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辉：我的“三农”履历和“三农”观
▲黄祖辉教授
我的“三农”履历之所以有些独特性，首先在于我是一个从城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城市，然后整个学业与职业生涯都没有离开过“三农”领域的学者。其次，我的“三农”生涯既有计划经济时期“土插队”的经历，又有改革开放时期“洋插队”的经历；我既在农村当过较长时间（9年）的农民，又在高校有过不少时间（7年）的“三农”学历，更在江浙高校从事了很长时间（已有37年）的“三农”研究与教学工作。这些角色不一的“三农”履历，加总起来已有53年。
我与“三农”的结缘，应该说是始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上山下乡”。1969年的6月，仅17岁的我，读了不到1年时间的初中课程，就被卷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浪潮中，从上海这个大城市来到了遥远的黑龙江北安县的引龙河农场，成了一名北国边陲国营农场的“农民工”（与现在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农民这一“农民工”含义不同，我那时是从事农业的农场职工，因而也可称作“农民工”），开始了与城市生活完全不一样、既新鲜又艰辛的9年农业劳动和农村生活。9年的北大荒知青岁月，不仅让我领略了那种在严冬、酷暑，几乎天天要起早贪黑在田间劳动的辛苦和农民的不易，而且也让我感受到了城市与农村的不同，感受到了辽阔中国的南北农村在自然生态、文化习俗和农作物生产等方面的差异性，这恐怕就是我对“三农”的初始感知。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与“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当了9年的知青农民，1977年下半年，国家恢复了停止10年的高考，我幸运地考上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我读的尽管是财务会计专业，但兴趣却是政治经济与农场管理方面的课程。大学的4年，可以说是我从农场生活感知“三农”到进入课堂学习，逐渐理解“三农”的4年，原先对“三农”的朴素认知，被融入了些专业知识，有了些许提升。期间，我与同班的另外三位知青同学结合各自在农场的经历，经过思考和相互交流，写了一篇《应重视国营农场的经营管理》的文章，并寄给了当时国内经济学界颇有名气的于光远先生，想得到他的指教。没想到于先生很是重视，不仅赞同我们的观点，而且推荐此文在《经济研究》1978年第12期上发表。这应该是我从事“三农”研究的处女作，这篇文章没有深入的实证分析，与其说是篇学术文章，毋宁说是一篇带有决策建议性质的文章，但对于当时大学一年级的我来说，却是很大的激励与鞭策。现在回想起来，我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兴趣，应该就是从那时开始起步的，并且开始走上“三农”研究的道路。
1982年初大学毕业时，由于自己一直想去南方发展，我没有选择留校，而是去了位于江苏扬州的江苏农学院农经系任教，1年半以后的1983年7月，我又选择攻读研究生，考上了当时的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并且师从赵明强先生。在浙江的3年研究生学习时期，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不仅激活了广大农民和农业，而且触发了一系列相关制度与政策的改革，引发了农村工业化的兴起、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非农化浪潮。20世纪80年代那段时期，也是国家经济社会环境比较开放、人们思想比较活跃、学术研究氛围相对宽松的时期。我置身于其中，参与了不少调研活动。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是参与了浙江省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浙江省山区经济发展调查”（1986年）。那时浙江的山区道路交通极其不便，杭州到丽水不通火车，坐汽车差不多要两天才能到，一路上都是崎岖不平的山路，但也看到了山区独特的产业，如丽水景宁曾获得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的惠明茶，这一高山云雾茶的味道极其醇厚，至今留有余味。二是参与了时任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牵头的“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调查”（1987年），这次调研加深了我对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的理解，调研成果之一的浙江专题报告，还编入了《失衡的中国》（1990年）一书。
1986年7月，我完成了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农业经济管理和“三农”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工作。期间，1992年底，我获得浙江大学包氏（包玉刚、包兆龙）基金的资助，赴瑞典农业大学经济系开展为期1年的高级访问项目。我戏称这是一次与我人生“三农”履历密切相关的“洋插队”。1年间，我克服了语言障碍，与合作教授奥勒夫·波林（Olof Bolin）和佩特拉·奥烈拉（Petrila Ollila）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关系还延伸到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艾伦·斯密德（Allan Schmid）等教授。期间，我看了很多国际文献，尤其对新制度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全程听了该校博士生的“新制度经济学”课程，复印了许多与此相关的经典文献，把这些资料分批邮寄和托运回国。我觉得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正在转型的中国，特别是对“三农”研究领域，如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合约制度设计以及不同农业产业组织制度、农业纵向一体化组织形式与制度的选择与安排等，都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很高的应用价值。1993年底回国后，我获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与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三农”领域的应用有关。而后，我又组织教师和学生一起翻译了农业制度经济领域的国际著名教授艾伦·斯密德（Allan Schmid）撰写的《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Property，Right and Public Choice）一书，该书进入当代经济学译库，1999年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可以说，短短1年在海外合作高访的经历，我收获颇多，不仅为后续持续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和深化合作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通过相关理论的了解和国际前沿文献的研究，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洞察和研究上了新的台阶。我将“农业产业组织与制度安排”作为自己“三农”研究的重要方向，以及为研究生一直开设“新制度经济学与农业农村发展”这门课，都是得益于这一“洋插队”的经历及其与中国“三农”问题研究的结合。
1998年是个重要转折年，浙江农业大学的农经学科随着“四校合并”，成为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的一个系，尽管农经体量规模比原先大大缩小，但合并后的浙江大学呈现了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优势。借助于这样的优势和平台，1999年底，农业现代化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英文简称CARD，中文简称“卡特”）这个以农经学科为核心，同时组合经济、管理、法学、农学等相关学科力量而组建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首批重点研究基地在浙江大学落户［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担任“卡特”的主任（1999—2019年）和研究院院长（2006—2019年）］。2006年，在“卡特”的基础上，通过相关力量的进一步充实和制度的完善，学校又组建了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同样简称CARD和“卡特”）。这一系列的组织机构变革和力量汇聚，使得浙江大学的农经学科和“三农”研究建立在了一个层次更高、力量更强和包容开放的研究平台基础上，“卡特”的发展不仅于我个人，而且对整个农经学科在新时期的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正向效应。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以“卡特”为平台的浙江大学农经一级学科连续四轮在国内同类学科的排名中名列或并列第一。打造国家“三农”研究高端平台和智库，面向国家“三农”重大问题和重大战略，组织团队开展攻关研究，也成了21世纪以来我研究“三农”问题的新起点、新使命和新目标。
研究“三农”，就要接触“三农”，这样才能够长期与“三农”打交道。长期与“三农”打交道给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不仅能更好感受“三农”、洞察“三农”，从而让研究接地气，能理论联系实际，而且还能体悟真实的世界。50多年来，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农村。看到农村的不断发展，会产生自豪感；看到农村还有不少贫困落后的现象，会产生沉重感；看到国外的一些现代农村，会产生羡慕感；与淳朴的农民坐在板凳上聊聊天，会产生心灵的净化感；漫步在多姿多彩的青山绿水间，会产生美好生活的向往感。如今，我与“三农”已结下了不解情缘，因为“三农”已不仅是我最有兴趣的研究领域，而且也是我修身养性、强身健体、陶冶情操、丰富阅历、开阔视野的重要伴侣。能够经常去见见农民、看看农业、走走乡村，了解乡村的风土人情、品尝乡村的美味菜肴、欣赏乡村的绿水青山，已是我人生的一大偏好与追求。
53年的“三农”履历，尤其是其中44年的“三农”研究经历，使我领悟到：“三农”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对中国而言，“三农”问题既是任何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尤其是二元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又是一个被中国特色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所叠加的经济与社会双重二元结构下的特殊“三农”问题。中国不仅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其中农民和农村人口一直占据较大比重的大国，是一个经济社会处在不断转型的国家，而且还是一个长期处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国家。这表明：中国的“三农”问题极具复杂性。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不仅要着眼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与“三农”问题的关系，而且还要将“三农”问题置于中国“大国小农”、“人多地少”和“城乡二元”不平衡发展体制等中国特色情境中予以认识和把握。
由农业、农村、农民所构成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切切实实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紧密关联，“五位一体”的问题。农业、农村、农民同步于人类历史和社会的起源，是历史最悠久，也最具生命力的经济、社会及其群体形态。尽管我们人类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已经从传统的农耕文明时代进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时代，但是，人类还是离不开“三农”，不仅如此，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时代向现代生态文明时代的转变过程中，人类不仅离不开“三农”，而且还将深度依靠“三农”，因为我们还要分享现代“三农”发展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和现代生态文明的成果。然而，我们现在离这样的目标还很远；我们的农业还没有现代化，依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我们的农村还没有真正成为美好生活向往的所在地；我们的低收入群体依然主要是农民，农民的文化教育和公共保障水平仍然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因此，“三农”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的“重中之重”问题，研究“三农”问题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需要不断强化，不断创新思路。
应该说，重视中国“三农”问题，并且把“三农”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和政策重点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早期没有人研究“三农”，恰恰相反，由于农业、农村、农民是人类早期经济社会的主流形态，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都将土地、农民、农业作为研究对象，这可以从18世纪以来的许多经典文献中得到印证。无论是亚当·斯密《国富论》（1776年）中的“重农学说”，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年）中的劳动价值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屠能《孤立国》（1826年）中的农业区位理论，马克思《资本论》（1867—1894年）中的劳动价值论和地租理论，还是刘易斯《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年）中提出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1962年）中的可持续发展思想，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1964年）中的农业转型理论，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1971年）中提出的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以及国内早期的著名学者，如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概论》（1928年）和《农村运动的使命》（1935年），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9年）和《乡土中国》（1948年），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1949年）等等，都从不同的学科层面和问题视角，对与“三农”有关的问题做过深入研究。他们所提出的许多理论和观点，不仅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不少论述和对时局的洞察，至今仍被学者们引用和应用，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三农”问题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始终具有重要性，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三农”问题的重点和热点却不尽相同，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关联特征和时局问题导向特点，与此相关联，研究“三农”问题的方式方法也不尽相同。从新中国建国近73年的发展历史和轨迹看，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我国处在传统计划经济主导经济社会运转、国家整体上相对贫穷并且对外封闭、社会主要矛盾从两大阶级矛盾和两条道路矛盾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956年）转变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架构下，很显然，政府部门和学界主流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注重点与研究热点顺应时局变化，开始转变为农业生产力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和城乡居民温饱问题。但是，研究的视野基本上没有跳出“三农”本身；研究所运用的理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如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学说，并且生产关系决定论依然是主流观点，研究者总体上发声谨慎，鲜有大胆突破制度体系的“三农”研究；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规范分析法和统计描述法，鲜有计量模型的分析。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中国“三农”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结论，主要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三个方面的变革。一是改革开放激活了“三农”研究。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于农业农村，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聚焦的重点基本是“三农”，如农业经营制度的变革、粮食购销体制的变革、农产品价格制度的改革、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改革等，不仅是政府关注的改革重点，而且也是学者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点和热点。这些研究既推进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又激活和培育了一大批“三农”问题研究者。二是改革开放冲破了思想禁锢。思想禁锢历来是科学研究的大忌。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就是突破旧体制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营造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制度环境，为“三农”问题研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如对市场经济和个私经济的认可、农村集体经济与产权制度的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市场化的改革等创新与突破，都是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实现的。三是改革开放打开了中国国门。打开国门使中国获得了开放的红利，不仅经济走向了全球化，而且技术与人才交流的国际化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就“三农”研究而言，开放使我们更好地借鉴了国际农业农村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更好地学习和运用了世界前沿的研究理论与先进的分析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拓宽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研究视野，并且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不断的创新。
当前的中国，从经济社会发展看，已经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正在从消除绝对贫困、总体上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向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发展目标前行。从制度体系看，已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目标（2019年）。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处在转型期，并且还处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期：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趋紧，并且复杂多变；中国渐进式的改革还没有完结，正处在改革的深水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017年）。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中国这一资源总量丰富多样，但人均拥有水平普遍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亿多人口大国，在人均GDP达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后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进程中，会面临一系列亟待破解的难题和挑战。这涉及中国人均资源不足情况下的国家土地、水、能源等资源的节约利用与安全问题，涉及国际社会能否包容并支持14亿多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问题，涉及如何在趋紧的国际环境中妥善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问题，以及长期不平衡发展而引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突发等问题。当我们把中国的进一步发展置于这样的发展背景与环境下，许多与“三农”有关的问题或结构性矛盾将变得极为严峻和棘手，如粮食安全与“双碳”战略以及农民增收关系的平衡问题，高质量发展中的食物健康安全与产业适应问题，产业转型升级中农村大量低学历、低保障、低收入群体面临的风险与化解问题，农村人口老龄化与城市化进程问题，农村教育滞后引致人力资本失衡与后果问题，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合一对农民权益充分实现的影响问题，乡村数字化与农民适应等问题。
很显然，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还任重道远。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这些“三农”问题已远远超越“三农”本身，是与整个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现代化发展密切相关的复杂性问题。深入研究中国这样一个既有普遍性，更有特殊性的大国的“三农”问题，不仅对于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国家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而且对于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如现代转型发展理论、制度经济与管理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乡村发展与治理等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表明，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三农”问题，尽管极具挑战性，但创新空间很大。同时也意味着，研究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三农”问题，不仅可以从多个学科的视角去探究，而且更需要用多种方法与手段去剖析。对于那些与数字化、生态化、低碳化以及健康营养等相关联的“三农”问题，仅有农业经济与管理的知识背景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不同学科知识的交叉和汇聚，必须要有团队的共同努力和联合攻关。
（本文选自黄祖辉文集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