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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女性的身体,关于母亲和非母亲 | 文慧肖像
Original
曹克非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
2024-09-02
在2024年国际妇女节的前两天,编舞家文慧的最新作品《新生育报告》在柏林HAU剧场演出,该作品于2023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Künstler:innenhaus Mousonturm 创作首演。在这部作品中,文慧一如既往继续探寻(女性)身体,将印刻在身体中的记忆具体化、可视化,扩大了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空间。另一方面,她展现了四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舞者从父权制度及根深蒂固的习俗中解放出来的勇气。
在《新生育报告》中,文慧开始搭建一座与自然材料、人和记忆紧密相连并朝向未来的建筑,她在主题、声音和视觉景象上清晰地表达了与他人共同改变世界的渴望。本文回顾了25年前《生育报告》的首演情景,试图追溯文慧的人生经历以及与之交织的艺术道路,解析两个“报告”之间的深刻变化。
文 / 曹克非
《生育报告》
1999年冬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小剧场里充满着紧张好奇的气氛,那是舞蹈编导文慧的《生育报告》的首演前夕,这是她独立于官方的 "生活舞蹈工作室 "出品的作品,首次在首都的中心上演。演出免费入场,剧场已聚集了很多人,里面没有座位,观众可以自由走动。演出地面上已经铺着五颜六色的床单,空间里挂着一床宽大的白棉被。一位日常装束的女子已经坐在餐桌旁自言自语,而一位男士则睡在“舞台”上,盖着棉被,就像在家里一样。我们看到的第一幅画面就像从日常生活中经历的那样熟悉。每个在场者都等待着发生什么,因为一切都与在剧院里看到的不一样。
《生育报告》,摄影:Lin Youjuan
2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个夜晚,那些经由动作以及大多用方言讲述的故事所唤起的疼痛感。一条悬挂着、用小被子缝制起来的床被充当投影屏幕,它是与现场表演互相交织的纪实层面。表演者的母亲们被投影到屏幕上,讲述她们怀孕、生产和当母亲的经历,这些素材来自文慧与她们的多次交谈。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则用摄像机采访了现场的舞蹈演员,并将她们的脸直接投影到床被上。
日常材料的使用是文慧作品的特征,这在当时的北京还很少见。文慧从居民那里挨家挨户收集来的旧棉被和床单,仿佛是时代的无声的见证者,它们被折叠又被展开,被当作行李或孩子背在女人的身上,或成为她们身体的一部分。所有这些熟悉的画面都远远超出了日常范畴,它们激发了观众的个人记忆以及对常规剧场的再现美学的反思。
生活舞蹈工作室
文慧是中国纪录舞蹈剧场的先驱。除舞台作品外,她还拍摄纪录片、制作装置、策划艺术项目。她1960年出生在昆明。13岁时,她开始接受古典舞训练。由于自己娇小的个子,她从未被选上作独舞表演,在群舞中也只能站在最边缘的位置,这些都是在僵化的体制下成长的经历。上世纪80年代,文慧在北京舞蹈学院学习舞蹈编导,当时,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学科。1989年毕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国东方歌舞团担任编导。1994年,文慧在纽约生活了半年,这大大开阔了她对舞蹈和艺术的视野,推动了她未来的艺术发展。
回到北京,她与自己的生活伴侣、纪录片导演吴文光一起创办了“生活舞蹈工作室”,意在让舞蹈走入生活,让艺术接触社会。他们的愿望是“表现生活本身”,远离意识形态和商业操控。文慧开始摒弃所学到的教条,如表现力和精湛技艺,而对叙述、肢体语言和现实世界的素材产生了特殊的感觉。
《100个动词》的首演以10多位不同职业的参与者的日常动词为基础,它标志着文慧创作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她与不同职业的人、专业表演者和各领域艺术家平等合作。其后的三部曲《生育报告》、《身体报告》(2002年)和《37,8˚C 报告》(2005年)将纪实材料与艺术手段相结合,形成了“生活舞蹈工作室”的独特风格。
2005年,工作室迁入北京东北部的草场地,称为“草场地工作站” ,那里开设了独立的小剧场,组成了一个家庭式的集体。在这个体制外的边缘地带,他们举办了大量的工作坊、演出和交流活动。2008年,“生活舞蹈工作室 ”以长达八小时的演出《回忆》为新的方向。文慧、吴文光和作家冯德华(《生育报告》中餐桌旁自言自语的女子)在文革期间的私人记忆、老照片和纪录片片段,是这部个人化和身体化的纪录剧场的出发点。随后,工作室于2009年启动了长期项目 “民间记忆计划”。
该项目旨在深入研究历史和社会,并邀请不同阶层的人带着摄像机回到自己的故土,研究中国近代史中那些未被公开探究过的重大事件。从那时起,文慧开始拍摄自己的纪录片。这一 “民间记忆计划 ”孵化了一系列纪录片和舞台作品:《记忆II:饥饿》(2010年)、《记忆在路上》(2011年)、《听三奶奶讲故事》(2012年)、《记忆III:墓碑》(2012年)。2014年,文慧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由于房地产市场租金急剧上涨,“生活舞蹈工作室”不得搬离草场地,文慧也与几十年在一起的伴侣分手。从那时起,她和“生活舞蹈工作室 ”开始了游牧生活。
艺术对历史意识的干预
回到《生育报告》之夜。记得首演结束后,许多朋友和观众在剧场里久久不愿离去,兴奋地讨论着,直到夜班门卫不得不关上大门。那是当代艺术和实验剧场在北京生气勃勃的年代。十年后,昔日的人艺小剧场作为城市重建项目的一部分已被拆除,不复存在。25年后今日的北京,从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还留下了什么呢?
我认为《生育报告》是文慧关注个体命运、寻找个人记忆、凝视宏大叙事之外的女性身体的剧场范本。
因为正是无数个人所经历的历史组成了国家的历史,无数个到至今仍被官方讳莫如深、在集体意识中被遗忘的个人历史。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文慧与大多数80 后的年轻人共同创作的作品《记忆 II:饥饿》。它讲述的是所谓的 "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1959年至1961年期间因 "大跃进 "土地改革而发生的大饥荒。文慧和这些年轻人一起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采访他们的祖父母和其他亲历过这段时期的老人。在演出中,这些年轻人自己站在舞台上表演,将他们的采访作为重要的当代文献呈现出来。
身体的社会印记
《生育报告》也是文慧孜孜不倦探索身体、拓展舞蹈边界的成功作品。
她认为,每一个生命故事都在身体上留下了印记。在创作《100个动词》的时侯,编舞家说:“我不关心你怎么跳,而是你在跳。我喜欢与不同的人合作,他们的身体是真实的。我们不强调身体技巧,你的生活经历就是你的技巧。我深信,生活引向哪里,我们的舞蹈就在哪里。”有了这种意识,文慧将各式各样的人聚集在一起。
无论是《与民工共舞》(2001年)中的农民工,还是《听三奶奶讲故事》中的三奶奶和她的母亲,无论是《回忆》中的作家,还是《普通人》中的捷克工程师,文慧对身体的探索就像用手术刀一样,一层一层地揭示出个体的、独特的一面。在八小时版本的《回忆》中,文慧走得更远了,她专注于自己的身体,研究肢体语言与社会塑造之间的关联。
在排练过程中,她有意摒弃了任何复杂的表现形式,只为自己选择了单一的走线和动作:向前行走一步、身体后倾、呼吸、身体伸直、再向前行走一步……这种熟记于心的姿态让她回想起自己作为女性的成长经历。在演出中,文慧在舞台上站了八个小时,重复着这一连串的动作,仿佛在参禅。她说:
“人的身体真的可以超越自我。用身体比用大脑走得更远”。
《听三奶奶讲故事》,摄影:Yan Xiaoting
女性的命运
2011年,文慧深深陷入人生的危机。她以 “民间记忆计划 ”为契机,回到云南老家,去一个叫大河边的偏远山村,看望一位84岁的老妇人。她是文慧父亲的三婶,人称三奶奶。当时,艺术家很纳闷,为什么父亲从未向她提起过这位亲戚。当她决定在父亲去世后追溯自己的家族史的时侯,她才知道三奶奶是她那一代人中最后的幸存者。艺术家有一种想要了解这位长辈女性的强烈冲动。在单人表演的《我60》中,文慧讲述了这次独特的相遇:“三奶奶早上7点就起床了,她在村口等我,就像在隧道尽头久久等了我50 年,就像她的亲孙女终于回家了。
她告诉了我她的一生”。文慧惊奇地发现,三奶奶给她真正的孙女起的名字也叫文慧。她倾听三奶奶的讲述,和三奶奶一起生活,一起跳舞,一起排练。三奶奶的经历从她在小康之家的童年、1949年解放建国前的包办婚姻和离婚讲起,到后来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以及所有家产被征收,再到她母亲的自杀创伤。文慧了解到了她从未听说过的家庭秘密。然而,令她深受感动的是,三奶奶在这一切难以想象的命运打击下,依然保持着她的大笑、她的幽默和活力。
《红》,摄影:吴承欢,© 歌德学院(中国)
从2011年到2012年,艺术家三次来到三奶奶的村子,记录下了与三奶奶相处的印象最深的时刻。在纪录片《与三奶奶共舞》(2015年)中,我们看到两位来自不同年代的女性一起通过舞蹈而接近,彼此亲密地接触和拥抱。年轻的对年长的说:“阿奶,伤心的时侯就是要跳舞,我们跳跳舞就不伤心了。”
2013年,文慧第四次来到大河边村,得知三奶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但对于"终于回家的孙女"来说,她从未离开过。从第一次相遇开始,三奶奶的精神就像一盏灯,给了文慧不放弃的力量,也驱使她对父权制度下的固定模式和(中国)女性被束缚的境遇进行深刻的反思。这次相遇激发了文慧多才多艺的才华,之后她创作了两部关于三奶奶的纪录片和一部以三代女性视角讲述的多媒体剧场作品。
2015年,文慧在《红》的演出中进一步探索女性命运的主题。2014年,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纪念50周年,这是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在文革期间为宣传意识形态而打造的八部样板戏之一。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文慧找到了样板戏中的前舞蹈演员,并与当时的见证人进行了访谈。
最后在新的作品《红》里面,她和其他三位女性表演者一起解构了这个芭蕾舞剧中中心化的舞台视角、等级化的角色出场,解构了悲情又类型化的舞蹈动作、符号化的服装和道具。文慧揭示了在现实中女性自我牺牲的角色和时代的谎言。
我60
2020年,文慧60岁了。她借此机会回顾和反思了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这促使她创作了第一部自己单人表演的作品《我60》,并在2021年魏玛艺术节上首演。这个演出从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盛行的默片中汲取灵感,讲述了女性不公的命运以及她们摆脱这种命运的意愿,伴随着与三奶奶的内心对话,表演者反思了她自己的童年和曾对她的生活产生过很大影响的母亲,同时也反思了她作为一名女性和艺术家的人生危机。
在自传性材料呈现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有关中国女性在男权主导的体制下的生存状况的历史图片和当下的统计数据,这些又与表演者现场的身体建立连接。2022年2月初,《我60》演出后不久,一名居住在中国某一村庄、生了多个孩子的女子的照片和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她被绑架、强奸,并被残忍地虐待为生产工具。这一事件暴露了社会最黑暗的一面。
《我60》,© Nora Houguenade
在《我60》中,文慧与纽约大学电影研究系教授张真(戏剧构作)合作,尝试运用起源于上海默片时代的“联动戏”的表演方式,即电影或相片的画面作为全景与现场表演互动。投影成为从虚构世界到现实世界、从过去到现在的一道门槛,反之亦然。现场表演、视频和音频的相互作用创造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综合艺术作品。这个演出是文慧迄今为止最个人化的表演,同时它也穿越了中国(女性)历史的各个时代。这是给她自己也是给观众的美妙的生日礼物。
在影片《与三奶奶共舞》中,文慧和三奶奶在舞蹈互动时有一段感人至深的对话:
文:阿奶,你咯看见我了?
奶:看见了。你咯看见我?
文:我也看见你了。阿奶,你在哪里?
奶:我在这里。文慧,你咯看见我?
文: 我的心看见你了。
奶: 我也看见你了。
在这场单人表演中,有一盏闪亮的灯长久立在台上。三奶奶似这盏灯,无处不在。而文慧将它传递给我们。她相信,每一个生命都会找到自己充分绽放的时机。而我相信,文慧的生命将从60 岁开始再次绽放。
《新生育报告》
在《生育报告》首演 24 年之后,文慧于 2023 年 11 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 Künstler:innenhaus Mousonturm 创作了剧场作品《新生育报告》。在此我们看到了什么 “新”的?这一次,舞台上只有女性,她们与鲜艳的床单和白色被芯共同搭建了一个世界。这些日常用品作为可塑造的“活力之物,以自身的物质性成为舞台上的另一类表演者”(源于陈恬的文章《活力之物》)。这些可以看作是早期《生育报告》的延续,但它们呈现的世界更广阔了。在《新生育报告》中,包括文慧在内的四位表演者分别来自中国、伊朗、泰国、意大利和德国,她们属于不同的时代。这样的结构打开了一个多层次的声音和视觉景象,它们凸现了早期“报告”中还没有的内容和内涵。
在呼吸声的背景下,每位女性上台都携带着一个圆形布包,或放在腹部和头上,或抱在怀里和背在肩上。它看起来像孕妇的肚子、小孩、手提行李或包袱,都是属于女性生命的一切。一条白色被芯被展开,挂在空间里。表演者和她们母亲的肖像被投影到被子上。特别之处在于,每幅完整的肖像都是由投影和站在投影幕后的舞者摆出的腿部站姿拼贴组成。尽管这些女性看起来各不相同,但她们在视觉上分享着某个共同点。是什么将来自不同文化和时代的她们联系在一起?
《新生育报告》, © Jörg Baumann
这个拼贴的片段成为四位女主人公叙述以及与之交织的肢体动作的起点。与更多依附于传统父权结构的母亲不同,这几位女性要自信得多。她们以母亲和非母亲的身份在这里相遇,展现了自己对生活自主的选择,即成为母亲还是不作母亲。她们表现出从根深蒂固的习俗中解放出来的勇气,以及对舞蹈和生活的无比渴望。文慧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她平静地说道,自己在 60 岁时重新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叙述私人经历的同时,那些压迫性的政策和社会环境也被展现出来,勇气与悲伤交织在一起。上述提到的女子的照片被投影到一条悬挂着、带有红色花朵图案的床单上,她的脸上仿佛粘满了血迹。文慧由此描述了在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严峻的社会问题,是导致这些女性悲惨命运的种子。她回顾这两年前暴露的事件,是为了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时背景中传来一个不断重复的声音:“我很害怕”。
舞台上所有播放的声音和音效,如谈话片段、呼吸声、悄悄话和嗑瓜子声,都是从四位舞者那里录制而来并通过声音设计师重新建构的。播放的歌曲与舞者的经历有关,并由她们亲自演唱。这种与视觉景象相伴相生的声音景象,不仅唤起了我们对这些女性在视觉和表述之外的情感记忆的感知,还创造了一种与她们息息相关、同时又超越她们自身的时空。《新生育报告》凸显了这些女性是整个舞台材料的原创者。
黑暗中传来一首忧伤的歌曲,即刻我们看到一张由色彩鲜艳的小床单组合而成的巨大床单在舞台地面上展开。它像一幅世界地图展示在我们面前,“血迹 ”已经遍布四处。在当前的世界局势下,这是一幅令人熟悉而又震惊的画面。这首歌由伊朗舞者用波斯语演唱,歌词大意是:“这是一堵墙,这是一堵墙,这是一堵墙,这是一堵后面没有任何东西的墙,他们把墙的顶端覆盖成黑色的眉毛,太阳不再从这里升起......”。我们在现场虽然不能明白那些词义,但是却能直接感受到那种悲伤、压抑和愤怒的氛围。
《新生育报告》,© Jörg Baumann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接近尾声时,伊朗当前反对宗教民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抗议活动被投影到不同的材料上,如投影到放置在舞台地面上的被子上,尤其令人惊异的是投影到坐在地面上的四位女性相互依靠的后背上。在此,文慧把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推得更远了,她把团结变革的理念与 “身体作为相连领土”的物质性结合在一起(源于智利表演团体 LASTESIS)。
当晚演出的最后一个画面:四位女性把美丽的床单在暖色的灯光下逐一悬挂起来,我们看到,一座与自然材料、人和记忆紧密相连的建筑正在搭起。最后四个女人坐在里面,说着各自的语言,谈笑风生。这不就是我们对乌托邦式的共同生活的想象吗?
在《新生育报告》中,文慧从主题、声音和视觉景象上清晰地表达了与他人一起改变世界的渴望。
《新生育报告》未来演出计划:
2024年12月6/7日:德累斯顿Hellerau 欧洲艺术中心
2024年12月12/13日:PACT表演艺术中心,埃森
💃💃💃
曹克非
,生于上海,现生活在柏林和上海/北京,从事剧场/纪录片导演、写作和翻译工作,表演团体 LadyBird 的共同创始人。她长期关注文慧的艺术创作,与萨宾-海曼(Sabine Heymann)和克里斯托夫-莱普希(Christoph Lepschy)共同编辑了《中国的当代戏剧》一书(亚历山大出版社,柏林,2017 年)。
原标题:《生活引向哪里,我们的舞蹈就在哪里—— 关于中国编舞家、纪实舞蹈剧场先驱文慧》
文:曹克非
2024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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