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厨房”是否会夭折这种争论有意义吗？
英国广播公司 “The News Hub” 实景图（题图）
黎明 / 传媒大观察特约撰稿
近日，《澳大利亚媒体的“中央厨房”已纷纷夭折》一文再次引起媒体圈讨论。文章援引浙江日报全媒体编辑中心夜编部副主任章先清去年11月底在澳大利亚的调研成果，主要介绍了当地媒体采纳“中央厨房”模式的失败现状。
→2015年，澳大利亚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因为新媒体实力薄弱，采用“中央厨房”模式效果不佳，2016年不得不取消。
→澳大利亚最大的新闻通讯社AAP，也曾推出过类似“中央厨房”模式的“超级工作桌”（Super desk），但是没有探索出成功的商业模式，最终没能发展起来。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2014年重金打造“中央厨房”模式，却因为整合力度不够，平台各自为战而遭遇滑铁卢。
这篇文章本身只是对澳大利亚传媒业的发展情况做事实性探讨，但是却引发了国内媒体人的广泛争论。这源于一种同病相连的忧虑：在媒体业发达的西方世界都没有成功的“中央厨房”，能否成为解救中国媒体的良方？
针对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很快就出现了争议的声音。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某公号的驳斥，他们通过采访提出澳大利亚“中央厨房”探索中耗资巨大、无法破除部门壁垒、内容同质化、无法常态化运行等问题，是基于澳大利亚当地的传媒环境，中国媒体在实践中已经得出了答案，总结起来就是两点：
“新旧融合、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发布、全天滚动、多元覆盖”是基本共识，作为一种综合理念不存在失败。
“中央厨房”是一套资源整合的机制，内容效果才是检验中央厨房的唯一标准。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前文主要探讨“中央厨房”的操作性问题，后文则从意识和理念层面讨论它的必要性。目前媒体圈的大多数相关分析都可以被归入这两种路径，双方实际上并不在一个平台上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争论“中央厨房”是否会夭折没有实际意义。最恰当的方法应该是回到“中央厨房”本身，从它为什么产生以及遇到的问题着手探讨这种模式的适用性。
简而言之，“中央厨房”是为了解决媒体融合过程中，传统媒体报道和新媒体报道两张皮的问题，也就是传统的内容生产如何才能同时满足新媒体时代多样化的受众需求。报社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控制中枢（基本由传统的编辑构成）来统筹采编资源，实现新闻内容的一次采集，然后加工成符合不同新媒体平台特征的模式，最后统一分发和监控。这是报社面对生产技术的革新和市场的经济压力，所必然产生的制度改革的内生驱动，试图重建内部生产流程来争取新的利润空间。
但是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衡量新机制的成本-收益比。按照经济学原理，如果收益不能支付成本，则制度持续推进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当然这里面的成本和收益都是多方面的，媒体的特殊性必须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其中党报和都市报、省报和地方报的考量都存在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总体来说，只要综合收益大于成本，“中央厨房”就不会夭折。
就操作性而言，新机制的另一个优势是减轻旧体制的沟通成本。扁平化的组织架构相对于层级化的模式减少了中间的信息传递程序，更加适应新媒体时代即时、快速的传播要求。如果能够打破传统的机构设置，实现大指挥中枢和大记者群的配置，记者的灵活性和内部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
但在现实层面，这种机制要求编辑从服务性流程变为指导性流程，很多能力和规范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这就产生一个时间成本，也是造成目前前景不明朗的重要原因。另外，旧的组织架构仍然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中央厨房”实际上叠加了一个新的沟通过程，增加工作负担。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厨房”在诸如两会、高考这种大型新闻事件中效果更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很多讨论都没有重视新闻本身的维度。新闻作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大多数不能通过策划实现。“中央厨房”的统一性流程可能与新闻的突发性产生冲突。并且新闻生产是一种思维活动，记者需要更大的空间和灵活性。这种模式化处理对新闻生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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