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的读法与写法
文学史研究在其历史进程中，会沉淀出一套范式，体现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以及表达方式等等层面。后继的研究者对这一套范式往往保持自觉，或顺承之，或变化之，各有自己的选择。宇文所安教授是美国著名汉学家，他在这本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自选集《华宴》（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版）中，便自觉地与这一套范式进行对话。书名《华宴》来自书中一篇文章的同名题目，从阅读体验看，这确是精神上的一席“华宴”，不仅带给我们知识上的积累，阅读上的乐趣，也带给我们视野上的拓展，思想上的启发。
“文献”和“史”是古代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层面。文献是文学史研究的资料来源，而史则是文学史知识叙述的样式。如何理解二者的性质，将对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产生深刻影响。选集的前两篇文章《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和《关于“文献学”》便是对这两个层面的审视，可以放在一起阅读。文中批评中国现有文学史研究和文献学研究往往过于迷恋文本、作者和历史背景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即不加思索地假定每一个文本都出自单一作家之手，都创作于某一具体日期，都具有可以被重构的语境或背景，甚至都有一个符合作者原意或原貌的“真本”。作者提出应该尊重文学史中许多文本面貌和作家形象是不断生成的事实（即“流动性”）。对这些生成过程的梳理，就是文学史写作中应该顾及的“史”，也就是“史中有史”中的后一个“史”。这一观念显然根源于抄本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理论。抄本文化强调古代文本（尤其是写本）的流动性和变异性，新历史主义则深入阐释了文本的历史性。《“三变”柳永与起舞的仁宗》一文可以视为这类观念的具体实践。文章从宋仁宗罢黜柳永的轶事切入，梳理这则轶事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变异版本。这些变异展现了柳永的形象如何从颂扬帝国升平的词人，一步步转变为讴歌花街柳巷生活的叛逆者。柳永反主流文化形象生成的过程中，一些佚名词作便因看起来很“符合”他的形象而被归到他名下。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柳永词集的面貌。这是柳永形象和词集面貌的生成史，也是古代文学史这个“大史”在叙述中应该包含的“小史”。
除了对文学史写法和文献学基本理念进行批判，提出研究范式层面上的新见之外，这本自选集中还提供了对于中国本土读者来说非常新颖的研究视角。虽然作者不一定具体提及什么文学理论，但其观照角度仍可见不同的理论背景。《快乐、拥有、命名：对北宋文化史的反思》在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对物质享受持道德批判的语境中，探讨宋人在商业文化兴盛的时代，如何看待快乐与拥有某物（如“万卷书”）或拥有某地（如“醉翁亭”）之间的关系。该文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探讨物质在人的快乐中的角色，超越了简单的道德批评，弥补了中国古代“快乐”研究中物之一极的缺失。《文本的物质性和文本中的物质世界》分析了中国古代诗歌书写中的物从作为标志或者象征的物转变为作为物质对象和财产的物。而保存这些描写的文本载体同时也具有物质性，存在可丢弃或遗失的可能。因此，该文不仅关注古人在文本中展现出的对待物的态度，也阐释了文本的物质性对文本存世的可能影响。《下江南：关于东晋平民的想象》具有浓厚的后殖民主义色彩，文章指出东晋时期从北方南下的贵族移民，需要一个想象性的南方平民文化世界，借以建构自身的文化完整性。而南方的民歌生产者（平民）也将贵族对他们的幻想和期待内化成对自己写作的期待，并体现在诗歌主题中。例如书写跨越阶层隔阂的贵族男子与平民女子之间的爱情，便是这种主题之一。吴歌西曲得以被保存下来，某种程度就在于它们能满足南下贵族建构自身文化完整性的需要。《华宴：十一世纪的性别与文体》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了词这种多由男性写作、而由女性表演的文体，并分析它与诗歌这种被视为男性空间的文体之间的复杂关系。词作为一种自我再现艺术，虽与诗所代表的主流精英文化背道而驰，但在社会道德文化压抑人性的宋代，词的写作和表演在不违背社会规范的同时，又能有效释放这些压抑，是士大夫平衡人生的一种有效方式。上述几篇文章均不同程度受益于西方文学理论，而如何将西方文学理论恰到好处地运用到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之中，这些讨论可以作为一种重要的参考。
作者不仅思考文学史和文本的性质，从多种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现象，而且还反思了文学文本的阅读方法。文学的语言属性和古代史的过去时间属性，让文本阅读成为理解古代文学的基本途径，因此阅读方法某种程度也属于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从历史上积累下来的阅读习惯、理解方式以及文学“常识”和信念，都可能剥夺我们对文本的敏感性，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和观点。文本细读便是抵御这种麻木的法门之一。细读是指对文本进行深度分析，具体操作方法不胜枚举，例如留意文本内部强烈的情感、幽默、不和谐的回声、奇怪的转折、不同句段之间的关系，等等。作者运用这些方法对大量文本进行剖析，其中不乏一些在文学史上不见经传的作品，但即使在分析习见的名家名作时，作者也往往能读出新意，提出新解。以《说烟：幻想的借代》一文为例，作者在分析杜牧《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首名作时，便注意到了四句诗中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的转折对比关系，并借用了刘勰“秀/隐”的概念，认为诗中年复一年到来的春天是“秀”，是鲜艳，代表了自然，象征着永恒，而寺庙是“隐”，是残败，代表了人类历史，寓意了衰亡。这一解读挖掘出了该诗的张力结构，令人耳目一新。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提出的基于历史想象力的细读方法，即立足于常识和历史语境去剖析文本，做出提问，然后小心求解。《学会惊讶：对王维〈辋川集〉的重新思考》便运用这种方法达到对《辋川集》的新解。作者先在想象中重构《辋川集》字词的历史语境，进而将这些诗篇放在由前代和当时的文本所构成的语境中进行分析，最终总结出《辋川集》的两个基本主题：村俗性和神性，前者体现于组诗题目中的“坳”“沜”“柴”“垞”等京城士大夫群体所不熟知的地方性语汇中，后者是指《华子冈》《斤竹岭》《文杏馆》等诗的文本内容或文化语境所蕴含的神仙色彩。而在传统诗歌中，隐士有时以农夫的形象现身，有时又飘然高举，貌若神仙，这种一体两面的隐士形象，正是村俗性与神性这两种主题的连接。这种基于文本细读的学术研究，不像以理论套材料那样由外而内地制造问题以供探讨，而是由内而外地发现问题并进而剖判问题，即使在解释问题时引入理论视角，也不会给人生搬硬套之感。通过细读来达到对“常识性”信念和知识的质疑，一方面继承了英美“新批评”的细读传统，另一方面又契合了后现代主义的怀疑精神。
阅读这本小书，还不能忽略文章的写作风格。它并非一般的形式谨严的学术论文，而更像结构自由的散文。这种散文化写作方式，若以中国本土的论文标准来衡量，恐怕不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但却比许多论文更直抵学术的核心：丰富或深化人们对文学史的理解。民国时期学者的不少文章，虽也不符合现在论文的规范，但却不仅极大地推动了文学史的研究，而且时至今日仍是后学乐于阅读的著论。
总而言之，宇文教授既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又对中国文学文本知根知底，加之散文化的行文风格，三者的结合使全书读起来，既新颖，又不生硬，既深入，又不玄乎。而在别出新意的分析视角之外，作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精神，也具有示范意义。《华宴》一书所选文章发表于1996~2017这二十来年间，它不仅是作者学术历程的某种见证，也体现了学术风会的某些变化，正如本选集所属丛书的主编张宏生教授论海外汉学时说：“以文学领域的研究而言，从注重文本的细读分析，到进入特定语境来研究文本，进而追求多学科的交叉来思考文本的价值，就带有不同历史时期的痕迹。”（《“海外汉学研究新视野丛书”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