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取福利20年，一位新西兰福利领取者的自白：想为社会做贡献，生活迫我没得选！
5月3日，福利工作专家小组提交了关于新西兰福利体系的报告。
42条建议中，已被纳入2019年幸福预算编制的有三条：
1.取消单亲妈妈不填写父亲栏的福利金惩罚
2.取消扣减福利门槛，反映最低工资变化
3.增加对求职者的支持
工作小组建议大幅度提高各主要福利支付，报告称：“目前的财政支持水平如此之低，以至于很多新西兰人生活在绝境。”
靠领福利生活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过去20年来，这篇文章的主角几乎都是靠着福利金生活，她写下了生活中的屈辱和压力：
1997年，我被诊断出患有克罗恩病。
克罗恩病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炎症性疾病，会对任何部位的胃肠道造成影响。胃肠道是一个人体器官系统，负责运载和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物质并排出废物。炎症通常发于胃肠道的粘膜。但是，该疾病可影响到胃肠壁的较深层，甚至扩散影响至整个肠壁。
药物不起作用，我只能接受手术。30厘米的肠道被切除了，但预测病情也不乐观。
我发现自己无法工作，我失去了经济来源。对于自己的处境感到非常不安，不能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突然的打击。
生病无法工作，我不得不领福利
祖父母带我去了新西兰工收局福利办公室，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位善良且富有同情心的专案工作者。如今在工收局已经没有像他那样的专案工作者了，我很怀念他。失去了一个了解我，并愿意帮助我的专案工作人员，确实是巨大的损失。
虽然现在工收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非常好，但还是有一些工作者会让人感到非常不适。他们和求助者的关系非常紧张，甚至是敌对关系。我曾经在工收局福利办公室看到有人无助的哭泣，没有任何隐私和尊严。
我只是被诊断出患有慢性病，但我非常害怕工收局。这让我痛苦地意识到，很多需要帮助又不享受特权的人，想争取拿到福利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
从收到伤残补助的那一刻起，我对自己就有了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自己拿福利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好像额头上被打上了官方的红色印记。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失败，觉得自己没有对社会做出什么贡献，至少在经济上没有什么贡献。
我想学习，想帮助他人，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但是我的身体不允许。疾病拖垮了我的身体，束缚了我的人生。
感谢纳税人，让我能够上大学
在90年代后期，虽然靠福利津贴的生活非常节俭，但是我很满意了。由于高中学习成绩很好，又得益于工收局的政策，我获得了60%的大学学费资助。这件事情也给了我很大的动力，希望自己通过学习掌握一些工作技能，并找到一份工作。
我觉得这是一笔有意义，且有社会效益的投资。
可是现在，这样的帮助计划没有了。这项福利的取消，会给新西兰的劳动力市场带来多少损失？也许是好几代人的损失。如果是在现有福利体系下，我是不可能支付得起巨额的学生贷款。好在我享受了大学，真希望自己还能回到大一的日子。
我感谢纳税人的资助，让我在新西兰这样一个有着强大福利体系的国家生活，这一点让我感到自豪。
我试着享受生活的美好，但是这种美好让我内疚，因为身为一名拿福利的人，我觉得自己不值得任何的安慰。
工收局的专案工作者经常要求我提供银行对账单，这让我感觉到自己被监视了。每当我购买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哪怕这些东西是二手的，我也觉得自己需要想好如何跟他们解释。这种困扰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让我焦虑不安。
当我在一家全国性的报社做兼职工作时，遇到了我两个孩子的父亲。我们俩的收入可以勉强维持生活。但是当我去工收局告知这一情况时，他们跟我说，如果我和他结婚，我就不再享有福利了。
工收局的新政策规定，如果与家人一起生活，不论是否结婚，都会失去DPB或伤残补助。我实在不理解这一规定。但是，我们还是决定结婚。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但我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
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在工收局申请其他支持，于是他离开了工作，照顾我和两个孩子。我不想一直靠拿福利生活，但是福利金是我生活的救命稻草，我也成功避免了进一步的手术。
我正在写一本小说和几篇短篇小说，并在做有偿写作工作，觉得自己能够对社会做出一点贡献了。我丈夫也在当地农场帮忙，但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待在家里。虽然这样，我对我们未来的生活还是充满了希望。
但是，这种平和安详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
我们真的是寄生虫吗？
我们和我老公的妈妈，以及她的朋友们聚餐。她的朋友是一对40多岁的夫妇，健康、富有、勤劳。当我们聊天时，那对夫妇中的丈夫突然问我，如何赚钱。我解释说我患有克罗恩病，因此丈夫在家照顾我，我们靠伤残补助生活。他又问我每周可以拿多少钱，我告诉了他。他很不屑地说到：“这是我付的税，这些税都给了你。”
我的心被戳到了。我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感受到的是难以言表的痛苦。这就是新西兰人对于拿福利者的看法。他们觉得我们是寄生虫。我感到无比耻辱。他们可以赚到足够多的钱，但是交的税收却不愿意分享。
这些经历让我觉得自己活该是穷人，甚至有时候我会想从这个世界中抹去自己。现在，我非常害怕告诉别人我的情况，我感到自己毫无价值。我的身体拖累着我，但是我却希望为社会做贡献，这种纠结与挣扎折磨着我。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好失败啊！
作为一名靠福利金生活的人，羞耻感侵蚀着我。当我重新申请福利时，我给工收局写了这些话：
我知道我仍然需要帮助，但我希望有一天我不再需要帮助。我真的很希望能为这个社会做出点贡献，所以，请接受我。
”工作还是领福利，真的有的选吗？
当我最小的孩子三岁时，我和丈夫分开了。我不停地写作，但是不知道该如何出版。我为报纸和杂志写文章，希望在抚养小孩以外多做点事情。但是因为从事写作工作，我不得不每周都向工收局解释收入，并且要在不断变化的收入中继续痛苦挣扎着。一面是兼职写作，一面是工收局，我真的很难找到平衡。
如果每周都汇报收入，工收局就会调整福利金的发放。但是我会工作三个月，再得到一次性的报酬。所以不能每周都汇报收入，那样的话他们就会停止发放福利了。
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奇怪的循环：因为身体不适我无法从事全职工作，但是靠兼职写作又无法完全支撑生活，还得靠领取福利金。
我不记得看牙医是怎样的感觉，我不敢让自己的车辆过WOF，我精打细算地过日子但还是存不下钱。我没有钱给孩子过生日，没有钱给他们买礼物，哪怕接到生日聚会的邀请，都让我身上冒冷汗。
福利金不足以支撑新西兰人的基本生活开销，看电影、理发或外出吃晚餐都是奢侈的。
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是人们愿意选择的生活啊！
我们目前的工收局系统旨在阻止人们长期依赖福利生活，但这种假设是基于我们愿意选择靠福利生活。选择靠福利金生活，或者拿最低工资是非常短视的想法。
没有人愿意当穷人。大部分靠福利金生活的人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这是他们没得选的选择。
领福利，就不能有伴侣吗？
对于拿福利金的人有一项非常不人性化的条款，是对人际关系的限制。让我感到奇怪的是，我可以与室友生活，但是我不能和伴侣一起生活。就如上文里提到的那样，为了生活，我的丈夫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理想。
最后，我们决定集中所有的资源，和他的兄弟姐妹一起搬到了一个大房子里。
我尝试了新药，身体情况略有好转，所以我才开始做兼职工作。但是我的身体情况，不允许我做全职工作。我无法长时间站着，或者跑步，弯腰，我想独立，但我做不到。
此前，我还做过短暂的111接线员。之后，我尝试去Spark公司的呼叫中心做全职工作。但是，我开始大把大把地脱发，每天都是哭着上班。我的生活没得选了。和伴侣的关系也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努力着经营着自己的家，想做一个好妈妈，勤奋工作，尝试着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一点。但是，这一切，都崩溃了。我又回到了靠福利金生活的状态。
我不同意工收局的政策，直接干扰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约会。如果你想拿福利，就无法拥有伴侣。我们每个人的DNA中都写好了社交属性，工收局的政策，意味着剥夺了这一部分人的幸福。
工收局需要改变。我不希望看到增加福利支付这样的变化，但我希望能让我们在保持收入的情况下，能够享受伴侣关系。为什么我的伴侣要对我负责，尤其是他自己都没有得到体面工作的时候。如果伴侣关系中有一方赚了很多钱，另一方说不再需要福利，那就停止发放福利。但现实情况有这样的人吗？
与他人分享生活，是基本的人权。如果有人希望在一起生活，但是被迫放弃收入权利，并让他们的生活不稳定，这是惩罚性且残酷的政策。
我已经非常努力地为自己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从我十几岁以来，我都一直在生活贫困线上挣扎着。但起码，我还是有机会。我受过良好教育，我有支持自己的父母，我能够工作，我是一名新西兰白人。
靠福利金生活的人正在挣扎着。我听过很多关于工收局不合理对待的悲惨故事，我也知道很多家庭住在发霉的房屋里甚至是住在车里。穷人，在各个方面的生活都很艰难。如果把贫穷的耻辱加重在这些人身上，并剥夺他们拥有伴侣的基本人权时，这样的生活是难以置信的。
靠福利金生活会影响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正在失去希望。这才是我们福利制度需要改革的地方。
本文作者：Hannah McG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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