在简·奥斯汀（Jane Austen）和勃朗特姐妹的小说中就刻画出了不一样的反叛女性角色，这些作品也触及了女性可能的极限。女作家也驳斥了男性同仁作品中的要么天使要么恶魔的对立。例如一再出现的“阁楼上的疯女人”这种人物就体现了女性作家以及她们笔下的女性人物对于身处其中的厌女世界所感受到的愤怒——在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简·爱》中，罗切斯特的第一任妻子伯莎·梅森便是如此。由此，文学还可以对之前的文学作品展开评述，并指出——从前也一再指出了——之前被忽视的观点，试图加以补充。还有例如《藻海无边》中，女作者简·里斯（Jean Rhys）就重拾《简·爱》中的伯莎·梅森这个人物，让人物从自己的角度讲述“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一生。    

女性是如何被视而不见的

西方文学中的女性作家一再写到她们是如何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而无法融入并参与到世界之中的。包容与排斥、逃离与禁锢是女性写作的传统题材。从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到豪斯霍弗（Marlen Haushofer），从普拉斯（Sylvia Plath）到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这些女性作家都描述了那些不能发声的女性，呈现了她们在生活中格格不入的感受，或者讲述了她们完全消失的故事。这一主题直到今天依然在变换形态，却远远没有成为历史。女性作家还致力于赋予神话中的女主角以自己的声音和视角。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卡桑德拉》（Kassandra）就是标题人物在即将死去的那天所进行的第一人称叙事。帕特·巴克（Pat Barker）的《女孩的沉默》则让我们听到了布里塞伊斯的声音，她是被当做战利品而落入阿基里斯手中的俘虏。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佩涅罗珀》（Penelpiade）中，佩涅罗珀和她那十二名沦为奴隶的“女仆”讲述了伊塔卡群岛上残酷的父权社会。

文学作品中自主的女性角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处境艰难，一再引起众人的抵制与批判。女性要么被呈现为被动、无私的榜样，要么被塑造成自私、疯狂的反面形象。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自主的女性角色就会显得太过显眼。1880年，当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德国首演时，预定的女演员拒绝扮演一名抛夫弃子的女人。为了不影响演出，易卜生同意改写作品的结尾。在改后的结局中，娜拉最终短暂地看了一眼熟睡的孩子们，然后就再也无法离开了。于是，娜拉再次顺应了父权制的期待，成为了刻板的人物类型。与一些邻国不同，德国当时并没有准备好要接受易卜生真正塑造的自主而独特的人物。在天使和恶魔之间仍然没有女性视角的回旋余地。女性不能离开她的孩子，这与其说一个个人的决定，其实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现实。

时至今日，女性作家的作品一旦涉及自主的人物，那些抛开顾虑，想要走上自己的路的女性，就会遭到践踏，尤其是来自男性评论者的糟蹋。这也说明，这远不仅仅关乎审美鉴赏的标准。因为在文学与批评中，人们还在探讨其他问题：诸如可以允许谁来做什么，谁不行，以及如何惩罚的问题。还有诸如女性可以拥有哪些自由，哪些自由则过了头的问题。

版权：歌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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