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精选】陈升、卢雅灵丨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丨2021年第2期

专题引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经历着现代化与体制转型的双重变迁。这一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然而剧烈的经济社会结构变革也催生出各种潜在风险因素，并逐渐以社会矛盾或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环境危机、群体性事件以及各类安全事故等。如何有效化解环境与社会领域内的各类矛盾冲突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美国政治学者理查德·希特迈尔（Richard Suttmeier）曾指出，中国在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和政治等方面的现代化之外，越来越需要实现“第六种现代化”，即“能够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和技术方面复杂的社会中管理各种风险的机制和价值标准的发展”。

在回应矛盾冲突的过程中，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也在不断调适与完善。21世纪初期，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社会管理创新等理念的提出以及近年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努力等，均是中国朝向“第六种现代化”发展的重要体现。在此过程中，环境与社会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特别是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议题。本专栏的四篇文章正是围绕环境治理或社会治理领域中的热点问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的研究。

陈升、卢雅灵的论文《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针对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政治效能感对公众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政治效能感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基于这一结论，提高政治效能感与培育社会资本成为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重要措施。

张海柱的论文《风险建构、机会结构与科技风险型邻避抗争的逻辑》考察公众针对科技风险的邻避抗争问题，对科技风险的关注为理解现代环境邻避冲突的深层根源与治理困境提供了新视角。论文通过对青岛H小区基站抗争事件的梳理，揭示了居民在抗争的不同阶段是如何通过风险建构策略实现抗争资源与机会结构的变化并最终取得抗争成功的。该案例呈现出的“隐匿科技风险”现象导致了“成功的邻避抗争”与“失败的风险治理”，这对邻避冲突的治理改革具有一定启发价值。

曾润喜、朱利平的论文《晋升激励抑制了地方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水平吗？》对晋升激励如何影响地方官员的环境注意力分配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得出了晋升激励与官员环境注意力分配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以及存在“注意力雪球效应”等具有启发性的结论，这一研究有助于拓展地方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视角。

王智睿、赵聚军的论文《运动式环境治理的类型学研究》以中国“运动式环境治理”这一经典主题为研究对象，意在总结运动式环境治理的不同动员模式。论文以“控制激励谈判”为理论框架进行类型学研究，进而基于六个案例的比较来对运动式环境治理进行“全景扫描”。论文揭示了运动式环境治理的内在逻辑，控制、激励与谈判路径背后体现的分别是职责同构、注意力分配与剧场政治的逻辑，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选择的成因及影响。

尽管四篇论文的研究对象、切入视角与研究方法各异，但却均直接或间接地落脚到了对环境与社会治理中“公众参与”问题的讨论上。除陈升与卢雅灵的论文外，张海柱的论文指出“隐匿科技风险”现象背后是话语机会结构的封闭对公众风险知识的排斥，王智睿与赵聚军的论文则指出地方政府在常规执法与运动式执法的往复中“忽视了社会主体的重要作用”，曾润喜与朱利平的论文也提出了“主体上推动多元协同监督评估考核”的建议。

正如希特迈尔指出的，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中国需要多元化的治理制度，可靠的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十四五”时期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等领域的发展既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如何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体参与环境和社会治理的成效，应该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主持人：张海柱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陈升 卢雅灵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处于重大转型期，因社会结构、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各类社会矛盾不断凸显，这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人们的正常生产生活。然而，公众作为社会矛盾的直接感受者和接触者，其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并不强烈。本文以重庆市11个区县社会矛盾治理为例，依托实地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对公众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政府回应需求的及时性和征求公众意见的情况对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影响程度较大。同时，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本文提出提高政府回应的及时性、重视培育公众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建议。

【关键词】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公众参与意愿；社会矛盾治理；结构方程模型

【作者介绍】陈升：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e-mail]；卢雅灵：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

【引用格式】陈升,卢雅灵.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10(2):16-30.

【文章结构】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二）研究假设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二）数据收集

（三）统计分析方法

（四）信度和效度检验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说明

（一）整体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分析

（二）研究假设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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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阶段，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现代网络信息的发展以及社会风险的不断增多，造成诸多社会矛盾不断生成与长期累积，如若不对这些社会矛盾加以重视和解决，其威胁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将增大[1，2]。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夯实社会治理的群众基础”，推动公众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础性力量和社会矛盾治理的强大动力。而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防控工作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提到，要依靠群众化解疫情期间的各类社会矛盾。公众积极主动参与抗击疫情工作是有效迅速控制疫情蔓延和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因此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主动性将成为今后社会治理的重要一环，引导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也将成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向。

但在现代社会治理过程中，公众参与治理的意愿并不强烈[3]。现有相关文献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发现环境、制度和政府相关政策、认知和能力、主观规范、行为控制的难度是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重要因素[4，5，6]。而按照计划行为理论，行为意愿的强烈受到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共同影响；另外资源、机会、能力、时间等多种客观因素通过影响感知某项行为执行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意愿的强弱程度。究其原因，发现公众参与不仅受其对政府的主观感受的影响[7]，还受到其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本资源的影响[8]。

那么，在影响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时候，主观政治效能感和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本资源，谁的影响效力大?公众的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相比，对公众参与意愿的作用程度有何不同?为解决以上问题，本文选择了重庆市11个区县1进行社会矛盾治理问卷调查，对所获取的1 009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在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影响公众参与意愿的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的影响差异、两者间的路径关系及其关系程度，从而为有效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建言献策。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1.社会矛盾及其治理

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相应的政策体制也随之进行了转变，使得已有的社会行动规则发生了改变，各领域、各层次、各群体间的稳定性受到了影响，但新的适合当前的社会行动规则还尚未建立巩固，由此社会矛盾就不断生长和累积，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正常健康发展。这种由社会结构改变造成的涉及群体间的利益纠纷，且有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社会矛盾，称为刚性社会矛盾，也是当前我们要引起重视的一类重大社会矛盾，诸如人居环境矛盾、社会治安矛盾、干群矛盾、征地拆迁矛盾等[9]。

在当前社会风险不断凸显的发展阶段，引发社会矛盾或冲突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多，一件看似简单或者偶然的突发事件往往引发交叉和连锁的社会矛盾或冲突[10]，一旦对这类突发事件处理失误，其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性也将迅速上升[11]。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也是引发社会矛盾的不确定性因素之一。

在已有的社会矛盾研究中，学者们的主要研究点在于社会矛盾产生的原因分析[12，13]、社会矛盾的内涵及基本特征[14，15]、化解途径[16，17]这三个方面，而且多是通过理论阐释或者案例分析来探讨社会矛盾，实证研究较为稀少。有效治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的途径是多样化的，如法治化解[18，19，20]、机制构建[21]、政策制定[22]等等，这些途径无疑都认识到了社会矛盾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要建立预防机制进行化解、要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来有效治理，但没有认识到公众对社会矛盾的感知能够间接地反映出社会治理的成效[23]，没有认识到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促使公众多维度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从而实现善治[24]，也就是未从公众角度去寻找有效途径，引导公众主动参与到社会矛盾治理的过程中来[25]。

2.公众参与意愿

善治理论提出：“治理是一个持续互动、相互协调的过程；善治实则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其本质特征，表现在政府与公民合作管理公共生活。”[26]这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公众参与行为成了学界持续研究的焦点，尤其是参与受何因素的影响。徐林划分了五种参与类型，分析了参与不足的原因，认为社区参与不足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公民性缺失，同时公民性缺失本身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基层政府通过制度设计可以形成多层次的居民参与渠道，激发居民的参与意愿，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破解当前的社区参与困境[27]。张翠娥认为，主体认知因素中农民的民主意识、责任意识和治理方式认同感均对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具有正向影响；情境因素中与村干部的接触频率、信息途径的直接程度亦显著正向影响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28]。

已有公众参与意愿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参与领域、影响因素等方面，参与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治理[29，30，31，32]、养老方式选择[33，34]等方面，而对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研究较为稀少。参与意愿不仅受认知水平高低、个人经历、感知行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制度、信任、社会网络与社会参与等因素的影响。张化楠、葛颜祥等学者[35]探讨了生态认知对流域居民生态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得出生态认知水平越高，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意愿越强烈。周春晓，严奉宪学者[36]通过分析受灾经历、风险感知和自我效能感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影响，得出受灾经历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风险感知感受——自我效能感在受灾经历对参与意愿影响中起中介链的作用，而且是受灾经历后果和感受对减灾公共品供给参与意愿的正向影响中起遮蔽效应的影响。

以上相关研究都认识到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性，也从公众自身和外界环境进行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然而却忽略了公众参与治理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丰富程度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公众对政府的主观感受是影响公众参与意愿强烈的重要原因。

（二）研究假设

1.社会资本与参与意愿

科尔曼[37]认为“社会资本不仅是个人利益增加的手段，也是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重要资源”；帕特南[38]发现，“社会资本在社会发展中通过充当润滑剂角色，可以调缓冲突与矛盾”。“人与人之间因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形成的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社会资本，在人们的行为决策与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39]社会矛盾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治理理论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继续和拓展，能够通过有效整合各利益相关者资源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最大化。以社会网络、社会参与、社会信任为特征的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农户参与治理意愿[40，41]。以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社会资本会增加政治投票参与中参与者被动员起来的概率[42]。综上，由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意愿有影响，推广到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矛盾冲突，也就是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矛盾冲突意愿有影响。由此，提出假设1：

H1以关系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2.政治效能感与参与意愿

政治效能感是公民个体主观心理感受，是指“个别政治行动对于政治过程确实有或能够有所影响的感觉。与此同时，它乃政治和社会变化是可能的感觉，也是个别公民能够在此类变化的推动上扮演部分角色的一种感觉”[43]；一般分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是分析公民政治参与程度的重要因素[44]。综上，本文的政治效能感是指公众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内容的一种主观态度。“政治参与的一般定义是公民或公民团体试图影响和推动政治系统决策过程的活动”[45]，可以表现为合法性的竞选、投票、组织等参与和非制度性的暴力、罢工、示威等活动[46]，其中公共事务参与也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中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活动也可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因此，政治效能感也是分析社会矛盾冲突治理参与的重要因素。在有序的政治参与活动中，公众的政治效能感越强，其参与意愿就越强[47]；政治效能感在激发个人行为动机的基础上将促使产生更强的参与意愿[48]。由此，提出假设2：

H2政治效能感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3.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在认知思维的发展过程中，环境条件的变化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认知思维中，效能信念是能动性的基础，政治效能感是效能信念的一种体现；作为一种因血缘、地缘、业缘关系形成关系纽带的社会资本，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公众所处的社会环境条件[47]。因此，在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有序政治参与行为中，政治效能感是其参与意愿形成的内在动力，社会资本则是外部环境约束条件。在环境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不同认知水平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异的；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是通过政治效能感的强弱来表现的。已有研究证实，关系社会资本通过政治效能感对公共型参与、体制型参与、抗争型参与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参与意愿[49]；对于因关系社会资本而拥有较高社会网络地位的公民，其社会影响力较大，此时公民的政治效能感就和公共协商参与之间有着中介效应[50]。由此，提出假设3和假设4：

H3社会资本对政治效能感有正向影响；

H4社会资本可通过政治效能感的中介机制来间接对参与意愿有正向影响。

综上，本文建立的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矛盾冲突意愿影响因素模型逻辑（见图1）为：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对公众参与社会矛盾冲突治理意愿均有正向的影响，通过社会资本的外部环境条件提升公众内心的效能感信念，进而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冲突治理的意愿，社会资本和政治效能感同时提升将大大增强公众参与意愿。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效度，本文根据研究目的综合修正和使用国内外文献中较为成熟的量表，采用李克特五分法进行问卷设计，通过征询专家意见，研读权威研究成果，把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和参与意愿作为三个维度，完善具体题项。1～5逐级表示题项描述内容与实际情况的契合程度，1表示完全契合，5表示完全不契合。

因变量是参与意愿，是指个人对参与这一行为的主观态度或心理倾向，通过对参与态度、行为倾向等内容的观测进行测量[51，52]。自变量是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其中政治效能感，一般来讲包括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两个层面。在熊光清[53]、丁百仁[54]、李燕[55]、范柏乃[56]、张剑[57]等学者分析政治效能感的理论与实证的成果基础上，本文选择公开信息及时性、征求意见情况、对政府的信任度等进行观测。社会资本，具体表现为信任、规范、网络三个核心要素，基于现有对测量社会资本的综述文献[58，59]及公众在参与治理中社会资本的特征情况[60]，选择对他人及邻里的信任度、关系社会网络、制度规范等内容进行观测。通过对问卷量表的具体指标题项进行信效度检验，剔除解释力度较低的题项，最后得出有效观测指标题项量表（见表1）。

考虑到参与意愿可能会受到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同时这类人口统计特征不是研究的主要变量。故需要对此类人口统计特征进行控制，设为控制变量。

（二）数据收集

选取重庆为研究对象，主要考虑以下三点：第一，重庆市作为中国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城市、农村、山区、库区为一体，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明显，矛盾突出；第二，重庆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强，社会矛盾发展态势呈上升状态[61]；第三，2018年重庆的社会治理效果位列全国前茅，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较强，这对研究重庆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愿有较强的代表性。因此，选择重庆市作为样本数据获取地。而且，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在选择代表性区（县）上遵循了以下标准：第一，区县曾发生过典型性群体性事件，如万州、綦江；第二，地理位置分布的均衡性。同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取数据。

课题组2018年运用实地问卷调研的方法以包括重庆市主城、渝东南、渝东北和渝西地区的重庆市十余区县社区为调研地获取。共发放了 1 100 份问卷，后剔除无效问卷91份，得到有效问卷1 009份，问卷有效率为91.7%，符合社会调查有效性的要求。被调查的受访者特征为：年龄在18～30岁的占50.4%；受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的占59.4%；女性与男性占比分别为51.4%、47.1%，受访比例相当；城市户口占比53.2%；家庭经济水平中等占比48.4%。表2是此次受访者的基本情况。

（三）统计分析方法

利用SPSS21.0及 AMOS 21.0对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结果，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借鉴侯杰泰等[62]的做法，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是中介效应存在的前提，首先分析社会资本、参与意愿和政治效能感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其次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各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与结构关系；再对初始构建模型进行修正和重新估算，得到修正后的中介结构模型并分析其影响效应；最后使用 Bootstrap 分析得到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结果。基于此，本研究借鉴中介效应模型中的回归方程，假定所有变量都已中心化或者标准化之后，构建如下方程组：

A、B、D分别表示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参与意愿；a表示社会资本对政治效能感影响的路径系数；b表示政治效能感对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c′表示在政治效能感的控制下，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也就是直接效应；c表示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影响的路径系数，也就是总效应；ε1 、ε2、ε3为随机误差项。中介效应也就是间接效应等于a与b的系数乘积，它与总效应、直接效应的关系是c=c′+ab。

（四）信度和效度检验

信度是指测量结果（数据）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因为本文中的问卷未进行重复测量，因此主要采用反映内部一致性的指标来测量数据的信度。通过将所有相关题项导入分析得出，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878（大于0.8），Cronbach’s Alpha系数越大，量表信度越高。问卷内部一致性高，可以进行相应分析。

效度是指测量的有效程度，也就是测量结果与要考察的内容越吻合，则效度越高；反之，则效度越低。将所有相关题项变量导入SPSS21.0，进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得出KMO值为0.869（大于0.8，小于0.9），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卡方统计量为5 642.931，Sig值为0.000（<0.05），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适宜进行因子分析。

各维度分别采用内部一致性进行信度检验，参考侯英等[63]加入校正项总体相关性（CITC）和删除信度不佳的观测变量，CITC值越高，对应题项的鉴别力越高。将CITC值大于0.3作为测量标准，CITC值在0.4以上尚可接受，在0.6以上则是合理的。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CITC值都大于0.3并且评价结果都为合格。各变量Cronbach’s Alpha系数值在0.6以上则是合理的，表3中各变量指标Cronbach’s Alpha均在0.6以上，表明问卷量表信度是合适的。且观测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都在0.5以上，表明问卷数据结构效度较好，可以进行相应分析。

三、实证分析与结果说明

（一）整体结构方程模型适配度分析

本文从绝对适配度、增值适配度、简约适配度三个方面，主要运用 11项重要的拟合指标来检验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标参数，通过比较拟合指标的输出值和参考值，以此判断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运用AMOS 21.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数据进行路径分析，经4次修正后，依次增列了误差变量e5和e2、e9和e13、e16和e17的共变关系，得到研究模型适配度检验的最终结果（见表4）和修正后的研究模型其标准化路径系数（见图2）。拟合指数代表了模型与调查数据的适配性，在本文的模型中卡方自由度比率（Chi-square/df Ratio），即 X2 /df 为4.219（<5），GFI为0.945（>0.8），IFI、CFI分别为0.935、0.935，均高于0.9，适配度尚可；PNFI为0.761（>0.5），RMSEA=0.057（>0.05；<0.08），TLI=0.921（>0.9），综合以上数据可知，各拟合指标的修正参数均符合可接受标准的参考值，表明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与数据的整体契合度较高，模型适配度良好，可进行假设检验。

（二）研究假设检验

1.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借助AMOS软件整体分析后，得到结构方程模型（见图2）和路径系数（见表5）。结构模型反映了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是 0.250，且达到 1%的显著水平。政治效能感对参与意愿的路径系数是0.651，且达到1%的显著水平。这两个潜变量对参与意愿都呈正相关关系，可见，社会资本网络越发达，政治效能感越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就越强烈。控制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的路径系数是0.660，且达到1%的显著水平，说明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影响中，政治效能感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

测量模型反映了各观测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表5中测量模型反映的各种关系可以归纳为：（1）在反映社会资本的四个观测指标中，熟人参与公益活动的意愿、熟人参与选举活动的意愿、联系的人中社会地位高的人占比、受访者的社会地位对社会资本均有显著影响，这些指标与社会资本之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757、0.728、0.321、0.240，也就是说在公众的关系社会资本网络中，熟人参与活动的意愿越强烈、联系人社会地位高的越多，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就越强。（2）在反映政治效能感的八个观测指标中，对政治效能感影响最大的四个变量分别是政府征求群众意见的情况、关于民生事项政府主动向民众征询意见的情况、政府回应合法利益需求的及时情况、政府对老弱病残弱势群体合理要求的重视度。这些指标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786、0.712、0.699、0.536。（3）在反映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五个观测指标中，受访者参与公共事务的情况、居民自决公共事务的情况、受访者参与居住地公共事务的意愿、受访者参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情况、受访者参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意愿对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影响逐渐减弱。这些指标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719、0.707、0.624、0.537、0.467。

各路径系数均呈现显著性，因此就要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得出“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参与意愿、政治效能感——参与意愿”的各P值均<0.001，因此H1、H2、H3路径检验显著（见表6）。

为更直观地描述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与参与意愿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变量间路径关系的实证结果用图3呈现。其中，0.660为社会资本对政治效能感的直接效应值；0.651为控制了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对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值；0.250为控制了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直接效应值；0.679为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总效应值。

2.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Taylor等提出的Bootstrap检验方法，在结构方程检验中介效应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不仅允许变量含有测量误差，也可以将数据信息全部囊括其中，减少了信息的损失。通过采用Bootstrap程序，在95%置信区间下重复取样5 000次，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计，得到标准化估计值及其标准误结果（见表7）。SE表示估计值标准误，SE-SE表示用Bootstrap估计标准误而产生的标准误；Mean表示标准化估计均值；Bias表示采用Bootstrap前后的标准化估计值的差异值，符号表示差异大小；SE-Bias表示对估计值差异估计的标准误。

对照表8，得出a=0.660，对应的标准误Sa为0.034；b=0.651，对应的标准误Sb为0.057；c'值为0.250，其标准误为0.060.ab=0.660×0.651=0.430。

3.中介效应

在表4中，c值显著性p<0.000，因此可以继续检验a和b。表5显示，a和b都显著，说明存在显著中介效应。下一步就是看中介效应是完全中介还是部分中介。因为c′的显著性小于0.000，因此为部分中介效应。另外，中介效应的统计显著性是效果量和样本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还需要检验独立与样本量的效果量大小。ab/c或者|ab/c′|是目前使用最广的方法，本研究采用前一种方法测量效果量，得出中介效应与总体效应的比例为63.3%，直接效应与总体效应的比例为36.8%。这就说明在解释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影响机理时，必须重视政治效能感所起到的重要“中介作用”，提高公众政治效能感将有利于拓宽公众的关系社会网络，整合治理所需的社会资源，进而有效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

为了提高检验的效度，文章进一步进行了Sobel检验，将对应的值代入公式 （4）：

a=0.660，Sa为0.034；b=0.651，Sb为0.057，最后算出z¯值=5.40，查MacKinnon的临界值表可知，5.40>大于0.90（p<0.05），因此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得到的中介效应检验报告结果显示（见表8），在以政治效能感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矛盾治理参与意愿的相互作用关系中，社会资本对社会矛盾治理参与意愿的间接效应点估计值的Z值为5.40（>1.96），同时在95%置信度下Bias-corrected Percentile Method和Percentile Method间接效应区间不包含零，说明“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参与意愿”的中介效应显著。至此，研究假设H1、H2、H3、H4全部得到了证实。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模型输出结果很大程度上可能取决于变量指标的构建方法[64]，因此选用“受访者参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意愿”“受访者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情况”和“居民自决公共事务的情况”三个变量指标代替因变量五个指标作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度量进行计量分析，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其分析结果和检验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上述所重构的稳健性检验指标体系具有较好的稳健性，验证了建立的公众参与社会矛盾冲突治理意愿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是可行的，结论是具有可靠性的。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基于1 009份覆盖重庆市11区县的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借助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资本、政治效能感及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矛盾的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政治效能感、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与参与意愿两者的关系中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具体表述如下：

1.直接效应的讨论

第一，社会资本对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矛盾的意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50），其中，题项“B7：熟人参与选举活动的意愿”“B8：熟人参与公益活动的意愿”观测变量系数较大，分别为0.73、0.74，这表明以较广且较密的关系社会网络为特征的社会资本能显著增强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矛盾的意愿。当面临社会矛盾时，较为发达的关系社会资本网络，能够聚集治理社会矛盾的资源，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有效提升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因此，社会资本是提高公众参与治理社会矛盾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与此同时，依据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56%）表示，自己参与公共事务活动时会考虑熟人的意见和意愿。该结论既回应了刘计峰学者在探讨大学生环境行为影响因素中得出的“来自他人的压力明显影响其行为”这一论断[65]，也从重庆市永川区“乡贤评理堂”社会治理案例中得到印证，在乡里共同熟识的乡贤评理员的带领下，公众主动调节化解社会矛盾，进一步推动群众自主化解社会矛盾的实现[66]。

第二，政治效能感对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标准化路径效应系数最大，达到了0.651。其中，题项“A6：政府回应合法利益需求的及时情况”“A9：政府征求群众意见的情况”观测变量的系数较大，分别为0.74、0.79，这表明政府对公众意见重视的程度越高，回应公众需求越及时，公众的政治效能感就越强，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就越强。近年来各级政府利用互联网优势搭建官民对话平台，既听取公众对公共事务治理的主张、看法，又及时回应了公众对矛盾化解的利益诉求，扩大了公众的参与，同时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干群矛盾冲突隐患[67]。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率先试运行的“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不仅帮助了政府调解员全面了解矛盾涉及方的利益要求和化解诉求，有效化解多种矛盾，而且促进了公众参与调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性。注册调解员达万余人，成功化解矛盾案件超过万余件，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68]。贵州省黔东南州黎平县通过成立调解联动平台和多元化调处委员会满足了人民群众对各类矛盾化解的需求，增强了公众的政治效能感，提高了公众参与矛盾化解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人民群众也更愿意配合矛盾调解工作[69]。

2.政治效能感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

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两者的作用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0.430，占总效应比例的63.3%，这表明社会资本的增加不仅可以促进政治效能感的提升，还可以通过政治效能感的改善进而促进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提升。同时也表明社会资本增加1，通过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就能增加0.43的参与意愿；在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影响程度中，政治效能感贡献了63.3%的解释力度。这意味着对应社会资本的政治效能感是提升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意愿的重要因素。四川省眉山市出台相应政策支持个人建立调解工作室、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矛盾化解等，但社会力量在参与实施过程中遇到了申报程序复杂、调解室经费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化解矛盾纠纷，眉山市制定实施了《四川省纠纷多元化解条例》，细化了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的支持政策，提高了社会力量参与矛盾化解的热情[70]。这进一步印证了政治效能感在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的显著正向作用中具有重要而不可替代的优势作用。

（二）启示

1.加强社会矛盾冲突化解支持的政策宣传，增强公众的主体意识

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公众认为社会矛盾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很大，而且社会矛盾也一直存在，但在回答其参与处理矛盾的意愿时，绝大多数公众选择了“一般”，这表明公众参与处理社会矛盾的意愿与其对社会矛盾冲突的认知不成正比。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公众对社会矛盾冲突化解处理的相关支持政策不了解，所以其参与意愿不强烈。因此，加大各类社会矛盾冲突治理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就显得非常必要。在宣传社会矛盾冲突治理相关政策时，不仅要宣传社会矛盾冲突化解途径等内容，更需要宣传社会矛盾冲突对社会和谐发展和公众安居乐业的危害，提高公众对社会矛盾冲突的全面了解。同时还要大力引导公众对社会矛盾冲突的认知，以正式宣传和非正式教育相结合的形式向公众传达其参与处理社会矛盾冲突对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意义，由此增强其主体意识，强化公众对参与社会矛盾冲突处理的可行性、必要性的感知，提高其参与社会矛盾冲突治理的意愿。此外，还应以社区、街道为单位开通畅通公众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的需求表达渠道、整理统计社会矛盾冲突事件的发生频率与化解治理工作，这将在减少社会矛盾冲突事件发生的同时，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

2.以提高政治效能感来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

政府回应公众意见需求的及时与否是公众感知政治效能感强烈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意愿是否强烈的重要影响因素。感受政府回应及时程度愈强者，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愈强。提高政府回应的及时性，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的努力。对于政府而言，一是要树立主动回应观念，将服务和维护公众利益视为回应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公众对回应的需求；二是要畅通公众表达意见诉求的渠道，利用微信小程序、微博、抖音等网络媒体主动引导公众参与回应，同时建立回应信息公开平台和实行问责制，让公众参与回应监督；三是要加强对公众的教育，在增强其对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理解的同时，提高舆论表达能力。对公众来说，一是要自觉遵守表达意见诉求的规章制度；二是要主动接受广泛的大众网络媒体，了解国家的政策、方针，在反馈回应时做到有理有据；三是积极主动参与相关活动，切身感受政府回应的能力。

3.重视培育社会资本，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意愿

在研究结果中，社会资本中“熟人”关系社会资本对参与意愿有着明显的显著正向影响，整合相关利益者的社会关系资源不仅可以有效降低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集体行动选择环境中的不确定性，还可以增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因此，需要从以下几方面来积极培育社会资本。第一，发展社会治理协会等民间社团协会组织，通过活动交流等方式来提高公众个体间的信任程度，凝聚公众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共识。第二，充分利用精英人才的积极作用，通过精英人才的人格魅力和影响力来构建公众参与网络。第三，建立健全政府信用和社会信任，政府要通过加强自身服务公众的能力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公众的信任度，从而增强公众参与社会矛盾治理的参与意愿。第四，结合社会矛盾的特征及其治理方式，调整改善政治效能感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关系，重视政治效能感增强与社会资本整合后的叠加效应，进一步充分发挥政治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增强公众参与治理的意愿。

作为一种探索性和验证性的研究，本文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例如，在政治效能感以及社会资本维度的测量上，指标选取还不够细致。在每个维度的测量指标上包括的题项不是很多，限于目前对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概念尚未进行统一的界定以及问卷数据的欠缺性，无法对各维度进行全面完整的指标测量。同时，在模型分析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指标结果显示，政治效能感和社会资本还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潜在影响，参与意愿的增强还可能对政治效能感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培育有着一定影响。但由于本文研究主题只限于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对于参与意愿是否对其他变量有影响并未做更多探索，这一点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对于本文的不足之处均有待日后做更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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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