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张废除警察、监狱和难民营的哲学思潮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
从主张废除警察、监狱和难民营的哲学思潮中，我们能够学到什么？谁能取代这些机构？在本次专访中，哲学家丹尼尔·洛伊克（Daniel Loick）提出了与当前的杀戮政治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
采访者：弗里德里希·魏斯巴赫（Friedrich Weißb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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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克先生，请问什么是废除主义？
废除主义（Abolitionismus）这一概念源自英语词“Abolition”，表“废除”之意，原本被用来形容19世纪加勒比地区和美国的废除奴隶斗争。进入20世纪后，这一概念也被其他运动所借用。这些运动将自身置于这一传统之中，提醒世人消除歧视的承诺仍然未能兑现。虽然美国已经在法律层面实现黑白平等，但背地里种族主义和压迫的结构依然存留并再生。这正是废除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借助各种主题所试图证明的东西。这些主题中就包括废除死刑的呼吁（实际上黑人被判处死刑的比例尤其高）以及在20世纪下半叶监狱收监人数陡增的背景下出现的反大规模监禁的斗争。当前，废除主义与黑命贵运动所引发的警察批判紧密结合，也由此受到新的关注。人逐渐意识到，各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如监禁、警察暴力以及在民族国家边境或跨国家边境实施的暴力行为）不仅已成为根深蒂固的社会常态，还在极大程度上作用于种族化群体，即黑人和有色人种。废除主义要求从根本上废除这些压迫和统治机制。
那么废除主义是否有具体的诉求呢？
当然。为了更好地框定其诉求范围，我们不妨回归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一书中提出的这场运动的原初理念。他在书中描绘了美国内战结束后的社会现实，并用“废奴民主”（"abolition democracy"）这一概念命名这场真正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基本理念是，有两件事情必须始终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这是一场否定的运动，是针对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国家暴力，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也就是反奴役制度的抵抗斗争。另一方面，如果不能与肯定层面形成互补，那么这种否定层面也就丧失了完整性。这意味着需要创建新的制度。例如在奴役问题上，新制度应当确保受害者的经济和政治参与，具体而言就是赋予他们经济和政治权利。但实际情况却是：虽然种植园里的奴隶名义上得到了解放，但他们很快便披上了“雇佣劳工”的外衣，再次面临极其相似的劳动条件。此外，从前的被奴役者还受到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特殊法令和诸如3K党（Ku-Klux-Klan，编者注：美国历史上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之类的法外暴力的影响。所以，仅仅让被奴役者融入现有社会是不够的，更需要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在今天的废除主义运动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双面运动的否定和肯定层面。例如，当废除主义者反抗监禁或警察时，这便是一场否定的运动，其目标是废除某种具体的暴力形式。但这同时意味着建立新的社会参与结构，警察问题从而转变为社会问题。例如，为了创造安全感，废除主义者建议加强医疗保健，优化住房供给，创造新的冲突解决机制，而不是大力发展警察队伍。所以废除主义绝不只是破坏，它总有建设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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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杜波依斯外，废除主义是否还涉及其他思想家或思想传统？这在思想史上是否有一条主线可循呢？
有很多！废除主义最主要的理论资源之一便是黑人激进传统（Black Radical Tradition），即黑人激进思想家所留下的传统。这一概念出自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他在《黑人马克思主义》（Black Marxism）一书中尝试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对种族主义的批判结合到一起。在这方面，C. L. R. 詹姆斯（C. L. R. James）是另一位重要人物，这位黑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重点研究了海地的废奴问题。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为现代废除主义运动提出了重要的关键词。在21世纪初，戴维斯率先将废除主义视为反对大规模监禁的一种视角并流传开来。此外，她还主张废除监狱，这种批判方式被“黑命贵”运动（die Black-Lives-Matter-Bewegung）采纳并广为传播。另一位当代废除主义的核心思想家是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作为一位人文地理学家，她专注于分析监禁制度（即旨在禁锢和隔绝人的制度）的空间策略，并试图寻找替代方案。所有这些理论家都不认为自己是天才或思想领袖，他们都把自己当作集体讨论的一份子，这也是他们与各种政治和实践运动及倡议一直保持对话的原因。由戴维斯和吉尔摩等人参与发起的“批判性抵抗运动”（Critical Resistance）就是其中的一个组织，它旨在反对监狱体系的扩大。对废除主义的理论发展而言，与实践的结合，作为具体的做法，其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各个理论家，因为它的理论建构总是在对这一运动的探讨中完成的。总之，我们必须强调。废除主义绝不是某种单一的运动。其中还有许多根本问题充满争议或悬而未决。废除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变体，其对监狱体系的分析也尚存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它究竟行使的是生命政治（biopolitisch）功能还是死亡政治（nekropolitisch）功能。
您这里所说的生命政治和死亡政治究竟指什么呢？
废除主义内部也曾围绕对监狱社会功能的实证分析展开过讨论。一方认为，这样做是为了提升特定劳动力的生产能力。这或许也受到安吉拉·戴维斯提出的“监狱工业复合体”（"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概念的启发。这就是福柯（Foucault）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分析：它旨在增添活力，也可以这么说，强化对特定躯体的剥削。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种族差异。有些躯体可通过刺激提升其生产能力，这在另一些躯体身上则只能靠监禁制度实现。另一方认为，监禁与其说是为了提升生产能力，不如说是为了管理低效生产；或者如吉尔摩所言，是一种“有组织的遗弃”（"organized abandonment"），也就是有组织的忽视。所以它不是为了创造活力，而是为了提前制造死亡。种族化的区分因此决定了一个人是继续活下去，还是注定要提前死亡。在我看来，许多全球发展趋势都印证了第二种观点，也即我们今天使用的是死亡政治策略而非生命政治策略。这就得提到，警察的暴力往往会以某些生命的死亡作为代价。而隶属边境管理的难民营显然也不是为了提升生产能力，而只是为了给那些多余或不受欢迎的人群提供永久的居留处所。如果把这一点放到对资本主义，特别是“种族资本主义”（"racial capitalism"）的分析之中，我们会发现比如说某些特定人群正被以某种不露痕迹的方式“有组织地遗弃”，例如生活在有毒环境下或处于危险的工作状况中。这些人往往也是被种族化、移民化和无产阶级化的主体。当然，这些人一方面具有生产能力，但他们也如吉尔摩所说，面临提前死亡的危险，或者说他们的死亡是受纵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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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死亡政治就意味着提前死亡？
对，那就是杀戮或死亡。死亡政治也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是被警察射杀：在美国，这一案例每年数以千计，也就是说每天平均三人，这实在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一个人如果被投入监狱并与世隔绝，或是因生态破坏而失去生活基础，抑或因领土划分而被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那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了。所有这一切都是“遗弃”（"abandonment"）的方式，也就是说，某些特定的人群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而废除主义则秉持另一种愿景，即没有人是可有可无的。我们必须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的人不再轻易接受生命的陨落，也不再对此习以为常。
您觉得什么地方最需要废除主义批评呢？
在我看来，对边境管理的批评是其重要的应用领域之一。这最能体现废除主义的紧迫性和合理性。多年来，我们持续在地中海和欧洲外部边境地区的难民营观察到不人道的现象，而这一切都拜欧洲边境及海岸警卫队（Frontex）所赐。指望难民潮自己消失，在我看来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恰恰相反，鉴于生态灾难和战争冲突在世界范围内日益加剧，难民潮只会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所以我们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接受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死伤——这是野蛮人的选项，要么从废除主义的视角出发，倡导废除国家的边境暴力，寻找某种独立于国家意义上的隶属关系和公民身份之外的政治组织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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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是怎样的一种选择呢？
一方面，废除主义视角是对边境暴力的否定性抵抗。正如无边界政策（No Border-Politik）所推行的那样，任何国家都无权限制难民的流动。另一方面，这并不是简单地废除什么，而是要找到不再以领土边界原则为基础的全新共存形式。这或许是以某些欧洲城市已经开始尝试的避难所或庇护城市（Sanctuary City）理念为导向。避难所不会问来人“你有证件吗”，而是问：“你需要什么？你有哪些需求？”在我看来，将这个问题与公地（Commons）问题结合在一起，将会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公地指的是不受名义和资格限制，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城市基础设施。如果我们以这些问题为导向，废除主义的观点一下子就变得十分具体、务实且具有现实政治意义。最后，我们只需问问自己想要在哪些城市和圈子里生活。如果有人反驳说，废除主义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幻想，那我要说，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恰恰是现在的状态。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言，紧急状态或危机不是灾难，“安于现状才是灾难”。
对警察和监狱等机构的批判主要盛行于美国，那这种批判也能简单地移植到欧洲的语境中吗？这样做会不会有分析上的不确定性？
许多理论的确是在美国或北美的语境中发展壮大的。我并不认为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移植过来，因为德国社会自然很不一样。这里的刑罚机构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延续脉络和社会作用方式，必须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废除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和跨国性，所以美国的讨论也可为这里的政策与分析提供启发。例如对“种族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德国，但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应。从废除主义之争中诞生的国际女性主义讨论也具有开创性。
这是否也能与德国的一些论争联系在一起呢？
德国有着自己的废除主义传统。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难民们在斗争时便打出了“废除难民营”（"abolish Lager"）、“废除欧洲边境及海岸警卫队”（"abolish Frontex"）和“废除欧洲堡垒”（"abolish Festung Europa"）的口号，这其中便已蕴含废除主义思想和对国家暴力的批判。还有一些团体反对压迫，向政治犯提出声援。此外，在德国的法理学和批判犯罪学传统中，也有以约翰尼斯·费斯特（Johannes Feest）、格林达·斯茂斯（Gerlinda Smaus）、海因茨·施泰奈特（Heinz Steinert）、赫尔加·克莱默-谢弗（Helga Cremer-Schäfer）和克劳斯·君特（Klaus Günter）等人为代表的一个分支。这些1980年代兴起的流派主张彻底废除刑法。在今天的欧洲或德国语境下，这些日渐式微的讨论显得有些另类，但它们却能与受“黑命贵”启发的新运动产生有趣的联系。瓦内莎·托普森（Vanessa Thompson）或许是废除主义在当代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与她的合作中，尤其是在共同写作这一如今出版的读本（编者注：即《废除主义》（Abolitionismus）一书）的过程中，我从她身上学到了许多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东西。
您提到废除主义运动是反种族主义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它必然要反对种族主义呢？对警察和军队的批判是否暗含了反种族主义的维度？或者说，对警察的废除主义批判是否也可以在种族主义议题之外独立展开？
废除主义者会说，警察暴力、监禁暴力和边境暴力必然都与种族有关。种族不仅是这些机构合法性叙事的中心，也是其实际运作方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始终考虑到这一因素。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错失权力和统治逻辑中的重要一环。在我看来，废除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打破了阶级斗争和身份政治的愚蠢对立，而这恰恰是当今许多左派论战中的常见做法。废除主义自然而然地将阶级、种族、性别和其他压迫机制整合到了一起，而不是之后再将它们逐一相加。因此，如果仅从废除主义中删去种族这一因素，反倒有些令人费解，因为它至少与阶级地位和性别问题密切相关。审视监禁的现状，我们会发现被监禁的几乎都是穷人，所以它在本质上也是一个阶级问题。此外，废除主义也明白监禁的影响绝不止于狱墙之内。虽然被收监的女性人数远远少于男性，但监狱系统也同样影响着女性的生活，因为她们将在遗留下来的社群中从事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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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主义理论是如何批判警察的呢？
废除主义批评过去两年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黑命贵”运动的启发，而这场运动发源于对种族主义警察暴力的直接体验，也就是发生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谋杀案和路易斯维尔的布罗娜·泰勒（Breonna Taylor）谋杀案。治安管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这些骇人听闻的死亡事件，其中还包括日常生活中微妙的骚扰和歧视。在这个过程中，警察采用了差异化的处理方式，将有色人种和白人区分对待。但废除主义的警察批判不同于纯粹的反压迫批判，因为压迫是可以轻易消除的外部事物，而警察的作用则会影响我们的全部主体性。而且这种影响也是有所区别的：对许多有色人种而言，是否会遇到警察决定了他们会去哪些地方，又要回避哪些地方。相反，身为白人的我反复看到黑人靠墙排成一排接受搜身的画面，也会有所触动。一方面，这教导我应当将谁视作自身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这又让我明白是警察保护我免受这些危险元素的伤害。而废除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试图打破警察机构的这种理所当然。保障社会安全，减少社会暴力，不应依靠警察机构。相反，我们应该依靠一系列不太以暴力为基础的其他机构来化解社会问题，调和矛盾冲突。
多年来，女性主义的倡导者一直致力于推动女性在遭遇家庭暴力时去求助警察，检举施暴者。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有警察出手干预，难道不是好事吗？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回归到杜波依斯的思想上来，明白废除主义绝不是简单地消除某些东西，废除的过程往往也伴随着替代性结构和机构的建立。家庭暴力和性暴力是废除主义影响下的女权主义者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她们首先就指出，警察往往不但无法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扩大化。美国的研究表明，警察具有家庭暴力倾向的比例是普通人的四倍。在德国，许多女性，特别是具有移民背景或居留身份存在不确定性的女性在成为性暴力的受害者后，往往不会选择报警。在法兰克福警方近年来爆出的丑闻中，有超过100名警察参与了极右翼色彩的网络聊天，这足以说明女性为何不敢报警。如果你在法兰克福报警，就得想到可能会有某位极端右翼分子出警。所以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我们真要赋予这些人处理暴力和创伤事件的权力和能力吗？其次，另一些机构可以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这另一些机构具体是怎样的呢？
我们可以借助德国妇女运动既往的批评回想一下。在妇女运动眼中，警察和身边的施暴者无非是父权体系的两个不同侧面。指望一群男性施暴者去保护她们免受另一群男性施暴者的伤害，无疑是极度短视的做法。妇女运动由此得出结论，必须成立自发的机构，确保在不借助国家暴力的情况下对攻击行为做出反应。基于这一基本理念，各地成立了自主管理的妇女之家协会。这些协会的目标是结合妇女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首先是让女性有机会搬出自己的家，远离暴力环境。我觉得这种理念值得推广。要知道，有多少财政资源和希望被寄托在了警察身上，而它们原本可被用于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替代方案。监禁或惩罚暴力犯罪者，对受害者的帮助往往十分有限——何况就连惩戒这一点也往往无法做到。更重要的是提供社会保障、住房和儿童照管服务。所有这些十分具体的举措都应在一个更广泛的、全社会范围内反对父权体系和性暴力的背景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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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警察等控制机构的社会该如何运转？废除主义运动在这方面有没有具体的方案或建议？
吉尔摩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废除已存在”（"abolition is presence"）。废除不是个遥远的目标，它已经以多种形式存在。它的理念在于，某些群体或社群无论如何都得不到国家的保护，他们没有机会接触警察，也无法报警，比方说就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这些社群形成了自己的手段和处事方式，这恰恰在寻求替代性结构时可以用作基础。一个经常被拿来讨论也广为人知的例子是所谓的“转型正义”（"transformative Justice"/ "transformative Gerechtigkeit"）。这是一种主要由有色人种妇女制定的应对性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的措施。它不依赖警察，因为根据她们的分析和经验，选择报警往往只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糟糕。与此同时，她们又不愿让女性成为交往关系或社群中暴力的受害者。所以她们提出了“社区问责制”（"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gemeinschaftliche Verantwortungsübernahme"）这一设想：一起暴力犯罪不是受害者和施暴者两人之间的事情，整个社会都要参与其处置过程。它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排斥或惩罚某人，而是实现整体状况的转变。这一方面是要满足受害者的具体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可持续的，可促成施暴者行为的转变。这种方法与国家刑罚机构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更想阻止犯罪，就以隔离危险因素为目的，却对其他状况不闻不问。当然，“转型正义”的模式绝非完美，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一些在小范围内形成的设想可为全社会的替代方案提供指引。
那我们为何要选择直接废除呢？为什么警察不能从内部进行改革？难道雇佣更多的女性，探究并彻底消除种族主义结构还不足够吗？
废除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改良主义的批判。它源自对国家暴力具体影响方式的分析。废除主义者们发现：在历史的长河中，警察和监狱都曾一再经历新的改革。但这没有给它们的基本结构带来太多改变，反倒常常助长了它们的合法性。例如，事实表明警察招录政策的变化并没有带来整个机构的改变。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德国，过去几十年来都有不少黑人、移民和女性成为警察。但黑人警察的种族主义程度往往不逊于白人警察。这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让他们必须时刻在同事面前证明自己；这使得他们承受一定的压力，从而变得比后者更为严苛。我们当然可以让机构变得更加多元化，但它们依然以特定的运作方式为基础，而这种方式是基于暴力执法，而非参与和自决。那些依赖技术解决方案（如随身摄像头）的改革也走向失败。虽然所有罪行都被记录在案，但警察犯罪不会遭到追究。问题从来不是不知情或缺少或证据，而是在于执法机关的等级结构。归根结底，这些解决方案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资金被投入到警察部门，而不是将其解散，并寻求替代方案。基于上述经验，人们对许多改革措施抱有极大的怀疑态度。总之，我们必须寻找结构性和覆盖全社会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想方设法改变警察。
为什么这种结构无法得到改革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废除主义认为，正是结构性机制使得这些机构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警察与军队一样，在结构上被划分为等级进行管理，依赖暴力手段。这导致警察中右派多于左派，因为这种结构会吸引特定的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会彻底拒绝所有的改革要求。在废除主义中，也有的改革被称为“非改良主义改革”（"nicht-reformatische Reformen"） 。它们适合作为更彻底的转型进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改革机构。减少执法机构资金投入并将其用于其他机构的诉求，就是这种改革的一种体现。另一个例子是除罪化（Entkriminalisierung）的诉求，例如不再将贩卖和吸食毒品定罪。如果这一诉求能在德国得到贯彻，那么日常的种族定性就将直接失去一项重要的依据。这些都是通过改革减少国家暴力的具体举措——只要它们还是废除主义意义上的改革。
但随着全社会就妇女权利展开讨论，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被吸纳到警察队伍，处理针对女性犯罪的方式不是已经发生改变了吗？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国家层面的努力不也让许多从前不透明的事情变得越来越透明了吗？这难道算不上成功的改革吗？
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人们对针对女性暴力的重视程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女性主义运动在全社会范围内取得的瞩目成就。但这其中也存在某种矛盾：例如女性主义运动作为一场由白人女性主导的运动，竟然也开始诉诸国家暴力。比如在2016年科隆跨年夜大规模性侵事件发生后，反对性别主义和父权暴力的斗争被用来强化种族主义，甚至是要求采取更严厉的驱逐政策。这种行为又衍生出了新的父权暴力，受影响最深的恰恰是最为弱势的女性，即有色人种女性和居留身份存在不确定性的女性。所以有色人种女性必须一再呼吁主流女性主义不要只从白人的角度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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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一场历史性的军备竞赛正在进行。支持军备竞赛的人说，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在极端情况下抵御敌人的攻击，从而最终守卫和平。废除主义在这方面持什么态度？对于那些参照乌克兰命运，要求打造强大军队的人，我们又该如何回应呢？
和在其他政治语境中一样，废除主义内部目前也正围绕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问题争论不休。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废除主义没有统一的答案，因为废除主义本身也是一个涵盖各类观点的多元语境。其中既有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有民族解放主义者。但对军国主义以及许多西方国家所奉行的帝国主义的批判一直是废除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批判通过军事手段或资本手段谋取地缘战略利益的做法，也反对军国主义对内推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男权象征的不良影响。但废除主义运动并非绝对遵循和平主义。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像黑豹党（Black Panther）这样激烈的武装反抗。同样，反殖民主义的解放斗争往往也通过半军事手段进行。恰恰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废除主义为我们提供了军备竞赛和（在我看来）天真地寄希望于外交努力之外的第三种立场。在乌克兰问题上——以下回答仅代表我个人的立场——废除主义的主要干预点在于不再将俄乌冲突视作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我们不应把这视作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然后再去追问德国或西方现在该怎么做。
那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场冲突呢？
国家始终是不同力量的竞争组合，这些力量也会跨越国界，与其他国家的力量保持联系。例如在国际工会运动和全球女性主义者的联络中，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女性主义者都在共同反对军国主义。而在某些右翼团体中，德国的纳粹分子还在和乌克兰的法西斯主义者相互勾结。如果我们仅用民族国家的逻辑思考问题，就无法发现这些矛盾。所以第一步就要打破民族主义思维，仔细研究哪些行为主体参与了冲突，以及军事对抗之外的冲突究竟在哪里出现。第二步则是在这种状况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在如何用废除主义视角看待战争的问题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声援乌克兰人民。这意味着转向乌克兰的左翼自治组织，如工会、女权运动和草根组织，询问他们的需求和诉求。假如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目前几乎所有乌克兰左翼运动都支持西方提供武器。例如，乌克兰的女性主义者坚持她们拥有反抗的基本权利：她们称，需要这些武器来维护团结，因为这是赤裸裸的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支持提供武器，但必须是为团结的结构输送团结的力量，而不是为某个国家服务。第三，当人们不再从民族的角度，而是从废除主义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那么除提供武器外，还有许多其他政治视角也变得清晰可见，例如对难民的声援、对逃避兵役者的支持以及对重建社会基础设施的关注。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德国要重整军备。从废除主义的角度来看，这应该遭到强烈反对，因为德国不是一个团结的倡议组织，而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军备竞赛从长远来看对谁伤害最大，那就是现在便面临提前死亡威胁的人。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废除主义理论中学到什么呢？
我想强调三点。首先，应当将国家暴力提上议事日程。这是许多左翼运动至今仍未考虑到的问题。国家并不是一个满足公民诉求的中性机关，它也暗含各种形式的死亡政治暴力。对于一场解放运动而言，对这些形式的分析和批判尤为重要。其次，我们要综合考虑压迫的不同层面，特别是种族、阶级和性别。我们需要停止将阶级政治和“身份政治”（"Identitätspolitik"）相对立的徒劳做法。相反，我们需要寻找它们的内在联系，例如种族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联系。最后，废除主义的转型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启示。如何处理世界范围内的暴力排斥，而不重复某些遭排斥群体仅需被社会接受的想法——在这个问题上，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它要求超越现有的社会参数，自下而上地摧毁权力结构，最终用其他社会架构取而代之。在我看来，这不仅具有吸引力，还是当今唯一符合实际的转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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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简介
丹尼尔·洛伊克（Daniel Loick）现任阿姆斯特丹大学政治哲学和社会哲学副教授。他特别关注针对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批判理论以及各类底层社会形式。2022年7月，他与瓦内莎·E·托普森合作主编的《废除主义》读本在苏尔坎普出版社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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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什么是废除主义？丹尼尔·洛伊克专访”
原作发表时间：2022年7月15日
译者：徐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