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鉴·文明互译”百家谈》第八期：新全球化与文化传播

本期主题：新全球化与文化传播

主持人：刘宏伟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科研处处长

主持词

传统的全球化实质上是资本主导和资本驱动的全球化。随着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成为核心理念。新全球化旨在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合理的全球新秩序，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新全球化倡导文化的双向与多向传播和交融，以树立并形成全新的文化传播观念和模式。本期栏目以“新全球化与文化传播”为主题，六位专家将探讨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互融互通，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坚定文化自信——学“习”

进行时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20年5月29日在第四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袁隆平、钟南山、叶培建等25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回信中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是战胜困难的有力武器”。他希望全国科技工作者弘扬优良传统，坚定创新自信，着力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勇于攀登科技高峰，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们不是从事科技工作的，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同样是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同样要着力攻克关键核心理论，勇于攀登研究高峰。习近平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但是，正如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存在的问题，在语言研究中同样存在着学科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总的就是，语言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的情况，我国语言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提高我们语言研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果我们的语言研究只能是在人家圈定的问题、概念、范畴、表述的话语里进行，那就很难有理论创新了，关键是要把确立我们的文化自信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

叶帅有诗云，“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学海无涯，横渡靠思想引领；书山万仞，攀登赖志气支撑。

学“习”永远是进行时，永远在路上。

新一波全球化的兴起及中国

文化传播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

如果从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算起，全球化在中国的登录已接近二十年，并逐步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于中国经济持续多年的发展和GDP排名的飙升，更体现于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当北京奥运会于2008年成功举办之后，西方媒体曾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意味着昔日的“东亚病夫”已不复存在，一个生机勃勃的东方大国的出现已成为不争之实。显然，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铺平了道路。随后在上海先后举办的世博会和进博会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更是向全世界展现了上海这颗“东方明珠”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海作为世界第四大金融中心的地位已得到进一步确立，而且在不远的将来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即全球化在带给人类福祉的同时，也给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如贫富等级的加剧、地球资源的耗竭、民族/国家疆界的模糊以及文化上的趋同倾向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被甩进了失业大军的行列。再者，全球化的到来也为疾病的全球性传播和蔓延埋下了伏笔。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更关注的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何以成功地实现海外传播。应该承认，外语学科的学者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外语优势，可以直接掌握第一手原文资料，及时地将国际学界的前沿课题引入中国，推动国内的人文学科研究。但是除了少数佼佼者的研究成果达到国际水平外，大部分学者仅停留于翻译介绍的层面，而来自文史哲等学科的学者则迅速地借助这些翻译过来或引进的二手资料著述立说，有些学者凭借自己深厚的中国文化知识和人文素养，很快便写出专著达到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的水平，然后再通过翻译的中介迅速走向国际学术前沿。这样就使得外语学科学者的先天不足暴露无遗了。当然，这种情形也体现在西方的汉学家身上，西方的汉学在本国是十分边缘的，另外，除了汉学本身所处的边缘地位外，汉语也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在加之中国文学源远流长，一个有着极高天赋的汉学家也须花上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掌握汉语的阅读和交流，而要达到用汉语发表著述的水平则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其间，他们不得不全身心地投入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而不得不远离国际主流的学术前沿。近二十多年来，一大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获得人文学科的博士学位后在一些世界一流大学任教，他们中的不少人加盟中国研究学界，从而给这一边缘的学科增添了许多生机。这批留学生大多来自中国一流大学的文史哲和外语学科，受过国内人文学术的严格训练，同时又经过严格的出国外语水平考试。经过几年的学习后，这批学者，尤其是在美国著名高校任教的学者，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受到西方汉学的严格训练，其中一些佼佼者的英语水平几乎达到母语水平，因此他们很快就能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并在人文学科的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在国际权威的出版社出版专著。我们与这些学者合作必定卓有成效。此外，我们的外语学科现在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抓住机遇谋求发展，我们就可以迅速地走出封闭的小圈子，进入人文学科的前沿。作为一位出身外语学科现在又担负人文学科领导重任的学者，我对此充满了信心，并仍将致力于在国际学界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

“文明互鉴”与新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传播

四川外国语大学校长、二级教授、

嘉陵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明互鉴是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人类历史发展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学习、借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大诗人T.S. 艾略特就曾说过，一个民族文化要发展，就必须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否则它就只能停滞不前甚至消亡。从宽泛的意义上说，有了人类就有了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也就开始了最初的全球化。从文艺复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降的几百年的西方历史来看，全球化几乎都是用战争叙事来表达的：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后，法国夺得欧洲霸权；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被打败，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帝国；一战终结了大英帝国的辉煌；二战后进入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时期，最后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全球化进程在政治、经济等多个层面几乎完全由美国主导。这个全球化的历史是世界秩序不断重构的过程，根本上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这个同质化过程实际上就是世界强国迫使其他弱小国家认同的历史。当然，这种同质化的全球化过程除了战争叙事之外也伴随着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叙事，譬如说启蒙运动、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等。

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的不断发展和强大，全球化单一方向的进程受到挫败，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保持秩序、增进互识、文明互鉴成为多数人的共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顺应了世界发展之时代潮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秩序世界，不是相互对抗，而是携手协作。在新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传统的发展中大国，在不断学习他国先进经验和文化的同时，也要向世界分享我们的文化和经验，让世界了解我们、认识我们。法国史学家托克维尔也说过，文明“相互结合的艺术”是统治人类发展的“一条明确清晰的法则”，而“相互结合的艺术”的基石就是互识与互信。由于地缘因素以及近代中国历史的缘由，让世界了解我们、分享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经验自然就成为当下我们与世界增进互识、增强互信、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任务。 

如何才能让世界了解我们呢？或者说，在新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才能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呢?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第一，选好“内容”，在这里不仅是指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的好内容，也指具体对象国愿意接受甚至急切需要的内容，翻译出版家李景端先生在《走出去不差钱，差的是内容和翻译》一文中专门讨论过此问题。第二，认真研究传播对象的特点，这包括特定国家的传统与国情，也包括特定预设阅读者的心理、社会等特点。这样才有的放矢，才可能使得传播效果最大化。对于有些根本不了解我国文化和国情的国家或地区，甚至需要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就像我们的前辈们在“五四”前后所做的译介西方文化那样，编译一些“概论”“简史”。第三，充分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打造立体化的传播方式。第四，培养高端的对外传播人才。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是一项长期的事业，需要一代代人不断地接续努力。高端的传播人才不仅需要精通两种甚至多种语言和文化，还要有国别区域研究的深厚功底。此外，他们还应该懂得传播学理论，并将理论科学地应用于实际的文化传播工作中去。

文明互鉴与中国语言学创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二级教授、

云山杰出学者、博士生导师

文明互鉴，即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加强交流，相互借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这一学科也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缺乏自己的原创语言学理论。关于如何推出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中国语言学如何创新，我们有以下几点想法：

（1）树立品牌意识。吸取西方语言学理论的精华，加强原创性的努力，创立自己的语言学理论需要树立学派意识与品牌意识。邢福义认为，对于语言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来说，成熟与不成熟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学派或流派是否已经形成。他呼吁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钱冠连就创立中国自己的语言学流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邵敬敏认为，国外的语法研究非常喜欢，也比较善于打出旗号，动辄标榜自己是“某某语法理论”，或者说“新创建了某某语法理论”，所以新的时髦的语法理论满天飞，虽然有的理论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如结构语法、生成语法、功能语法、认知语法，光一个构式语法就有认知构式语法、激进构式语法、浮现构式语法、体验构式语法等等，而我们的研究传统不屑于也不善于，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不敢打出旗号。旗号还是需要的，这就好比商品要树立“品牌意识”一样重要。我们不能做只会几句外语的工具使用者，我们要做有思想的学者。我们需要善于提炼新术语、新理论，善于构建新体系、新框架，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努力构建中国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2）努力消除“两张皮”。目前的情况是，汉语是汉语，外语是外语，两界的跨界和融合并不多，吕叔湘先生所说的“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客观地说，外语界的学者和汉语学者各有各的优势。在引进和掌握西方语言学理论方面，外语界明显有优势。在国外的华人、华裔学者、留学生等从事语言学研究或者攻读学位，大多数都以汉语为研究对象。这一现象表明，汉语母语的天然优势是必须好好利用的。西方语言学家到中国来讲学、参加会议、从事研究,都建议我们努力将西方语言学理论与汉语结合起来研究。在语言学理论国际化方面，在语言学理论本土化方面，外语学者正在努力，已经取得很大成效。努力消除“两张皮”，形成语言学研究的合力，是非常重要和非常迫切的。

（3）宽容与尊重的态度。国内有一个不好的现象就是对自己人提出的新理论总是太苛刻，没有包容、宽容与尊重的态度。近年来外语界涌现出文秋芳的产出教学法、王初明的“续”理论、王寅的“体认语言学”等新理论，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可总有人不屑一提，总是说三道四、评头品足，没有宽容的心态，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邵敬敏认为，理论提出来的时候可能还比较稚嫩，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不管什么理论总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开始，也就没有发展和成熟。当然，正常的学术争鸣是非常需要的，但我们更需要对新理论持有宽容的态度。

古往今来，中国创造的很多文明传播到异域，造福全世界。开放包容、多元互鉴、多样一体已经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大家园的主基调。外语学人需要自信、自尊、自立，不仅能“照着讲”，更能够“接着讲”，在不同文明相互交流、彼此借鉴、和合融通的过程中去书写我们的宏伟画卷，发出语言学研究的中国声音。

共同体之美下的语言尊严

天津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

语言是限定民族身份的重要表征，也是形成人类稳定的共同体的重要标识之一。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记述着其语言兴亡的历程，语言的生命力源于其背后文化的力量。习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课题颇具时代光芒和精神力量，是中华文化自信的本质体现。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新时代下，“我们”这个共同体身份将如何被定义？汉语言文化如何在多样性身份话语中保持独特与自信？

汉语的载体汉字是世界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从甲骨文、金文到隶书、楷书，其演变历程也是对古今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伟大书写。由于汉语不同于印欧语系的语言，常被认为是繁复艰涩的语言。汉语在表意方面又展现出非凡的极简主义风格，传承中华文化根脉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用最凝练的语言参悟出人、天、道之间的深刻哲思。汉语之美在于中华文化之美，《诗经》《论语》《文心雕龙》《红楼梦》等无数中华典籍彰显了民族文化的美学尊严。即便在中国近代和计算机时代来临之际，汉语价值虽曾受到质疑，却也无法否认汉语特有的文化尊严。这些质疑为中华民族带来的不是沮丧，而是自省如何让我们重现汉语言文化的光辉。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寄托了李白对朝中好友阿倍仲麻吕的思念之情，也令我们回想起当年的国际大都市长安城的自信与繁荣。外国商人、使节、留学生占长安人口的2%，70多个国家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长安城里展现的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更是一种交流博弈，各放光彩的融合文化。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声音变强，汉语价值也在不断提升，汉语言文化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新全球化时代下，东西方的交流领域远远超出了曾经的经济范畴，文化信息的交流与传播俨然成为更鲜明的时代标识。这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同时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提出了警示。人类命运共同体固然有人类文化的共同价值，但不代表要消解民族身份认同。因此，在新语境下若要实现“有机的共同体之美”（the beauty of gemeinschaft，安德森语），我们就要避免价值虚无主义，认识到民族文化主体认同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语言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化典籍的美学力量，更是民族文化身份建构的根基所在。海德格尔为语言的本质赋予了哲学意义，将其比作人类存在的家园。如果作为中华文化符码的汉语言发展受阻，那么其支撑的民族思维就会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袭与破坏，民族身份也将随之隐退、消亡。在世界格局的风云激荡中，“大风泱泱，大潮滂滂”，中华文明之圣火千古未绝，由此可见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汉语言的魅力与实力。

中国自信离不开文化自信，说到根本是语言自信。语言自信不等于语言霸权。新全球化时代下的文化传播是建构更加丰富全面的知识谱系的需要，这样的谱系有助于我们用历史辩证的思想充分认识中西文化的价值观本质。融通中外，文明互鉴，我们在立足中国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用最美的汉语言来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诗篇。

减少传播噪音，提升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

天津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科研处处长

任何信息在传播过程中都会受到干扰。从传播者的编码到受传者的解码和理解，信息在传播链的任何一点上都有可能发生散失和变形。传播噪音指传播过程中导致偏差产生的任何因素。从传播链的各个环节来看，在传播者环节产生噪音的可能性最小；在受传者环节，减少噪音产生的关键在于传播主体准确把握受传者的信息偏好。在这一方面，大数据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目前，使用大数据统计用户信息偏好的技术已经很成熟。可以说，传播链上最有可能产生噪音的是传播环节，而且信息传递的环节越多，加工和再传播的次数越多，信息的耗散和噪音影响就越大。因此，最直接有效减少噪音的做法是减少传播环节，力求实现直接宣传，防止信息多次编辑所产生的偏差，同时防止主观原因引发的噪音干扰。

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中国作为传播主体，需要尽可能减少传播环节的噪音干扰。噪音来源中，语言因素是最重要的一个。汉语不是世界通用语言，以汉语为媒介的信息传播覆盖面相对较窄。一般来说，当受传者能够在中国传播媒体找到其母语版本的信息时，会首选其母语版本，而不会阅读其他语言的版本。否则，受传者往往会选择英文版本。如果英文版本也缺失，受传者则会根据汉语原文自行翻译。这种情况下，由于翻译权不掌握在中方手中，译文很可能会出现较大偏差，导致噪音产生。因此，即便无法提供多语种供稿，中国至少需要在现有对外传播基础上，加大英文供稿力度。

多语种供稿是信息引用的基础，但引用过程却并不为传播主体所控制。部分国际媒体将信息按照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甚至会颠覆信息原有的内容。为了避免不当引用和不必要的中间环节，我们需要扩大初级传播的范围，使初级传播的信息覆盖到尽可能多的受众群体。伴随着“走出去”战略，很多中国媒体已经建立了国外分支机构，并取得了初步的传播效果。中国媒体应当持续推动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融，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需求，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当前，中国声音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无法与中国的综合实力相匹配。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亟待提升。话语权是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一种体现形式，与国家经济基础有密切关系。然而，话语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并不完全同步。西方国家现有的话语权是历经数百年才建立并巩固起来的，中国的话语权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在新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加快实施中国媒体“走出去”战略，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各层面合作会逐渐加深。各国会在合作中了解中国、支持中国，并形成共赢局面。也只有这样，国际社会才能放弃已有的偏见，以公正的态度报道中国，传播中国文化。

排版：颜佳颖

审核：周和军 杜树标

2020-08期，总第8期

主编：王铭玉

副主编：田海龙 姜龙范 郭太 刘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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