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是爱情的季节

秋天，一切看起来都那么有思想性、充满期待，当然，比春天时更充满期待。

现在叶子突然失去力量。

腐朽的塔楼静静伫立，苍白的，沿着小巷，

从落地窗，或花园的深处看，

为每个下午刷上了一层红色印记。又一次强烈的

含雨夜风来临了：然后

树叶追逐温暖的公共汽车，点缀用雕像装饰的空气，

堆积在角落，手持扫帚的男人身影模糊，逐渐显现在

清晨的薄雾中……

秋天——而非春天，更不用说夏天——是爱情的季节。我爱斯蒂芬妮·德拉海，在九月底和十月初的那几个星期，我无助地爱着她，带着一种痛苦的温柔。

当我们在广场的四面踱步，或者坐在一个寒冷潮湿的铁质长椅上时，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已经忘了，年轻人都谈些什么？我确实记得我和她就帕斯卡发生过争执，这与我在《思想录》中读到的一段话有关，她坚持说我误解了这段话。这留给人的印象是，我俩当时都惊人地博览群书，而我现在明白了，实际上我们所做的只是向对方炫耀我们对一个几乎完全无知的主题的虚假知识。帕斯卡！

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灯笼剧场，当时它在梅里恩广场的一个地下室里，就在山街拐角处。在那些日子里，都柏林这座城市到处都是小剧场。你通过灯光昏暗的展厅进入，在各种形状、样式、类型的幽灵般，灰白色的炊具之间穿行，这些炊具不知怎的似乎充满怨气。

遇见斯蒂芬妮的那天晚上在灯笼剧场上演的戏剧，是莎士比亚的《恺撒大帝》或《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我不记得是哪一部了。我确实记得那是一场精彩的演出，尽管可能因为“观众席”逼仄的环境——每当演员走到舞台的边缘，发表特别慷慨激昂的演讲时，前面两三排的人很容易被喷上唾沫星子。幕间休息时，我爬上台阶，站在栏杆旁，抽了一支烟。当时还不是很晚，广场上的树木之间笼罩了一团幻影般的白色薄雾，我的脸上和手背上都感觉到湿冷的潮气。

有一半的观众和我在人行道上休息，看上去迷离，流离失所，就像剧院观众在幕间休息时通常的样子。他们当中我只注意到斯蒂芬妮。她很瘦小，身材上，几乎像个男孩。她那齐肩的黑发从中间分开——我注意到她头发分界线隐约闪现的苍白皮肤，感到一种莫名的痛楚。她的鼻子有点肥胖，但我觉得它极为可爱。她的眼睛外眼角轻微向上挑，这让她的容貌略带东方人色彩，尤其是当她俯身低头的时候。她似乎独自一人，这本身就很引人注目——在那些受限制的时代，“好”女孩没人陪同从不去任何地方，除了做忏悔之外。我递给她一支烟——不安地想到山街跛脚的妓女——但她双唇紧闭地微笑着摇了摇头。她说她不抽烟。她18岁。她住在附近。哦，是吗？我也是。在这敷衍的试探之后，我们陷入了沉默，斯蒂芬妮皱着眉头低头看了看，用鞋尖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画着半圆。然后，她飘然而去，脸上带着女孩们从无意义的邂逅中摆脱出来时的那种故意为之的心不在焉、无动于衷的表情。

演出结束后，观众们走上地下室的台阶，迈向夜晚流动的黑暗，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蜿蜒前进，直到来到她身边。我问她我能不能送她回家。她说她哥哥要来接她。没有人在台阶尽头等着。斯蒂芬妮犹豫不定，避开我的眼睛。“他总是迟到。”她喃喃地说，与其说是对我说，不如说是说给她自己听。我建议我们应该一起向前走，在半路上偶遇他。她耸耸肩，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出发了。我们没说一句话，直到菲茨威廉街的拐角，汤姆·“小玩意儿”在我们面前赫然耸现，他高高大大，宽厚结实，穿着棕色粗呢大衣。他咧嘴一笑向我致意——他真是一个正派的家伙——露出他那些吓人的牙齿。我告诉他我的名字，他也告诉我他的。斯蒂芬妮不看我们俩，继续往前走。“小玩意儿”冲我扬起眉毛，我什么也没说，他又咧嘴笑了，转身跟着她。这几乎不是一个吉利的开始。尽管如此，我恋爱了。当我看着斯蒂芬妮和她那巨人似的兄弟消失在雾中时，我感觉自己就像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亨弗莱·鲍嘉；或者更进一步说，像安东尼奥尼的《蚀》中的马塞洛·马斯楚安尼。

她没有给我电话号码，也没有告诉我她住在哪里，我又是怎么找到她的？这一记忆缺失了，像打了马赛克。但我的确找到了她。

我无法想象这家人是怎么看我的。那个时代的固定惯例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不能简单地成为朋友，而且每个人都知道——除了我之外的每个人——我不是斯蒂芬妮的男朋友。那么我是谁？在一个天主教家庭，我这种流动的存在几乎不会被允许，或者我们都不得不假装我在那里是来见斯蒂芬妮的兄弟们，而不是去见斯蒂芬妮。

之后我们两个人出去玩，至少我认为是约会。我带她去看电影，在那里她让我握住她那令人兴奋的凉爽而纤细的手，还去格拉夫顿影屋喝下午茶。有一次，我们甚至勇敢地去了宫殿酒吧，酒吧的男招待对我们皱眉头，但还是给我们端了两杯啤酒。我们在圣斯蒂芬绿地散步，坐在菲茨威廉广场潮湿的淡蓝色阴影中。我们站在下山街桥的运河边，看一只苍鹭在船闸旁狩猎。这家伙干净、锋利、危险的线条让我肃然起敬，那长喙就像一把造型可爱的仪式刀。她带我看了伊菲花园。我告诉她我爱她，但她闭上眼睛，嘴唇紧闭地微笑着，这一直是她微笑的方式，然后摇摇头。尽管如此，她只是简单、冷冷地让我吻她。她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气味，就像玫瑰花瓣浸泡在稍微变酸的牛奶中一样。

宫殿酒吧，摄于某个昨日然后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信封，送信的人在山街那幢房子的门里面的小地毯上站着，等着交信给我。我没认出笔迹，但我知道这张纸条是谁寄来的。我的喉咙甚至在开始读信之前就哽住了。没有用……很抱歉……我真的很喜欢……也许我们可以……奇怪的是，她的署名是“斯蒂芙”，我明白她讨厌的那个版本的名字，她知道的。斯蒂芙——这是什么意思？这是疏远我的一种方式吗？一股悲伤和自怜的浪潮冲向我。我想我可能病了。

一时间，我迷失在一片赤热的薄雾中，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恨她。

……

我后来又遇到她两次，第一次我只是从远处瞥见她。秋天已经变成了严冬，12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雪，每个人都很高兴，因为天气真是糟糕透了，我们终于不必再谈论它了。我在格拉夫顿街。这是在那条狭窄的、微微起伏的大道被步行街化毁了之前——步行街化这个词就像它的含义一样丑陋——路中央的公共汽车在被煤烟熏黑的积雪和冰冻的车辙之间横斜滑行，人行道上的女人们滑倒、尖叫、紧紧抓住她们男人的袖子。这一切给人一种令人捧腹的蠹政害民的感觉。下午三时左右，圣诞灯彩已经在霜冻的空气中闪闪发光，从比尤利东方咖啡厅的门口飘来了烘焙咖啡豆的香味，带着太阳般柔和的温暖气息。

《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金晓宇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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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她是我认出的第一个人，在街道的另一边——我可怜的心脏一见到她就发出一种痛苦的嘎嘎声——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和她在一起的是谁。他们手挽着手，斯蒂芬妮靠在他肩膀的凹陷处，像一条小船依恋避风河湾的下风岸。她穿着橡胶套鞋——当时人们仍穿橡胶套鞋——和一件很难看的毛皮领子的棕色外套。她的头裸露着。她微笑着，说了些什么，他像以往那样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这是菲茨莫里斯或菲茨莫利斯。他的名字，我这一刻刚想起，叫德斯蒙德。德斯蒙德：啊，是的，那个总是在我之前来到她家，又总是在我离开之前消失的绅士。他穿着他的黑色窄长大衣，迈着小碎步僵硬而庄严地走着——与其说是走路，不如说是巡游——看上去不可一世。突然间，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和某个人惊人的相似之处——哦，我上了天堂的姨妈呀！——埃蒙·德·瓦莱拉，是的，那个自鸣得意、圣徒一样的、长着鹰钩鼻子的“德夫”。而且我也看出了，他，这个菲茨什么来着，一直是她的男朋友，而我是——什么？谁也不是。什么也不是。一个多余而且很可能令人讨厌的不速之客，他们只是出于礼貌才容忍我的存在。难怪每当我在场时，刻耳柏洛斯这只地狱三头犬高兴得浑身颤抖！

我把脖子缩进外套的领子里，匆匆地往前走。

第二年夏天我又见到了她，这次我们说话了。那是六月的一个梦幻般的傍晚，低低的太阳在地平线上徘徊，似乎不愿落山，天空布满了纯白色的云朵，形状宛如马尾，远处淡紫色的山脉像舞台平面布景一样虚无缥缈。我们在菲茨威廉街相遇，正好在第一次遇见的那个夜晚灯笼剧场演出结束后她离开她的哥哥和我的那个地方。她正用一辆黑色大婴儿车推着她的小弟弟热尔韦斯。事实上，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婴儿，而是一个体形巨大、面色红润、头重脚轻的，而且在我看来，是个有点粗野的蹒跚学步的孩子——他将变得和他父亲一模一样，这是明摆着的。这一次，我们走在街道的同一侧。我们相隔很远就看到了对方，我们俩都犹豫不决，但是没有办法互相避开，除非我们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

我停下来。她也停下来。她微笑着，故意以一种滑稽的方式歪了下身子，同时懊悔地略微耸耸肩，仿佛在说，哦，我想我们注定迟早会遇到的。我们谈话不超过一两分钟，尽管对我来说时间似乎要长得多，当然对她来说也是如此。在这种不期而遇的场合，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她看起来很疲惫，眼睛里有一种一反常态的呆滞和回避的神色，眼睛下面有黑色的污迹。我询问她家人的健康状况。她转过脸去，眯着眼睛眺望那些遥远的梦幻般的青山，一边嘬着她的下唇。她告诉我，她母亲在圣诞节刚过不久就去世了。可怜的马格斯！那些烟酒最终要了她的命。我说我很难过，斯蒂芬妮又耸了耸肩，抬起一只肩膀，然后让它落下来。突然袭来的沉默，就像一口井里的冷水。热尔韦斯对这一耽搁不耐烦，愤怒地斜眼瞪了我一眼。“我最好是……”斯蒂芬妮说，然后她的声音逐渐减弱了。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就是这样结束的：一次耸肩，一个孩子的不耐烦，爱情带来的无法言传的痛苦——它炙热地压在你的胸骨后面，像一团火热的铅块。

我不知道她是否嫁给了菲茨什么来着。我不知道她是否过着幸福的生活，或者至少是并非不幸的生活。想来奇怪：她在某个地方，此刻，正在做些什么。想来更奇怪：她也许不在这里；她不在任何地方。

本文节选自《时光碎片：都柏林记忆》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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