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拉尼奥 | 他不停地与整个世界对抗

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通常都缘于日积月累的平淡、意外抑或随意。死亡如此。访谈也不过如此。

罗贝托·波拉尼奥，智利诗人、小说家，当代西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一生的经历浪漫文艺，极具风格化：流浪、早逝，皆为波拉尼奥的神话塑造了层层光晕。他的作品《2666》《荒野侦探》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股“波拉尼奥热”，从拉美到英语世界，人人都爱波拉尼奥。

《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来自那些波拉尼奥真正的朋友们。

他们可以和波拉尼奥促膝长谈、心心相映。我们跟随他们的视角追忆波拉尼奥——它是断片的、忧郁的、零星的，由很多人的口述与回忆叠加而成，涉及波拉尼奥的写作、流亡、爱情、童年、死亡，以及政治、拉美文学圈等方方面面。

波拉尼奥最大的悲哀，并不是他已经走了，而是他如此深刻地热爱生活。

波拉尼奥的悲哀是加倍的。这份悲哀不仅是他的，也是我们自己的，以及无数陌生人的。

在这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世界，我们一定会经常念叨，念叨很多很多次，“波拉尼奥在这儿就好了”。他却不在了。

母亲的哮喘

1968年，波拉尼奥15岁时，因为他的母亲维多利亚患了哮喘身体欠佳，他们一家来到了墨西哥。“在墨西哥一位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决定让维多利亚在墨西哥当地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因此我和两个孩子留在智利，她去了墨西哥，几个月后，她身体好转了些，于是回了智利。说真的，我那时满脑子都想骂人，真想大声说脏话。我们要付机票、酒店和治疗的费用，但最后一点儿作用都没有，维多利亚回来后的第二年，她的支气管毛病又复发了。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如果维多利亚一直去墨西哥做康复，而我们长期留在智利，异地会导致孩子们一定意义上失去母亲。于是我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决定搬到墨西哥城居住。当时罗贝托15岁。之后的几年，我们四个都住在一起，直到我和他妈妈分开。我带着罗贝托，而她则带着我们的小女儿去了西班牙。”

搬到墨西哥的头几年，他们全家和维多利亚在墨西哥城进修学习的几位朋友一起合租。之后，这几位朋友租了那不勒斯区的一栋房子，那里对还在找工作的莱昂来说，实在是“贵到离谱”。

最终，一家人租住在瓜达卢佩特佩亚克区萨穆埃尔大街27号的一栋三层楼的房子里。

波拉尼奥似乎对那栋房子已经没有太多的记忆。当时青春期的罗贝托几乎得了边缘性恐旷症，他的朋友、智利诗人海梅·克萨达回忆说，在墨西哥的头几年里，波拉尼奥总是宅在家里，躺在床上抽烟、写作，海梅当时受维多利亚·阿瓦洛斯的邀请与他们一家同住过一年。

《波拉尼奥的肖像：口述与访谈》

（阿根廷）莫妮卡·马里斯坦 著

鹿秀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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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贝托死后，克萨达写了一本书，名为《成为波拉尼奥前的波拉尼奥》，里面讲述了波拉尼奥的很多故事，其中一个，既简洁又生动地描述了我们这位成年后在世界享有盛名的作家年少时的样子：“那时，他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七三军事政变之前，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跟随父母从智利来到这里，他当时已经放弃了系统的中学教育，没日没夜地在家里阅读、阅读，从卡夫卡到艾略特，从普鲁斯特到乔伊斯，从博尔赫斯到帕斯，从科塔萨尔到加西亚·马尔克斯，阅读的同时，不停地抽烟、喝茶，不停地与自己或是和他人（包括我）置气，不停地与整个世界对抗，然而他的怒气与他苍白的面孔、光洁的下巴，还有智慧而早熟的眼神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说，罗贝托有点像雅各布·瓦瑟曼小说里的主人公卡斯帕尔·豪泽尔，他从不离开卧室、客厅或是餐厅，除非是为了去上厕所，或是为了大声地评论正在读的一段文章，高谈阔论时还不忘拉扯他一头浓密的头发。还有一种可能，为了耐心地陪伴着我去街角的饮料店——他这个人时而耐心，时而急躁——我会喝杯啤酒，而他呢，总是点番石榴沙冰。”

1970年代，瓜达卢佩特佩亚克是工人阶级的聚集区，当然，现在仍然如此。街边有很多卖塔可和墨西哥粽子的小店，还有些站着叫卖的集市小贩，和现如今每周二在埃塞基埃尔街卖二手衣服的商贩很类似。

当时的墨西哥城被两派截然不同的活动所割据，一边是1968年血腥的学生示威抗议，另一边则是举办奥运会的欢乐氛围。波拉尼奥虽然是个书虫，却依然能看到这座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地下涌动的肮脏的暗流。那是一番与地表日渐高耸的墨西哥城不一样的场景。想必他一定来来回回往返于卡尔萨达瓜达卢佩和德罗斯密斯特里奥斯两条大街，在这里既可以看到水豚又可以目睹朝拜圣女瓜达卢佩最虔诚的圣徒，同时还能看到经过中心二街通往瓜达卢佩圣母堂的行人们的鲜活人生。

1968年发生的事件离波拉尼奥都不远：奥林匹克的大火仅仅距波拉尼奥家几个街区而已。10月2日墨西哥政府对学生和平民的屠杀，也就是特拉特洛尔科事件，也发生在离他家几步之遥的地方。即便是波拉尼奥这样不羁的人，为了寻找心中最完美的词句，整日只沉迷于烟草而在家里游荡，都受到了当时的社会动荡带来的影响。

否则波拉尼奥是从哪里汲取灵感，创造了小说《护身符》里压抑不已的氛围。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位乌拉圭女诗人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的故事，她在军事镇压期间将自己关在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洗手间里，这正是当时社会错综复杂状况的写照。

在谈论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社会出身时，很少有人提及他的工人阶级家庭。在拉丁美洲，工人阶级家庭并不总是意味着贫困家庭，这两个概念还是大有区别的。博洛萨提到的熨烫过的衣物就是工人阶级想要自证实力的标志：对于那些决心要奋斗要成功的家庭来说，保持整洁是属于他们的尊贵的盾牌。

为了让他的孩子们能够不缺衣少食，父亲莱昂·波拉尼奥一生都在努力奋斗。实际上，罗贝托在经济上向来是依靠着父亲的，他过了二十岁仍是这样。而他们父子间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沉默也正是由波拉尼奥在欧洲还向父亲伸手导致的，“给我点钱，就当是给我的遗产吧”。

“这让我非常恼怒，什么叫‘就当遗产’？我还活得好好的。”年迈的莱昂·波拉尼奥怎么也想不通儿子的这番无理的言论。

拉丁美洲中产阶级的兴衰成败通常决定了他们自己国家的政治命运。而没有经历过中产阶级种种变迁的波拉尼奥像极了一个被宠坏的孩子，一个完全不被社会规则束缚的少年。

和某些贵族家庭或者传统的上层阶级家庭情况一样，不少底层阶级家庭也认同自己的孩子应当遵守基本的道德价值观，但对他们履行一些基本社会公约方面没什么大的要求。这些家庭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这正好也是底层阶级和上层阶级不谋而合的地方：父母们都为自己的孩子提供了自由的环境，培养并鼓励他们自小就开始追寻自己的命运。罗贝托当然也是这样的情况。

罗贝托在书中找到了自己的命运，并全身心投入其中。这听起来似乎浪漫得让人无法置信，却是不争的事实。就像他作品中反映的一样，波拉尼奥拥有了在小说中建立真实世界的巨大能力。他无须踏上华雷斯抑或蒂华纳的土地，便能描绘出墨西哥北部土地的样貌。即便在墨西哥只住了7年，而且之后再也不想回到那里，他还是将这块土地的面纱一层层揭开，示之于众。能做到这些的，除了波拉尼奥，还能有谁？自童年起，他就啃食着大量的书籍，从中汲取各种生活、写作的方法和意义，也是在书籍中，他自诩为一位文学人物，在虚构的领域徜徉，尤为喜欢以英雄的身份进入，却以牺牲者的身份离开。

波拉尼奥的父亲回忆说：“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书。到了晚上，他拾起自己东西，走到饭厅，开始打字。过了一会，他站起来转几圈，然后又回到打字机旁，对，他还抽烟。抽得特别凶！”

海梅·克萨达讲的一段故事，描绘了一位全神贯注、潜心写作的少年的生动形象，和所有年轻的读者们类似：自怜，常常盯着镜子观察自己，寻找苍白的面孔后那不被理解的灵魂和他对真实世界的狭隘看法。

罗贝托18岁时认为自己是摇滚歌曲中的角色，他跟朋友说：“这首歌就是我的写照……你看，它是关于一个男孩的。这个男孩几乎整夜无法入眠，有一次，他告诉父亲：‘爸爸，我睡不着。’爸爸突然想起一张藏在桌子里的照片。于是他把它拿出来递给了儿子。照片上是一个裸体的女人。男孩反复看着这张带有性暗示的照片，非常兴奋，于是自慰了起来。之后，他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他跟爸爸说：‘能把照片里的女孩介绍给我吗？’父亲却说：‘你要知道，她四十年前就死了！’这段摇滚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多么绝妙的摇滚啊，太真实了！”

波拉尼奥指的是《莉莉的照片》这首歌，1967年由英国谁人乐队创作，团长彼得·汤森作词。彼得在力奇·路斯比的《歌词》一书中解释说：“歌词的灵感来自一张我女朋友挂在墙上的1920年的海报，海报里是老喜剧明星莉莉·贝里斯，边上不知是谁写下了一句：‘这儿还有一张莉莉的照片，我希望我是唯一拥有它的人。’”

罗贝托将自己平凡的少年生活与摇滚歌词里的人物进行比较，并将自己描绘成虚构世界中的文学人物，这点我们从他给朋友们写的信中就可以看出。波拉尼奥的第一位出版商，美国人胡安·帕斯科在纪录片《未来的战役》中将这些信件描述为“文学作品，而非私人信件，实际上，波拉尼奥并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当时的他自己。他是在属于自己的舞台上创作，也是为未来在书写现在”。

“胡安，你得在家嗨起来，带着疯狂的流氓无产者在家里嗨起来。‘在书籍击破你的灵魂之前，记得先撕毁它们。’这是矛盾的真理，也适用于赫尔曼·戈林和切·格瓦拉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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