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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胜: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

陈文胜 乡村发现 2022-12-31

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乡土伦理”正逐渐“退场”——

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传统社会来说,社会整体变迁意义上的进步莫过于城市社会取代农业社会”。对于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最为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快速推进的中国城镇化正将具有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国乡村社会带入到以现代、后现代为主要特质的“城市社会”,乡土中国正在不断被“城乡中国”所取代。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经济体制、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乡村道德观念经受了社会转型的巨大冲击,正经历着从“乡土伦理”向“市场伦理”演变的进程。

乡村是中国文明发展的根基。梁漱溟认为,中国的文化、法制、礼俗、工商业等,无不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因此,家庭和乡村,构成了中国伦理精神的两大源泉。中国的道德传统历经数千年,形成了以农业社会的儒家思想为伦理价值核心的道德体系,“家国一体”“重义轻利”“推己及人”“尊老爱幼”“勤俭持家”“和顺齐家”等道德准则,维系着乡村社会和家庭的秩序,这一道德体系以乡村为基,为乡村所遵从,具有浓厚的“乡土伦理”特性。

中国改革开放从农村率先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既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也使农民从土地束缚中得到了解放,催生了大规模的农民流动,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引发了乡村伦理的巨变。

这种乡村道德观念的变迁,根植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之中,与市场行为紧密相连。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建立在地缘、血缘、亲缘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不断瓦解,“身份信任”已经脆弱到不堪一击。如传销等“宰亲杀熟”的现象,就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熟人关系已经式微。过去农民在农忙、建房时相互帮助,互相换工,不记劳动报酬,形成了一种特有的乡村社会互助式人际关系。现在农民的互助式帮工越来越少了,大都是以支付工资的方式。这种由互助式人际关系向利益化人际关系的变化,从乡村伦理来说,是人际关系市场化。

从市场理性来说,这种变化无疑是一种进步,即人际关系利益化的同时,提高了乡村人际交往的社会性,也就是现代性。因此,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不再是情感关系为主,而更多地变成了实现个体利益的手段。从根本上说,是农业社会的熟人“身份认同”到工商业社会的陌生人“契约认同”的逻辑转换,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乡土伦理”到现代文明“市场伦理”的历史转轨。

在商品经济的现代社会,契约是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是把相互陌生的人紧密地联结到一起的粘合剂,因而每一个人都极大地依附着契约关系。因此,韦伯指出,对于商品经济而言,熟人关系的特殊信任是一种阻碍力量。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根本动力,推动了中国农民从熟人社会的“身份信任”向现代社会的“契约信任”变迁,如亨利•梅因所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国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发展变革。

从进步性的一面来看,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农民的保守、迷信思想得到改变,敢于冒险、开拓创新、求富争先的现代经济理性意识不断提升,在遵守市场规则进行生产经营、创业就业过程中,农民的信用意识、契约意识、责任意识大大增强。在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民流动加快,乡村转变为“半熟人社会”,宗族色彩日趋淡化,家庭婚姻道德逐步现代化。

从令人担忧的一面来看,相对于农业社会的温情脉脉,工业社会更多地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利益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去道德化”倾向。利益驱动逐渐成为乡村社会与乡村生活中最主要的行为动力,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部分农民成为改革的先锋,率先富了起来,打破了乡村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与经济体系,为追求经济利益,大量农民背井离乡进城务工,加上乡村受城市文化的影响不断加深,血缘关系在家庭中的核心地位被颠覆,导致婚姻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松散,家庭、家族道德教育和传承的式微,以及乡村传统家庭伦理中的“孝道”观念日渐衰落。

当前中国乡村的价值观由传统转向了现代,传统乡村社会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乡土伦理”正逐渐“退场”,但现代社会的乡村道德体系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乡村的道德追求多样化和无序化并存,“市场伦理”的方向并未明晰。这既与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体制不完善相关,也体现出城乡文明互动过程中的“阵痛”。

作为全球人口大国,在现代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冲击下,无疑会发生传统与现代、制度与现实、城市与乡村等方面的激烈碰撞,迫切需要引导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进行有机对接。因此,要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动整个乡村社会的道德重构:既留住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乡愁”,又树立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既尊重传统的风俗习惯与乡规民约,又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以实现乡村社会结构与治理结构及其治理体系的现代转型。

END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央农办乡村振兴专家委员,本文摘自作者《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观念的变迁》一文,刊发于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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