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叶无个人瞧
《桃花扇》的最后一出是《馀韵》。这一出是整部剧本的点睛之笔，好句子太多，目不暇接，比如：
这几句是写在秦淮窗寮上的所见所感，思绪跳荡，“新红叶无个人瞧”所指的，应该就是栖霞山的枫叶。在明末清初，张瑶星很有知名度，在南京更有影响力。《桃花扇》故事闻名遐迩，扩大了栖霞山及其红叶的知名度。《桃花扇》中的女主角李香君，后来在栖霞山出家，死后据说也埋在栖霞山，其墓在今山巅桃花涧景点一侧。
年复一年，每当霜露既降，人们就开始关注山中枫叶的消息，相互打听。栖霞赏枫的习俗，也许是从《桃花扇》开始的吧。有了名家的示范，有了经典的吟味，有了桃花的映衬，栖霞山的红叶，自然越来越红。
岩壑栖霞
南京的寺庙中，栖霞寺是比较晚出的，它到南齐才出现，不过后来居上，影响越来越大，今天香火依然很旺盛。每年秋天，霜露既降，木叶染丹，一批批游人蜂拥而至，拜过佛，看过石窟雕像，便上山观赏红枫，人多的时候，满山都是看红叶的，笑语喧哗，简直无法想象当年这处隐逸之地的清寂。
栖霞山最初叫作摄山，山上也并没有寺。山上有寺，并成了一座名寺，要从明征君谈起。明征君的大名叫明僧绍，是南朝宋、齐之间的一位高士，约在五世纪后半叶。明家是齐郡士族，在刘宋末年才由北方渡江南下，属于南渡比较晚的侨姓士族。如今，栖霞寺门右侧还竖立着一块《明征君碑》，这是唐高宗上元三年（676）的古董，距今一千三百多年。碑亭四周用玻璃围护，常年铁锁封闭，即使好古之士，也不能近前扪碑而读，可远观而不可近玩焉。碑文出自唐高宗李治之手，俪辞丽句，属于当时最流行的骈文。书写者是当时著名书家高正臣，此碑书体近于怀仁集《圣教序》，也是当时流行的书体。撰文和书碑者规格如此之高，对于当时的栖霞寺，对于当时已成古人一百多年的明僧绍，无疑都是一种恩遇。这荣宠的降临，是因为明僧绍的第六代孙明崇俨。崇俨精通神道方伎之术，善于装神弄鬼，驱役魂灵，很受高宗宠信，仪凤二年（677），“特令入阁供奉”。高宗答应他的请求，为明僧绍写了这篇碑文。碑文洋洋洒洒，一般人都没有耐心通篇细读，所以，从《旧唐书》的《明崇俨传》开始，就把碑中的明征君误认作明僧绍之子明山宾。甚至后来的金石学著作，从宋代赵明诚《金石录》到清代朱彝尊《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也都以讹传讹，信以为真。明山宾历仕齐、梁两朝，位望通显，是昭明太子眼前的红人，根本不是什么“征君”。
明僧绍是齐郡平原（今属山东省）人。明氏的始祖，相传是春秋时代秦国大夫百里奚之子孟明，后代以名为姓，明僧绍就是他们的后裔。僧绍出身于官宦之家，祖先仕晋、宋二朝。大概是个性的关系，明僧绍从小就对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早熟的悟性，至于功名富贵，却无心追逐，一生禀志不移。宋、齐两个朝代至少六次征召明僧绍出山，委以散骑侍郎、国子博士等要职，他都以各种理由或借口婉言辞谢了。这样，他的声名越来越大，成了当时最有名的隐者高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征君。
南朝很多隐士对山水泉石情有独钟，枕石漱流，是他们高自标置的风流做派。明僧绍也不例外。他选择的隐居修炼之地，都是有泉石佳胜的山水胜地。最初，他栖身山东青岛的崂山，接下来遁迹江苏连云港的掩榆山，最后才隐居摄山。这几处都是风景秀丽的所在，共同的特点是水石并胜。明僧绍优游其间，“托岫疏阶，凭林结栋”，“情亲鱼鸟，志狎烟霞”。他所到之处，以学行德业相号召，从者云集。关于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力，碑文中记了几段轶事，都颇有传奇性。例如据说他在崂山隐遁的时候，聚徒讲学，“横经者四集，请益者千余”，居然感动了周边的盗贼，纷纷“望境归仁，共结盟誓之言，不犯征君之界”。刘宋泰始二年（466），青冀两州被北魏大军攻占，僧绍被迫南迁。当时，他的弟弟明庆符是青州刺史，这个青州实际上是东晋南朝所设的侨郡，治所在今连云港市东云台山一带。由于缺少粮食，僧绍只好跟随庆符来到连云港，在掩榆山上修筑了一座栖云精舍住下来，“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刻意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这时正当刘宋末年，处于齐高帝萧道成篡位的前夜。为了笼络明氏家族，萧道成两次征召僧绍出山。崔祖思去接替明庆符青州刺史职务的时候，萧道成专门写信给崔祖思，让他暗示明庆符，要庆符离任时顺便带僧绍一同晋京，他会好好重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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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士族中，明氏家族虽然南渡较晚，却很快在南朝的政治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刘宋到萧齐间，当到刺史的就有六人，显然是值得重视的一股政治势力。当此新朝肇建之时，齐高帝迫切需要明僧绍这样既有士族背景又有山林声望的高士，来装点廊庙，粉饰太平。秋风乍起，天气渐凉，他想趁这时候安排一场讲经，专门请明僧绍来。这一类飘扬着学术文化的彩旗的政治论坛上，如果能出现山林高逸的身影，当然能引起大众的艳羡和欢呼。齐高帝以竹根如意、笋箨冠等相赠，情意殷勤，也显示自己礼贤下士的风度，不料还是被拒绝了。既然如此，也就不必勉强了，他只好很宽容地笑笑，表示自己能够理解。这就更抬高了明僧绍的身价，也扩大了他的名声。
齐高帝建元二年（480），明僧绍终于随其弟来到了南朝首都建康，皇帝不免有点喜出望外。可惜明僧绍到京城只是路过，旋即闪开，避居首都东北方向的摄山。这座山的形状像一把（伞），所以，当地人把它叫作山。山上又盛产药草，利于摄生，所以又得名摄山，隐遁之士在此摄养延年再好不过。东晋以前，摄山还没怎么开发。三国时，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镇戍之坞”，东吴将军顾悌在此驻守。东晋以来，北方流民南渡的越来越多，在这里原有的江乘县境内，设了一个侨县安顿流民，叫琅琊郡临沂县。东晋末年，长于卜策、号称能预言吉凶的术士扈谦，曾在这里立宅，使这里成为道教发展的一个据点。
可惜的是，一场疫疠把这个据点彻底毁灭，也把道教的势力从这座山逼退了。明僧绍到来的时候，摄山还荒凉得很，他动手披荆斩棘，剪除杂草，疏浚水沟，修建了一所精舍，重新开始讲学，很快就在首善之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南朝之时，摄山林密山深，时常有猛虎出没，明僧绍来了之后，摄山附近人烟渐渐多了起来，猛虎也就随之远遁。在碑文的叙述中，这被渲染成明征君“心不忤物，总万类以敷仁”的奇迹，当然也可以宣扬为佛教的胜利。
有一天，明僧绍专程前往钟山定林寺，拜候寺里的高僧释僧远，这属于正常的山林往来。没想到萧道成恰巧也到寺里，明僧绍仍然避而不见，双方不免尴尬。这以后，明僧绍入城的次数越来越少了。按照栖云精舍的思路，僧绍把自己在摄山的住处叫作栖霞精舍，这个名字很有诗意的精舍，从名和实两方面奠定了栖霞寺的基础。一位叫作僧辩的法师闻风景仰，也来到山里，与僧绍比邻而居，两个人渐渐成了莫逆之交。本来，明僧绍与佛教结缘就深，他有奉佛的家世背景，他的名字叫“僧绍”，早就与很多佛教徒有交往。表面上，他也自称“玄儒兼阐，道俗同归”，有意调和儒、道、释三教，做出三教兼综的姿态，这是很多南朝士人共同的思想倾向。他比较了佛教与道教，认为老庄“蔽”而佛理“通”，所以，他的思想实际上还是以佛教为主导。
不幸的是，僧辩法师不久就坐化于草创不久的寺庙里。他生前曾经发愿，要在栖霞岩上塑一尊佛像，但未能实现。明僧绍怀想故人，感而成梦，梦见一尊庄严的佛像坐在高高的山岩之上。他漫步于林亭山峦之间，仿佛听见“浮磬吟空，写圆音于帷树”，仿佛闻到“飞香散迥，腾宝气于炉峰”，还仿佛在岩际看见佛像的“真颜”栩栩如生。这种种“嘉征”，使明僧绍越来越相信，这是佛意，也是天意，他要承担起故人未竟的事业，开凿佛像。这时候，在中国北方，云冈石窟已经粗具规模，洛阳龙门石窟还没有开凿。僧辩、僧绍凿立佛像，显然受了北方的影响，栖霞山巨岩累累，也提供了客观条件。
永明二年（484），刚刚开始筹划“于岩壁造大尊仪”的明僧绍也离开了人世。其子明仲璋孺慕思深，尊重乃父的遗愿，将他的故居舍为佛寺，于是寺的规模得到初次扩展。当时的王公贵族，包括齐文惠太子、竟陵王萧子良等人，闻风而动，“咸舍净财，光隆慧业”，竞相在岩际开凿佛像。有一个沙门法度，“即此旧基，更兴新制，又造尊像十有余龛”。栖霞寺后来享誉一方的千佛岩开始引人注目。到了梁代，梁武帝率先佞佛，建康附近佛风尤炽，鸡鸣寺距宫门只有咫尺之遥，近水楼台先得月，受惠最多。栖霞寺也是佛寺中的热点。临川王萧宏任扬州刺史时，“以天监一十五载，造无量寿像一区，带地连光，合高五丈”，成为寺中最宏伟的一尊雕塑，至今犹存。梁朝以后，又陆续有新的雕造，前代雕造的洞窟内又有后人的题刻，千佛岩遂成为江南地区最集中也最密集、最重要的一个佛教雕塑群。
在陈代，栖霞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了。祯明元年（587）、二年（588），陈后主和他的尚书仆射江总、国子祭酒徐孝克等人，两次入山见慧布法师，并夜宿栖霞寺山房，留下了关于栖霞山的最早的一些吟咏。江总还写下了有名的《摄山栖霞寺碑》。后来的骚人墨客来到这里，或者寻幽探胜，或者谈玄论空，题咏留刻。这些都扩展了此山此寺的知名度，也增添了此山此寺在历史上的文化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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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初，栖霞寺经过大规模扩建，逐渐成为当时江南最大的佛寺和“天下四大丛林”之一。《明征君碑》的树立，无形中又为它增加了分量。南唐统治者也大兴佛教，在已被毁坏的隋代舍利木塔的基础上重建了一个雕刻精美的石塔。这座舍利石塔旁边的岩壁上，南唐著名学者和书法家徐铉、徐锴的题刻至今还依稀可见。栖霞山中峰修筑有乾隆行宫，乾隆皇帝下江南，先后五次驻跸于此。他十分赞赏此山的景色，誉之为“金陵第一明秀山”。从南唐到清朝，栖霞寺一直与政治中心保持不近不远的距离。
也许可以做一个比较。鸡鸣寺，梁代叫同泰寺，是梁武帝改元大同的时候修建的。梁武帝几乎没有一年不到同泰寺，还多次舍身施财，祈佛赐福。本来，同泰寺是靠政治权威树立起来的，梁武帝的垂顾，固然有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本身毕竟缺少高僧和灵异奇迹。它离政治中心太近，几乎每一次战乱兵燹，都不免遭到破坏，过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明代一些笔记说，明太祖朱元璋游鸡鸣寺，看到梵刹高瞰大内，视为心腹之患，想拆毁寺庙。幸亏铁冠道人未卜先知，事先通风报信，寺僧及时投诉辩白，才阻止了朱元璋的企图。而僻处远郊、偏离政治中心的栖霞寺，在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都刻录了更多的文化信息，终于超越鸡鸣寺，更超越其他许多早已灰飞烟灭的南朝寺院，成为南京地区最重要的佛教文化据点。这样看来，除了明僧绍，擅长神道鬼术的明崇俨，也应该在栖霞寺乃至在南京的历史上提上一笔。
人们都说：“天下名山僧占多。”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什么呢？对这些僧人，人们的态度究竟怎样，是充满羡慕，还是带些责备？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天下名山确有不少是名僧缔造的，“山不在高，有僧则名。”我们应该感谢他们。栖霞山也应该感谢他们。
本文节选自《旧时燕：文学之都的传奇》，有删改