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统府，寻找祖父孙中山的足迹
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的女儿孙穗芳，现为夏威夷太平洋大学校董、美国孙逸仙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
几十年来，她到过世界各地许多大学演讲，弘扬孙中山的思想。孙穗芳写成的《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也是表达对祖父的缅怀之情。
4月28日下午，孙穗芳博士应南京大学出版社的邀请，将在南京总统府先锋书店为广大读者深情讲述祖父孙中山的生平事迹。
《我的祖父孙中山》是孙穗芳女士写的一本传记著作，他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再现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孙女士曾表示，写此书，是为了表达对中华民族的爱。正如孙中山临终时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我们每一位同胞，都应该有责任发扬孙中山先生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精神，努力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统一、富强、康乐的中国。
1948年我在上海世界小学毕业，记得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总说我长得像祖父，尤其像钱币上祖父的肖像。长得像祖父，就成为我生活中唯一的慰藉。我从小就有一股强烈的热爱祖父的感情，祖父是启发我一生的最大的泉源，也给了我勇气、力量、真知、智慧、博爱、和平的心灵，也养成我今生对苦难需助的人寄以极大的同情和怜悯。
1948年底，我被带到台湾，那年我12岁。母亲告诉我，当我父亲给的生活费没有拿到时，后父常讲一些很难听的话，后父能和母亲在一起，一方面也是因为母亲有这笔钱。
1949年底，我又被带到香港，因为当时父亲在香港居住，母亲要我再去向父亲要生活费。我问母亲，三年前她才拿到一大笔生活费，而且她还在收据上签了字，答应是最后一次，永远不再要的。母亲却回答：“怎么？女儿向父亲要钱要得完吗？”她要找父亲的麻烦，我求母亲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这样做，因为她这样做实在使我的心都要碎了，可是后父和母亲却把我当成摇钱树。
在1950年初，母亲带我去香港浅水湾道71号，那是祖母和父亲一家的住所。母亲带我进去，但父亲也有他的苦衷，没有下楼来。祖母听说是我来了，便下楼来，她紧紧地抱住我，仔细地端详了我好久好久，因为我的面貌太像父亲了，看到我一定使她想起了父亲儿时的情形。我被祖母搂在怀里，祖母又拿出糖果塞满我的两个口袋，我依依不舍地和祖母告别。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祖母，也是最后一次。祖母卢太夫人于1952年去世，享年82岁。我们在楼下等父亲，盼着我的父亲能出来见我一面，但这次我没能见到父亲。
1950年父亲要把我送到美国读书，可是母亲不肯。母亲的葡萄牙人律师施露华建议我跟着父亲，母亲就把我锁在房中，并斥责我自私，要去跟有钱的父亲。可我当时心里也有气，觉得从小父亲不要我，所以并不愿跟着他。1951年初，我14岁时，母亲把我送回上海外婆家和两个姨妈同住。当时我也想回到中国大陆，我向往新的生活。我进入了上海启秀女中读初二。我的生活费由母亲从香港寄来，四姨妈管账，我和姐姐及两个妹妹四人分用这笔钱。四姨妈每天拿出五分钱旧钞票压在钟下做我的早餐及零用钱，但一团加有糖和油条的粢饭就要一角钱，两天的钱才够买一团粢饭。坐电车到学校，要坐两站，最起码是四分，所以我不吃早饭，也不坐电车。那时正是“抗美援朝”，我在班上当“宣传部长”，我就带头每天捐五分，每月就捐一元五角钱，在班上我是最没钱的，可是我也是捐得最多的。午饭是从家里带盒饭，拿到学校的大蒸笼里热，每天的午饭除了米饭，只有一点卷心菜和粉丝，而且天天如此。我因为没有吃早饭，也就顾不得是什么味道了。我记得冬天我没有棉鞋穿，脚上生了冻疮，非常难受，那时我真渴望有一双棉鞋穿。夏天衬衫小了，我只好穿着厚厚的卡其布罩衫，再把袖子卷起来。同学笑我，叫我不要穿这么厚的“解放装”，却不知道我的难处。我和班里其他同学一样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当时班里和学校都批准了，但是在报市里审批时，我却由于家庭出身的关系没有被批准，为此我情绪很低落。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中高中毕业。我三年高中的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成为进入大学深造的同学中落选的人。在收到“不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员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虽然那时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结束。在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我是专门被叫来接受这个场面的“教育”的。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动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非常悲观，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却因风湿病去了外地疗养。我在北京还有做建筑师的舅舅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邻居朱培英一家，她的父亲朱学范当时是邮电部长。我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正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觉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学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当天，舅妈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这意味着我不能在她家里多呆。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会连累他们，还嘱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当时沮丧极了。在万般无奈之际，就写了一封信给祖母宋庆龄，把自己的苦衷告诉了她。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信的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干部来找我，她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向左，一时向右。她许诺：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等到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摘自《我的祖父孙中山》）
编辑：Jss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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