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读者的女性
女性经历要想彰显自我，能通过另外的阅读和写作途径吗？
英美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之一伊莱恩·肖瓦尔特认为，当前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困境不仅仅是找到“一套严格的定义和恰当的术语”的问题，也不是“在争论不休中建立理论体系”的问题。它源自我们自身意识的分裂，源自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裂痕。
发展女性主义文学艺术理论时，上述的困难似乎叫人寸步难行，因为女性主义理论的特点并不能靠解除女性学者身上的束缚而发现，虽然为了揭示真正的差异，这也是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因为“女性主义批评不可能老是穿着男性给的不伦不类的旧衣服四处活动”。
经历不等于感情，对于把女性等同于非理性的思想，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抗议，就像我们在19世纪曾做过的一样。但我们也必须承认那些最需要我们提出的问题远非科学所能解答。
我们必须在历史、人类学、心理学以及我们自身中寻找女性发出的受到压制的信息，而后我们才能找到那些未被述说的女性经历到底在哪里。
作为读者的女性
为了举例说明女性主义批评家如何阅读文本，伊莱恩·肖瓦尔特引用了欧文·豪对托马斯·哈代《卡斯特桥市长》开篇场景的解读：“小说伊始便是那幕著名的景象，酩酊大醉的迈克·亨查德在乡间集市上以五个几尼的价钱卖掉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肖瓦尔特大段引用了欧文·豪的解读，目的就是要指出男性阅读的显著特征。
电影《卡斯特桥市长》剧照
欧文·豪写道：“摆脱妻子的束缚；遗弃萎靡的糟糠之妻，连同她无声的抱怨和令人无法忍受的消极；并不靠暗中抛弃而逃离她，而是公开把她的身体卖给陌生人，就像市场上出售马匹一样；于是仅凭着不分是非的任性之举，从生活中再得到一次机会。”肖瓦尔特认为一个女性“则会对这一幕有不同的体验”。苏珊·亨查德并不意气消沉，怨天尤人，也不消极被动，就这一点而言，男性批评家的想象扭曲了文本。
此外，欧文·豪似乎还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亨查德不仅卖了妻子也卖了孩子，而这个孩子只会是女儿。父权社会不会轻易卖儿子的，可女儿都要被卖掉，或迟或早罢了”，她们嫁人就等于送人。在肖瓦尔特看来，欧文·豪还掩饰了一个事实，即哈代把亨查德塑造成了一个“自居的‘厌女者’，一个充其量只对女性怀有一种‘傲慢的同情’的男人”，然而这个人在自己的男性外表被瓦解、丢掉了市长的徽记、丧失了主人的权威和父亲的权利后变得“卑躬屈膝，气势全无”。
女性主义阅读必须是双重的
这是对父权观点的一种解构主义阅读，它标志着女性主义批评中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即揭示并谴责大量男性批评理论中含有的阳具理性中心主义观念。但是，肖瓦尔特也很清楚这种解构主义阅读暗含的陷阱。由于解构主义在揭示某处隐藏的假设时也容易陷入该处的泥潭，她坚持认为在对哈代小说的“这一类分析”中“女性主义批评的问题之一就是把男性当成了中心。如果我们研究女性的刻板形象、男性批评家的性别歧视以及女性在文学史上所扮演的受压迫形象，那么我们研究的并不是女性所感受和体验到的，而是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做到的”。
《怎样做理论》
（德）沃尔夫冈·伊瑟尔 著
朱刚 谷婷婷 潘玉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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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女性主义阅读必须是双重的。它既要摧毁阳具理性中心主义式的阅读，又要寻找女性主义阅读能够突显的事物，这可以总结为：“哈代在《卡斯特桥市长》中塑造的女性人物和他在其他小说中塑造的一样，都是被压抑的男性自我的投射，有几分理想化，也有些忧郁。”对男性批评和哈代小说的这种双重分析反映出的正是女性主义诗学在竭力表达女性真实体验时遇到的困难。
乔纳森·卡勒曾准确断言，这即是女性阅读必然会碰到的问题：“呼吁回到读者的亲身感受，这有利于替换或除去男性批评的概念体系或程序，但是‘感受’总是具有多重的、表里不一的特征：它总是已经发生过，但还有待制造——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参照点，但又不容易找到。”
“真实的”奥菲丽亚并不存在
在《展现奥菲丽亚》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里，肖沃特试图应对女性主义阅读中出现的这种挑战。她纵览了迄今为止过去四个世纪里对奥菲丽亚的各种再现，奥菲丽亚在其中成为一种示范，表现为从堕落的女人到心理学研究的各种特定对象等各种形象，反映出各时期的主导意识形态。“可是从70年代起，”肖瓦尔特写道，“我们有了一套女性主义话语，把奥菲丽亚的疯狂全新地解释为抗议和反判。
在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眼里，这个疯女人是一个女英雄，她勇于反抗家庭，反抗社会秩序；这个拒绝使用父权秩序语言、另有其他表达方式的歇斯底里症患者其实是一个姐妹。”不过，这句评论不仅是直截了当的论断，它是肖瓦尔特对相关语境进行审读后得出的结论。她于是提出，
正是不同的历史渊源造就了经历的多样性，这种多样的经历来自女性对一直遭受的束缚做出的各种反应。不过与此同时，“立体的”奥菲丽亚也表明这种经历因人而异，这恰恰是批评话语所难以涵盖的。
本文节选自《怎样做理论》
选文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