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言|刘奇:让乡村社会充分迸发活力

2017-10-30 刘奇乡村发现

点击上方“乡村发现”可以关注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几个阶段性特点，20世纪80年代，群体争民主；90年代，个体争自由；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争活力。让乡村社会活力充分迸发，当前主要应该办好四件事。

发育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既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又能在一定范围内弥补市场失灵。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社会组织应该与政府、企业形成同等重要的力量，只有建立起发达健全的社会组织，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平衡的社会生态系统。在社会组织健全的发达国家，每万人就拥有100～200个社会组织，而我国平均每万人里仅拥有不到3个。西方社会长期形成的一个稳定的社会架构，即一根宗教信仰的轴凝聚人心，一张覆盖全体成员的网便于管理。

在农村，更是应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这样不仅可以降低农业的交易成本，提升农民在市场中的谈判地位，同时还能够增强农民抵御来自自然的、社会的、政策的、市场的种种风险的能力。这就像用一个口袋把一堆马铃薯装起来，让每个人都有归属感。连封建皇帝都十分重视让农民组织起来，1898年，清朝光绪皇帝曾颁布上谕要求全国各州、府、县力推农会。近年来，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较快，2014年全国农民合作社已超过120万家。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农民合作社还存在数量太少体量太小、无组织化、弱组织化和被组织化等诸多问题。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仍然是我国建设现代农业的当务之急，应尽快实现从“组织农民”向“农民组织”的跨越。

畅通阶层通道

畅通阶层通道重点是解决“富二代”“权二代”“贫二代”这个三个“二代”的问题。现在我国已经实现了由乡到城的“水平流动”，但是尚未解决阶层之间的“垂直流动”，打通“富二代”“权二代”“贫二代”互通的通道将是中国未来社会建设的重大命题。

在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农民工想成为市民难于上青天，北京有800万的“北漂”，但是每年的落户指标只有18万个，上海、广州、深圳实行积分制，看似有了明确的体系和目标，但实际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只能是望梅止渴，这就像天边的地平线，实际存在着，就是够不到。每年一个市只有3000人的指标，像深圳有700多万外来人口，照这个速度，得等到公元4000多年，才能转完。如今，农民想要当市民，只有建设好家乡小城镇这一条道路可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变成市民需要“三向”思维：向左进城、向右入镇、向上提升。

想要做到“垂直流动”，就要缩小贫富差距，各地普遍的做法是推进农业现代化，重点培植专业大户、龙头企业，但千万不要挫伤2.3亿承包小农户的积极性，他们才是农业的主体，发展不能忘记公平，资源必须合理分配。在20世纪的一百年里，人类社会财富增长了8倍，而资本持有者的财富增长了128倍，这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根源。看一个时代多伟大，要看那些大人物；看一个时代是否幸福，要看那些小人物。中国尚有1亿多贫困人口，这是我们实现两个百年目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式扶贫，如何扶、怎样保的问题必须搞清楚。

还要消除对农民、农村、农业的歧视。今天社会上离农、厌农、弃农的现象弥漫在整个社会。改革开放以来，高考状元总计千名左右，其中无一报考学农的，70%都是学金融、经济的，全国40多所农业院校带农的专业大都面临招收一流生源危机，河北省100多万名在校职业中专学生中，学农的只有几千人。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就导致了，唱歌跳舞弹钢琴就是高素质，养鸡养猪种田就是低素质。这是很不合理的，没有唱歌跳舞弹钢琴，我们依然可以生活，但是没有了养鸡养猪种田，我们就无法生存。过去说鱼米之乡是骄傲自豪的地方，今天省市县乡村招商引资宣传中无一称自己是鱼米之乡，社会认为那是偏僻落后闭塞的代名词。社会对“三农”的歧视会让其更加弱势，必须纠正这种错误偏见。可以预言，十年二十年之后，当农民会像发达国家一样成为热门职业，农民不是谁都可以当的，美国、德国、日本都有严格条件限制。

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提出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但古代重农只重业，不重人，农民的赋税徭役是一个王朝的支柱。今天，我们已经走出以农养政的时代，进入以工养政、以商养政的时代，重农不应再以业为本，而应以人为本，只有先重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体面的职业，农业才能发展起来，无农不稳，农弱必危，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知识就是力量，教育是获得这种力量的基本途径，因此必须加大力度解决“农二代”的教育问题。“农二代”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跟随父母进城的“小漂族”，二是在农村留守就读的学生，他们的教育环境都不容乐观。跟随父母进城的孩子不但很难和城市学生获得均等的教育资源，还要面临随着父母工作的变动而时刻存在重新择校的变数。义务教育的基本原则是免费、就近，现在免费是解决了，但是就近原则却没有解决，给许多家庭带来的负担远远超过了教育收费。为了不让农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但需要给农村输入更多的师资力量，还要转变教育理念，改“精英教育”模式为“生存教育”模式，走出千军万马过一条高考独木桥的应试教育的死胡同。因地制宜，从小就培养乡村孩子一项专门的生存技能。

今天的中国人已经把一生浓缩为简单的两个数字，一生只关注两个数字，小时候的分数，长大后的钱数。如果我们学习语文只是为了识字，学习数学只是为了数钱，那将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国家的悲哀、文明的颓败。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成为真理，一个社会才有希望。金钱一站起来说话，真理就会爬下是社会的没落。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对此有一本名著《金钱买不到什么》，这就是著名的“桑德尔之问”，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中国越来越少了，现在很难找到金钱买不到的东西。社会群体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生产型群体，二是分配型群体。人们都在拼命挤入分配型群体，这是社会的逆向流动，值得警惕。人们总想挣钱多，想尽一切方法挣钱，但你认真研究就会发现，世界上挣钱最多的是追求理想顺便挣钱的人，如比尔·盖茨、乔布斯等，那些只想挣钱顺便找理想的人，最后挣不了大钱。

发掘传统乡土社会的诚信价值

诚信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不是流于一种形式，而是一种自觉、自发的社会意识，对于这种别具一格的乡土文化我们应该保护和挖掘。城市是移民性的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依靠契约；乡村社会是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靠的是诚信。在农村，这些没有法律保护的承诺，看似无形，感觉虚无缥缈，实则非常可靠，因为在熟人社会失去诚信面临的损失不仅仅是道义上的，还会影响到在这个熟人圈中的生存问题，而且还将累及家人及子孙后代。在乡村的小商店买东西，如果没有带钱，店主大多都会主动提出下次再付，这个在生人社会的城市是不可能的。美国人说起历史，说到爷爷的爷爷就打住了，它是一个移民社会，中国的一些村庄从猿人下地就开始形成，世世代代聚族而居。约定俗成的乡规民约在唐宋时代就已形成气候，北宋吕大临兄弟撰写的“蓝田乡约”就是记录当时乡村社会的乡规民约的名著。如今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文化继承、保留和重新发掘。

重构村社功能

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一种自治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具有独特的法律制度、独特的历史、独特的资产构成、独特的成员构成、独特的体制，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替和变化。我国尚有270多万个自然村落，它们的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村社，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四类：衰落型、原貌型、农庄型、社区型。应该根据它们类型的不同，对它们实行分门别类，赋予它们有区别的社区管理办法。目前农村基层管理单元正在分化，主要有行政村、村民组、新社区三种形式，应探索管理单元下沉到村民小组的村民自治办法，村民组才是一个真正的利益共同体。不管是什么样的治理办法，其最终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让村社更和谐，让村民更幸福。在我国目前现实体制背景下，村庄集体产权明晰十分重要，要厘清社区成员权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本文摘编自刘奇著作《大国三农清华八讲》

作者简介：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农业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

乡村发现网转自：乡镇论坛

推荐阅读

习近平:党的十九大报告（全文）

十九届中央委员名单及职务

朱启臻:影响乡村振兴的几个因素

习近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韩长赋:承包地到期再延三十年政策好还要落实好

中农办主任韩俊解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李伟:乡村振兴计划:关键要抓住人、地、钱

刘彦随:乡村振兴战略重在全面落实四兴激发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