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 | 戏剧性就是他的全部

平冈公威（即世界闻名的“三岛由纪夫”）依照古老的切腹习俗切腹自杀已经五十多年了，而在他死后，那些已成为描述他整个人生特点的暴行和丑闻，却依然持续不断。

因此，丝毫不足为奇的是，三岛的传记作者们会把解释这一最终的夸张行为，作为他们的主要任务。虽然异议已经渐渐消失，但是没人会对三岛自杀这一事实（至少十个其他知名日本作家在这一世纪自杀），或者是他实施自杀的惊人方式真正感到震惊。

对三岛来说，艺术比生命更重要，而当他最终将注意力转移到生活这档子事之时，他是带着平心静气的戏剧感，来为自己的最终退场布置好舞台。

三岛生来体弱，成长过程中是个神经官能症患者，生活中性情古怪，昼伏夜出，每天总是奋力写作到凌晨时分。二十六岁时，他已完成了许多部小说，包括《假面的告白》《爱的饥渴》，以及《禁色》的第一卷，并创作了大量短篇故事。他极端勤奋地写作，而当他显然写作过度的时候，会把每一个瞬间的想象冲动都上升为文学，他也费力斟酌写作风格、结构和内容，这种方式在我们自己近来的小说创作方面是无法与之相比的。

通过勤奋学习，三岛不仅扎根于日本古典文学之中——他显然能够非常娴熟地模仿古典文学的风格——而且也扎根于法国颓废文学中。对19世纪法国文学风格所引起的联想，更多地体现在翻译中，而非日本古典主义之中，但或许三岛的散文最醒目的特征，是它所具有的沉思特质。三岛的写作也是思考，在他最好的作品中，每一句话——无论是叙事还是对话——都被用来表达一个想法：要说出思考终止之处、描述开始之时，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意义上，有人或许会说，三岛与让·热内很相似，但他比热内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有能力将这一重要的学术风格与栩栩如生的戏剧感结合起来。热内的人物在自恋迷雾中显得半遮面纱：对热内而言，普遍使用“我”的第一人称叙事，不仅仅是一个手段，相反，它恰恰是其思想的实质所在。相较之下，在三岛作品中，尽管表面看起来是自恋，但存在着一种对人物所具有的浓厚的、强烈的兴趣，这种兴趣完全超越了自我的界限。

不能说三岛笔下的人物不过是表现了他本人的各个方面而已，我们这样说福楼拜的时候也不过只是说出了一些真相而已，而这样说普鲁斯特的时候，说出的真相就更少了。相反，他对戏剧性场景的选择时常令人惊讶至极，人们几乎无法理解那个引导他实现这些场景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丰功伟绩。在当今欧洲，的确很少有作家能够创造《宴后》中令人感动的佳寿、《春雪》中的清，或者是四部曲中精力充沛的本田，看起来他似乎极为充分又非常敏感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生活的事实，几乎可以被当做托马斯·曼笔下的一个人物。

的确，三岛的人物刻画良莠不齐，他对女性人物的刻画时常比对男性人物的刻画更为成功；然而，在其最佳状态下，三岛能够带着远见和道德严肃性呈现独特的场景，这些值得被奉为经典。只是到了生命终点，当他对日本文化根源的迷恋使他走向了一种与其文学直觉相悖的自觉的东方主义时，三岛的文风才屈服于他稚嫩的自我展示，他也因此屡屡遭到指责。如果一个小说家不仅坚持将转世当成事实，而且当成是可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了表达某种纯粹的抽象观点，一次又一次地使他的主要主人公复活，那么，对他而言，死亡就不可能具有悲剧意义。因此，在四部曲的许多地方，三岛的悲剧方式似乎都只不过起到了一种装饰性作用，这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可惜的是，无论是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在《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中，还是约翰·奈森在《三岛由纪夫》中，都没有显示出多少对文学的兴趣。斯科特·斯托克斯先生确实在书中用一个部分专门讨论三岛的创作，但它只包含了站不住脚且又十分冗长乏味的总结。奈森先生似乎对文学就更不感兴趣了。所以，他在书中讨论《爱国主义》这个故事以及三岛对死亡的热爱所产生的其他具有轰动性的产物，就在所难免了。与斯科特·斯托克斯先生相似，他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假面的告白》里所提供的对三岛早年岁月进行解读的深刻见解。但这一兴趣就此戛然而止，而在许多人看来是三岛生活的粗俗表现癖的部分，被描述得仿佛他的文学忏悔也无法将其救赎；结果，作家一样东西也没留下，除了一个古怪可笑的举动，而对这个人而言，戏剧性就是他的全部。

年少的三岛

三岛的生命，像他坦率承认的那样，就在于上演自青少年时期就一直令他着迷的幻想，是对死亡、痛苦以及坚忍决心的尚武幻想。传记作家不可能对这种表现癖和病态的自恋之间的古怪结合无动于衷，而且，因为三岛生活在公众瞩目之下，并尽力不去隐藏自己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那个让人羡慕的一小部分——他的婚姻——在婚姻中，他竭力表现出一种不稳定的正常状态，这些都让这种结合更容易激起兴趣。因此，奈森先生采用了一种传统的方式去解读三岛，将其创作、爱国主义、对武士道精神的热爱、对各种形式的美的忠诚，以及他最后的自杀，看成一个单一的情欲冲动的几个方面，就不难理解了。作为结果，这本书不加渲染，言辞审慎，并对三岛思想的独特特点留下了一些印象。但不论是奈森先生，还是斯科特·斯托克斯先生，都似乎对三岛没有什么同情之心。他的思想只是在轶事中揭示出来，而且两位对这些思想的讲述，就仿佛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真的相信它们一样。

斯科特·斯托克斯先生对三岛最后行为的阐释，确实是一部目光短浅的平庸之作，它之所以没让人感到震惊，只是因为许多页的庸俗新闻报道已经让人对此做好了准备。他的猜测是：森田，三岛私人武装里那个健壮的、年轻的第二指挥，实际上是三岛的情人，而两人同时自杀，实际上只是情人之间的约定，是曾经在日本风靡一时的一种约定。斯科特·斯托克斯先生是《泰晤士报》驻日本的记者，而且，据他所说，也是三岛的朋友（而按照奈森先生的描述，三岛没有能力建立真正的朋友关系）。如果你对逸闻趣事感兴趣，他的书可能比奈森先生的书更有用一点点。如果对斯科特·斯托克斯先生本人感兴趣，也或许有作用，因为叙述实际上具有高度的自我中心性。奈森先生提供了一种让人更少痛苦的方式去了解相关细节，以及对三岛活动的解释，至少能被称为某种朴实的常识。他的书很短，文笔也不错，而且切中要害，鉴于现在很少有文学传记具有这些特征，这些优点更值得被尊重。

这两部传记中呈现的三岛，都是一个具有受虐倾向的花花公子形象，他生活于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被任何自然情感所救赎的幻想世界里。这一形象无疑反映了事实。然而，在自己的写作中，三岛激烈地反对幻想的“腐蚀性”影响，而且，他设想自己的最终自杀，是一个能够使他重新回到行动世界的一个举动。

虽然三岛憎恨他所看到的现代日本的陈腐与堕落，虽然他承认自己的现实感已同所有传统价值观一起被消解了，但他无法放弃这样一个希望，即他的肉体至少能被转变成一种积极的力量，即使他的精神拒绝追随。因此，他把一种特殊的任务强加于自己的肉体之上。在一个没有武士的世界里，肉体要扮演武士的理想。但一个武士需要对手，当下所具有的即刻性以及客观世界的完整感，三岛认为，只有在决斗的瞬间才能降临。在寻找对手的过程中，三岛尝试了许多虚构的敌手——政治左派、知识界、文学本身——但他发现这些都已经被幻想过分侵蚀，无法充当有效的斗士。最终，似乎只有他自己的身体才具备充足的现实，值得一斗。“我对死亡，”他写道，“怀有一种浪漫的冲动，但与此同时，我需要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古典身体作为其工具。”通过举重和传统武术，三岛创造了他所认为的合适的身体，一个既可以作为最终决战的主体又可以作为最终决斗的客体的身体。

然而，他的行为需要一种戏剧性意义，而对三岛来说，戏剧是一种公共事件。他为自杀所做的准备，采用了半政治、半宗教的形式，展现他对传统日本的认同。三岛的言行代表了天皇崇拜，叫嚷着要捍卫传统文明的价值观；他甚至组建了一支私人武装，在某种假想的紧急时刻，专门负责保卫天皇。他就是以这种方式坚持不懈地在死亡事业——既是他自己本人的死亡，也是有关死亡的概念——中作战并改变信仰，因为他希望恢复国民的死亡意识，他认为这种意识是文化的必要前提之一。

这种复杂的观点，在自由正统派看来极为震惊，当然没有赢得许多皈依者。但是，比起对一个道德观念的戏剧呈现，转变信仰并不是三岛目的的重要部分。如果观者要理解最终的结局，精英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理想必须存在于他的思想中。从一开始，三岛的最后“行动”就具有明确的文学意义。

谴责三岛行为的，并不仅仅是当权的自由派。一位日本古典学家向戈尔·维达尔抱怨：“如此粗俗。切腹必须依照严格的、高雅的仪式，私下进行，而不是在一个将军的办公室里，而且还有十几个目击证人在场。但当然，三岛已经被完全西化了。”三岛的“英雄主义”并非他所希望的那样纯洁，而且，也没有表现出他最终摆脱了对幻觉的终生依恋。但是，他意图用这一行为所表明的许多意义都是真实的。没有一种死亡哲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文明，而任何纯粹的自由道德，也不可能容纳一个人对自我毁灭的想法在他身上所激起的那些情感。三岛的面具当然没有隐藏一个英雄，但是，面具被拿掉之后所呈现的，既不是一个傻子，也不是一个疯子。

《文化的政治及其他》

罗杰·斯克鲁顿 著

谷婷婷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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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所能提供的来证明自己渺小的证据中，没有比不相信伟人这条更可悲了。”——卡莱尔如此说道。他认为社会是建立在英雄崇拜的基础之上的。假如他的观点正确，那么，看起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英雄来实现对一个外国民族精神的全面认知，就像我们能通过研究实际行为来实现这一目的一样。了解英雄，就是要了解一种独特的人类行为的理想；就是要洞悉公认的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道德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社会成员实现自己的抱负。有关英雄所具有的文化意义的某些观点在伊万·莫里斯的新书中有所暗示，该书以关联松散的章节顺序，详细叙述了日本“失败的英雄”的故事——依据莫里斯的观点，这一阶层已在日本大众意识中确立为所有道德高尚之人的类型。莫里斯认为，与西方英雄不同，日本英雄具有某种失败的才能，而他之所以备受尊崇和热爱，也恰恰是因为他能带着一种对目的的坚定诚意和对自己决心所带来的实质性后果所持有的深刻鄙夷来面对失败。

在西方思想和文学中（如果我们接受莫里斯教授在此问题上的观点），英雄概念与成功行动的观念息息相关：西方英雄要么直接获得成功，要么通过牺牲自己，使其他人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他被打败，那么，他不是被必然性而是被偶然性打败，而他的事业在他倒下时则继续获得胜利，正像是罗兰的事业在查理曼的报复中获胜一样。日本英雄，在承认失败时，甘心拥抱死亡，他这样做的目的不是推动自己的事业发展。而且，也不是像基督徒殉难者那样，“见证”那些通过牺牲行为而变得更具说服力的真理。事实上，将英雄的最后行动描述为“牺牲”是完全错误的：除了自身之外，英雄不为其他任何事物献出生命。他的生命是由一种内在的必然性、一种无法继续下去的感觉而终结，而如果有一个英雄一直为之战斗的“事业”，他死亡的目的不是要有助于这个事业的完成，而是要让它显现。正因如此，当失败降临到他们的国家之时，上次大战中的神风队战士认为毁灭自己是恰当的行为，以便展现他们观念的“纯洁”以及与将他们束缚起来的忠诚所具有的强制性。他们的行为绝非产生于任何一种“盘算”，而且，也只是在一种模糊的意义上，他们才是试图通过自己的行为“效忠”天皇。即使是基督教领导人天草四郎的死亡，也是不在意成功与否，而他之所以广受欢迎，也归因于某种令人辛酸的无效行动，正是这种无效行动，标志着他是本民族的真正一员。

莫里斯教授展示了勇士王子和儒学革命者的肖像，也展示了忠诚的家臣和追求权势者的肖像，并且试图展现，只有在失败背景下，他们每个人才获得了自己的英雄地位。物哀——最终会死的生物的哀伤——正是英雄要去揭示的任务，因此，失败是他获得道德意义的必要手段。然而，虽然失败是必须的，但并不是足够的。日本英雄还存在另外一个或许是更有趣的方面：他必须拥有正确死亡的能力，一种既是道德教育的符号又是精神魅力的展现的能力。虽然基督徒殉道者渴望死亡，但并不会促成它发生，日本英雄会促使死亡发生，尽管他并不渴望死亡。切腹行为唤醒了所有身体对肉体伤害的本能反感，象征着对生存的基本渴望与胜利的死亡意志之间的这种冲突。

部分就是为了对使这一行为可理解的观点进行解释和辩护，伊万·莫里斯才写了这本书。它是献给公开维护自杀的价值并且也实施了自杀行为的三岛，假如日本的贵族理想在太平洋战争这一灾难中更加完整地保存下来的话，这种情况原本不会引起任何震惊或反对。

《三岛由纪夫：一个男人的死亡》

如莫里斯的叙述所清楚显示的那样，促使三岛自杀的思想遵循了一种古老的模式。通常，日本英雄与自己的时代格格不入，精神上是传统主义者，忠于天皇，时常是一位急于引导自己的同胞意识到他们的道德弱点的学者和文人。假如，三岛没有成功变成悲剧，这或许是因为他所想要取得的成功界定错误，而且离任何可能的现实太遥远，因此他的“失败”，一旦降临，就具有某些刻意的、事先设计好的方面。成为一个失败并不容易，它需要技巧和判断，以及那种高尚的观念，它是取得完全成功的人无法企及的。

在这个煞费苦心重建失败的日本英雄的生活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莫里斯教授帮了三岛的忙。他也创作了一部充满趣味的、学术性的著作，那些对日本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都会饶有兴致地阅读这本书。如果说这本书有缺陷的话，那么，这个缺陷就是作者太过于关注叙述，而没有充分重视思想。更具有哲学性的处理方式，或许能更明确地将日本英雄与西方英雄区分开来。事实上，两者之间的比较还不完全。此外，莫里斯只考虑日本真实的英雄；要是发现有对文学英雄，以及我们在流行戏剧和近松的传奇剧（举例来说）中所发现的有关失败概念的一些讨论，将会很有趣。

这些推测，可能会让莫里斯教授对一些动机进行更加令人信服的刻画。只强调一些目的的“真诚”，仿佛这一个方面就能提供对其思想状态的描述，无疑是不够的。将自己切腹，仅仅是为了展示自己既不是一个冒名顶替者，也不是一个骗子，这是不必要的。

当武士研究学者大道寺友山（莫里斯教授常常提到他有关武士道的书）写道“一个人死亡的方法能够确证他的整个一生”时，他当然意在推荐正确的死亡方法，这种方法不是作为诚意的证明，而是作为一个证据，证明一个人将一种真正的价值附加于死亡和痛苦之上，既不夸大也不低估它们所具有的重要性。实际上，人们在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中，发现了某种类似尼采试图推荐作为所有真正（即异端）道德基础的“适时死亡”（timely death）的概念。尼采认为，一个具有纯粹意志的人，一个完全与自己活动的弹力相符合，而不是与其相冲突的人，必须承认存在着一个死亡的恰当时间，在此之后，生命就不过是一种妥协。正是基于这种概念，查米恩临终时回答了凯撒的仆人对她的批评，声称她的行为十分得当，“配得上埃及国王后裔的称号”（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赞成勇气与追求荣誉之间存在必要关联，甚至是基督教英雄罗兰也表达了荷马式的对死亡的青睐，而不赞同忍辱偷生。塔西佗这样描写日耳曼部落：在战争中战败但幸存下来的男人常常会吊死自己，以终结他们遭受的耻辱，而且，我们从自己的莫尔登之战中也了解到，基督教并没有熄灭我们祖先死亡的果断意志，当荣誉和忠诚之契约需要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诚然，现代功利主义正统派发现很难接受这一观念。功利主义者试图用“利益”与“危害”、“愉快”与“厌恶”、“需求”与“损害”等诸如此类的概念来建立人类利益的观念。在这一观念下，要看到死亡如何不会是发生于一个人身上最糟糕的事情这一点，似乎很困难。所有伟大文明所共有的观念，即某种其他东西——比如，羞辱，或者侮辱——可能实际上比死亡更糟糕，这一点也变得无法理解。而实际上，现代欧洲人对日本的英雄行为的概念所感到的困惑，与他们对自己文明的整个历史中所必定感受到的困惑并无二致。

这样一来，如果我们要完全了解日本英雄所具有的独特特点，除了莫里斯如此完整地进行阐述的失败这一特殊才能外，我们应该更充分地描述西方英雄的动机，并且描述自杀是一种犯罪这一基督教观念，所造成的这种动机的变化——实际上，如果我们是但丁的追随者，自杀甚至是比谋杀更恶劣的罪行。将自杀行为变成犯罪，到底是什么思想状态被禁止了？真正地杀死自己和只是将自己置于（像罗兰一样）一种人们知道自己必然会死的境况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很微妙，但尽管如此，仍能表达出两种对待死亡十分不同的态度，以及对人是否对毁灭自己的肉身承担责任的两种不同观点。依据这些反思，我们不得不承认，莫里斯教授的书里提出了许多问题，但并没有给出答案，无论单个的传记如何令人钦佩，这本书无疑只能是其学术主题的开篇。

选摘自《文化的政治及其他》，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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