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杜娟、朱旭峰丨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丨2021年第1期

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

杜娟 朱旭峰

【摘要】本文从地方领导性别的视角出发，引入代表性官僚理论，揭示了女性地方领导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作用机理。作者对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与城市主政领导背景信息数据进行匹配分析，发现女性在本地担任领导职务显著提升了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进而，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女性居民中，在男性居民中并不显著。本文还检验了女性地方领导提升民众清廉感知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女性地方领导提高女性民众政治信任为主要中介机制。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女性领导者在腐败治理领域发挥社会影响力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清廉感知；女性地方领导；代表性官僚；政治信任；因果中介效应

【作者介绍】杜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e-mail]；朱旭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e-mail]。

【引用格式】杜娟,朱旭峰.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10(1):127-142.

【文章结构】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二）地方领导性别与腐败感知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二）变量测量

（三）实证策略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检验结果

（二）异质性检验：受访者性别

（三）中介机制分析

（四）竞争性机制检验：榜样效应

四、结论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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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R

清廉感知是指个体对政府清廉程度的主观看法或评判，它在廉政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民众清廉感知度的提高能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民主制度、市场竞争和行政效率带来积极的影响[1]。而民众清廉感知度的降低可能导致民间不信任文化滋长，令民众在与政府互动中将贿赂作为解决问题的默认手段，甚至养成收受贿赂的行为习惯[2]。更多的腐败活动会进一步降低民众的清廉感知，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同时，清廉感知的降低会减弱民众参与政府反腐运动的意愿[3]，更会削弱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可，从而对国家治理与政治稳定构成巨大挑战[4]。特别是我国正在进一步加大反腐败力度的今天，清廉感知研究有助于为我国实现善治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理论基础。此外，由于国际上绝大部分政府廉政水平排名（如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等）均使用清廉感知来衡量国家实际腐败程度，清廉感知研究对提升我国国际形象也有着积极意义。

以往学者主要从两条路径探讨清廉感知的来源。一条路径集中探讨个体层面因素对清廉感知的影响，除个人人口学特征外[5]，还包括媒体接触[6]、接触腐败经历[7]、对反腐工作的满意度[8]等。另一条路径则关注宏观经济政治社会因素对清廉感知的影响，如经济绩效和政府规模[9]、社会文化[10]、民主制度[11]等。本文试图从中间路径探讨地区政治精英的个人特征对清廉感知的影响。我们之所以称该视角为“中间路径”，是因为一方面讨论政治精英的特征仍然属于个人层面范畴，但另一方面，地区的政治精英特征在民众看来可以归为该地区宏观政治社会因素，而非民众个体因素。但是，目前还未有文献关注政治精英特征对中国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问题。

政治领导，一般可被定义为掌握政策决策权的政府官僚或执政党干部[12]。本文重点关注地方领导性别这一基本个人特征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社会女性运动兴起和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发展，世界范围内女性越来越多地参政执政，投入原来由男性垄断的政治领域。由此引发两个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女性地方领导的出现是否有助于提高民众对政府廉洁性的认知?如果是，那到底通过什么途径发挥作用?

中国是回答上述问题的一个理想但尚待开发的样本。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高度关注性别平等问题，女性在法律上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参政权利。但在现实中，女性平等参政的权利还未充分体现，中国女性参政水平依然落后于全球趋势。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性别差距报告》，中国政治赋权指数在全球149个国家中名列第78位，政治最高决策层中女性所占比例低于各国平均水平。转型时期的中国正在经历一系列社会变革，提高女性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参与度作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核心，已经成为实现性别平等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性别平等相继成为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s）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中的重要内容。其中，确保妇女全面有效参与各级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决策，并享有进入各级决策领导层的平等机会是考察该目标实现的一项关键指标。同时，减少腐败和贿赂也是SDGs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实现社会正义和有效治理的具体体现。中国是首个承诺推进SDGs的大国，研究中国女性在政治决策领导层的代表性及其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不仅对中国应对贿赂腐败、性别歧视等现实问题有着重要政策意涵，对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政治体系与繁荣稳定的发展局面具有现实意义，更对中国反腐倡廉、性别平等和政府有效治理全球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启发意义和理论贡献。

本文集中精力探究地区层面政治领导性别对普通民众个人层面清廉感知的跨层影响。使用作者参与实施的一项全国性调查“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并结合中国城市党政领导背景资料库展开综合研究。通过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处理了因变量的非随机缺失所导致的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并采用多种方法交叉验证了基准发现的稳健性与可重复性。研究表明，女性在地方担任领导职务能够提升本地民众个人对地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其中，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主要集中在对女性群体的影响，在男性群体中并不显著。本文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利用代表性官僚理论系统阐述了中国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理。本文检验了女性地方领导对女性民众清廉感知产生影响可能的中介机制，即政治信任。研究发现，女性地方领导同时向女性民众的清廉感知施加直接和间接影响，其中微观层面提高女性民众政治信任为主要中介机制。

一、理论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与文献回顾

“性别与腐败”关系是一个前沿的研究课题，在国际学界兴起以来引发了众多理论争鸣。21世纪初，Dollar和Swamy率领两组研究团队利用跨国数据首次发现，女性议员比例较高的国家腐败总体水平相对较低[14，15]。受此研究启发，学者们从性别政治视角出发，就妇女政治代表性对政府实际腐败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考察影响发生的具体制度和文化情境[16，17]，或是采用行为实验设计探究个体腐败行为的性别差异效应及其理论机制[18，19]。回顾现有文献对性别与腐败关系机制路径的探讨，可以甄别出两种密切相关的理论逻辑：“性别特质论”和“制度决定论”。

第一种理论视角可以称为“性别特质论”，从两性道德水准与风险偏好的刻板印象出发做出理论解释。早期研究认为女性在道德水准上优于男性，更加诚实、公正、富有公共精神，或认为女性具有风险厌恶偏好，因而更少牵涉腐败活动[13]。在实践层面，女性官员越多意味着政府中参与腐败的人员越少，政府清廉水平越高。后续发展出的“制度决定论”挑战了性别特质视角，主张制度环境才是女性政治家影响清廉感知的主因。女性通常被主宰政界的男性排除在其互惠关系网络之外[20，21]，即便有机会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也很难获得与男性相同的领导岗位和权力资源[22]。因而，女性在组织中被边缘化，不具备腐败交易所需的各类资源，从而较少有机会参与腐败。在政府反腐实践方面，上述论点的一个推论便是女性参政人数的增加将对腐败产生“挤出效应”，通过打破政治网络中的男性互惠关系网减少腐败活动。

上述文献就理解女性官员对清廉感知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在理论和实证分析上仍面临挑战。既有研究要么是从微观到微观，考察男女两性对腐败的态度和行为差异；要么是从宏观到宏观，只考察不同制度和文化情境下女性政治代表性对国家整体腐败水平的影响。在理论解释上，研究者往往将民意调查和行为研究中个体层面的实证发现推演至集群层面，可能存在区群谬误（ecological inference fallacy）问题[1]。这是因为女性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担任议会议员或被任命为部长的女性政治家未必和女性民众相似，也未必符合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期待；即使多数女性政治家都在社会期望和制度约束的框架下行事，我们仍不清楚立法机构或政府中女性比例的少量增加如何能提升基层政府的清廉水平。在实证层面，受到数据可得性和腐败测量的限制，无论是跨国定量分析还是微观行为实验，实际上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国民的腐败感知。既有理论则着眼于女性政治代表性与实际腐败水平之间的联系，女性政治代表性与民众个体腐败感知之间的关系问题未受到足够重视。此外，已有文献忽略了女性政治家对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会因民众性别而异，故而女性政治家作用于清廉感知的异质效应与生成机制也需要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为弥补已有理论内在逻辑和实证研究的不足，需要围绕女性政治家对民众清廉感知的跨层影响机制展开更为深入的近景式分析。

因而，在反思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希望借助跨层分析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女性政治代表性作为一种制度环境，如何对公民的腐败感知产生影响。从而，本文跳出上述理论解释的局限，从代表性官僚的理论逻辑出发，理论探讨并实证检验女性地方领导对中国民众个体清廉感知的跨层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二）地方领导性别与腐败感知

我们从代表性官僚理论视角出发，深入揭示政治领导性别是如何影响普通民众的腐败感知的。本文提出，女性地方领导对社会民众的代表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女性担任领导人的政府更为清廉。女性地方领导可能通过象征性代表作用机制塑造公众对政府廉洁性的认知，且这种作用因民众性别而异。

代表性官僚（representative bureaucracy）的概念由英国学者金斯利[23]首先提出，主张公务员队伍在构成上应反映辖区内人口的特征，其实质是民主政治基本理念向行政领域的延伸。后来的学者们将代表性官僚发展成为一个包含被动代表、积极代表、象征性代表等相互关联的多个维度的理论体系。首个维度是形式上的代表，相关概念有消极代表（passive representation）和描述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它是指政府机构成员与社会成员有着相同的人口特征（如性别、民族、种族等），即官僚机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成员的构成情况[24]。其次是积极代表（active representation）或实质代表（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它关注政府机构人员的多样性是否转化为关键的公共政策结果或产出，从而改善有关群体的福利。同时，象征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理论指出，被动代表本身亦能够通过转变部分民众认知、信任、合作意愿等机制对个体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25，26]。作为代表性官僚理论的前沿进展，象征性代表理论强调代表性官僚制所蕴含的符号性和象征意义。

代表性官僚理论涉及高层次政府官僚与低层次民众个人的跨层关系，有助于清晰地解释女性地方领导影响民众个体腐败感知的内在逻辑。同时，中国的公务员制度与西方文官制度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政治代表等制度也为代表性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空间[27]。于是，本文借鉴代表性官僚理论构建解释框架具有合理性，同时也是基于中国的具体情境对代表性官僚理论的丰富和深化。不同于以往代表性官僚理论集中关注政府人员的多样性构成，本研究聚焦于更具决策权和影响力、传统上由男性出任的地方主政精英职位。

本文中，女性地方领导可以通过微观心理机制影响民众对政府廉洁性的感知与评价。在微观心理层面，女性地方领导可改善民众对政府治理质量和政治制度环境的主观判断。象征性代表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代表性官僚象征性机制的作用效果不仅局限于少数社会民众。公共部门人力构成对少数社会群体的代表性能够向全体公民释放出一种包容性的信号，能够消除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疏离感，从而有助于增进社会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合法性、公正性的认同，以及对治理绩效的感知[28，29，30，31]。女性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一员曾长期被排除在政治领导岗位之外，因而女性政治领导的出现具有重要象征意义，代表着更具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加公平的政治制度环境[32]，传递着机会平等和程序正义的信号，能够给人以政治更为公正、行政更为清廉之感，从而将使民众形成政府更为清廉的主观印象[23]。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将假设1设定如下：

假设1：如果一个城市的主要党政领导人为女性，则民众倾向于认为地方政府的清廉程度较高。

女性地方领导体现了女性社会成员在政治领导层中的代表性，因而对不同性别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机制有着很大不同。结合理论与实证发现，民众性别对女性地方领导影响的调节作用主要源于社会心理和象征性价值两个方面。在社会心理层面，男女两性社会成员对女性地方领导的心理反应并不相同。首先，女性在评估女性领导人时更少受到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越来越多地将领导能力与女性联系起来，而男性却仍旧认为领导力是男性特质[33]。其次，由于男性长久以来主导政府决策与管理，女性比男性更加重视自身在政治领导层的代表性[34]。中国父权政治传统悠久，女性不善于政治领导的刻板印象深深扎根于民众，尤其是在男性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在此背景下，女性政治家更容易得到女性民众的关注和对其能力的肯定。就腐败的性别差异而言，弱势社会群体，如有女学生的家庭、文化水平较低者、低收入人群，是腐败交易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往往承担着更高的腐败成本，而社会地位较高者则可以通过非正式网络规避或减少贿赂支出[35]。女性由于处于社会弱势地位，更是成为权力腐败的潜在受害者和公权力泛滥行使的对象[36]。在本文情境下，由于男性民众在政治腐败网络中本就处于优势地位，女性地方领导在廉政领域对其缺乏突出的象征性价值，而向女性民众传递着重要的象征性价值。因此，女性地方领导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受到民众性别身份的调节，即它主要影响女性的腐败感知。基于上述理论推演，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女性地方领导主要提升女性民众的清廉感知，对男性公民不产生显著影响。

政治信任是女性地方领导影响女性民众腐败感知的重要中介机制。民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源于双方相似的社会化经历。学者们指出，在社会化过程中，政府官员和背景相似的民众往往面临共同的政策问题、拥有共同的利益、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观[36，37]，使得民众更容易确立对政府的情感认同[37]，实现良好的双向沟通[38]，从而联结民众与政府间信任的纽带。由于性别刻板印象和性别歧视的广泛存在，女性政治家与女性民众在社会化过程中往往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形成了她们之间达成共识与积极互动的社会基础。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在女性担任领导的政治体系中，女性公民对政府有着更强的信任感[39]，会更积极地参与政治事务[44]。

个体的政治信任影响其清廉感知的水平。研究发现，对政府和政治家信任度低的民众总是对政治家的不端行为更加审慎，更容易感知到腐败的存在[40]。同时，民众对政府和制度信任的缺乏导致庇护主义滋生，将公民转变为寻求决策者私人庇护的行贿者[41，42]，而亲身经历腐败会使人们对政府腐败的感受更为强烈[7]。也有学者指出，政治信任瓦解和腐败感知加剧之间是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43]，公众政治信任的降低会导致其对政府腐败程度的感知增强，而高腐败感知又进一步瓦解了政治信任（1）。综合上述理论不难发现，政治信任可能在女性政治精英与女性民众的清廉感知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特别在东亚文化中，人民崇拜并且依赖政治权威，使得女性政治精英更能够通过提升女性民众政治信任感进而增进其廉洁感知。因此，本文提出以下中介机制假设：

假设3：女性地方领导能够显著提升女性公民的政治信任，从而提升其清廉感知。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和假设，构建理论框架和变量关系图。如图1所示，女性地方领导直接影响民众清廉感知（假设1），而这种影响可能受到性别身份的调节，即它主要影响女性民众的清廉感知（假设2）。同时，女性地方领导还可以通过提升女性民众政治信任的中介渠道而间接影响其清廉感知（假设3）。因此，本文不仅分析女性地方领导对清廉感知的直接影响，更引入代表性官僚理论对基本框架进行延伸和扩展，深入探究女性地方领导降低腐败感知的中介机制和条件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为了检验上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同时弥补尚未有研究使用高质量一手数据探究中国地方领导性别与清廉感知问题的短板，笔者在2015年7月至2016年3月期间参与组织实施的“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China Social Governance Survey，CSGS2015）中设计了问题，使用具有代表性的第一手数据进行分析。该调查采取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辅助概率比例规模抽样 （GPS-assisted PPS Sampling Method），以最大程度地反映我国家户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调查团队采取分层多阶段的方法随机抽取样本，能够有效解决传统户籍抽样中普遍存在的难以覆盖流动人口、户籍资料不精确、人户分离等问题。该调查覆盖全国125个区县，实地实际抽取符合调查资格样本6 013个，共获取4 068个有效样本，有效完成率为67.65%。本文使用的样本分布在全国26个省的99个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地级城市（剔除海南省直辖县级市文昌市），其中包括82个地级市，3个直辖市，4个自治州和10个副省级市，共使用4 039个观测个体用于统计分析。

本文的研究单位为个人，关注受访者所居住的城市中主政官员性别对个人清廉感知的影响。在调查抽样基础上，作者匹配性地手动搜集并制作了各城市主政官员的背景信息数据库，涵盖城市党政领导的性别、年龄、学历、籍贯、出生地、工作经历等多项内容，并通过多来源的信息渠道核查对照以确保信息准确性。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和各地统计年鉴等。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为测量受访者对地方政府的清廉感知，问卷中的问题为“在您看来下列各类人员中有多少人腐败”。本文使用受访者对“地方官员” 给出的评价作为因变量。该变量被编码为1～4的定距变量，“几乎所有人”编为1，“完全没有人”编为4，数值越大代表认为地方政府越清廉。拒答和回答“没听说”的作为缺失值。

2.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为城市党政主要领导（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性别。如果在问卷实施期间，一个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有一位为女性，则编码为1，若两位皆为男性则编码为0。在调查所覆盖的99个城市中共有12个城市的党政“一把手”中之一为女性，其辖区的受访者约占调查样本的10%。本研究选择地级市党政主官为自变量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1）地级城市的党委书记和市长在我国政治体系中处于高级决策层，有很大的决策权力和晋升潜力，而地方政协和人大等代议部门的领导人以及党政机关的副职从权力潜能到曝光率都相对有限；（2）委任制是我国国家机关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主要方式，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与选聘制、基层民主选举方式相比更具有制度上的广泛意义。在研究期间，样本城市的领导人几乎没有变动，因此无须处理领导人变更的问题。

3. 控制变量

基于现有文献与研究目的，本文还控制了其他影响清廉感知，或者同时影响清廉感知和地方主官性别的因素。这些控制变量分为个人和被访者所在城市两个层次。个人层面的因素包括：（1）腐败经历。问卷中给出的问题为：“您自己、家人或熟人近几年来亲身经历过干部的腐败行为吗。” （2）社会信任。测量人际信任的问题为：“您觉得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吗?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妙。”（3）社会公平。测量社会公平的问题为：“把您和您家人之前所有的努力都考虑在内，您认为您家目前的收入相对你们的付出是非常公平、公平、不公平还是非常不公平。”（4）媒体接触。这一变量通过 “您家里还能通过其他方式上网吗，比如电话拨号、宽带或者光纤”和“您的手机能上网吗” 两个问题合成。如果受访者本人或其家庭之一能够上网便视为能够接触网络信息。上述变量均被编码为二元哑变量，1表示肯定，0表示否定，拒答和回答“不知道”的为缺失值。我们还控制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政治面貌、户籍类型等人口统计特征。

此外，已有研究表明宏观政治经济状况对清廉感知有重要影响。因此模型还纳入了调查前一年各城市层面的有关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的对数形式作为经济绩效的衡量。（2）人均财政收入，使用人均财政预算内收入的对数形式测量。（3）政府规模，从财政资源角度出发，使用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4）外贸开放度，采用外商实际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测量。（5）行政级别，以地级市为参照组，对3个直辖市、4个自治州和10个副省级城市构造了3个虚拟变量。

为了使得CSGS数据更好地反映全国总体，本文在统计推断时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数据，使用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对人口进行分层，由此通过事后分层加权变量（post-stratification weighting variable）对抽样结果进行权重调整。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实证策略

在假设检验之前，本文首先解决政府清廉感知问题无回答率较高的问题。在描述性分析该变量时，我们发现约20.43%的受访者并未选择采访员读出的四个选项，而是拒绝回答或回答“没听说”。朱江南等[6]在分析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时，也曾面临腐败感知问题回答缺失所带来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受访者回答缺失现象在问卷调查中并不鲜见，但只有弄清楚缺失的类型，才能够使用正确的处理方法，确保估计结果的准确和有效。

调查研究中缺失值的处理极为关键却时常遭到忽略。现有研究多使用通栏删除法将含有缺失值的观测值在模型中直接删去，由此造成信息量的巨大损失和潜在的估计偏误。在本例中，如果完成清廉感知问题者与未能给出明确答复者在清廉感知平均水平有着系统性差异，就可能会导致估计偏误。有研究表明，我国民众对于政治敏感问题的拒答是自身认知和信息缺陷，而非政治压力所导致[44]。如果部分受访者受到认知水平、信息获取、知识储备等因素限制无法具体作答，或认为“不知道”是最佳答案，就造成了样本的自选择问题。综上，简单地将清廉感知问题中没有明确答复者计为缺失值无疑会影响统计推断的结果。鉴于此，本文使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克服因变量非随机缺失导致的样本自选择问题。

因变量非随机缺失的境况下，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中所需的工具变量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基于可观测的协变量，工具变量条件独立于因变量的总体结果；（2）基于可观测的协变量，工具变量与因变量的缺失机制相关。因此，有效的工具变量必须能够预测一个人给出有意义的回答的倾向，而不直接影响结果本身。于是，在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中，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与受访者回答清廉感知问题的可能性相关，且条件独立于受访者清廉感知的工具变量。

本文创新性地采取访员对受访者的评价作为工具变量。访员在每个采访结束后，会在采访记录表中及时记录采访的有关情况。其中，访员被要求给出受访者对政治与公共事务的了解程度、在访问中的配合度、回答的可信度、回答问题的困难度四个方面的评价。有关问题分别为“答卷人对政治和公共事业总的了解程度”“受访者在回答时感到困难的题目占多少比例”“采访对象回答问题的可信度”“总的来看，采访对象的感兴趣程度”。本文保留四个变量原始的测量尺度（1～5的有序变量），值越大表明受访者答题的困难越小。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这四个变量可以提取出一个公因子。四个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800 4，显示出非常好的信度。将这四个变量加总后取平均值作为选择模型的工具变量，来估测是否受访者更愿意回答清廉感知问题。该变量表示每个受访者对面访调查的总体态度，取值越大代表受访者给出有意义的回答的可能性越大。由于该变量不与人们的清廉感知直接相关，却又影响受访者给出有意义的回答的概率，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排他性和相关性约束。

本文分别构建了清廉感知回答的概率方程和女性领导对公众清廉感知影响的回归方程：在第一阶段中，使用总样本作为研究对象，探究受访者是否会选择回答对本地政府清廉感知的问题。进行 Probit 估计，预测每个受访者给出明确的清廉感知回答的概率，并利用估计结果计算逆米尔斯比率λ；第二阶段中，以给出明确回答的受访者为研究对象，研究女性领导对公民清廉感知的影响，并将 λ 作为新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方程中。Heckman两阶段的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方程（1）为第一阶段选择模型。其中，Pr（Answeri=1）表示受访者i对清廉感知问题给出有意义回答的概率，Femaleleaderj为关键自变量，Ζi是个人变量，Xj是城市变量，Assessmenti为工具变量，εi为随机误差项。

方程（2）为第二阶段线性模型。Yi表示受访者对于清廉感知问题的回答情况，β1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在控制个人和城市层面变量Ζi和Xj的同时，式中还纳入了第一阶段所产生的逆米尔斯比率 λi。

本文同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分析，通过使用建立在不同的假设、理论依据和估计方法上的两种模型，来交叉验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检验结果

本节估计女性领导人对于地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2。为了避免后处理偏差（post-treatment bias），模型中首先仅纳入城市控制变量和省级固定效应，再纳入个人层次的控制变量。由于无法确认自变量的缺失机制，为了减小估计偏误，采用通栏删除法直接筛除含有缺失值的样本。

表2的OLS模型中，核心解释变量女性领导的相关系数为 0.132，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不考虑因变量非随机缺失的情况下，若一个城市的党政主要领导之一为女性，地方民众会显著提升对本地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在此基础上，模型2～5进一步利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第二阶段模型中，逆米尔斯率系数为0.183～0.554且均显著异于零，意味着样本数据存在严重的样本自选择问题，也说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有效地纠正了样本选择偏误。在表2模型2-1的Heckman第一阶段选择模型中，女性领导前系数不显著，说明一个城市领导是否为女性，对居民是否愿意回答本问题并不产生显著影响。Heckman第二阶段中，表2模型2-2到模型2-4中，在纠正因变量的非随机缺失问题之后，女性领导人始终对当地民众的清廉感知在至少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正向效应。在逐步引入城市经济指标和个人控制变量后，模型2-4中女性领导的系数为0.130，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女性担任市长或市委书记的城市中，民众的清廉感知比市长和市委书记均为男性的城市提高3.25%（0.130/4×100%）。与OLS基准模型结果相比，系数略微减小，表明样本自选择问题导致OLS回归稍微高估女性领导人对于公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总而言之，OLS回归和Heckman两阶段回归均表明，在充分控制个人、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前提下，女性在地方政府担任领导人对地方民众的清廉感知有显著的提升效应，因而假设1得到实证支持。

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已有研究的结论基本类似，以模型2-4为参照：在个人层面上，接触乃至经历过腐败的个体会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清廉水平较低，社会信任、社会公平感较高者、女性、党员、收入较高的个体倾向于认为政府更加清廉。在城市层面，经济开放程度越高的城市，其公民的清廉感知越低；与地级市相比，副省级市的居民更倾向认为地方政府清廉程度高。

（二）异质性检验：受访者性别

接着，本文检验女性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是否因公民性别不同而存在差异。由于上述分析表明样本自我选择问题确实存在，此处仅展示不同性别子样本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的估计结果，在回归模型中纳入逆米尔斯率以纠正样本选择偏误。结果如表3所示。

表3的分组回归结果证实了女性领导对于民众清廉感知的作用受到民众性别调节。具体而言，Heckman第二阶段中，模型1-2和模型1-3中女性领导均在1%的水平上对女性受访者的清廉感知产生正向影响，模型2-2和模型2-3中女性领导的参数估计值为正，但该估计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该结果表明，当城市党政主要领导之一为女性时，女性民众感知到的政府清廉水平显著提高，男性的清廉感知略微提升，但不具备统计上的显著意义。反方向的情况则是，当市长和市委书记全为男性时，女性受访者对政府清廉程度的感知会显著降低，男性受访者的清廉感知略微降低，但同样在统计不异于零。上述结果和本文的理论预期一致，充分反映了女性领导对女性民众的代表性作用。此外，由于男性本就处于政治界的主导地位，男性精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并未能提升男性公民清廉感知，却使得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对政府的印象更为负面。同时，除了模型1-3外，分组回归中逆米尔斯比率的系数都在 1%的水平下显著异于 0，说明自择性问题在不同性别受访者均有所体现。

考虑到数据的分层结构，受访者嵌入在不同的地方，本文将Heckman模型与多层线性模型相结合，构造Heckman-HLM模型重复上述分析。此外，前文的估计模型中只加入了单一的官员性别特征，此处又加入官员的受教育程度来检验官员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加入官员年龄来检验晋升激励，加入政治流动检验中国独特政治人事制度的影响，加入官员是否出生于本市来检验家乡情结、裙带关系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作者还使用另一项2015年6—8月期间独立实施的全国性调查数据“中国城市治理调查”（China Urban Governance Survey，CUGS） 重复了本文的主要分析过程。在上述的检验中，上文的理论假说均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有力支持。

（三）中介机制分析

分样本分析表明，女性地方领导仅对女性民众的清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于是，本文使用受访者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作为中介变量，用来验证女性领导提升女性民众政治信任感，进而提高其清廉感知的作用机制。

本文采用今井浩辅（Kosuke Imai）及其同事[45]所提出的因果中介分析方法（CMA），它基于“反事实推论”原理定义了平均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将平均总效应分解为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从而实现处理变量、中介变量、结果变量之间的因果推断，厘清不同因果机制的贡献。本文在CMA模型中嵌套Heckman选择模型，能够在因果推断的同时有效解决选择性偏误问题。CMA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中介模型）以政治信任中介变量为因变量，用来检验女性领导通过政治信任影响清廉感知的中介效应。第二步（结果模型）以清廉感知为因变量，将处理变量、中介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都纳入模型，从而考察女性领导对于公民清廉感知的直接影响。

CSGS问卷中要求每个受访者回答下列问题：“请问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怎么样?” 受访者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被编码为 1～6 的定距变量，“完全不可信”为1，“完全可信”为6，数值越大代表对地方政府信任度越高。表4中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将样本按性别分组后，因果中介效应与Heckman选择模型的嵌套模型，以及通过1000次准贝叶斯蒙特卡洛仿真所获得的CMA参数估计结果。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估计结果中，女性领导均仅对女性受访者的政府信任程度与清廉感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男性受访者均不产生显著影响。CMA结果显示，在女性分组中，女性领导人对于民众清廉感知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总体因果效应中，约有22%的贡献来自于政治信任这一中介的传导机制。在男性分组中，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估计值在统计上均与零没有显著差异。我们认为这与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传统优势地位有关。

图2直观描绘了上述因果中介分析结果，女性地方领导提升女性个体的政治信任是本文主要的因果机制（primary pathway），占总效应的20%。本文中介机制假设3得到了全国代表性样本的支持。

（四）竞争性机制检验：榜样效应

女性政治精英发挥作用的另一种可能的微观机制源于心理学中的“榜样效应”。榜样效应关注女性政府官员对于女性社会民众心理与行为的正面意义。由于女性长久以来被排除在政治精英阶层之外，政治常被视作“男性的游戏”。女性政治家的出现颠覆了女性传统性别角色，发出了女性同样有能力掌握政府权力的信号，表明政治同样是“女性的游戏”，这激发了女性社会成员对自身执政能力的信心，而自信心的增进将进一步激励女性成为政治领导者。在本研究中，如果榜样效应的内在机制成立，那么推断女性政治精英会改变女性民众对女性缺乏政治领导能力和机会的传统看法，激发其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从而提升其对地方政府廉洁性的认知。

为了检验榜样效应是否是有效的中介途径，我们使用“妇女不应该享有和男性一样的参与政治的权利”这一问题测量受访者对两性参与政治的刻板印象。我们将“非常同意”“同意”编码为1，代表性别刻板印象较为严重；“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不懂题意”“不知道”编码为0，代表性别刻板印象程度较轻。受到版面限制，对统计模型不做展示。CMA估计结果显示，女性分组中总效应、直接效应、中介效应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中介效应几乎为0。男性分组中三者在统计上均与零没有显著差异。上述发现并未支持西方文献中女性政治家对女性民众具有榜样效应的论断，表明少数女性政治精英的出现尚不足以激发女性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进而提升其对政府的廉洁评价。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建立了女性地方领导影响民众清廉感知及其机制的理论框架，并首次使用定量方法进行了考察。本文创新地使用访员对于受访者的评价构造清廉感知回答的工具变量，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检验并有效纠正了样本自选择问题。通过使用不同的建模策略，我们始终发现，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的廉洁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女性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女性居民中，在男性居民中并不显著。进而，本文通过因果中介分析证明了政治信任是女性地方领导提升女性民众腐败感知的中介机制。本文分析表明，女性在高层职位上的代表性展现出重要的民主价值和社会公平、参与、包容性等价值取向，有助于通过提高公众信任来实现提升其对政府廉洁度的认可。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本文探索了传统清廉感知研究所忽视的“中间路径”，阐明了政治决策层中精英性别对公众清廉感知的跨层影响，有助于丰富我们对清廉感知问题的理解。第二，本文基于跨层分析视角，引入了代表性官僚理论探索女性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弥补了以往文献理论逻辑的不足，并通过中介机制分析更为严谨地解释了女性领导提升清廉感知背后的内在逻辑，启示我们女性政治精英对民众的影响应该结合宏观政治社会与微观个体特征具体分析。同时，本文将代表性官僚理论置于我国社会变迁与政府治理的具体情境下考察，使我们发现代表性官僚理论适用情境的丰富性和局限之处，拓展了代表性官僚理论适用的社会情境和政策领域，也为代表性理论范式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本文采用因果中介机制分析法（CMA）检验了女性领导影响女性民众清廉感知的中介机制及其贡献大小，有助于研究者们深入认识中国女性领导代表作用的生成机制。

本文发现对于国家廉政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然而中国在透明国际清廉感知指数中的位次却未能同步提升。根据透明国际2017年全球腐败晴雨表调查，73%的中国受访者认为中国的腐败程度有所增加，而认为中国腐败程度有所减轻者仅占8%[46]。这一结果反映了中国政府反腐败力度加大与公众清廉感知水平提升并不存在直接关联。从而，中国政府需要从民众感知的角度考虑如何树立政府民主治理、公正透明的良好形象，将反腐败成果转化为公众对政府清廉状况的正面认知。本文表明，女性地方政治精英为地方政府执政奠定更广泛的社会基础，并通过提升女性民众政治信任的心理机制改善女性民众对政府廉政水平的主观感知。因此，中国廉政工作的策略选择需要与正在剧烈发生的社会转型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适应，推进更具包容性与性别平等的现代化治理应成为中国未来廉政实践最为重要的政策理念与社会发展的动向。

本文对我国性别平等与公务员人事政策设计也有着启发意义。经验研究表明，女性在治理中的积极代表作用会随着政府机构中女性数量上升而提高，且只有达到一定的临界量时女性领导者的能动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32]。与西方社会相比，我国女性在政府决策领导职位中的代表性普遍不足，在诸多重要部门和职位中尚未实现从0到1的突破。因此，我国政府在进一步推行公务员人事制度改革时应将女性代表性作为政策设计中的重要标杆，促使更多的女性打破职业隔离与岗位隔离的“玻璃天花板”，更好地发挥政策影响力。可以预期，中国政治决策层女性数量的增加将有助于提升女性领导政策产出和治理效果，转变传统社会性别文化，进而推动公共部门治理效率提升。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首先，本文选择女性城市主政官作为女性社会代表性的衡量指标，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采取多种类型的衡量指标，更加全面地衡量女性在政界的代表性。其次，由于只有单次调查数据，本文在因果识别方面尚有改进的空间，未来可以通过选择有效的工具变量来解决清廉感知与女性代表性之间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此外，本文试图为中国廉政领域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和理论借鉴，但中国女性地方领导对民众清廉感知的非线性影响以及复杂的中介机制仍有待学界的进一步分析与完善。

我们也应注意，政治信任只是象征性代表发挥作用的重要中介途径之一，女性政治精英还可以通过提高女性社会成员对政府合法性的感知等途径发挥作用，因而政治信任中介变量可能低估象征性代表的作用。最后，除了政府官员性别外，官员其他特征（如民族等）对民众清廉感知的影响还有大量有待挖掘的议题，需要我们展开实证研究做进一步考察。

参考文献

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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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稿

特别专栏：中国治理研究杰出学人访谈

专题研讨：实验研究方法应用

专题研讨：基层公务员研究

论文

杜娟、朱旭峰丨地方领导性别与民众清廉感知：基于中国城市的实证研究

马璐瑶、刘志林丨“运动式治理”背景下保障性住房政策遵从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十二五”期间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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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珈琪、李俊丨代表性官僚：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方法的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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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