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小说能演绎他的生活
“小说是唯一光彩夺目的生活之书。”这句出自《小说为何重要》的名句，构成了D.H.劳伦斯小说观的基本准则，他的所有创作都在这个基础上架构形成。小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唯有它能演绎他的全部生活，而“除了生活之外，没有任何东西是重要的”。
杰弗里·迈耶斯（Jeffrey Meyers）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这位美国传记作家擅长为文学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温德姆·刘易斯、欧内斯特·海明威、罗伯特·洛威尔等）作传，其中《D.H.劳伦斯传》也很出色。在这部作品里，我们会看到，劳伦斯的小说是如何与劳伦斯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来自母亲强烈的掌控欲
大 卫·赫 伯 特·劳 伦 斯（1885-1930）出生在英国诺丁汉郡的一个煤矿工人家庭。这位从土里长出的矿工子弟，由于掌握了写作这项本领，从而脱离了生长于斯的工人阶级，但他不像某些底层出身的作家那样融入其他阶层、功成名就，劳伦斯在予友人信里写道：“你切莫在我小说的人物中寻找那种老式而稳定的‘自我’。我的小说中另有一种‘自我’……”劳伦斯被他的时代所拒斥，几乎终生都以边缘人的姿态孤独地进行自己的文学探索，但是，从写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的语境里，劳伦斯的生平和作品都持续受到关注，少有人及。
劳伦斯“自我”意识的苏醒，首先源自家庭背景催生的思维演化。评论家都注意到了母亲莉迪亚强烈的掌控欲望。这位出身中产阶层的女性因受骗而下嫁矿工，她对于情感生活的渴望只能转移到儿子们的身上，莉迪亚的教养、宗教观念和她的期望，奠定了劳伦斯思想的底色之一。《D.H.劳伦斯传》没有多谈弗洛伊德学说对劳伦斯的影响，不过，劳伦斯显然是弗洛伊德教的信徒，或至少，关于恋母情结和潜意识的体会，是弗洛伊德式的。
这部传记为父亲阿瑟做了辩护。作者搜集多部回忆录材料，显示阿瑟并不是通常所形容的酗酒的、粗暴的、打骂妻儿的男人。相反，他工作热情，充满活力，极有忍耐力，他与妻子的矛盾更多源于两人的阶层差异带来的生活观念的差异，他与孩子们的疏远也主要是因为妻子有意识地把孩子从他的身边带离。劳伦斯多年以后理解了父亲，可惜隔阂已经难以弥补，劳伦斯也由此更明白，理想的两性相处有多么困难。
劳伦斯的感受，在带有很大自传性的《儿子与情人》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母子的纠葛关系还影响了劳伦斯早期的恋爱观。从传记记叙的青年劳伦斯与几位女友，杰茜、爱丽丝、露伊等的交往里，都能发现母亲身影的闪现、投射所带来的心理阴影。劳伦斯从大学时代的小说《白孔雀》开始，就一直在探讨两性冲突以及他对一段令人满意的情感关系的想法，寻找两性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是他所有小说的共有主题，甚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寻求理想的实现。
“只有弗丽达强大到足以战胜他的母亲——也只有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她才能战胜。”作者如此评述。劳伦斯与弗丽达相遇、私奔、同居、结婚，然后各自保持婚姻的开放，两个火爆脾气的人还时常吵架、激烈冲突，当着朋友和宾客的面厮打，这段惊世骇俗的感情，至今让人争论不休，难以评价。作者认为，劳伦斯爱上弗丽达，是因为她满足了他的情感与性需求，将他从他继承自母亲的清教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而她之所以愿意放弃女伯爵、教授妻子与三个孩子的母亲的身份，与这位一文不名的矿工之子私奔，是为了什么呢？
爱情能让人类生活重焕生机吗？
劳伦斯与弗丽达的关系是特别的。他们是精神力相互抗衡的天生一对。
作者说，当众争吵、大动干戈的过程包含着性张力，表明两人都企图占据主导地位，发动战争的双方是彼此相爱的人，战争的结果导向理解与自我认知。作者引述双方各自的说法，劳伦斯说弗丽达是他可以接受的女人，也是他可以与之争斗的对手；弗丽达说她并不在意他对她动手，她也可以打回去，风暴平静之后，他们又变得和睦。
作者概括：“劳伦斯与弗丽达的关系是以一系列具有冲突性的对立两极为基础的：英语与德语、无产阶级与贵族、清教徒与异教徒。”从劳伦斯的经历与他创作的小说里，我们可以找到更多解读的线索。实际上，他们不只是夫妻，也是志同道合的社会实验的履践者。
劳伦斯中学毕业后进入诺丁汉一家医疗器械厂工作，1906年在诺丁汉大学学院学习教师专修课程，1908年离开大学以后，他在伦敦南郊的学校当教师，这个操心劳力、备受限制的职业不适合他的性格。劳伦斯在与弗丽达私奔之后开始了频繁的旅行生活。在这期间劳伦斯结识了同样患有结核病的小说家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她的丈夫评论家约翰·默里，他们成为终生的朋友和敌人，劳伦斯小说人物的原型基本就是身边的亲友，而且他经常讽刺、夸大他们的弱点，精妙的文笔让朋友们爱恨交织。“怪人”劳伦斯的朋友，大多也是“怪人”，这些古里古怪的人凑在一起，很多事情反倒相互都能体谅，获得相互宽容的解决之道。
D. H. 劳伦斯
1915年劳伦斯完成了《虹》，出版不久就因“有伤风化”而遭到查禁，劳伦斯我行我素，接着又完成了《虹》的续篇《恋爱中的女人》。这些作品讲述20世纪初期叛逆的新女性突破阶层，与出身低微的男性结合，双方获得了灵与肉的满足，成为全人。劳伦斯在小说里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冷酷的、压抑和扭曲人类自然感官的，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恶化的资本主义机械文明的抗议。他说，只有复活人的原始本能，才能使暗淡无光、郁郁寡欢的人类生活重焕生机，才能恢复人们与宇宙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一战”结束之后，劳伦斯夫妇继续漂泊的旅行生活，行踪遍及锡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与北美等地，在墨西哥度过三年。未被文明损害的那些角落，是如此吸引他们。在那段时间，在那些地方，劳伦斯感到自由，弗丽达是他的精神伴侣，即使口角，偶尔离开，她总在他身边，他们相互依赖，相互慰藉。《袋鼠》和《羽蛇》两部长篇小说分别以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为背景，颂扬对领袖的神秘力量和原始的自然生活的向往。劳伦斯敏锐地察觉到了工业文明的危机和现代社会的焦虑，他的思想、信仰、审美、生活观念、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特立独行，格格不入，存在很多问题，但又显示了非凡的个人创造力。
“新一代人会更快意地读我的作品”
劳伦斯出生两周就得了支气管炎，一生困扰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小时候因身体纤弱备受欺负，成年后几次病危，一直以坚定的意志对抗死亡，他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力量极度敏感的作家。
劳伦斯把人类纯粹的性爱和大自然看作抵抗非人性化的工业文明的两股力量。他主张在性爱中获得乐趣，在性爱中恢复人性。他说：“我只能写对我感触最深的东西，在目前，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劳伦斯的小说是现代心理学高度艺术化的典范，有关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理论，以及建立在性欲和性爱基础上的精神分析法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充分反映。
劳伦斯擅长用诗歌般的象征手法描绘人物女性意识的复苏。有时候，他让她沐浴在阳光下，她与阳光结合了，那股暖流淌遍她的全身并循环于她的子宫，真正的她活在她体内深处那轮太阳的暗流中，宛如一条向周围卷出深暗涟漪的河流，那黑紫的波浪不停地围向她子宫那闭合的花蕾（《太阳》）；有时候，他让她向月光敞开胸怀，她像一颗透明的宝石，让月光穿透。她站在那儿，浑身披满月光……她要月光注满她全身，她要更多的月光，与月光交流，达到高潮（《虹》）。不管太阳、月亮、风或雨或虹，或者森林、草丛、沙滩、河岸还是遍地盛开的野花，劳伦斯用诗化的语言把这一切写得细腻感人，觉醒和突变仿佛受到召唤，显得自然优美，这样出神入化的心理描写的确罕有匹敌。
1928年，劳伦斯最受指摘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1929年7月，劳伦斯绘画作品举办了展览。这部小说和这次画展很快都遭到查禁。他声名狼藉，身陷泥泞，可依然故我，不为外界所动。这部传记在临近结尾时写道，早在1912年，劳伦斯就预言：“我觉得新一代人与旧一代人大不相同，我认为新一代人会更快意地阅读我的作品。”可惜，这句话说得太早了。假如劳伦斯多活三十年，等到1960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审判案开庭，看到这部小说在英国的第一个未删节版发行八个月就售出三百二十万册的盛况，终生漂泊、贫无所依的劳伦斯会有怎样的感受呢？
我们不难发现，D.H.劳伦斯具有现代主义先驱者的气质，他的文学创作被20世纪初的解放风潮推动，他也自觉地成为了这股风潮的引领者——因为走得太快，走在前面，遭受摧折难以避免。围绕劳伦斯及其作品的争议，从本质上说，就是对那些不愿墨守成规的艺术创作的态度，从更本质上说，也意味着我们对另一种“自我”的态度。
文 | 林颐
本文原刊于《北京晚报》由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