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城市”中的公共空间经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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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理想的公共空间是不存在的。特别值得思考的是，在如今的城市运作机制下，怎样的公共空间才能更好为人所用。本文从“临时城市主义”这个视角讨论城市公共空间，核心是：是否有新的机制可以帮助我们建设城市公共空间？笔者认为公共空间的经营化是一个可以讨论的方向。
变化的公共空间与多元主体参与
自古以来，理想的城市被想象为应该是永恒与持久的，这种对稳定的执着背后，是对秩序的向往以及对确定性的依赖。城市建设中，建筑师、规划师、开发商都欲求预知未来的需求，创造持久的作品。人们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的认识也十分类似，古希腊与古罗马广场（Agora／Forum）的形象深入人心，虽然经过仔细分辨可知这类广场并不是真正的人人可以参与其中的公共空间，但如此完美的空间形态还是经过千年，流传至今，成为西方（甚至是东方）理想中公共空间的典范；广场、城市公园、街道，这些公共空间大多作为城市的骨架结构长久稳定地存在。然而，当今世界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格局与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已然不再静态与恒定，变化、流动、联系与网络化才是今天城市发展的关键词。
国内典型的几种公共空间传统利用方式，分别为成都、厦门、上海、青岛。（摄影/崔国）
因此，公共空间也会相应的呈现新的状态。首先，在变化性上，传统公共空间被视为固化的、经过事先定义的、不可改变的“封闭”空间。但实际上，公共空间是“开放” 的。一个场地之所以成为公共空间，是因为空间使用者的日常实践，赋予原本中性的空间以“公共”的意义。因此，“变化”对公共空间来说必不可少，开放与不确定的未来可以为公共空间带来更多的可能。于是，原本被视为公共空间的一些场地，或将逐渐失去原有的活力；而新的使用与互动，又定义产生出新的公共空间。这是对既有的基于空间形态与静态功能的公共空间定义的挑战。
其次，在投资建设模式上，传统公共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共享资源，多由公共部门投资建设。二战后，很多城市的公共部门无力负担此类公共物品的投资，于是出现私人部门，特别是商业地产，与政府达成协议，以某种地产开发的优惠条件为前提，实现公共空间的供给，即为人熟知的“私人所有公共空间”（Privately-Owned Public Space，POPS）。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建设的公共空间，在实际使用中都面临各种削弱空间公共性的问题。更深层的隐患在于，无论政府还是开发商投资，都依赖短时间内较大的资金投入；建设项目多需遵从规划开发框架，面对突发情况难有调整，缺乏灵活性；且经常与项目所在的社区脱节。
临时城市主义恰好可以回应这些问题。“临时利用”客观需要更多的利益主体参与到城市规划与建设之中，特别是社区力量被包纳其中。社区力量往往能更敏锐地捕捉当地特殊的需求，也能更灵活地调动地区内的资源，这些是自上而下的公共空间营造模式所不具有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公共空间需要关注的问题就转变为：如何经营一个公共空间而非简单地建造一个场地；如何保证社区可以在行动上，而不是仅以一种知会的方式，真正参与其中；如何根植于社区，同时在更大尺度上又有所贡献等。
临时城市主义
临时城市主义并不是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者一套可以复制套用的操作守则，而是一种在场所营造的态度与策略。临时利用的潜在作用之一在于打开原本相对封闭的私人空间或无法使用的闲置空间，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更多人可以使用的公共空间。同时，临时城市主义作为城市发展的趋势之一，为我们思考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与营造提供了新的维度，特别是公共空间的“经营”。所谓“经营”，并不局限于公共空间中的功能内容本身如何运作，还涉及到如何将公共空间视为一种资产或孵化器，在保证其可达性、包容性等基本品质的基础上，使公共空间能够帮助在地社区发展，在社区中发挥超越一个单纯的活动场地的作用。而经营公共空间的基础，在于接受公共空间本身的变化属性，而非固守其理想化的、僵化的“公共”功能与形态；同时接纳多元主体参与到公共空间的营造，而非单纯的使用。
各种形式的临时利用项目
（图片来源/workshop.mod.org.in，ecosistemaurbano.org）
最初，临时利用经常发生在正式的规划开发框架之外，常常不受自上而下的控制。相比于之后要进行的、永久性的功能，临时利用被认为是次要的，是危机与混乱的代名词。但这种对主要和次要的区分逐渐被挑战，临时利用越来越多的被用作主流规划手段，进而被视作城市开发系统之外一种新的、正常化的土地利用方式，成为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公共或私人投资之外的，吸引资金进入城市建设与场所营造的手段。
除前文述及的优势外，临时利用对城市发展益处颇多。从土地开发的视角来看，临时利用通过利用空置的土地或房产，减少土地空置导致的维护费用，增加地区的收入；吸引其他的短期或长期功能，帮助提升整个环境的氛围等。从规划实施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临时利用吸引了包括市政府、开发商、规划师、建筑师、闲置物权所有者，以及周边普通相关居民等的参与。这与最初临时利用多是艺术家、建筑师和其他社会激进人士，为了表达自己观点与诉求的一种带有表演性质的行为具有明显地转变。一些城市缺少资金和人才，临时利用可以吸引外界组织的进入，帮助项目的规划、投资与实施，从而缓解城市开发建设的压力。临时利用，成为城市建设中一种扩大公众参与的方式。
各种类型的临时利用项目层出不穷，小到形式多样的快闪活动，大到建筑物乃至整块待开发土地的改造与利用。在功能上，临时利用常常以创意产业、社区活动、文化展示、城市舞台、消费场所等形式出现；模式上，临时利用又可细分为介入（Stand In）、推动（Impulse）、固化（Consolidation）、共存（Coexistence）、寄生（Parasite）、颠覆（Subversion）、开创（Pioneer）与置换（Displacement）。
临时利用的几种典型模式。
（制图/朱静宜，资讯/Studio Urban Catalyst 2003）
公共空间的经营
临时城市主义对变化与未知的关注，实际上源于对时间维度认知的变化。如果将时间视为城市发展中的线性常量，那么它就成为一个背景，一种标杆，既是发展需要遵守的准则又是发展必须跨越的障碍。一直以来，城市的发展都倾向于以未来为导向。无论是建筑设计的表现渲染，还是城市规划的发展蓝图，都在不遗余力地描绘未来某个时间点的理想状态，似乎达到那个未来时刻之前的时间都不受干扰。然而，时间愈发成为当代城市发展中不可控制的变量，背后诱因是各种体系制度的波动甚至瓦解，以及技术的进步、认知的转变。“土地开发-设计-建造-使用”这样完整的线性时间体系不断遭受冲击。临时城市所关注的恰是传统的城市建设模式中失效的时空，力图利用相对灵活的、重“经营”轻“建造”的手段，使断裂的时间与残损的空间能够更好的为需要它们的人所用。
与开发类项目不同，常常提到的公共空间议题是“管理”，如对物理空间的日常维护，以及对一些活动与行为的约束与管制。“经营”的概念似乎很少与公共空间联系在一起，大概在于其隐含的消费与盈利意味。如前文所述，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空间被认为应由公共部门负责生产、管理，权属与管理模式均较为单一。这样的做法，是希望确保这一公共资源可以服务多数人群。正因如此，公共空间被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去商业化、去消费化的，但它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之中。有品质的物理空间设计与建造只是公共空间的基础，多数成功案例都离不开后续各种形式的经营，无论是形象的打造，还是空间与活动的策划。例如，城市公园里的经营项目，小到咖啡馆，大到音乐节。可以对具体的经营策略进行讨论，但不应用理想化的标准对此全盘否定。
与我国常见的市政广场景象不同，西方国家的广场多具经营性特征。图为多伦多Mel Lastman广场前，午间停满了各式午餐摊贩车。（摄影/崔国）
经营，也不局限于公共空间内部功能的设置与运营，经营良好的公共空间，对社区乃至城市地区发展同样具有极为重要的催化作用。宏观尺度上，公共空间常被用作城市开发或再开发的先导，增加地区经济价值、培育城市形象。尽管在这种逻辑下产生的公共空间常常饱受诟病，但关键问题并不是公共空间是否被作为工具，以催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收益，抑或它被塑造成何种形象；而是这些收益或结果，是否对社区发展与居民生活有所贡献。换言之，对公共空间“经营性”的分析，需要关注“通过哪些机制产生了何种收益”，特别是“收益为谁所得”。这也是笔者从临时城市主义这个视角探讨公共空间的经营的初衷：临时城市主义所倡导的，就是利用时间上产生的断裂，挖掘原本被锁定在传统的开发机制中的价值，使其可以为更多人享用；而对公共空间来说，一切设计开发经营的努力，无非是让它更好地服务于那些理应享受它的人。（详见UC针对上海滨江地区公共空间的调研探讨《“公共空间”的迷思：除了贯通，上海滨江还需要什么？》）
伦敦“临时”公共空间的未来
伦敦的两个“临时”公共空间均位于朗伯斯（Lambeth）自治市。加百利码头（Gabriel’s Wharf）位于自治市东北角的硬币街区（Coin Street），与南岸区（Southwark）自治市相邻；Pop Brixton 则位于自治市腹地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地区。
加百利码头和Pop Brixton两个案例的位置示意。(图片来源/谷歌地图)
虽然两个案例位于同一个自治市，均是临时项目，且期限都长于最初的计划，但他们所处的城市环境与发展的历史背景截然不同。加百利码头生长于社区行动与新自由主义对抗的背景中，冲突集中于社区与开发商的对抗以及社区如何实现自己对可负担住房与其他设施等需求；Pop Brixton则产生于后危机时代，新的大型开发项目整体放缓，社会文化问题得到更多重视。
从临时城市主义的视角来看，两个项目都产生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公共空间被作为应对变化的策略；两个案例都展现出了介入、推动、开创等空间使用模式，未来也许会向固化的方向发展，又或许会开创新的功能。虽然推动两个案例的主体不尽相同，但通过临时利用的方式，让闲置的空间产生尽可能多的效益的思路是相通的。
抛去尺度、形象等表面上的差异，二者最大的区别大概在于对“效益”的认识，这也是公共空间经营中一个重要的维度。
在加百利码头，对公共空间进行经营的目的是获得经济上的利益。社区拥有土地，并负责各种项目的经营。码头本身既是社区的资产（Asset），也是社区的品牌（Brand）。如果CSCB没有将加百利码头，以及其他公共空间项目先导开发，彼时南岸面貌与气氛也许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因此，最初的公共空间的提升与区域氛围的塑造成为后续社区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公共空间不仅为地区居民提供活动场所，更在整个地区的氛围塑造、改变人们的观念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加百利码头这个公共空间的梳理与塑造承担了先导的作用，作为泰晤士南岸复兴的一部分，帮助改变人们对这个地区的认知，为后面场所本身以及社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看，加百利码头建设的初衷更类似于一个私有的商业项目，只不过这个项目获得的经济效益被投入到社区的住房与设施的建设。在今天，氛围塑造的工作基本完成，加百利码头越发变得和其他经营项目一样，是社区获得收益的手段，也正因为如此，它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开始与社区居民产生脱节，而更多去面向广泛的市民与游客。
Pop Brixton显然与加百利码头有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在这里，至少从项目发起者即自治市政府的角度来看，社会效益显然比经济效益重要，因此在这个公共空间的经营中，有很多和加百利码头不同的机制。首先，尽管有根植于社区的专业团队的运营，地方政府在项目中并没有完全缺位，而是提供了种种支持与协商手段，引导Pop Brixton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其次，Pop Brixton对社区的支持体现在对地方企业和社会组织的支持，以及鼓励各种企业组织对社区进行各种类型的回馈，实现社区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收益并不像租金收益那样可以被量化评价，但隐性的社会收益以及项目与社区的关联程度无疑会更加显著。这样的结果是，虽然Pop Brixton在最初并没有对其在区域中扮演的角色做很多考虑，但项目在运营的过程中，因为它所处的多元的文化环境和自身提供的各种吸引点，逐渐成为一个在更大范围内受到欢迎与喜爱的公共空间，不仅为社区提供活动与交流的空间，也成为布里克斯顿地区的一个特色，与这个区域原本就存在的丰富的多元街市文化形成互补。
2014年，上海虹桥路附近的一片待开发用地被开发商种满了油菜花，一时成为沪上热门话题，也为人们展示了一种不同的“临时利用”方式。（图片来源/上海发布）
相比而言，2018年，上海华漕镇在待开发空地上直接铺上花色的布料，就显得过分刻意。（摄影/崔国）
临时城市主义的要义，便在于发掘并妥善利用所谓的稳定与连续的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断裂可以带来的机遇。公共空间不是投入一次就可以产生持续收益的，它需要长效的经营机制去维持，一直以来非赢利性被视为公共空间的充要条件之一，但在现实情况中，经营与消费是否真的让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受到威胁，或者说非营利化的空间是否是好的公共空间的必然基础，都是有待商榷的问题，正如Pop Brixton团队所说：“我们需要考虑挣钱的问题，否则我们难以实现我们想要的社会目标，也无法支持社区生活。”商业的繁荣、社区的收益和空间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状态实际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是社区化的公共空间还是经营化的公共空间，其中的策略无非是首先让利用状况较差的土地获得新的价值，这里的价值不仅是土地市场上的交换价值，更是空间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同时打开与重新定义封闭或意义模糊的空间，从而让更多弱势个体、社群获得使用空间的权利，从而增加城市空间的公平性。毕竟，这才是城市公共空间的意义所在。
临时城市主义系列文章参考资料（向上滑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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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静宜，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成环境学院规划系博士研究生，《城市中国》第三期海外观察员
文/朱静宜 编辑/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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