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聚焦｜钱文荣教授接受《经济》杂志专访，谈数字技术赋能农业强国建设

访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钱文荣

从农业大国迈向农业强国，既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本质要求，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任务。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钱文荣教授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专访时指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农业强国以及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是对农业农村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和升华，而这也意味着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将要进一步加强。他同时认为，数字技术在赋能乡村振兴以及农业强国方面也必将会有较大助力。

钱文荣教授告诉记者，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是政治力、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文教力、外交力、资源力等综合国力的强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13个方面的强国建设，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体系。这其中，农业是最重要的基础，若想成为强国，首先农业必须要强，农业不强，则根基不稳，强国建设也就难以实现。

数字技术对农业强国的助力作用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农高区的数字农业产业园。中经视觉 夏鹏飞

钱文荣教授认为，数字技术在赋能乡村振兴以及农业强国方面会有较大助力作用，他表示，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等原因，我国乡村人才、土地、资金等要素长期持续单向流入城市，乡村发展缺少应有的要素支撑。数字技术的应用，既可以提高乡村要素的可获得性，又能推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升级，从而推动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尤其是依托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智慧农业，能较好地实现农业生产的精细化、智能化和集约化，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但在目前，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应用情况还存在着不足，应当加以改进和提高。应当说，当前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开局良好，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数字经济、乡村数字治理和数字生活各方面都有较好的发展。数字技术与农村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的逐步融合较好地推进了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平台在农村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中的广泛应用，营造出了较为便利宜居的乡村人居环境。

总体上，我国数字乡村建设水平还比较低，根基依然不稳。基础设施建设难以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要求，比如精准种植要求的高带宽、智慧渔业要求的低时延等，都还难以得到有效满足。乡村居民数字素养总体偏低，对数字化建设的参与程度不高。政策法规统筹相对缺位，农业农村大数据统筹利用不足，农业基础大数据收集、管理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政府、企业和农民等相关主体之间的“数字壁垒”普遍存在，数据共享不足。

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需从数方面发力

进一步提升数字乡村建设水平，有效赋能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钱文荣教授认为，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发力：
一是积极完善数字乡村顶层设计，提升数据统筹水平。健全相关政策法规，为各类主体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激励措施，提升主体间的协作动力。二是夯实农村数字化发展基础，赋能乡村产业发展。完善农村信息化系统，建设乡村数字农业科技园区、数字乡村示范性农场，示范带动乡村产业融合；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加强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的跟踪与利用，推动农业农村基础数据整合共享。三是提高农村居民数字素养，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通过建设乡村数字文化和培育乡村数字新农人，提升乡村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让农民成为乡村产业兴旺的发展主体和受益主体。

我国与世界农业强国的差距

在钱文荣教授看来，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还不是农业强国。与美国、澳大利亚、德国、以色列、日本等农业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农业强国必是农业科技创新强国。过去20年间，中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从35％快速上升至超过60％,农业科技发展水平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与真正的农业强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农业科技贡献率一般在80%左右，远高于我们的60%。农业强国更是在前沿农业科技的研发、应用和示范引领等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如美国80%的大农场实现大田生产全程数字化，平均每个农场拥有约50台连接物联网的设备，而我国的基础研究和技术积累较为薄弱，农业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
其次是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低。我国耕地质量存在“先天不足”，优质耕地占比低。农业农村部2019年全国耕地质量等级情况公报显示，全国耕地质量等级由高到低的一至十等中，一至三等的优质耕地面积仅6.32亿亩，只占了31.24%。而近年来的多种现象导致了耕地整体质量进一步下降：耕地从水热条件优、农田设施佳的南方地区向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北方地区“转移”，近10年间南方地区耕地面积减少1.42亿亩，北方地区耕地增加0.29亿亩；东北黑土地退化、南方耕地酸化、北方耕地盐碱化等耕地质量恶化问题突出。化肥、农药的高强度施用，垃圾和污水处理能力低等问题，也都严重影响着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再次是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弱。近年来中国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每50公斤稻谷、小麦和玉米的总成本分别高于美国42元、37元和52元。我国农业“走出去企业”普遍规模小、韧性不足，极易受到国际局势动荡的冲击，总体竞争力较弱。

制约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因素

钱文荣教授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制约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因素在于“大国小农”的客观现实，以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导致的要素配置低效率。

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的98%以上，小农户从业人员占农业从业人员的90%，小农户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70%。在现有的2.3亿农户中，有2.1亿户经营耕地面积在10亩以下。这种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兼业化普遍，应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不强、积极性不高，实际支付意愿低，严重制约我国农业技术的创新与扩散。

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依然严重。进城农民城市融入难制约了农村土地的流转和规模经营，反过来也阻碍人才下乡创业；城乡土地市场严重分割，农村土地价值和配置效率难实现；城乡金融制度安排差异明显，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严重落后，等等，都对农业强国建设形成制约。

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有效组织生产

建设农业强国应充分认识我国“大国小农”的基本特征。我国农业经营主体以小农户为主，大、中、小农户并存的格局将长期影响农业强国建设。为此，需要激活大、中、小三种农户各自比较优势，需要通过规模经营来实现较高收入水平，以保持种粮的积极性。大农户是保障国家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的主力军。中型农户的种植规模和能力，虽然低于大型农户，但其仍然具有较好的生产经营经验、市场适应能力、社会资本状况等，可以继续生产他们较为习惯的常规农产品，并逐步提升产品质量与安全。小型农户虽然是最脆弱的群体，但具有精耕细作、经营灵活、适应性强的生产优势，依托具有区域特色的高附加值绿色有机农产品，通过有效组织生产，可以成为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这里的关键是通过组织化实现小农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

钱文荣教授在近些年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乡村价值，他认为乡村价值与农业强国关系密切。乡村价值是乡村为村民生产和社会实践供给各类资源，并促进其生存和发展的属性与能力。

农民是农业强国建设的主体，也是乡村价值的依托主体。近几十年来，城市化和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带来的农民大规模流动，造成了农民主体性的多重缺位，大量“空心村”的出现导致了乡村价值的弱化甚至消失。因此，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是要再造乡村价值，实现农村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城市文明的相互融合，乡村生产价值、生态价值、文化价值的有机统一，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筑牢农业强国建设的根基。

让乡村成为各类主体创业大舞台

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的“富硒小镇”。中经视觉 朱海鹏

作为我国较为著名的三农研究专家，钱文荣教授告诉《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近年来他的研究聚集于转型时期中国农民家庭的行为模式和决策机制，重点探索农民家庭的劳动力资源配置与人口流动、农民家庭的土地资源配置行为及其制度基础这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取得重要成果。比如，关于人口流动，现有文献大多关注以城市为主导的人口流动问题,在现实中，当前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也是以农村居民从乡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为主。钱文荣教授认为，应该促进乡村从打开进城渠道向全面开放村庄转变，深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业经营制度改革和乡村建设制度改革,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下乡市民村民化、农业经营职业化和乡村经营市场化”，让乡村出得去、进得来、留得住，并成为各类主体创业的大舞台。

来源/《经济》杂志、经济网

记者/刘越山

编辑/刘腾

审核/刘越山

终审/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