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黄祖辉：推进共同富裕发展的建议

来源：新华社 高管信息 • 浙江 2022年1月10日

记者：谢云挺

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教授认为，我国新阶段的共同富裕是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相对应的高水平高质量的共同富裕；不是封闭排他，而是开放包容；不是平均主义的均贫富，而是机会均等，先富带后富，共创共富、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具体而言，要充分体现“保障最底层、提低扩中层、激励较高层”的共富发展导向。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使广大低收入的群体转变为中等收入群体是关键。

黄祖辉说，尽管我国目前已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总体上已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但从共同富裕的特征和城乡、区域、阶层3个层面看，在收入分配、基础设施、公共保障、人居环境、精神文化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的不均衡和“短板”。如何纲举目张？他建议：

——突出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具体而言，一是要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方针。必须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落实农村农业“四个优先”的政策，即优先考虑“三农”干部配备，增强“三农”发展领导力；优先满足“三农”发展要素配置，提高“三农”要素配置效率；优先保障“三农”资金投入，实现“三农”政策普惠；优先安排农村公共服务，补上“三农”公共体系“短板”。二是将教育与就业的优先发展重点面向农村。要重视加快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改善的教育优先。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争取到2035年实现农村学龄人口高中与职业教育普及率达到80%以上。优化乡村教育空间布局。发挥数字化和互联网功能，推进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扩容，实现城乡教育资源共享。要重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优先。完善城乡劳动力要素市场和用工制度，拓宽就业渠道，鼓励农民以自主就业、受雇就业、合作就业、兼职就业等多种就业形态的发展，确保广大农民能实现充分就业和就业增收。

——突出脱贫攻坚成果的“三拓展”和“三衔接”。在“三拓展”中，一是能力拓展。通过教育赋能和改革赋能的途径，使贫困农户和小农在技能掌握、人际沟通、市场融入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与拓展。二是就业拓展。通过能力拓展、平台建构、政策鼓励等措施配套，使贫困农户和小农具有更多的就业机会，直接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三是帮扶拓展。在巩固完善政府主导型帮扶体系与体制的同时，拓展社会帮扶功能，推进政府帮扶主导体系向政府与社会帮扶并举体系的转变，提高社会三次分配的帮扶功能与共富效率。在“三衔接”中，一是制度衔接。加快国家公共保障制度的城乡并轨，尽快建成脱贫人口、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相互衔接和一体化的国家公共保障制度，实现二次分配的城乡公平性。二是产业衔接。要总结政策性产业扶贫经验，推进政策性帮扶产业与市场的衔接，实现政府主导型产业向市场主导型产业的转型，产业增效与农民增收相协同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主体衔接。通过脱贫攻坚成果的“三拓展”，帮扶产业与市场的有效衔接，进一步完善产业发展和服务体系中不同主体的利益机制，增强新型主体及其组织对脱贫农户和小农的包容性和带动性，实现脱贫主体、小农与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突出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农村的“两带动一融合”。一是供给带动。在农民农村共富发展进程中，城市对农村供给带动的重要性，不仅应体现在城市对农村居民生活用品设施的供给，而且更应体现在城市的优势要素，如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对农村的供给带动，以形成城市要素与乡村要素的优势互补，城乡融合的互利共赢，农民农村共富发展的新格局。二是需求带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对乡村的需求已从土地、劳动力、农产品为主的需求扩展到对乡村生态、历史文化和乡村民宿与休闲等方面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实现路径不是通过乡村要素与物品进城的路径来实现，而是通过城市居民进乡的路径来实现。城市对乡村需求的变化，加快了城乡融合，为乡村多维度、多元化发展提供了机遇，对乡村资源就地转化、产业兴旺、市场繁荣和农民就业空间的拓展起到明显的牵引带动作用。三是空间融合。在农民农村的共同富裕发展进程中，要高度重视国民财富初次、再次和三次分配在空间上的效率。既充分发挥城镇空间对农村人口非农化、市民化和现代化的承载功能，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尤其是向中小城市和乡镇的集聚，又重视乡村人口在乡村空间相对集聚所产生的城镇化效应。因此，要着力改变中国乡村人口分布过于分散和非市场的分布状况，不断优化乡村村落、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空间布局，有效推动城市优质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易地搬迁与城镇化相融，使广大乡村成为“三生融合”与公共服务有效覆盖相融合，宜居、宜业、宜游乡村群，与大中小城市协调、与城市群相衔接的现代乡村。

黄祖辉说，以上三点是“共富”发展值得重视的重点和抓手。总体而言，新阶段的共同富裕发展，要将着力点放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社会主要矛盾，高度重视低收入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变，把农民农村的共富发展作为重中之重。

他认为，在经济发展中应以效率优先，同时重视公平问题；在公共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应以公平优先，同时注重效率问题。在解决阶层收入差距问题的过程中，既要解决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体制问题，也要妥善治理居民收入差距悬殊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实现“居民收入有保障、收入差距水平能缩小、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能同步”的共富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