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尼科特：6个视角解读反移情中的“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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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编译 | 译者：王浩威

王浩威：（中国）澳门城市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中国）台湾心理治疗与心理卫生联合年会发起人暨筹备委员，并在台大医院精神部兼任主治医师。心理学家、治疗师、作家、诗人。

著作：《晚熟时代》、《王浩威：青春门诊系列》等

移情（transference）的概念来源于精神分析理论，尤其被一些心理动力取向的咨询师使用较多。它指的是来访者的欲望转移到咨询师身上而得以实现的过程。

而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则是咨询师对来访者无意识的移情而产生一些无意识的反应。

简单来说，移情发生于来访者对咨询师，而反移情则发生于咨询师对来访者。

移情和反移情都可能有不同的情绪，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温尼科特是怎么解读反移情中的恨的。以下是几大正文主题：

• 病人把动机转嫁给分析师
• 反移情焦虑的说明
• 解析的延迟
• 客体的恨所进行的试探
• 一个母亲的爱与恨
• 关于解释的实际问题

图/Pexels

译者的话

written by the translator

这篇论文里我想研究矛盾情绪这主题的其中一个面向，即反移情中的恨。对于那些针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的分析师（所谓进行研究的分析师），他们的任务往往由于这个现象而增加了许多负担。

除非分析师非常清楚地理出自己的恨意，并且意识到它，否则对精神病患者所进行的分析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说法，等于是说分析师自己是需要被分析的；这也表示了，相较于神经症患者，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是令人厌烦的，而且天生就是如此。

暂且不说精神分析的治疗，即便是对精神病患者的任何处置都必然令人厌烦。经常，我总是不时尖锐的批评当前的精神病学趋势，太轻易就使用电击疗法和脑叶切除术。

因为我发表了这些批评，我自己当然也要先承认：精神科医师，特别是精神科护理，他们的任务在本质上来说原本就是极端困难的。失去理智的病人，对于照顾他们的人来说，总是带来沉重的情绪负担。

如果在这个工作中做出可怕的事，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也不是说那些自称是依据科学原理的精神科医生和神经外科医生，他们所做的任何事就是都是合理的。

图/《机智的医生生活》

因此，尽管一下所讨论的主要是精神分析，但对精神科医生而言，也是值得参考的；甚至对于那些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都跟分析无关的人，也是有助益的。

为了对一般的精神科医生有所帮助，精神分析师不应该只研究病患个人情感发展的原始程度，他们也应该研究精神科医生在工作时所承受的情感负担的本质。

我们分析师所谓的“反移情”，也需要让精神科医生们能够理解。无论TA是多么爱TA的病人，讨厌他们或害怕他们的感觉是永远无法避免的；而且，TA对这些了解的越多，在他们决定对病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他们的动机也就比较不会来自自己的厌恶和恐惧。

正文部分

text part

反移情现象可以分类如下：

1. 反移情情绪中的异常感觉，会将关系和认同设立在分析师内心的潜抑之下。针对这一点的建议是，分析师需要更多的自我分析。我们相信这在精

神分析中，比起一般的心理治疗，更是应该如此。

2. 分析师个人体验和个人发展过程中所获得的认同及倾向，能为他的分析工作提供正向的设置，也让他的工作在本质上与其他分析师有所不同。

3. 从这两者之间我加以分辨出真实的、客体的反移情。如果这还是很困难，那么分析师因为患者确切的人格和行为而反应出的爱或恨，就只能借由客体的观察。

我建议，如果分析师要对精神病患者或者是反社会者进行分析，他必须有能力相当彻底地意识到自己的反移情，才可以将自己对这个病患的客观反应，加以梳理清楚和进行研究。

这些反应就包括了恨。反移情现象在分析中，经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图/《不完美受害人》

病人把动机转嫁给分析师

我认为，病人对分析师如果有所欣赏的，必然也只在他自己可以感觉到的部分。在论及动机时，强迫症患者总认为分析师在进行工作的时候，也是以无用的强迫方式。

轻躁狂的患者不会出现抑郁（除非是剧烈的情绪转换），这些人情绪发展的抑郁位态position不会很轻松地到来。

这些人因此不会感受到较深层的罪疚，没有任何在乎或责任感，也就无法体会分析师对他自己的工作是尝试着去修补（分析师）他们自己的罪疚感。

神经症的患者往往认为分析师对患者的态度是左右矛盾的，因此希望分析师展现出爱与恨的分裂；而这个病人认为自己可以幸运地得到爱，因为其他某些人得到的是分析师的恨。

顺着这想法，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推论：当精神病的患者感觉是“爱恨并存”的，他会十分坚持相信分析师也是会陷入同样原始而危险的体验中？他相信，如果分析师这时对他示爱，他必然也会同时杀了病人。

图/《飞越疯人院》

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这种爱恨并存的情感反复出现是十分典型的，于是处理上经常出现一个又一个这样的困难，引导着分析师逐渐远离他的所有资源。

所谓的爱恨并存，是不同于将原始的爱冲动加以复杂化的攻击成分，而是在病人成长历史里，第一次出现寻找客体的本能冲动时，环境的回应却是失败了。

如果一个分析师将面临患者归咎给他的许多很糟的感觉，那么他最好是先做好准备，因为他既然是在那个位置上就必须忍受这一切。最重要的是，他不可否认他自己身上确实存在着恨意。

在当下的分析设置中自己不自觉地将以正当化的恨意，是需要加以梳理而是好好保存起来，以便可以在日后进行诠释时加以运用。

我们如果想成为可以对精神病患者进行分析的分析师，就必须深入去处理自身内在最最原始的诸多事物。而这就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精神分析实践上许多的幽微问题如果要找到答案，全仰仗分析师自己的进一步分析。（精神分析相关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恐怕是分析师企图将他自己的分析工作，深入到他的分析师所不能带他到达的程度）

任何分析师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持客观地注意病人带来的一切。而其中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分析师需要能够客观地去恨他的病人。

在我们平时的分析里，分析师的恨是不是经常只是自己加以正当化罢了呢？我的一个病人，一个严重的强迫症患者，几年来一直是让我几乎无法忍受的。

我对这个分析感到很糟糕，直到分析有了突破，病人也变得可爱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那种不讨人喜欢的特质是个积极的症状，是无意识所决定的。

图/《弗洛伊德》

那的确是美好的一天（很久以后），我终于可以告诉他，我和他的朋友都感觉被他击败了，但是他那时病得太重以至于我们都无法让他知道。这一天对他而言这也是相当重要的，对现实的适应有了巨大的进步。

在平时的分析中，分析师对他自己的恨处理起来是没有困难。但这些恨是潜伏的。当然，这样的情形，最主要的是通过对自己的分析，才可以使得他摆脱受那些源自过去的和内心冲突的无意识仇恨所累积的巨大洪水坝。

恨意不能被表达，甚至没被被感受到的原因，还有这些原因：

1. 精神分析是我自己选择的职业，是我觉得我最能处理我罪疚的方式，是我表达自己时可以较建设性的方式。

2. 我的工作是別人付钱，或我是正接受一个将以精神分析工作获得社会地位的训练。

3. 我正在发现一些事物。

4. 我可以因为进步中的病人的认同而获得立即的肯定，也可以预期在治疗结束后会有更大的肯定。

5. 更进一步的是，身为分析师，我有很多的方式来表达恨。恨可以在每一“小时”的最后时刻表达出来。

的确，在病人没有任何的问题了，而且是满意而归的时候，这情形真的是如此。在许多的精神分析中，这些事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因此他也就很少提到这些事；精神分析的工作往往通过对患者浮现的无意识移情加以口语的解析，就可以完成了。

分析师是取代了患者童年时对他有帮助的那些重要角色。他等于趁机获利，透过患者还是婴儿时发生的那些肮脏事有关的成功。

这些都是一般的精神分析工作一部分的描述，但大部分是症状属于神经症层次的病患。

然而，在精神病患者的分析中，分析师所面对的类型差异和紧张程度是极其不同的；而正是这样不同的紧张，恰恰是我想要加以描述。

图/《弗洛伊德》

反移情焦虑的说明

最近几天，我发现我做了很糟的工作。我对每一个不同的患者都犯了许多的错。问题是在于我自己，部分是个人因素，但最主要的是我和一位特殊的精神病患者的关系恰恰达到高峰。

这个问题在我做了我自己所谓的“疗愈之梦”healing dream的时候才明白（在我自己被分析的那几年，以及结束分析之后几年，我总会做这种一系列的疗愈之梦，虽然很多事不愉快，但每一个都标志着我的情感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最近这个特定时刻，我在刚清醒、甚至醒来之前，开始意识到这梦的意义。这梦有两个阶段。

第一部分我是剧院中的衆神之一，從远运的高处看着坐在座位上的人们。我感到极度焦虑，好像我的手脚有一肢要被肢解了。这种感觉连带着另一种感觉，那就是我站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仿佛只要我将手伸出边缘，手就会坠落到地上。这就是一般常见的阉割焦虑。

这个梦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我发现在座椅上的人们正在观赏一部戏，而我通过他们与台上进行的事有了关联。一种新的焦虑出现了。我知道的是我整个右半边身子没有了。这不是阉割的梦，这是缺少部分身体的感觉。

图/《真爱百分百》

我一醒来就深深明白，自己已经理解在那个特殊时刻我的困难究竟是什么。

这个梦的第一部分代表在我神经症患者们的无意识幻想中，通常都会发展的一般焦虑。如果这些病人对我的手或者我的手指感兴趣的话，我就有失去它们的危险。这是我比较熟悉的焦虑，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忍受的。

然而，梦的第二部分涉及到了我和精神病患者的关系。这个病人一直要求我，不该和她的身体有任何关系，甚至连对它的想象也不可以有。她感受不到任何身体是属于她的：就算自己是存在的，她对自己的感觉也仅仅是心智层面。

任何提及到她身体的谈话都会让她产生妄想的焦虑，因为宣称她身体的存在就近乎是在迫害她。她对我的需要仅仅只是我的心智该与她的心智进行交流。在做这个梦前的那个晚上，我的困难已经累积到极其易怒，以至于告诉她说，她对我的要求是比登天还难。

这件事造成了灾难一般的影响，数周以后我们的分析才从我的过失中恢复过来。但是，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知道，我必须要理解了自己的焦虑；以及，在梦里这个焦虑的呈现，是透过当我试着和戏院里的人们所观看的戏发生联系所时察觉的右侧身体的缺失。

我右侧的身体是和这个特殊的病人有关联的一侧，因此受到了她需要彻底地否认的影响，连我们躯体之间想象的关系都要加以否认的。这样的否认让我内在产生了这种精神病类型的焦虑，而这种焦虑比一般的阉割焦虑还更不能忍受。

任何关于这个梦的各种解析，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之所以做了这个梦并且记住了它，是因为我可以再次开始接受分析了，并且可以消除由于我当时的易怒性情所造成的伤害。

当时的易怒是源自我反应性的焦虑，它的特质和我正跟一个没有身体的病人接触这件事情是符合的。

图/《焦虑贝鲁特》

解析的延迟

分析师心里要有所准备，TA在病人可能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要承受着极大的张力，而且可能是好长的一段时间。为了做到这一点，TA一定要很容易就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和恨意。分析师所处的位置就像是将生孩子的或新生儿的母亲。

到了最后，TA应该要能够以患者的角度上告诉患者经历了什么，但单单一次的分析是远远不可能达到这种深度。这很可能是因为患者的过去几乎没有太多好的体验，让分析继得以工作。

甚至，在移情的过程中，如果分析师找不到患者儿童早期任何满意的关系的话，那将会怎么办呢？

有些患者在移情中可以发现拥有满意的早期经验；有些患者在移情中看到的早期经验如此匮乏或者如此歪曲，分析师甚至成为在患者的生命中第一个提供某些环境基本条件的人。

在这两者之间，自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在治疗后一类型患者的过程中，分析技术中的每一件事都将变得极其要命的重要；而治疗前一种患者中，一切是如此理所当然，而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曾经问过一位将自己的领域局限在神经症的分析师：他是否在黑暗中进行过分析？

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啊？我没分析过。应该说，我们的工作是提供一个最普通的环境，而黑暗的环境是不同寻常的。”

他是致力于神经症的分析的，他对于我提的问题感到非常惊奇。但是提供且维持寻常的环境本身，就能够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产生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在实际上是比同样是必须给予的口语表达的解析还更重要。

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躺椅、温暖、以及让他们感到舒适的事物都是母爱的象征；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说这些事物是从分析师身上表达出来的爱恐怕是更真实。躺椅象征着分析师的大腿或子宫，而温暖就像是分析师躯体活生生的热度，以及一切等等。

图/Pexels

客体的恨所进行的试探

分析师的恨通常是隐藏的，而且也容易将它加以隐藏。在分析精神病患者时，分析师有对自己的恨意加以隐藏可能是十分有张力的；但他只要在进行分析时，对这一点维持彻底的察觉就可以做到了。

现在我想要补充一种情形：在分析过程中的某个阶段，分析师的恨意确实会被病人找出来；这时，所需要的是客体的恨。如果病人寻找一种客体的或正当化的恨，那么TA必须得以满足；否则，TA无法感觉到TA所得到的客体所给予TA的爱。

在这里，引用破碎家庭或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明，可能是恰当的。这些孩子会花很多时间无意识地寻找他们的“父母”。而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把这些孩子送到一个家庭中，让这家人去爱TA，是糟透了的不当选择。

如果这样做，这情况于是会发生：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被收养的孩子会获得了希望，然后TA会开始试探TA所在的环境，来求证监护人是否有能力客观的恨。看来TA似乎只有先能够被恨，才可以被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九岁的男孩来到为大撤退安排的旅舍。他从伦敦来，却不是因为轰炸的缘故，而是因为逃学。在他待在旅社的这段时间里我想要给他做一些治疗，但是并没有成功。

他逃跑了，就好像他从六岁第一次离开家里以来一直从这里跑到那里一样。然而，我在与他的一次面谈中，通过他画的一幅画，了解到他逃跑是因为他在潜意识里想挽救他内在的家庭，让他的母亲免受攻击，同时也可以远离自己那个充满着受害妄想的内在世界。

当我在离我家很近的的警察局找到他时，我并没有感到很惊讶。这是少数不认识他的警察局之一。我的妻子非常盛情地把他带回了家，让他在我家待了三个月，而这三个月简直像是在地狱一样。

他是一个很惹人爱，但同时又是很容易让人生气的那种孩子，情绪经常性的发狂。但幸运的是，我们知道该怎么来做。

在第一个阶段，我们给予他完全的自由，并且在他每次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就给他一些钱。之后，他就会从一些收留他的警察局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们就会去把他接回来。

不久后，预期的转变来临了，逃跑的症状开始转变，这男孩开始在家里十分戏剧性的闹事。对我们夫妻两个人来说，这开始了一项全职的工作，于是在我离开时，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

解析的工作是不分昼夜，时时刻刻都要进行；而且在很多时候，解决这些危机的唯一途径就是做出正确的解析，就好像这个孩子正处于分析之中。他重视这些正确的解析胜过一切。

这篇文章目的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说明这个孩子人格的演化是如何造成我内心的恨意，而我又是如何去处理的。

我打他了没有？回答是否定的，我从没有打过他。如果我没有彻底了解我的恨，也没有让他了解我的恨，我恐怕是非这样做不可的。我是在紧急情况下用身体抱住他，没有愤怒与责备，然后把他抱到门外，不论白天或夜里。

他有一个特制的门铃可以按，他也知道只要他按铃，他就能够被重新获得允许进入到家里来，而且也不会被说之前发生的事。当他从这种发狂的攻击中缓解过来时，他就会按铃。

重要的是，每次我把他抱到外面去，我会说一些话。我会说，你所做的会让我去恨你。这种恨是如此容易发生，因为它是真实的。

我想，从他的进步来看，这些话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些话主要是让我能承受这种情境，而不是放任不管，更没有因此失控发怒彷如是威胁要杀他。

这个孩子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他后来去了工读学校。他曾经在我们的关系里如此深入地着根，这让他保留了他的生命中极为少有的稳定。

图/《小鬼当家》

这个日常生活中的小插曲，能够说明恨的正当化这个论题；这种恨，和另一个也是在相关设施中正当化、但却是由病人的行为所引发的恨，是有所区别的。

一个母亲的爱与恨

基于恨这个问题及其根源的种种复杂性，我想追根溯源地探讨一件事，因为我相信这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师是十分重要的。我认为母亲恨孩子是在孩子恨母亲之前，而且是在孩子知道他的母亲恨他之前。

在讨论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再一次提出弗洛伊德的观点（Instincts and Its Vicissitude, 1915）。

弗洛伊德说：“我们必要的时候，会说本能就是‘爱’一个客体，因为它是为一个满足为目的而努力的；但是如果说它是‘恨’一个客体，对我们来说却是个奇怪的事。因此我们必须注意，不要把爱和恨的态度说成是本能与它们客体之间的关系的特征，而要视为整体的自我对于诸多客体的关系。”

我认为这一点是正确且重要的。这难道不意味着在婴儿会说恨之前人格必须是已经整合的吗？然而，早期的整合可能发生在婴儿兴奋或狂怒达到高点的时候。理论上在早期的阶段，不论婴儿做什么恨，都不会产生伤害。

我曾用“无情的爱”（ruthless love）一词来描述这个阶段。这能被接受吗？在婴儿能感知到整个人的时候，恨这个词就能发展出意义，用来描述TA的某一群感觉。

然而，从“去”这个词产生的刹那，母亲就开始会恨她的孩子。弗洛伊德是认为母亲在某种环境下，是可能只爱她的男孩。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是质疑的。我们知道母亲的爱，我们也欣赏它的真实与力量。让我给出一些母亲为何会恨她的孩子，甚至是男孩的理由。

A. 婴儿不是她自己单独（心理上）怀孕的。

B. 婴儿不是童年游戏的那任，像父亲的孩子，兄弟的孩子等等。

C. 婴儿不是像变魔术般生产出来的。

D. 婴儿在怀孕和出生的时候对她的身体带来了危险。

E. 婴儿打扰到她的个人生活了，是对先前事物的挑战。

F. 在某种程度上，母亲觉得她自己的母亲需要一个小孩，所以她生孩子只是为了安抚她的母亲。

G. 孩子在吮吸时伤害到了她的乳头，刚开始动作时是在嚼。

H. 他是无情的，视她为垃圾，是一个没有报酬的仆人，一个奴隶。

I. 她必须爱他，甚至包括排泄物，从一开始的阶段，直到他怀疑他自己。

J. 他试着要伤害她，不时地咬她，全都是出于爱。

K. 他表现出对她幻想的破灭。

L. 他兴奋的爱是别有所图的爱，一旦他得到他想要的以后，就把她像橘子皮一样扔到一边。

M. 孩子在开始的时候必须是主宰，他必须在任何时候收到保护，生活的节奏必须按照孩子的节奏来。举个例子，她在抱着他的时候不能感到焦虑，等等。

N. 在开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知道她所做的一切和她为他做出的牺牲。特别是不允许母亲恨他。

O. 他是多疑的，拒绝她提供的食物，让她怀疑自己。但是和舅妈相聚时，他却吃得很好。

P. 在一个糟糕的早晨，她带他一起出去，他向一个陌生人微笑，那人说“他多可爱”！

Q.如果她一开始时辜负了他，她知道他将永远报复她。

R. 他使她兴奋并挫败。他不能吃掉他，或者拿性做交易。

图/《母亲》

我认为在对精神病患者进行的分析中，在分析的最后阶段，甚至是在对正常人的分析时，分析师必须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当于是新生儿的母亲的位置。

当病人深入地退行时，TA他不能认同分析师，再也不能欣赏分析师的观点，正如同新生儿或胎儿没能力去同情TA的母亲一样。

一个母亲必须忍受恨他的孩子但是又不付诸行动。她不能向他表达这样的事。遭到孩子的伤害时，她不能适当地恨他，甚至成为受虐的状态。我认为就是这点，才产生妇女先天就有受虐倾向的错误理论。

母亲身上最特别的事实是，母亲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是被孩子伤害的，她们可以恨自己的孩子但又不离开他。

她的能力是可以等待这个在随后的时间里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奖励。也许受她唱的童谣的帮助，孩子很享受这童谣，幸运的是他不理解。

乖乖睡的宝宝在树顶，

风吹过摇篮，摇篮摇，
树枝断了，摇篮掉，
宝宝和摇篮将一块儿掉

图/《婴儿日记》

我认为母亲（或者父亲）在与小婴儿玩耍的时候，婴儿很享受这种玩耍而不知道父母将恨表达在词语中，也许也在出生的象征中。这不是一个感伤的韵律，感伤对于父母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它包含着对恨的否认；而且从婴儿的观点来说，母亲拥有的感伤是一点用处都没。

对我而言，我很怀疑人类的孩子在一个感伤的环境中是否能发展出足够的能力去忍受他自己最大程度的恨。他要有恨才能去恨。

如果这一切属实，那么我们不能期待精神病患者能忍受他对分析师的恨，除非是分析师可以恨他。

关于解析的实际问题

如果所有这些可以接受的话，那么还留下来有待讨论的问题，就是有关分析师对TA病人的恨的解析。很明显，这充满了危险，需要在最小心的时间点。

但是我相信，如果在分析即将结束时，分析师还不能告诉TA的病人，在TA病的同时分析师做一些病人不知道的事的话，这个分析就等于还没完成。直到解析完成了，病人得以在某一程度是维持在婴儿的位置上，TA才能理解，TA对母亲的亏欠。

分析师应该展现出足够的耐心，承受力和可靠性，就像一个母亲爱她的孩子那般；分析师应该能识出患者的希望是种需要；分析师应该做到让患者觉得找得到，做到准时、做到客观，而将自己其他兴趣发到一边；而且，分析师应该做到所要给予的，真的正是患者需要的。

图/Pexels

在一开始，可能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分析师的观点是不能被患者（甚至是无意识的）接受的。分析师不能期待患者的承认，因为我们在寻找患者原始的深处并没有认同分析师的空间；而且，可以确定的是，患者不能看到分析师的恨，经常是来自患者粗暴方式的爱。

在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研究性分析）中，或者是对做一般的处理时，分析师（精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身上承受一股巨大的张力。

因此，去研究这些为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工作的人员，他们身上的精神病性质的焦虑和恨意是如何产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有希望避免我们的治疗沦为只是在适应治疗师的需要，而不是患者的需要。

本文源自：(194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0:69-74    D. W. Winnicott
(本篇论文的翻译，参考了帕西法尔和冯晗原来的译稿)
本文版权为温尼科特所有，经译者王浩威许可发布，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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