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生后记 | 留学记：九年前的月亮
编者按：
紫铃这篇来稿，将为近一个月的策划专题“福生六记”奏上尾声。对读者和撰稿人的热情支持，我们深深致谢。
读完紫铃此文，我脑海中那个大洋彼岸优雅剧作家的身影渐渐拉长，回到九年前那个月光洒满异乡的夜晚。在留学的光环与冲击之中，那年的她是否知道，今天的自己，会这样回忆留学的点点滴滴：
“我被集体记忆的狂潮抛上岸，开始了个人记忆统治我生命的时代。在异乡，在没有人的草地上，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蓝天下、在身边朋友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时间中，我，渐渐成为了我。”
文 | 紫铃
2005年春节，我去了澳大利亚。
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第一次出国门，第一次在异乡生活。那样多的第一次，那一年，那一天。
临行前一个月，妈妈带了我去找邻居家的女儿，她已经去布里斯班有一年多。妈妈说，听听意见，看看要带什么，看看那里的生活是怎样的。我已经记不起听到了什么，只记得妈妈握着我的手，由始至终一直握着。大约2011年时候，我已经搬到了洛杉矶，妈妈说，楼下的女儿要去旧金山，想听听我的意见，看看要带什么，看看那里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也记不得都跟面前的小姑娘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拿着电脑做记录，她妈妈在她身后，扶着她的肩膀。
趁着年末促销，妈妈给我买了很多东西，居然都塞进了箱子。最记得带了一口锅、一把刀、很多双棉袜子。我问，买那么多袜子干什么？妈妈说，等到了时候你就知道有用。后来发现确实有用，可以放在鞋子里撑着鞋样子，也可以纵容自己乱扔袜子的习惯。原来住久了，袜子是会丢的。在家时候从来不知道，因为我的穿戴不属我管。妈妈收了衣服放在床边，我一直以为的一双原来是很多双。
上飞机那天，家里人都来送，外婆、舅舅、几位姨妈、几位姨夫、两个表妹，当然还有爸爸妈妈。我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妈妈说，你表妹在你身后哭得稀里哗啦。我还问，她哭什么？
一个三十公斤的箱子，手上提着一个十二公斤的手提袋，为了减重，手提袋没有轮子。在新加坡转机的时候，前面那班误了点，后面这班已经开始登机。上飞机之前找了很多新加坡机场的攻略，得意洋洋跟爹妈说，那是世界上最大最好的机场之一，到时候要去享受按摩。结果在转机的时候，最恨就是“最大”这两个字，也恨妈妈怎么想起来给我拿这么重的手提行李，在机场负重狂奔二十分钟，终于赶到那边登机队伍的尾巴处站住。什么出国的新鲜、什么离开家人的惶恐，都随着我的汗水，留在了新加坡机场的地毯上。
又过了大约七八个小时，从悉尼下了飞机。那时候庆幸从悉尼转机到堪培拉有六个小时时间，终于不用猛跑了，后来知道，原来坐长途汽车也不过只要三个小时。在悉尼机场的登机口，只我一个人，看窗外飞机飞上飞下，想到邻居那姑娘跟我说的话，澳大利亚的天可蓝了。
蓝吗？还行吧。那时候南京的天，也还是蓝色的。大二时候的某天晚上，半个学校的学生们还集体在熄灯后爬墙去操场，躺在地上看双子座流星雨，头挨着头。远远不知哪个女生的声音说，要是F4在就好了，一起看流星，多浪漫。另一边远远一个女生回话，要是F4在，谁还看流星雨啊？整个操场，认识的不认识的，笑成一片。
再过两年便是07年，北京第一次雾霾吓坏了半个中国。再回国，有人问，听说澳大利亚空气不错。我很认真回答，对，天可蓝可蓝了。
初到堪培拉，住的是寄宿家庭，一个金发碧眼的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儿子，大的八岁，小的只有一岁多一点。八岁的小男孩牵着我的手说：“我最为我的妈妈骄傲，她一个人供了这么大一个家。”小儿子满地爬。早上妈妈出门，他扶着玄关处的柜子站起来，摇摇摆摆走过去说拜拜，妈妈喜得跳过去抱起他，这是他第一次说话。那时候，我想起了我妈妈，可是当时还没有买电话卡。
去学校报到。我拿出妈妈早就为我开好的单子，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找导师、找银行、找超市。那天，蓝天上有白云，白云在绿草地上撒下影子，我站在云的影子里，走来走去，找来找去。我至今深信，北半球的人到了南半球，会失去方向感。见导师、银行办账户、超市买东西，每样不过用去半小时不到，找这些地方却断断续续用了六个多钟头。我拿着学校地图满世界问人。但第一样，得找得到人问。尚未完全开学，学校里常常走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一个人影，好不容易见到人了，这人知不知道地方又是另一个问题。
在国外住得时间长了，慢慢可以将迷路接受为一个过程，每到一个新城市，都是迷着迷着就认识了。可那时候，站在那草坪上束手无策、完全不知道身后那栋楼就是要找的学院的我，一直在害怕。后来妈妈来堪培拉探望，她自己出去散步，回来跟我说，我们中国人讲究人气是有道理的。这儿哪儿都好，就是没人气。我深以为然。人多的时候觉得人最可怕，人少的时候觉得没人最可怕。
就那样，浑浑噩噩中就开始了留学生活。
认识了些中国同学，五湖四海，称兄道弟、姐姐妹妹。念会计的最多，据说进了教室，教授环视一周，满满坐着五六十个学生，只有两三张西方面孔。教授说，我应该学中文。大家都笑了。中国学生宿舍热情洋溢发表中国占领澳大利亚计划，太简单，澳大利亚大大小小的帐就是中国人在管着。反倒是我这个念中国研究的，整天抱着大部头的英文文化学专著啃得起劲，费力地听着教授的牛津音和同学的澳洲北部口音，煞有其事点头称是，其实什么都没明白。
然后认识了些新加坡同学做朋友。五六个新加坡小伙伴们中间只一个信佛，其他都信基督。但信佛的和我这个不明白的一起去教堂，第一次听见摇滚乐的圣歌。发圣餐的时候，我犹豫要不要吃，看信佛的那个男生眼睛都不眨就吞了饼干，我也就没有客气，大口喝红酒。其中一个极善良的女孩跟我说，只有信了基督，才能上天堂。我问她，那如果我是好人，但我不信基督，我也不能上天堂么？她沉默了几秒钟，说，只有信了基督，才能上天堂。
静夜中分外活跃的，是异国饮食包围下的中国胃
后来，我不再去教堂。交了一群新朋友，是我们那届一起念荣誉学士的同学。跟我最好的一个，叫艾尔维尼爱，大家都叫她尼爱，印尼第五代华人。祖上潮州人。中文她不会，她爸爸也不会，她爷爷隐约记得几句潮汕话。她的姓应该是吴，但几代下来，潮汕发音加印尼语侵蚀，写下来的拼写居然有十来个英文字母。我问她，你好谢谢你总会说，她摇头，说只会说一个词儿，我问是什么，她指指天上：飞机。我大笑。她学的是日语，研究的是日本当代健康潮流。她说日本杂志上说件什么对健康有好处的事儿，大家就一股脑儿地都去跟，明天又说那个消息是假的了，大家又都一股脑儿不信了。
她问我，中国怎么样？我想了想，回答，一样一样的。
那一批同学里面，除了我以外，还有两个做中国研究的。一个研究清代闺秀诗，一个考察中国体育制度。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个做印尼研究的女孩。她研究对象是“印尼偶像电视大赛”，就是狂卷了全球的“美国偶像印尼版”。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她自己还报名参加了。有天我走进教室，她跑过来问我：“你知道超女吗？”我摇摇头。不过多久知道，我妈妈投票给了张靓颖。我告诉她，她很认真地记下来。那是我对超女的唯一记忆。
从05年开始，故乡上发生的集体记忆，与我之间的关系便越来越淡了。我被集体记忆的狂潮抛上岸，开始了个人记忆统治我生命的时代。在故乡，我是女儿，上有父母；我是女友，旁伴男友；我可能是母亲，家中将有儿女；我需要工作，身边有同事和上司……在故乡很多很多人的很多很多圈子里，我被长长短短的线拉扯着、支撑着。我的每一个记忆，都被很多人以相似的方式记着，构成我们相似的生命。而在异乡，在没有人的草地上，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蓝天下、在身边朋友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的时间中，我，渐渐成为了我。
从学校回家，公共汽车里只我一个人，往窗外望，看见一轮红色的月亮，升起在地平线上。我想起来，那天是元宵。没敢给家里电话，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感情最丰富的时候不能听妈妈的声音。给那时的男友电话，他在与他的一家吃团圆饭，很久没有接。
突然我明白，那是我的、自己的、第一个元宵。那样想着，泪就流下来了。
九年之后，我还记得那晚的月亮和那晚的眼泪。一段新的旅程，那一瞬才是真正的开始。
不知哪天在悉尼南边某海滩散步，长长的海岸线，只我一个人，走了很久很久，回头看时，单串脚印，深深浅浅，在水晶般的海浪底下，有时看得见，有时，便不见了……
这样，也挺好。
愿，每个在异乡的孩子们，都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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