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成都的麻将看城市公共生活 ｜ 每周新书

《显微镜下的成都》

王笛 著，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7月，59.80元。

王笛教授现在简直是成都的代言人之一了。这本《显微镜下的成都》作为他的最新学术作品，延续着他探索四川地方传统社会向现代演化过程的工作，并且是对成都城市文化的又一次挖掘和传播。作者自我评价说这本书反映了他思想的一些转变，比如，从精英视角转向真正的民众视角去看成都的地方社会，研究对象也转向下层民众，对街头文化和茶馆的研究也进一步转向强调日常生活和文化的“持续性”。从《跨出封闭的世界》、《街头文化》、《茶馆》到袍哥，作者的视角越来越细化和日常化，反映了微观历史的魅力和史家责任感一步步落实、接地气的过程。作者还特意在前言中提到，研究城市根本不怕“碎片化”，反而很显然是不够。大众文化之丰富，召唤着更细更“碎片化”的研究涌现。强调这一点确实很有意义，当我们呼喊“打造公园城市”等口号的时候，对人到公园里具体做什么、人怎样去公园等等，是需要好好考量的。宏大叙事与鲜活细节，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作者先带我们“进入城市内部”，概览清末现代化前期成都的城市空间特征和民风，接着用茶馆这个载体来提示成都的特性，再用关于袍哥的内容来描述成都的社会本底和语言风格。第四部分通过麻将来透视成都的城市休闲文化，最后的附录《巨区》是《跨出封闭的世界》的部分内容摘选重组，起到补充和提示的作用。这本书可以视为作者对过去成都研究的回顾、梳理和汇总。

在后文中，我们将选摘书中关于麻将的一节，欢迎下拉详读。

《威尼斯书：水上迷城，梦幻之旅》

[澳]苏菲·厄尔林 著，朱子仪 译，

浦睿文化·湖南科技出版社，

2020年7月，59元。

这是一本关于威尼斯的实用手册，由一位从小就热爱艺术的澳大利亚人撰写。这位厄尔林女士，家族祖孙三代都是威尼斯的粉丝，喜欢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且一直会去威尼斯双年展。作者也是以艺术从业者的身份参与双年展的，曾多次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团的成员。这本书采取非常明确的游览者视角，没有任何宏大的对城市地理历史的赘述，从作者与威尼斯的缘分说起，快速介绍了威尼斯的历史地理简要背景，然后就是怎么去威尼斯、去威尼斯可以看哪些地方、在有名的地点都能看到什么、在威尼斯期间可以如何安排衣食住行等等。作者还发挥专长，用不少篇幅介绍了威尼斯双年展期间到访这个城市可以如何安排自己的行程，不同倾向的艺术爱好者分别可以看哪些场馆等等。有两位澳大利亚艺术家也向作者分享了自己对威尼斯这个城市和双年展的感觉。在书的最后，作者还分别列举了几本讲威尼斯的书和几部关于威尼斯的电影。小编也是威尼斯的粉丝，碰巧读过了作者推荐的好几部关于威尼斯的书。威尼斯确实是空间特殊的城市，令人十分向往，这本书做得很漂亮，在照片选取和版式设计上面也都努力呈现了威尼斯的景观特色。

《阅读南京路》

乔争月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59元。

长期关注和书写上海城市史的作家、记者乔争月又出版了关于南京路的新书，这本书的目标读者大概是“想深度游览上海或在有闲时间内深入探索的旅行者”，书的开头是1925年黄包车漫游南京路的解说词。小开本、精美的设计和大量照片，使这本书具有相当程度的便携度和实用性。全书还是中英文对照的版本。关于这本书的价值，郑时龄院士在序言中提到，近年来有很多人加入队伍，一起来拼上海研究这份“巨大的拼图”，“尽管这幅拼图还有许多空白，但这幅拼图的轮廓已经越来越清晰，《阅读南京路》也是这幅拼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很多外来游客看来，南京路步行街是上海的窗口，是最能直接将上海的物质文化财富一览无余的地方。小编也是南京路爱好者，不管步行街还是外滩、南京西路，都吸引人有空就去“走九遍”。近年来南京路的一些路段不断实施城市更新，河南中路到四川中路这段去年底也完成了步行街化的改造。着眼于这样的背景，作者对南京路城市、建筑、文化空间及气氛的大历史作了回顾，穿插安排了很多知名历史人物对南京路的回忆。在介绍南京路沿线和附近众多知名建筑物时，作者援引了非常丰富的资料，除了建筑设计和使用等方面的信息，还有一些历史新闻资料。这本书具有很强的“生长性”，据作者在后记中介绍，除了关于城市历史与建筑的公众活动、展览和新媒体产品外，不断发生的城市更新、文保管理创新和商业空间变动都对这本书的内容更新有所促进。这大概也是记者来写城市的便利之处和优势吧。

《老城广州 万象更新》

《瞭望东方周刊》2020年第23期（总第816期）

正如该刊所言，“春天的故事”唱响于40年前的广东，新时代设立广东自由贸易区和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与之遥相呼应。广东的变化，体现在广州的城市更新与城市能级提升的各项努力上。该刊从多个方面入手，解读新发生的这些变化及其背后的动因。该刊指出，广州今年打响的“广州红”城市品牌，提出“以构建幸福城市为出发点，赋予城市红色文化基因，提升大众对广州红色文化认同和情感共鸣”，制订了红色旅游资源普查标准，还将红色革命遗址的活化利用与老旧小区微改造结合起来，意义重大，且是过去一系列工作的自然演进结果。2018年，广州住建局推进东山街合群老旧小区、珠江沿岸老旧小区、农讲所片区等“微改造”项目，改善提升红色遗址周边的人居环境，积极整合文化遗产与旅游资源，现今成效明显。起义路变身“城市观光通道”，北起中山纪念堂、南到海珠广场的解放路与吉祥路、教育路、回龙路之间被塑造成城市中轴线空间。《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提出，广州的目标愿景是“美丽宜居花城 活力全球城市”，城市性质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商贸中心、交往中心、科技产业创新中心，逐步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型全球城市。从产业、贸易、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层面来看，广州的“全球连通性”大大提高。该刊还在专题中追溯了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发展历程，介绍了穗港智能制造合作园区、琶洲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等目前的发展情况，回顾了已举办了63年的广交会“与城市共生”的过程。

《全球金融中心争夺战》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42期（总第972期）

根据英国智库Z/Yen集团2007年发起、今年9月底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上海、北京、香港、深圳跻身全球前十。上海以微弱优势超越东京跃居第三，香港止住下滑势头力压新加坡排在第五，北京第七，深圳第二次进入前十名，位列第九。与中国四城并驾齐驱的都是纽约、伦敦、旧金山、苏黎世等传统的全球金融中心城市。《中国新闻周刊》的封面专题援引专家观点说，引进外资机构不足以单独成就中国城市打造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还需要储蓄、金融产品交易、国际投融资行为等，有投融资才产生避险需求，延伸出相当程度的复杂金融功能，才算得上是国际金融中心。2009年，上海在中国首先提出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大连、青岛、广州、成都、杭州、西安等先后跟进，海南自由贸易区也有相应的目标，现在形成了一股争夺金融中心的浪潮。虽然各城市具体的战略定位各有侧重，但仍有冗余之嫌。专家认为，最终决定一个城市是否能成为金融中心的力量是市场，政府是规划不出来金融中心城市的。金融中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自然形成的高级形态。该刊认为，香港和深圳代表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发展的两种不同形态，前者服务于金融业态本身，后者体现为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各取所长，携手共进，应该是未来要走的道路。该刊还在专题中专文介绍了深圳的金融战略，重点提到了香蜜湖新金融中心的建设，这里将进一步集聚金融持牌机构和总部机构，聚焦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财富管理中心、要素平台交易结算中心、风投创投中心、可持续金融中心、金融科技中心等。

透过成都的麻将看城市公共生活

文/王笛

本文为《显微镜下的成都》第四部分《麻将：跨世纪的困惑》第五节《麻将、休闲以及日常生活》，由世纪文景应允选摘并提供图文资料。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调整。标题为编者所拟。

2015 年秋，成都郊区彭镇观音阁老茶馆里的老人们在打牌。（摄影/王笛，图片位于书中244页）

“麻将风”并非成都特有的问题，而是风靡全国。就像一句风行的段子所说：“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做候补。”这固然过于夸张，但也反映了麻将是中国最流行的娱乐方式的事实。

1991年《社会》杂志刊载的一篇文章便曾就此问题展开讨论，发现四分之一的上海人，从老人到孩子，都会打麻将，且大多要小赌一把。文章认为，麻将如此风行的原因主要有六点：第一，舆论宣传的某些失误助长了“麻将风”的盛行。前几年公安部明确麻将不作为赌博工具后，舆论片面地强调了麻将的娱乐属性，宣传麻将是高级娱乐工具，可锻炼智力，防止老年痴呆症，增进家庭和邻里之间的和睦等。第二，两个文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精神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居民反映娱乐场所少，电视节目乏味，而舞厅、卡拉OK、音乐茶座等场所，又非工薪阶层能经常光顾。而麻将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娱乐方式，简单易学，老少咸宜，花样多，变化无穷，富有刺激性，正好填补了这一消费空档。第三，少数党员干部参与打麻将，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麻将风”之所以屡禁不绝，原因之一在于一些党员干部带头搓麻将乃至赌博，使一些群众有了“榜样”。所以，过去居民悄悄地打麻将赌博，现在不少人却是堂而皇之地进行。第四，由于赌博和娱乐的界限不清，客观上给治理“麻将风”造成很大的难度，在具体处理麻将赌博时，往往不易把握政策。第五，处罚偏轻偏宽，助长了“麻将风”发展，这样对麻将赌博就没有多大的威慑力，也很难制止其发展。第六，工作节奏慢，生活压力小， “麻将风”发展有了客观条件。生活有保障，无忧无虑，生活无压力，不思长进，把空闲的时间用来搓麻将。

打麻将作为休闲活动由来已久，中国也的确有资格被外人称为 “麻将之国”。对打麻将的批评，包括浪费时间、牵涉腐败、有损城 市形象等，从来就不绝于耳。从晚清开始，麻将便一直是社会改良者和政府执意批判和锐意改革的对象。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胡适便将麻将视为“国戏”，并通过写作《麻将》一文加入了“反麻 运动”。文中强调，过去中国的三个恶魔——鸦片、八股和裹小脚都已不存在了。然而麻将则是第四个恶魔，它发展得异常兴盛，却没有人批评它对于国家民族的损害。胡适进而计算了浪费在麻将上的时间：“麻将平均每四圈费时约两点钟，少说一点，全国每日只有100万桌麻将，每桌只打八圈，就得费400万点钟，就是损失16.7万日的光阴，金钱的输赢，精力的消磨，都还在外。”

为麻将辩护的声音，很快便湮没在了此起彼伏的批评浪潮中，甚至茶馆也被认为是“旧社会”的残余而应该被改造，因为整个社会正在不断进步。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半个多世纪之后，麻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愈加欣欣向荣，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从麻将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如何和传统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现代化的确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并非如人们所设想的那样翻天覆地，文化的连续性于此彰显无疑。打麻将的社会大环境从20世纪早期便开始变化了，但这项游戏的核心属性——娱乐、赌博和社交——现在看起来却也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不同。

通过本项研究，我们可见人们对打麻将的看法是如此的对立并争论不休。麻将到底只是普通的娱乐项目，还是影响人们工作生活的“恶魔”？是积极的休闲方式，还是助长了懒散的不正之风？是高质量生活的象征，还是无所事事的惰性？是应该先关注集体利益，还是个人权利？林林总总，似乎从打麻将这样的日常小事上，我们看到了关于社会、政治和文化不同观念的各种分歧，关乎打麻将的争论反映了人们如何看待和应对社会变化，如何在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现代社会道德准则之间寻得平衡，麻将似乎成了对大众文化抱有何种态度的试金石。

媒体不惧琐碎，持续地关注麻将问题，也不过是20世纪一直盛行的反大众文化思潮的延续，以及不断告诫民众此类娱乐造成消极后果的持之以恒的努力。然而，我们不难发现，社会和官方媒体的态度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别，前者对麻将持欢迎的态度，后者则相反。同时，麻将的盛行还与市场经济裹挟下人们对金钱日益增长的渴求有关。普通百姓没有特权和权贵阶层那种从经济发展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同等机会，所以打麻将便成了他们自己的“生财之道”。在这个意义上，打麻将就像买彩票一样，给了人们希望，以及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理由。“健康积极”“消极有害”等道德评判在此语境下并不适用，因为麻将之于不同人的意义有着天壤之别。

麻将是中国传统消闲文化的精粹，但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求而不断被调适，这就是麻将在各个阶层的人群中都颇受欢迎，并最终成为中国最流行的娱乐活动的原因。对于那些社会资源不多的普通人来说，打麻将是让他们满足的娱乐方式，成为许多家庭聚会的必备节目。与改革开放前不同，国家权力不再对此类娱乐活动严加管制。专家学者们担忧的则是打麻将成为贿赂他人的工具，而并未组织任何形式的“反麻”活动，仅仅希望在特定时间、特定场合对特定人群做出限制。

在此次麻将诉讼案中，居委会的态度很有意思。众所周知，居委会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最基层实施者，应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但国家对打麻将的态度并不清晰。作为国家管控基层单位的居委会，则继承了早期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单位包管一切——包括日常生活及娱乐——的老传统，负责退休老人的休闲生活。中国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也正在经历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因此老年人的社会福利保障成了地方官员的重要政治任务。

居民的居住模式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过去成都的百姓杂居在街头巷尾，有很多机会互动，也很容易开展廉价的娱乐活动。但改革开放之后，城市不断拆迁和重建，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高密度的公寓楼，邻里间的交往却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形下，此类社区活动室之于社会交往的重要性也就愈加明显。此外，由于老人受经济和其他因素的限制，他们在消闲活动种类上的灵活性极其有限，打麻将便成了最佳选择。而除居委会的活动室之外，成都市民也可以支付十来块钱，在茶馆或“农家乐”吃饭、喝茶、打麻将，从而打发整整一天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麻将对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也便是有关部门往往对打麻将过程中的赌博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原因。

打麻将代表的是没有绝对好坏界限的城市娱乐生活（图片来源/阿里云）

从成都麻将诉讼案中可以发现，市民们实际面临着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很多人喜欢打麻将，但也不情愿因为沉湎于休闲而使得自己的生活方式被“标签化”，恰恰又很少有专家学者愿意为此类生活方式辩护。而即使不少人对麻将上瘾，他们却不愿意承认这一点。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人反感打麻将，但少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一流行的娱乐活动。余女士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称赞她为“反麻勇士”，并对“扰民麻将”大加批驳。一旦此类反对意见浮出水面，便立刻招致麻将爱好者们的反驳。

与此同时，尚有一批人对此问题的思考更为深刻，考虑到了“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的缺陷和对个人权利加以保护的问题。一篇文章称赞余女士，说她拒绝被“民主”的旗号欺骗，而转向去法庭上寻求公正。文章的作者指出，在涉及种族、宗教和市民权利的问题时，多数人的意见常常借“民主”的名义掩盖了少数人的声音。因此，“应实行合理的有限多数民主制，在构建这种制度时，首先要考虑的莫过于少数人权利的尊重和保护问题”。

怎样去理解这一起麻将诉讼以及余女士在这之后的命运呢？应该综合其中所涉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来全面考虑。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人对个人权利和隐私的意识还是相对单薄的，如果集体利益和个人权利发生冲突，则常以后者的屈服告终。更进一步而论，中国人的行事传统是对老年人的种种行为多加容忍和体谅，社会对老年人往往不会像对年轻人那样苛刻。当年纪较轻的余女士和她年长的邻居们发生矛盾时，尽管有不少人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和援助，但余女士并未得到她的老年邻居们的同情。此外，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将争端控制在邻里之间、社区之内，而尽量避免通过法律程序曝光在公众视野之下，所以余女士的邻居们认为她打破了大家日常生活表面的和谐。过去强调个人权利应该让位于集体利益，但已经有人开始挑战这种惯性思维，余女士此番因打麻将而发起的法律诉讼便是典型的例证之一。

讨论余女士案例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区分“噪音干扰”和作为“热闹噪音”的区别。在中国，“热闹”一直是一个积极的词，总是与繁荣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用“热闹”来评估一座城市、一个市场、一项公共活动或一场派对，无疑是一种赞扬。不热闹则被视为缺乏人气。对于公共生活，热闹带给人们兴奋，无论什么年龄、性别或经济状况和教育背景，对公共生活都有追求。但是，当人们不在公共场所而在家里的时候，他们的追求却大相径庭，希望安静的环境和不被打扰。然而，公共场所和家庭之间、热闹和安静之间，没有绝对的界限，特别是热闹的噪音可以在空间穿行，例如街上商店的促销喇叭或小贩的吆喝声可能被认为是热闹，但这类声音传入附近住家户便成了噪音。

余女士的诉讼发生在2000年，十多年后，这种冲突的发生更为频繁。例如仅2013年10月便发生了若干例广场舞引发的冲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如今，几乎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人们都可以看到不少退休的老人，特别是老年妇女，在公园、街头或广场，早晚伴随着扩音器或收录机的音乐跳舞，进行体育锻炼。在北京，2013年10月11日，“一个居民由于对附近跳舞的妇女气愤之极，向空中鸣枪，并放了三只藏獒吓走跳舞妇女”。那名男子随后被捕，但在互联网上却博得了“不少同情者”。此事件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便是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看到这则事件报道的，该刊还用了一个颇为煽情的标题：《跳舞女王：时髦大妈遭遇反对者》。在武汉，同年10月24日，一群妇女在广场跳舞时，有人从附近高层公寓向跳舞者扔粪便。据报道，这些跳舞者和附近居民之间的冲突持续已久。这些事件再次表明，人们仍然面临着如何理解、处理以及平衡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如果政府和人民不能处理好这样的问题，那么争端和冲突将会更加频繁，这不可避免地会给一座城市的形象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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