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认真说过“你好”，不算真正地再见
格式塔心理治疗培训之初重点学习的一个概念是觉察，一个人在觉察力提高后，就像热力催开的水一样，具有无穷的能量。最大的能量来自内心那份初心，所以格式塔心理治疗让人回到原初，让事物回归真本，让万物富有意义，从而获得顿悟。
伴侣和家庭治疗师经常与之工作的一个特殊团体是家庭，从一对彼此承诺的恋人（结婚、没结婚、同居）到有子女和祖父母的大家庭。这类工作最常见的取向是发现和改变家庭成员或伴侣之间的系统性互动。
家庭中的自体实现
格式塔场的基本定位是：自体状态由认同和疏离的自我功能维持。我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设定自己。因此，家庭关系（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成年后组成的家庭）可以用这些功能的操作来表征。我如何通过认同家庭来设定自己：价值观、承诺、做事的方式、态度？我如何通过疏离其他家庭成员设定自己：分歧、隔离、冲突之处？这些认同和疏离也会整合到我的人格功能或自体概念中。
重要的是理解家庭是通过这两种功能实现自体定位的重要资源。而且这个过程是相互的，因为其他家庭成员也在和我的连接中定位自体。在我们相互的自体和他者设定中，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家庭自体”，并实现了自身稳定的方式，或者叫内稳态。
家庭内稳态的格式塔观点
我之前谈过内稳态，以及格式塔理解它的独特方式。尤其在家庭系统治疗中，内稳态被视为，家庭如何保持一致、如何处于混乱。比如用帕拉佐利等人（Palazzoli et al， 1978）的话来说：“精神分裂症的游戏和内稳态，实际上，是同义的……”在格式塔治疗中，内稳态被理解为创造性的伴生极，相互合作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有机体/环境场。我们研究的内稳态不只在家庭中，也在整个场之中。
因此，我们不去探讨僵化的人以僵化的方式行事，而是研究流动、变化的场，个体和家庭自体在变化的场中浮现和稳定自己。然而，人们和家庭可能会对这一过程的流动性感到不知所措，尤其是如果他们在更广阔的场（或家庭故事是关于家庭之外的危险的）中有过痛苦的体验，并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一个可预测和可生存的结构。现在看起来这更像是内稳态的系统观点了。正如它对个人神经质行为的观点所做的那样，格式塔所补充的是对这种可预测的脆弱性的理解，以及为了维持它，家庭必须时刻付出的努力。
神经质内稳态有其基本的脆弱性，那就是场的变动性，而家庭正是在场中存在和发展关系的。实际上由于家庭中治疗师的在场，场就已经发生了变化。可以让这个家庭模式维持下去的唯一方式，就是将治疗师引入家庭模式，或是离开治疗。因此，我可以问在个体治疗开始时问的所有问题，既问来访者也问我自己：他们对我的期待是什么，他们希望我如何看待和回应他们，他们的在场给我带来什么感觉，等等。我确保做到不与他们的模式融合，而是保持我的独立和选择。同时，我要呈现对这个家庭的承诺和接纳，否则他们就离开了。
如果我能够成为不与这个家庭的模式融合的他者，并看重他们，对他们的过程感兴趣，重视那些支持着这个过程的焦虑和期望，那么内稳态的创造性方面就能找到一个新的平衡，从而实现家庭的新自体。这是“改变的悖论”在家庭中的应用。
治疗师是过程的一部分
如果我真的支持了一方，或是通过我对其中一方的干预，看起来我看到了一个“独特的”错误，那么他们处理这种情况的固定方式就不会受到影响，治疗也会被抵消。如果我待在这个融合之外，宣告我的兴趣在于他们一起做的事，那么我的在场和我的兴趣这个现实就会创造一个伴侣要去面对的新情境。
我同样要记在心里的是人们所说的不一定是“真的”。通常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抱怨极其概括化，或者是对另一个人所作所为的解读，与另一个人所讲的自己的行为几乎没有相似之处。他们也许把我看作可以倾诉烦恼的人，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互动关系设定成棘手的烦恼。
然而，我的出发点是，不管什么推动着每个人，如果家庭行为一次次地把他们带向不喜欢的结果，而他们仍然继续这个行为而不是去寻找新的接触方法，那么一定有些值得探讨的东西在发生着。
现象学的重要性
比起其他任何类型的治疗，我为一个家庭的行为和表现所赋予的意义更有可能是不准确的。每个家庭都可被视为一个文化实体，有自己的习惯，甚至自己的语言。我必须尽可能地保持和观察到的东西，而不是我放在观察中的意义待在一起。
我们也受到了语言模式的制约，根据语言学，连接主语的谓语成为主语的固有性质，而实际上，它只是关系的一个函数。比如，如果病人显得很悲伤，那么我们得出结论，他很悲伤，然后努力去理解他为什么悲伤，请他并鼓励他跟我们说说他的悲伤……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对家庭工作的考量（通常个体治疗也是这样）。我要再次指出，这个至关重要的补充“包括我们自己”。如果我能保持自己的扎根及现象学的悬搁，就有可能获得更有效的治疗。
要不要鼓励家庭/伴侣在一起
不同的伴侣和家庭治疗师从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个问题。有些看重孩子对双方父母的需要，如果父母分开的话，孩子所承受的痛苦几乎比父母在一起时的任何冲突都要大。有些则认为：“如果你不开心，那就换一换搭档。”我想以我对团体的理解，间接地看待这个问题。
回想前文定义的那种不要求人们见面的团体形式。也回想一下我写下的“某种程度上团体永不终止，另一种意义上又一直在终止”。从这个角度来看，伴侣或家庭是在朝向当前团体模式的终结工作，而且即使分开，他们仍然是一个家庭团体。实际上，分开的家庭很好地说明了这种理解团体的方式。这样家庭的团体过程通常也十分值得探索！我曾经和分手的伴侣工作，发现这个方法非常有用。
而且如果工作目的是增加选择性（恢复自我功能），那么对于家庭，很明显某种分离通常是可能性之一。如果我劝阻探索这个选择，则可能会增加关系中的某种叛逆性，这本身就可能造成某个家庭成员的离开。相反，关注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结局，恰好会为允许新团体形成所需要，这甚至让伴侣或家庭能够待在一起。
在这里有两个例证：治疗团体中的一个成员宣称她要离开。我承认她可以自由离开，并带着我的良好祝愿。然后她说“这样的话我不用离开了”。另一例证来自一对分手不久的伴侣，来到治疗室和我一起探索他们目前所处的位置。工作过程中，他们重新开始了性关系，之后两相情愿地选择完全分开，意识到这不是他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了。
承诺
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我不会采取希望待在一起或希望分离（另一个视角来看不可避免地两者皆有）的立场。当然也不会让伴侣和家庭关系草草了事。你可以说我采取的立场“不太中立”。一方面，我不把自己放在权威的位置上，决定这对伴侣可以发生什么。另一方面，我觉察到关系中那个缄默且重要的第三方：双方对关系的承诺。
从文化上来讲，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不那么珍视承诺的概念。弗里茨·皮尔斯谈到（Perls，1969）“即刻诱发者”。环顾四周，好像到处都在强调快捷回复，对任何体系都缺少承诺，而且有种期待，希望人们短时间内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他们希望被关注的好点子上去。健康服务、教育、交通、工业和经济方面的新体系层出不穷。每发生一次，一整个工作团队就要重新竞聘或被解雇，或被调到新地方去。人们刚刚解决好了新组织的困难，就又被取代了。雇员们因为知道工作随时随地会消失，处于一种不安全感之中：类似的工作即使可能在下一轮轮转时再次出现，也轮不到他们了。
如果关系或企业中没有承诺，则通常面临着巨大的不安全感，如果任何的问题、不舒服或不赞同出现，大家马上就会问：“这是结束吗？”放弃或屈服可以免掉解决这些问题的气力。就像在后面这个案例中，我可以表面上同意，这个时候看起来好像仍然处于关系之中，但这个关系已经不再是能满足我需要的那个了。
当我和这样的伴侣工作时，我提议他们制定一个保持待在一起的绝对承诺，比如时间为6个月。他们常常会发现这样做使关系改变了，之后问题变得容易解决起来，双方的需要都得到了满足。这并不意味着6个月后他们会再在一起：有的会，有的不会。但即使决定分开，他们也知道自己努力过先去真正地认识彼此。没有认真说过“你好”，不算真正地再见。
本文节选自《关系中的自体》，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