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毛泽东《农村调查》

1942—1943年，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对晋陕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这是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调查。

《“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辑录了张闻天晋陕调查中山西兴县十个村的调查资料，是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经济社会演变的重要史料，对于研究晋西北农村在中共革命和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激烈变动并揭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具有巨大的价值。

《“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

岳谦厚 张玮 辑注

岳谦厚，1969年生，山西偏关人，历史学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现任山西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二级教授暨山西省“三晋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及中共革命史。出版学术专著多部，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主持完成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多项，多次获得教育部及山西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奖。

张玮，1968年生，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历史学博士，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山西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山西省青年学术带头人，山西省高等学校131工程领军人才。现任太原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及中共党史。出版学术论著10部，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多次获山西省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一、二等奖。

1941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张闻天表示拥护，并决定去农村做调查。1942年1月26日，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调查。这就是著名的“张闻天晋陕调查”，这次调查是中共历史上继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之后又一次非常重要的社会调查，也是中共高层领导人在全国抗战时期亲自进行的唯一一次农村调查，具有非常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在晋西北兴县，张闻天化名张晋西，住在农户家中，口问笔录，收集一手资料。调查团在兴县的调查主题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考察的重点是土地问题。整个调查过程和调查内容非常细致，张闻天亲自设计了许多表格，要求调查员深入各村，挨家挨户进行详尽的调查。如在调查任家湾村农具的占有时，详细地调查了这里战前和战后各种农具的占有和变化，每种农具的零部件构成、使用方法、适宜的土地、耐磨损程度等。

在具体的调查方式上，张闻天采取了召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和实地调查三种形式，并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如在调查任家湾村农民的文化生活时，调查团成员就亲身参与了当地农民的一场祈雨，详细记录了祈雨前的准备、祈雨的仪式、祈雨的用具等。

在搜集到一手资料后，张闻天又会带领调查团成员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若发现问题就再到群众中重新调查或核对。调查材料初步整理完毕还要向基层干部进一步核实，并征询自己提出的意见是否符合实际，他还不断总结调查经验，调查结束后又以亲身体验撰写总结报告。

张闻天晋陕调查的资料从1942年5月就陆续整理出版，关于山西兴县的调查材料除张闻天撰写的《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于1986年出版外，其余的原始材料未见出版，有人认为这些材料已经佚失。山西大学的岳谦厚老师和太原理工大学的张玮老师出于学术研究的需要，在进行田野调查时“偶然”获取并复制了这批材料，经过长期的整理和编辑，于是有了《“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的出版。

《“延安农村调查团”兴县调查资料》共有十编，105万字，包括山西兴县十个村的调查资料，分别是黑峪口村、任家湾村、中庄村、桑蛾村、唐家吉村、高家村、赵家川口村、西坪村、花园沟村、柳叶村。内容涉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土地租佃、借贷关系、地理、土壤、交通、手工业、文化教育、政治生活、农作物产量、蒸酒、牲畜、肥料、风土人情、家庭关系、宗族血缘关系、村政权、党支部、群众团体、宗教信仰、卫生习惯等等，各方面的材料应有尽有，可以说是一部微缩的抗战时期华北农村社会的历史。不仅在宏观上展现了兴县各地农村的生产力情况和生产关系，更在微观上关注每一个行业、每一种牲畜，甚至每一种农具、每一个人，如同一幅宏大又细致的画卷，向我们展示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的图景，同时也展示了晋西北农村在中共革命和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激烈变动。

这部书是张闻天晋陕调查中关于山西兴县农村的未公开的档案资料，其中收录的材料可以说是目前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经济社会演变的最重要的史料，具有相当高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但同时它又比一般史料更具有可读性，通俗流畅的语言、口语化的描述生动地展现了村民生活的一幕幕场景。

如调查团成员与当地农民聊到了神灵信仰：

当你指着这些被毁的废墟去问老乡：“神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神不灵了？”老乡可以告诉你：“这样兵荒马乱的年景，神那还敢在世上受这活罪呀！他们都上天了！”你告诉他：“本来就没有神呀！”他又回答：“不，神上天了！”你再问他：“那来的神呢？”“先人们留下的！”他这样很肯定的答复你。

短短几句话，一个淳朴、固执又迷信的老农形象跃然眼前。

聊到当地的卫生习惯时：

“您老人家也要洗脸哇！”我问她。

“好人谁天天洗脸！我生来只洗过一遍，还不是水洗的，是在出嫁上轿时用泪洗的哪！”她回答。

的确，农村中除了那些“二打流”的男人和“不正经”的女人以外，朴实的农家是不洗脸的，洗澡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那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们对卫生的不重视。当时，因卫生条件差而死亡者也有很多，“两年中全村生了13个小孩，只有2个活成的”。若再加上生病，更是致命性打击，“尤其是‘出水病’（即伤寒病）这里流行极多，老百姓最害怕，所以在相互斗骂时常说：‘让你伤寒四十天不起身！’”

此外，书中还有许多细节的描写。如对于水利设施的描写：

辘轳有井架、井梁，设在井口上。井梁的中部插一横木，设有辘轳，辘轳的身部用圆木做成，其直径约为8寸至1尺，把子是铁做的，其转动起来时圆形的直径约为3尺。轳身缠以井绳，井绳一段系之辘轳身部，一端拴以“水斗”，汲水时将井绳展开，使“水斗”投入水中，汲上时用力将辘轳把转动，井绳又缠在辘轳身部，水汲上来，再用手将水倾入石槽里。

很多农具在现在农村中已不常见，通过这本书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许多已经走进博物馆的农具的构造和使用方法。

作为一部史料，这本书有其应有的厚重、严肃性、可信性，大量的数据说明，500多张表格分析，没有经过加工的一手资料，与村民的反复求证，亲临实地的调查，这些足以证明它的真实可信和作为史料的价值。作为抗战时期宝贵的国情材料，该资料的出版对于解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西北农村社会在中共革命与日本入侵场景下所发生的激烈变动并揭示中共革命的复杂性、曲折性和繁难性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你可能还会喜欢：
国内首部《共产党宣言》大型史料集出版
重磅 |《钓鱼岛问题文献集》获第五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陈寅恪 | 读书成为他生命的第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