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半场”，为何必须谈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开阔的城市广场，小区里的花园绿地，还是伴随着消费的商业场景营造？当我们走出家门和办公室，为何难以找到具有归属感、认同感的公共空间？在过去四十年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之下，大量原有的公共生活在变革中消失。而当人们试图重塑公共空间，将诸如空间设计、生态景观、场景运营等“武功”一一上演，却仍无法还原当年成都老茶馆里的熙熙攘攘的公共生活。这其中缺了怎样一环？在本文作者看来，城市化上半场时，我们并未将“公共空间”这一舶来的概念转化为中国语境下的共识。只有找到症结所在，才能使原本薄弱的公共空间成为撬动城市更新、凝聚社会力量的关键地带。
讨论公共空间的另一个价值，在于对一种十分隐秘的认知误区进行商榷——顾“公共”而言“运营”。换言之，从城市发展的规律而言，具有良好公共性的区域，往往有着更好的社区氛围、发展势头、对外形象、商业收益……这一现象使得那些急于在短时间内实现社区良好收益的开发企业陷入了一种认知误区——认为公共性的好坏取决于相关商业运营团队的“人工培育”，并进而认为它与商业运营手法的优劣和资金投入的多少正相关。“好的社区氛围（容纳了多样的公共空间、有活力的公共生活），是机构运营的结果；而坏的社区氛围，恰恰是因为运营商不行”这样的观点屡见不鲜。于是导致了一种经典的认知误区——原本属于“公共性”“公共空间”的问题，被开发者偷换概念，变成“运营能力强弱”的问题。文章并非想要全盘否认良好的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人为培育和提升，而是强调，不应将“公共性”简单的理解为商业行为的运作结果，应该在更广泛的视角下，关注公共空间本身的发展规律。事实上，正如本文立足的“城市化下半场”的时间节点和写作语境所揭示的，它与整体经济趋势及城市化进程和阶段都息息相关。
为了更好地融合本期主题，《城市中国》在原文章基础上进行了删减和段落的重新编排。
公共空间作为关键问题
城市不只是建筑、人、商品、讯息等众多单个元素的总和，还包含了把这些元素联系在一起的媒介。其中，公共空间、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正是把城市独立的功能空间元素维系在一起的东西，是连接“孤岛”之间的“介质”。城市的发展水平、阶段，以及城市生活品质的衡量，很大程度上即取决于这些公共空间、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和品质。譬如，中国城市中新开发的住宅，其物业产品的价格往往并不由它们自身决定，恰恰是物业之外的公共服务、公共环境、公共生活（公园、湖泊、医教、商业氛围……）成为物业自身获得高溢价的决定性因素。（延伸阅读：中国房地产结构性缺房的根源与规律）
可以说，公共空间的好坏，通常可以转译为“公共性”的优劣，这是未来中国城市开发成功与否的核心竞争领域。因此，未来中国城市对公共空间的关注与讨论，不仅不是一个边缘问题，反而是“未来”的核心部分。
在进入对于“公共性”的优劣判断和建构因素的分析之前，还有必要对这个概念本身进行一次再前置化的考察。这是一个根本的，但又没有足够引起建筑师注意的问题：中文学术界，特别是建筑学和城市研究领域中，“公共空间”是否本质是一个舶自西方的概念？这个问题已经有不少学者触及过。一般认为，“公共-私密空间”的二元框架体系确实来自于西方传统。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将公共的概念追溯到古希腊，并认为公共-私密的二元体系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式西方政治的基础。政治的事务划给公共的，家庭的事务划给私人的。
也就说，公共空间在西方语境下绝不只是一个大地上空旷的地点，它有同样重要的法律的、社会的，特别是政治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开敞场地，一个散步和健身的去处，它同样也是民众可以碰撞思想、交换资讯（康德所言“可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的地方），甚至讨论、集会、发声、示威的地方。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并不强调这种“公共-私密”明确的二元划分，而是涟漪般层层推开的，儒家伦理推崇的“家天下”结构，费孝通先生所谈的“差序格局”。 “私与公”的关切边界、责任范围，可以因个体“穷与达”的程度渐进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来，公共空间概念确实是原生于西方社会结构的。不过，这种区分尚未被充分讨论，这一词汇就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去并被频繁使用。可以看到，中国建筑、城市学界的公共空间理论，至今也很难绕过哈贝马斯、雅各布斯、扬·盖尔、桑内特等西方批评家和理论大师的形塑和影响。中国建筑师学习西方城市的公共空间，学习如何设计其形态能够更美观、更有活力，更好地促进市民交往，却往往忽略公共空间的形态可能只是其枝叶，这些枝叶的下面有一整套政治传统的历史源流作为土壤，而这个土壤和中国传统可能迥然不同。只学习公共空间在形态上的表现，却不思考中国的社会组织形态、阶层构成、交往模式和政治体制是否兼容，只会加剧这个概念在物理的、实体的、空间的方面和它历史化的、政治哲学的、社会学的方面的脱节，加剧公共空间在中国城市的“水土不服”。（延伸阅读：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五大困境）
布达佩斯的玛格丽特岛上的公共空间。（摄影/陈飞樾）
并不为“公共”设计的“公共空间”
中国城市化的“上半场”其无与伦比的建造速度和近乎急迫的发展欲望，并没有为公共空间问题的本土适配留出时间。
如果把改革开发后，中国近四十年来突飞猛进的城市扩张、建设和现代化称为中国城市化的“上半场”，那么在21世纪第三个十年，当总城市化率已然超过65%，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增长放缓，城市建设的重心也从增量转至存量，基于这些表征，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的“下半场”。身处其中，“上半场”的遗留问题值得被首先反思。
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十年运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和传统，而1978年后的数十年激进发展时间，政府和商业力量都急切地想要完成“现代化”。但来自西方的城市化和资本空间化的过程模板，使得中国现代城市很难回答“现代化”在何种程度上等同于“西方化”。对此问题的搁置造成了概念的模糊，几方似乎各执其词并自说自话。
北京故宫前的空地。在明清时期，宫殿群，特别是大殿前的空旷区域被用作朝会、军事检阅、会见外臣、宣读诏令等活动，它们与封建礼制息息相关。这些空旷区域的规模与布局遵循古代建筑群的中轴对称、前朝后廷等规则，它们与建筑部分一同构成森严的等级秩序，所以不可以简单把建筑部分视作“私人空间”而把这些空旷区域视作“公共空间”。从其建成的历史语境来看，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空间即便在今天已经对市民开放，这种根源上肃穆、有序的场所感依然并不适合零散、活泼、自发的市民活动。（摄影/陈飞樾）
一些地方政府对公共空间的理解是苏联式的，市政广场开阔到大而无当，很难适当容纳微观层面的市民活动，其本质是一张用于被观看的权威的门脸。开发商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常常是发达资本主义式的，其逻辑换算是更漂亮的花园可以吸引到更高付费意愿的客户，而并不强调对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开放，促进交往。人文领域的学者对公共空间的理解很多来自18、19世纪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兴起的时期，强调它是一个与权力进行商榷和对抗的中间领域。而对建筑师来说，似乎只要不是住宅类的建筑，凡是外部的（建筑物之外剩余的部分）、景观的（有绿植和喷泉的地方）、基础设施的（火车站、地铁口、街道）、社区的（围墙小区内的活动场地）、集体的（单位大院里对职工开放的设施）、商业的（咖啡店、购物商场）、开敞的、空旷的、未经开发的，都可以不加区分地冠以“公共”之名。
根基不明，共同话语缺失，以至于这个词常常出现，但又无法找到一个可以让多方信服的定义来回答：在中国，当我们谈论公共空间的时候，到底在谈论什么？公共空间到底为何而建，为谁而建？
一段时间内，城市步行街的建设更多充当一种城市形象，其中的空间尺度和细节难以形成具有活力的公共生活。图为北京前门大街。（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街道是一个所属性质并不强烈的公共空间，可以只有飞速行驶的汽车，也可以是能形成更多社会性连结的人。图为上海乐山社区外街道（图片来源：水石设计）
阶层固化和共识缺失
“网红化”和“精致化”的公共空间
如果跳出以建筑学为主体的思维路径，有必要考虑这样一项事实：中国城市的公共空间之所以成为摆设而缺乏实质的公共活动和公共生活，与其说是空间的设计不够良好，毋宁说是因为社会构成本身已经发生了转向，而这一转向已经并不能用更多、更好的空间来逆转。在最近几年，中国城市化“上、下半场”的转场节点，商业主体和城市居民的注意力，设计和建造方的关切，已经越来越多流向零碎的、内向化的、主题公园式的场景营造。
场景化室内设计（“网红”）的饮食店面、K11购物艺术馆、超级文和友、阿那亚等，已经形成了一类可以被标签化的成功范式。它们提供的都是与普遍社会现实脱离的幻想世界，似乎这些拥有明确边界的“异托邦”和外部世界并不拥有连续的时空，置身其中的人自动变成了生活无忧、令人艳羡的特殊阶层。在城市化的“下半场”，当经济增长放缓，阶级流动性下降，尖锐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地涌现但又无法得到妥善化解，这种舒适的、没有冲突的迪士尼式空间会越发受到青睐。在这些地方，真实的社会矛盾被遮蔽起来，借助麻醉止痛式的明快图像，消费者可以很好地向外界传达自己中产生活品质的证明。
阿那亚作为北京的中产阶层“飞地”，以精心策划的空间氛围、建筑艺术与文化营销，达成了其品牌溢价。（图片来源：新周刊）
路易斯·沃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主义》中将都市定义为“一个相对较大、密集、由社会异质个体组成的永久性聚居地”。可以说，公共空间即是把异质的个体联系在一起的地方。这个空间促使城市居民互相看到差异，理解差异，并学会与差异共存。而媒介的存在，是为了连接城市中的不同人群，确保其不断裂为无数个单独内部运行的小群组（Cluster），而是一个共同体。然而，由企业建造并管理的私有化公共空间（Privately Owned Public Space）却实质上提供着折叠和隐藏差异的服务。借助消费的准入门槛等，这些“内向造境”实际上对低收入的和外来移民的人口并不敞开，而成为单一的、排他的、有靶向地服务于特定阶层的空间。
排他性问题的中国特色
公共空间的排他性问题既有普遍规律，也有特殊于此阶段中国城市、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
公共空间的现代定义强调“公平地供所有人享有”，但历史化地回看它古典意义上的原型，无论东西方，这个空间往往都是首先服务于拥有一定特权的人的。古希腊的集市和广场奠定了西方政治性公共空间的雏形，但它只对城邦的公民（citizen）开放，他们普遍是拥有财产的成年男性，所以妇女、小孩、奴隶、外邦人都是被排除在外的。法国启蒙时期的沙龙（saloon）包括的也主要是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这些大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语境中，公共空间的排他性也有已下几点特殊表现：
第一点是户籍制度。《中国经济时报》在2020年发表文章《城镇化下半程：推进人的城市化与战略转型》，其中谈到了“2亿人的问题”。这2亿人指的是没有户籍的城市常住人口，也被称为“人户分离人口”，或者“半城市化”的人口。其中很大部分就是“农民工”群体。这2亿人居住、工作在城市，但无法享有城市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获得社会保障，包括医疗、子女教育、养老保险等等。公共空间也是城市公共产品中的一种，这种户籍上的拒斥也造成了空间上的拒斥。能看到，许多中国大城市中建设有环境优美、品质良好的公共空间，但在其中活动和交往的往往是城市居民，特别是中产群体；农民工群体的活动和交往却在街边、小店、工棚下，占据的是城市面貌中被“折叠”的另一面。这是制度性的排他。
第二，高品质的外部空间倾向于被打造为有明确边界的围墙花园。中国城市中优质外部空间的排他性，不只是在社会层面对精英提供较高优先级，更在物理空间层面设置外墙、门禁和安保，直接切断和城市其他部分的自由往来。譬如，北京五环建设了大量绿地，但周边的居民却并不享有，无法进入，因为这些绿地大量是高尔夫球场，只对会员开放。这几乎成了“21世纪的皇家园林”。通过不可随意跨越的外墙，人群被分为了“我们”和“他们”，清楚地定义了谁是被支持、被保护、享有特权的一方，而谁是被遗弃、被孤立甚至被污名化的“外来者”。这种思维从宫殿城墙、四合院、单位大院到围墙小区被一路继承下来。第三，几乎不促进任何共识的达成。虽然古希腊、法国、中国晚清和民国的公共空间容纳的都是部分被选择的（selected）人口，但其中的交往活动生成了（或者至少试图生成）“合意”（general will）——这份共识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城市的共同利益。但最近越发流行的“内向造境”的空间，实质上是反公共生活的，其舒适和无摩擦来自于准入人群的同质化。其中没有跨越边界的互动，生成的是大量用以品味表演的扁平图像。在“下半场”，这个问题很可能继续扩大。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和阶级固化，使得不同背景人群越来越难找到共同关切。官方对话语场域的控制收紧，也迫使城市居民不得不放弃思想和话语的交换。
重访原生于中国的微型公共空间
茶馆中的权利组织共生体
在进入“下半场”的节点上，慢下来的建设速度或许也给了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机会：何谓中国式的公共空间？在反对西化和全盘西化之外，是否可以找到一条别样的、更适于自己的通途？
茶馆的公共空间角色，与西方文化语境中将咖啡馆视为重要的公共空间的看法有相似之处。图为成都的鹤鸣茶馆。（摄影/陈飞樾）
研究微观公共空间的历史学者王笛在研究了清末和20世纪初的茶馆空间后，认为这些小型商业场所，除了大众的休闲娱乐之外，实际上还承载了民间小型自组织团体的活动，以及精英和国家权力之外的社会自治、互助力量。他的这种观点承继了罗威廉（William T. Rowe）、冉枚烁（Mary Backus Rankin）、包乐史（Leonard Blussé）等汉学家的理论——在西方的文化、资本、武装力量突然涌入之前，中国的本土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延伸阅读：被低估的城市公共空间——街区理发店）
在这种外来的涌入和“打断”发生之前，我们的本土社会也在孕育某种原生于中国的公共空间。20世纪中叶以前，这片土地上还缺少真正成熟的现代政府，地方上很多时候存在权力和管理的真空，这时候就需要（也允许）民间小型自组织团体来处理纠纷，应对灾难，甚至打击敌寇等。王笛叙事的就是这样一段历史：在西南地区，自组织团体的形成、协商和运作，很多时候就在茶馆。这就是公共空间：因为某种共同利益，私人来到一起形成合力，构成某种介于民众和权力（皇帝、贵族）之间的中间地带——这在东西方是一致的。但需要注意的不同点在于，西方土壤孕育出的公共空间往往和权力进行抵抗和角力，而传统中国乡土社会中的公共空间却往往能够和权力进行协作。怎样一方面借鉴欧美城市中优秀的经验，又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份和道路？这种探索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如果说茶馆提供了何谓中国式公共空间的一个答案，那么在“下半场”，是否能够找到某种方式，在社区的层面，适当允许一些民间自组织的小型社团和小型活动？如果这种摸索不被允许，自身道路的建构会困难重重。
成都麓湖的观鸟小组项目以鸟类观察和爱护为契机，激发社区居民关于生物多样性的思考，并借此计划孵化出全国第一个社区型观鸟组织。（图片来源：麓湖社区发展基金会）
在下半场寻找建构者的共识
重塑城市公共生活的根基
公共空间的活力不只来自于形态塑造上的美观和适用，更重要的是作为连接社会中不同组成部分的的纽带。从城市化“上半场”转向“下半场”也是从“量”的城市，“物”的城市，到“人”的城市的转向。“上半场”的激进增长造成了部分纽带的断裂，这些断裂能否在“下半场”得到修复，将是建设宜居的、带来幸福感的城市的重点。我们不能只是关注空间设计如何激发人的行为，而忽略社会契约、人际关系、交往模式、精神需求的变化，从而造成城市空间本身的意义转向。如果继续忽略，建筑师，或者广义上的建构者（规划师、政策制定者、开发商、社区运营者）继续不断以自我祝贺的态度提供名义上的公共空间，就会导致这些空间和中国正在经历的社会现实脱节，或者实质上根本无法容纳公共生活。
我们需要警惕和担忧维系物的崩解，民众共同感的衰落。这些现象和问题散落在政治哲学的概念层面，虚拟的社交媒体世界，以及社会学的话语（discourse）当中。公共空间除了对社会全面开放，它的建构本身也需要城市与社会多样的构成要素有效地合作。从根源上看，公共空间在定义上的模糊——不同领域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南辕北辙，是缺乏斡旋者和缺乏共识的体现。因此，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公共空间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资本和社会需要找到建构目的上的共同基础。
政府的力量过强，容易造成过度设计和过度规范化，使得原本市民自发和即兴使用的空间丧失其最初的随意性和复杂性。这股力量没有其他方面的权衡，也容易引向“一刀切”的懒政，即政府因为害怕公共活动造成的管理困难，就直接取缔空间面向市民的使用或者开放时间。
资本的力量过强，则容易造成士绅化问题。开放空间被精致打造为高品质的场所，但实质上只对一部分有付费能力的人开放。这些私有化的公共空间极易驱逐原有居民，破坏传统社会结构，也减少市民跨越阶层进行互动的机会。虽然本文以问题化的角度看待私有式的公共空间，但需要指出：现代城市中不存在绝对的、纯粹的、不被资本“侵蚀和败坏”的公共空间，相反，一个良好的空间需要维护、保养、激活，这些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和商业力量的支持。只是在资本流入和过度私有化之间需要有某种制约力量来平衡。在中国城市做社群营造的志愿者机构，往往有非常好的初衷，也在短期内能够增加所在社区的邻里凝聚力，但常常因为资金不足，或者缺乏运作和管理的经验，导致机构从内部解体。
而社会面的力量如果脱离政府和资本单兵作战，则往往难以长期维系。因此，这三方是否能够保持开放的、合作的态度，找到某种共同基础而不是增加隔阂，是中国城市化“下半场”值得持续观察的重要议题。
参考资料：
邱海峰，《超65%，城镇化进入“下半场”》，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3年03月29日，第 11 版
焦长权，《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上半程与下半程》，《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
王笛，《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公共生活》，《南国学术》2018年第3期第404-415页。
Louis Wirth, “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4, July 1938. 1-24.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商务印书馆，2013年
文/陈飞樾（沙丘研究所）+崔国
编辑/张晶轩+崔国+柯卓林
专题研究团队 / 崔国、张晶轩、杨松飞、王佳琦、唐菲、刘诗怡（实习）、柯卓林（实习）、陈飞樾（沙丘研究所）、李雅伦（沙丘研究所）
本文作者
陈飞樾
「沙丘研究所」创始人及主要创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城市学硕士。他现居纽约，是一名写作者。他的主要研究兴趣是城市与数字时代的公共空间与公共领域，以及建筑部件作为一种装置如何为人的交往提供了空间上的条件和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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